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鼎
葉劍英和習仲勛是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卓越領導人，葉劍英年長習仲勛16歲，他們早年在延安相識。當時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習仲勛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黨校校長、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等職。當時，由於處在戰爭環境，兩人交往並不多。建國后不久，習仲勛和葉劍英分別於1952年、1954年進京工作，由於兩人主管工作不同，交往仍舊不多。習仲勛和葉劍英接觸較多的時間是“文革”結束之后，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對蒙冤16年依然保持革命激情的習仲勛尤為贊賞，不僅堅決支持為他平反，還力薦他主政廣東，並在其工作的艱難時刻，給予十分重要的支持。
力薦習仲勛主政廣東
“文革”結束后，在葉劍英、胡耀邦等人的關懷下，1978年2月22日凌晨，習仲勛乘坐火車離開下放地洛陽，途經鄭州返回北京。習仲勛形容此時的心情時說：“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黨的懷抱。”
2月24日至3月8日，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出席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在此前后，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習仲勛列席了這次會議，葉劍英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期間，葉劍英親切接見了習仲勛。他見到習仲勛時非常高興，緊緊握著習仲勛的手說：“仲勛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這麼好!”習仲勛由衷地感謝葉帥在百忙中接見自己，並簡要地匯報了自己的情況。習仲勛后來回憶說：“葉劍英年事已高，工作異常繁忙，還抽空接見了我。他鼓勵我要向前看，以后多為黨做工作。他那寬廣的胸懷，恢宏的氣度，對同志親切、謙和、真摯和深情厚誼，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一個共產黨員，還有什麼比能為黨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當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總政治部主任、軍委副秘書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等要職，因兼職較多，且長期在中央工作，無暇兼顧廣東工作。而廣東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文革”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亟待平反。當看到習仲勛長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身體依然很好后，葉劍英認為安排他去廣東做出一番開創性工作，是非常合適的。
葉劍英與其他中央領導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派習仲勛到廣東。1978年3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國家機關14個部委疑難案件座談會並講話。在講話中，胡耀邦鄭重指出：“我再告訴大家一件事，中央決定讓習仲勛同志到廣東當第二書記。總之，統籌兼顧，全面安排，老同志要安排。”這是中央領導同志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及為習仲勛安排實際工作。同月，習仲勛恢復黨組織生活。在當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期間，胡耀邦正式宣布：“中央決定讓習仲勛到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這次是葉(劍英)帥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在習仲勛到廣東之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都接見了他，對他到廣東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廣東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葉劍英等人的高度信任和熱情鼓勵，使他很受鼓舞。
1978年4月5日，習仲勛受命南下，第二天，即4月6日下午，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會議上，習仲勛當選為第二書記。會后不久，第一書記韋國清回京工作，廣東的工作由習仲勛主持。
來信贊習仲勛：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面
習仲勛抵達廣州6天后，4月11日至5月8日，葉劍英就到廣東進行了將近一月的視察工作。在葉帥下榻的南湖賓館，習仲勛多次和他促膝長談，並向他匯報了到廣東工作的初步設想。葉劍英以6句話相贈：深入調查研究﹔穩妥制定計劃﹔及時報告中央﹔按步執行實施﹔分清輕重緩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習仲勛一直把這36字真言作為座右銘。
習仲勛到達廣州時，由於當地干部群眾的思想仍然受“左”的錯誤影響，全省工農業增長速度已經連續14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經調查后，習仲勛指出：“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舊的框框多，許多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也不讓搞，不敢搞”。於是，他決定從整風入手撥亂反正。
6月初，習仲勛主持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時，參會干部對個別省委常委提出了許多意見，強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決好路線是非問題，把全省的農業和其他各項工作搞上去。鑒於這種情況，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研究決定，會議改為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以此開展省委常委的整風。在習仲勛主持下，這次整風放手發揚民主，大家暢所欲言，把積壓在心裡的話都講了出來，領導干部也各自主動承擔責任，經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初步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文革”中的經驗教訓，使各級領導干部在重大的路線和政策問題上，統一了認識，解放了思想，增強了團結。
但由於當時，“左”的指導思想並沒有徹底清除，這次整風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其中個別人的發言講話還沒有擺脫那個時代的烙印，往往上綱上線，言詞有些過火。針對一些“出格”的話，這部分人是異常排斥和恐懼的，有人甚至把“狀”告到了中央。了解到這些爭論后，8月，葉劍英代表中央寫信給習仲勛並省委各同志：“仲勛同志去廣東后，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完全支持仲勛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麼問題，希望直接找仲勛同志談。”葉劍英的這封信，無疑給了習仲勛極大的鼓勵和支持。習仲勛在省委的會議上說，從來信可知，不光是葉副主席一個人支持，是說“我們”支持﹔不是支持他個人，是支持整個廣東的黨員和群眾放手干，隻要干得對，中央就支持。
號召全黨學習習仲勛
習仲勛去廣東工作時，惠陽地區治水有兩項大工程，一是淡澳河工程，一是潼湖工程。習仲勛在視察惠陽地區之后，在梅縣、汕頭、惠陽地委常委會議上的講話，多次提到惠陽整治水工程不錯。習仲勛的講話傳達后，廣東惠陽地區檢察分院干部麥子燦於9月25日給習仲勛寫了一封批評信，說他對惠州兩項治水工程的效果評價過高，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凡參加淡澳河工程的生產隊，沒有一個沒有意見的。這條河還沒有收拾好，現在又提出整治三江兩湖工程，此項工程比淡澳河更大，“淡澳河工程已經是騎虎難下，潼湖這個工程更大，為什麼一定要蠻干？所以說，你一講話，就表了態，騎上了這隻大虎更難下啊！”建議習仲勛“應該聽聽群眾的意見”。麥子燦還指責習仲勛重視信訪工作是“漂亮話，是句空話！”信的結尾還寫道：“你講話中不是常說愛聽刺耳話，說什麼‘良藥苦口利於病’嗎？現在給你提兩個刺耳的意見，看你是否‘葉公好龍’。”
習仲勛收到這封信后，在省革委會上宣讀了這封信並說其寫得好，還可以寫得重一點。下面干部敢講話，這是一種好風氣，應當受到支持和鼓勵。不要怕聽刺耳的話。寫信的同志相信我不會打擊報復他，這是對我們的信任。10月18日，習仲勛回信給麥子燦：“你的來信很好，對我們各級政府班子特別是負責干部目前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我表示誠懇接受。”習仲勛還建議把這封信和他的復信發給各地委、縣委，提倡這種好風氣。
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重點講了“發揚民主”的問題：
我們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我們要在全黨、全國造成濃厚的民主空氣，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講到這裡，葉劍英特別表揚了正確處理麥子燦來信一事的習仲勛，號召全黨學習他鼓勵別人講話、勇於自我批評的民主作風：
習仲勛同志那種不怕聽刺耳意見、鼓勵別人講話、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學習。一個領導干部，要能發揚民主，就必須具有虛心傾聽群眾意見、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來說，所謂民主作風，也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我們有些同志，嘴裡也天天喊要批評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可是，稍微尖銳的意見一來，他們的面孔就立刻拉長了。他們隻會批評別人，從不批評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對於這種人，我們要勸他讀讀“葉公好龍”的故事。
支持習仲勛在廣東搞經濟特區
1978年7月，習仲勛到寶安縣考察，看到一街之隔的香港繁華熱鬧，這邊卻荒涼冷清。這使他意識到：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廣東難以有大的發展，如果中央能給一些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廣東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習仲勛在中南組發言說：“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余地。如果中央允許我們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國營農場、畜牧場、淡水養殖場等武裝起來，作為示范，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減少不必要的層次和手續。”習仲勛的報告得到中央領導人的重視。
1979年1月8日到25日，習仲勛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這次會議決定，一定要根據廣東的特點和優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先行一步。1月2日至15日，葉劍英到廣州休息。在和廣東省委常委吳南生談話時，他說：“南生啊，我們的家鄉實在是太窮了，你們有什麼辦法，快想一想，得把經濟搞上去啊！”葉帥的囑托，使廣東省委加快了工作步伐。習仲勛和廣東省委班子成員制訂了一個各省委常委帶隊去全省各地調研的計劃，其中吳南生在汕頭調研后，於2月21日晚向廣東省委發了一份長達1300字的電報，提出了辦類似出口加工區和自由港的一些設想，得到習仲勛的支持。
4月，習仲勛和吳南生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葉劍英專門聽取他們的匯報。他們大膽地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在深圳、珠海和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葉劍英當即表示贊成，囑咐廣東省委盡快制定經濟特區條例，呈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這次會議之后，中央對廣東省進行了認真的考察調研。5月14日，習仲勛等人向中央工作組作了詳細匯報，提出了試辦進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
與此同時，4月29日至6月5日，葉劍英再次赴廣東視察、休息。對於習仲勛等人提出的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以及如何先行一步等問題，葉劍英和習仲勛等省委領導多次進行了深入交流。
6月1日，葉劍英親自參加廣東三級干部會議，在聽取一些同志發言之后，他高興地說：“我同谷牧同志講，發展經濟不能顧北不顧南。現在，一些地方的領導同志向中央提出要求，經濟體制要改變一下，下放一些權力。究竟下放多少，改變多大，還沒有把握。中央決定廣東、福建先走一步，把廣東作為試點。廣東搞好了，可以推動全國、促進全國。如果搞不好，也會搞亂全國的。大家要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對習仲勛等廣東省委領導同志前一段時間的工作，葉劍英也給予了充分肯定：“廣東省委的負責人是可以信賴的，地委書記也是可以信賴的，關鍵在於領導。”聽完葉帥的發言，習仲勛表示，一定要從廣東的實際情況出發，把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給廣東的任務。
6月5日，葉劍英離開廣東回到北京。6月6日，廣東省委就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了《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6月23日，葉劍英參加出席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的廣東省代表團討論會，在會上再次明確提出廣東要利用一切有利條件，加快建設步伐。還特別強調廣東要利用好海外關系多的社會條件和亞熱帶氣候的自然條件。
在葉劍英等中央領導的重視下，7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為了表達對特區工作的支持，葉帥率先視察特區，為特區的建設和發展排憂解難，成為第一個到達特區視察的國家領導人。1980年4月27日，葉劍英到達深圳蛇口工業區建設工地視察。次日又到珠海市視察。特區創立伊始，各方面都有所不便。時值葉劍英雙腿行動有些困難，交通又不方便，且當時深圳住宿條件很差，蚊子又多，他住在一個小房子裡，連床墊也是臨時從一家床墊廠找來的。但這絲毫不影響葉帥對特區這一新生事物的肯定，他告訴這兩個特區的領導人：“你們辦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時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回憶起這段歷史時，感慨地說：“在廣東的改革開放遭遇非議和阻力時，葉帥給了我們巨大的支持。”
在葉劍英的關心和推動下，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並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批准公布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由習仲勛提出的在廣東搞經濟特區的建議，終成現實。
特區正式成立后，9月，習仲勛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1月，習仲勛不再兼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正式調回中央工作。1981年6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任命習仲勛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在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期間，習仲勛積極配合葉劍英的工作，更加欽佩葉劍英的偉人風范。習仲勛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感慨地說：“我調離廣東到中央工作以后，同葉劍英同志直接接觸和接受教益的機會更多了。他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不屈不撓，英勇奮斗的革命精神，他顧大局，守紀律，團結同志，扶植后輩的高尚品德，他渴求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真誠願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愧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