茅文婷
1931年春，任弼時離滬來到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他在中央蘇區領導的干部工作扎實有效，體現出高度的組織才能和鮮明的個人特點，贏得了“布爾什維克組織家”美譽。
未到中央蘇區前是有毛右傾的觀念的，到蘇區后認為毛有獨特見解，有才干
任弼時到蘇區前不久即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但該會並未起到應有的積極作用，在反對立三路線的同時，參加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仍然在結論中強調“黨的危險主要是右傾，我們要集中力量反右傾”，為王明、博古等推行新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奠定了基礎。任弼時后來評價說，“四中全會以后的中央依然保存了立三路線時的那一套思想方法，‘左’的根子並沒有去掉”，“土地問題、勞動政策等”“都表現得很‘左’”。在軍事路線上，強攻大城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主義未得到徹底清算，為后來王明、博古“要擴大蘇區至中心城市”的“決戰論”埋下伏筆。
當時如毛澤東一般反對冒險行動的主張大多被斥責為“保守”“退卻”，甚至“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由於情況掌握得有限，加之曾在莫斯科留學，任弼時對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是尊重的。但他並沒有局限於對毛澤東已有的印象，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任弼時到蘇區不久，第二次反“圍剿”即拉開序幕。面對四倍於己的敵人，蘇區中央局和總前委內部就如何克敵制勝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意見認為，為保存實力，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若不能粉碎新的“圍剿”，可以考慮轉移，甚至可以到四川建立新的根據地﹔有的認為，可以“分兵退敵”，向粵北、湖南、閩西等地出擊，分散吸引敵人兵力。毛澤東詳細分析了敵軍的成分、特點，結合蘇區的地理、經濟、未來發展狀況等認為，要在根據地內打，而且要集中兵力打，並提出了明確的作戰思路。經過充分討論，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認可和貫徹。任弼時對此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一，在爭論陷入僵局時，他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同意擴大會議范圍，吸收各軍軍政負責人參加，再作討論。其二，在4月30日的東固敖上村的會議中，他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毛澤東后來就此談到：在當時，我們感覺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錯誤主張就不會那樣順利，甚至是相當困難的。
任弼時之所以“贊助”毛澤東，源於他在干部認知方面不拘泥於主觀看法，而是尊重事實，從實情需要出發。隨著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節節勝利，他對毛澤東在軍事指揮和事務領導方面的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新的評價。特別是在大軍壓境之際毛澤東善察敵情臨危不亂處事果斷指揮若定，使他認識到毛澤東的領導對蘇區建設的重要性。“未到中區前是有毛右傾的觀念的，到中區后認為有獨特見解，有才干”。
難能可貴的是，任弼時不僅主觀上改變了對毛澤東的看法，還落實到行動上“推毛為書記”。在他積極努力下，1931年5月24日，中央局作出以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統一領導作戰及戰區的地方工作的決定。不久，又向中央報告“中央局決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在具體政策方面，他支持毛澤東關於“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張。盡管這一路線被譏諷“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被以正統自居的教條主義者指責為“富農路線”，但在8月21日中央局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和10月31日蘇區中央局回復臨時中央的電報中都認可了這一點，“分配土地決定以人口為標准，隨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廣大群眾擁護。執行結果並不損害中農貧農的利益”。
任弼時從實際出發舉薦毛澤東，使得毛澤東正確的政治、軍事、經濟主張得以貫徹，保証了第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得到了群眾的支持，為蘇區的存在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在黨內“左”傾錯誤嚴重時能頂住壓力尊重實情認可並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是很不容易的。任弼時固此被博古等認為“執行中央路線不徹底，工作不合手”，將他調離中央局，派到湘贛省委工作。薄一波后來談到這段歷史時說：“弼時同志剛到蘇區，許多情況不了解，甚至有些誤解。不過弼時同志有一個長處，注重實事求是。這使他很快從實踐中認識了這種錯誤。在后來的工作中，他一直強調學習毛澤東、朱德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在全黨逐步認識並接受毛澤東為自己的領袖的過程中，黨的高層包括弼時同志在內的一部分覺悟較早的同志，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應隻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工作的檢查中來找根據
1930年底，贛西南蘇區因“AB”團肅反擴大化發生了“富田事變”。本來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是帶著實地調查的任務到蘇區的，但在他們赴蘇區途中的1931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根據遠東局的意見作出《關於富田事變決議案》，將事變錯誤定性為“是階級敵人以及它的斗爭機關AB團所准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要求“嚴厲的消滅AB團與一切反革命組織，一直使他們在蘇區內無法抬頭與進行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在中央“左”的指導方針下，中央蘇區反AB團斗爭一度愈演愈烈。
在肅反過程中，任弼時沒有聽信教條主義者的一面之詞，而是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保護了一批同志。在江西萬泰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因為“AB團”分子的口供被認為是“AB團”青年總團部負責人之一。主持此事的同志輕信了口供，決定將他逮捕。但任弼時在了解情況時發現，張有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連續被捕入獄卻沒有叛變的革命經歷，以后又在紅軍中工作，負傷后才被調出做青年工作。根據這些實際情況，加上謹慎的研究，任弼時認為“他不會是AB團的”並指出：“不應隻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工作的檢查中來找根據。”時任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少共中央局書記顧作霖到萬泰地區檢查工作。他從少共本身下層組織到上層的工作和少先隊工作兒童團工作及黨政各方面都作了調查了解，結果証明任弼時的判斷是正確的。
任弼時對干部的保護不僅體現在肅反中，對日常工作中動輒“上綱上線”批評干部、隨意給干部下結論的情況也很關注。在中央蘇區擔任報務員的曾三回憶，曾有位領導他的科長錯誤地以宗派主義的眼光批評他和其他兩位同志，引起了爭論。他把這事報告了任弼時。任弼時立即仔細問清了情況，並向各方面作了調查，恰當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可見，無論是肅反運動還是對干部的不當批評，他都是在調查研究、充分掌握情況的基礎上審慎地下結論。這樣的工作作風為不少被錯打、錯劃和受到錯誤批判的同志洗刷了冤屈。
為了保護干部，任弼時還明確提出：絕不要單獨相信口供，要反對肅反工作中的唯心論。這些原則后來也被寫入《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成為蘇區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冤案錯案的發生。
任弼時雖未能從根本上糾正肅反斗爭擴大化的錯誤，但在“左”傾路線已佔統治地位時，他還是根據調查研究的實際結果盡可能地進行抵制，使受冤屈的同志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勵。正如曾在湘贛蘇區擔任省委書記，同樣得益於任弼時保護的王首道評價的那樣：“任弼時同志不隻聽一面之詞，他廣泛進行調查研究，傾聽王震等許多忠實同志的意見，採取慎重的態度保護了一大批同志，在王明‘左’傾路線猖獗時他能基本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較客觀地處理問題，就這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已是很不容易了。”
任弼時保護的這些同志，后來大多在黨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張愛萍后來成長為杰出的軍隊將領，不僅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做出過重要貢獻，還在新中國成立后主持我國國防科技工作，為我國“兩彈一星”的研制和戰略核力量的建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曾三則實現了中央紅軍和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第一次無線電聯系，和其戰友一起開創了中國工農紅軍的無線電通信事業等。
1935年8月，紅二、六軍團領導人於湖南澧縣合影。站立 者右起：任弼時、關向應、李達、賀龍。前坐者為王震。
時常給以個別的特殊教育
任弼時非常注意干部的培養和教育工作，並把堅決提拔干部訓練干部作為黨的建設的中心任務之一。1931年冬，他為參加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制訂學習計劃，不僅安排毛澤東、朱德等人講課，還親自講授黨的建設，被代表評價為有“布爾什維克組織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熱情”。1932年春，他親自創辦了蘇區中央局黨校並兼任校長。在他努力下，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還與紅軍總政治部合辦政治教導隊，培養訓練干部。
任弼時的干部培養工作，具有方法務實眼光長遠的特點。他明確反對“消極的形式主義”和“拉夫式的介紹黨員”，而強調干部工作的實效。為達此目的，他提出，在進行集體培訓的基礎上要“時常給以個別的特殊教育，並率先垂范發揮榜樣作用。
任弼時對干部的“個別的特殊教育”有不少是在談話中完成的。和他談過話的人都有一個明顯體會，“就是他會耐心地聽取你的話，讓你講完你所要說的話”。不少同志開始以為是自己提出的材料很深刻新鮮才引起他的注意，等到自己談完他逐條分析以后才明白：他知道的比你更多。他如此傾聽，並不是因為你所談的材料真的新鮮和深刻，而是為著不願打斷下面同志提意見的熱忱。假如他不願意，滿可說一聲“我早知道了”來打斷你的談話。這就在無形中給人以尊重和信賴的感覺，使你又敬重又敢大膽地向他陳述你想要說的一切話。如此一來他就能更清楚徹底地了解干部所思所想，從而找到問題所在，對症下藥。他很擅長用提問題的方式提高干部思考和處理問題的能力。當有的同志提出問題后他會反問其解決問題的意見和辦法，然后再答復解釋，誠懇和藹地向干部說明問題。這種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讓不少干部覺得在談話中有收獲提高。
任弼時也會對干部進行恰當的批評指導。他的批評從來都是為從各方面講清道理，指出錯誤的所在和改正的方法。正因如此，不少干部感到進步快。總前委秘書處的江文曾不小心把少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的文件錯送到同在一個村子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任弼時知道后，沒對他嚴辭厲色，更沒一棍子打死，而是耐心說理，並且親自制定了收發登記保管文件的制度，使得文件管理條理化，便於查詢。他還將在上海時的地下工作經驗帶到蘇區，親手教會江文隱秘文件的處理方法和化學藥水的配制。這是站在解決問題、避免問題再次發生的角度真正幫助干部成長。這件事給江文的記憶是深刻的，他后來把任弼時敬為良師。正是在這位良師的指導和教育下，他才很快熟悉掌握了這些原本生疏的工作，並避免了差錯。
正如師哲評價的那樣：“他善於使人講話，善於使人講出他內心的話。他能循循善誘地啟發人，說服人，他也善於批評人，善於糾正人的錯誤。同弼時同志談過話的人，總會覺得他善於說明問題，解釋問題，甚至是他批評了你，指責了你，你也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批評和指責。”正是在任弼時這樣的培養方式之下，干部才能真正成長起來，干部工作才會收到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