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湘潮》發表文章《毛澤東與橫跨半個多世紀的十次黨代會》，文中記述，在毛澤東的有生之年，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是他沒有出席的3次黨代會，也就是他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所說的“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那麼，是什麼緣故導致他未能出席這3次黨代會呢？現對文章摘編如下：
毛澤東未能出席的三次黨代會
在毛澤東的有生之年，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是他沒有出席的3次黨代會，也就是他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所說的“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那麼，是什麼緣故導致他未能出席這3次黨代會呢？
中共一大后，毛澤東迅即回到湖南，在工人和學生中大力發展黨員，著手組建湖南地方黨組織。1921年10月，湖南的共產黨支部成立，毛澤東擔任書記。除了負責全省的黨務工作，毛澤東還先后兼任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職。正是因為工作繁忙，使他缺席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召開的中共二大。
遵照中共二大關於積極開展工人運動的精神，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毛澤東組織和領導了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鉛鋅礦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使湖南的工人運動迅速走向了高潮，成為全國工人運動的楷模。
1924年1月，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分，出席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后，他前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任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成為中共在這一機構的中心人物。然而，葉楚傖等國民黨右派分子極力反對國共合作，不僅阻擾毛澤東的正常工作，而且“用盡辦法、把毛趕走”。1924年12月，積勞成疾的毛澤東請假回了湖南韶山老家，這使他錯過了一個月后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盡管沒有參加中共四大，但毛澤東在韶山成立黨支部，積極開展農民運動。毛澤東在中共四大后的這些舉動，無異於他在中共二大后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而且，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實踐，為毛澤東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后來成為《毛澤東選集》開卷之作的重要文章提供了依據。他在文中明確地提出，自耕農、半自耕農、貧農、雇農，都“是我們真正的朋友”。
對農民運動的重視，讓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困境中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新道路。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發動了農民武裝起義。攻打長沙受挫后，毛澤東率部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余部和湘南起義部隊，輾轉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實現了大會師。為了保存和發展井岡山上的“星星之火”，毛澤東自是無法出席中共黨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代表大會——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銀色別墅”秘密召開。這次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召開的會議，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后的經驗教訓，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指出革命處於低潮，黨的中心工作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並要求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未能出席中共六大的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岡山的斗爭是貫徹六大精神的榜樣，並對各地區紅軍游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起到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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