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史文匯》發表文章《胡喬木指導中共黨史研究》中記述了，1980年1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胡喬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編寫一部大型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任務。1982年4月離任后，作為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仍然指導該室和全國的黨史研究。他認為黨史要寫得脈絡清楚，生動感人，既有學術價值，又有閱讀價值。現對原文摘編如下：
胡喬木常為一些黨史著作不能擺脫陳舊的框架、寫得沉悶乏味而苦惱。他很重視黨史的表達方式，要求黨史工作者要研究解決。他指出：我們寫的書，應當既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又有較高的閱讀價值。真正具有自己的鮮明的色彩，使人能夠讀下去。他說：黨史著作要真正讓人讀得下去，還是要有思想、有見解。一些書讀起來顯得沉悶，從根本上說，還是因為頭緒不清，沒有見解。黨史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生動的，我們不能把豐富、生動的歷史寫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首先要把握基本的歷史事實，理清歷史的脈絡，用歷史事實來說明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再展開必要的論証。他認為，一些黨史著作的缺點在於抽象議論多，過於邏輯化﹔不是從生動豐富的歷史實際出發，而是從會議、文件出發，有時簡直成了文山會海。他主張，編寫黨史，要採取史論結合、夾敘夾議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觀點，展開科學的論証。在論証有關黨史上的問題時，不僅要注意征引經典的歷史觀點﹔尤其要廣泛收集黨內外、國內外的有關資料，盡可能讓歷史事實本身來說話﹔同時還要注意利用外國人的、國內中間人士的乃至敵人方面的有助於說明問題的評論，讓這些証人與我們一起來判斷歷史，來顯示我們提供的見解乃是歷史的公正的証言。
胡喬木說：“我們黨為什麼得到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得到發展？在寫黨史的時候，不能用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這樣抽象的原則來解釋，否則就是把歷史理想化、抽象化、理論化了。”他指出：“事實比理論豐富得多，復雜得多。對於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動具體的描寫，不然歷史就變得枯燥、單調，讀起來沒有味道。歷史本來是充滿革命斗爭的激情、動人的畫面的，而我們寫的本子常常變成了灰色的、蒼白的。”
胡喬木要求黨史要寫人。他說：“黨史、革命史不僅要寫大人物，也要寫小人物”﹔“應該有相當生動的情景，不但能說服人，而且能感動人，不但用正確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要有許多名言軼事，有人物描寫。像司馬遷的《史記》，將劉邦、項羽的形象描寫得栩栩如生，使之流傳下來”﹔對於黨史人物的評價“要採取公正、客觀的態度來評價，否則許多問題不可理解”。
通過人物關系的研究、分析、評價來認識理解歷史，是胡喬木研究和寫作黨史的一個重要方法。他在1983年5月14日同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談毛澤東、鄧小平、“四人幫”三者關系，可以給黨史工作者很多教益。他寫的許多回憶和評論人物的文章，如《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回憶張聞天同志》《懷念共產主義的老戰士陶鑄同志》《無私無畏，鞠躬盡瘁———深切悼念胡愈之同志》《懷念蕭三同志》《我所知道的田家英》《紀念柳亞子先生》《陶行知先生是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介紹馬一浮先生》《痛悼卓越的考古學家夏鼐同志》等都用歷史眼光，通過歷史事實、個人交往來評價人物，感情與理智得到很好統一，也給史學者作出示范。
胡喬木要求黨史要敘事。他指出：“黨史要多講史實，因為歷史就是由事實構成的。觀點要通過敘述事實來表達。通過敘述事實，表達我們的看法、評價、分析。”他要求：“直接敘述一些生動的史實，而不是通篇都是枯燥的論述”，“不僅邏輯關系要寫清楚，而且要盡可能地有血有肉。”“應該從大量的史料中去選擇、剪裁。在書中有一些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直接鏡頭，讓人看后有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有種歷史再現的感覺。”他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人、可歌可泣的事，所以我們也應該有可歌可泣的文。這樣，書一打開，顯得比較精彩，能夠感動人。要使得歷史上動人的事情，在書中也是動人的，不要變得平淡無奇、枯燥無味的。”
胡喬木要求寫黨史要有感情。他說：“寫黨史要表現我們的滿腔熱情，革命經驗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鮮血換來的，不能用平淡無奇的筆法，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來寫，要恰當地進行評論，筆端要常帶感情。”
胡喬木強調：黨史要寫清楚歷史脈絡。他說：“黨史書要把黨的歷史一步一步如何演變的脈絡寫清楚。”又說：“黨的歷史線索要搞清楚，這是修改書稿中最重要的。把歷史的脈絡寫清楚了，書就容易看下去。”他強調：“對黨史本身，主要是頭緒要清楚，這一點是整個黨史書稿的主干。”怎樣做到搞清脈絡，寫得夾敘夾議有條有理？歸納他不同場合的談話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寫黨史要有政治上的觀察和把握。他在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修改意見時，結合“蔣介石是怎樣變成反革命的”進行了深入具體的分析。二是要先講清政治形勢，根據政治形勢及其變動來分析歷史、評述人物。三是要點出歷史發展的關鍵。“在聯接的地方，在轉軌的地方，把脈絡搞明白，把關鍵點清楚。”他反復強調，要把握根本的思想線索，不能僅僅把一件事一件事湊起來，卻看不出歷史的脈絡。“不要用會議的決議、文件來解釋歷史，要用歷史本身來解釋歷史。”要“從文山會海的格局中走出來。”要“用歷史的條理，用應有的黨的歷史的觀點，用已經得到的經驗教訓來寫，把它貫穿到書稿裡去。”
胡喬木要求歷史要寫得波瀾起伏，要有提神之筆。他說：“寫歷史要把抽象的事實、具體的事實、事實的背景三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瀾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平鋪直敘地寫下去，就很難吸引人讀。一段或幾段開頭，要有很精彩的話把事情提綱挈領地提出來。毛主席常常對我說，寫文章要善於提筆，要有提神之筆。”胡喬木舉馬克思寫《資本論》為例，指出：“馬恩都不願意他們的文章寫得平淡無奇。他們的書也要寫得引人入勝，使人讀起來眉飛色舞。”
胡喬木還特別注重注釋在書稿中的作用。他說：“注釋可以成為書中一個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說的，可以在注釋中說，注釋裡可以提出一些見解。看了注釋等於看到了索引。”“注釋的情況實際上也反映了我們寫作的水准。注釋得好，說明我們對有關的事情有一種尋根究底的態度。否則，顯得我們對一些事情怎麼來怎麼去的講不清楚。”
胡喬木不僅提出上述關於如何寫好黨史的重要的、指導性的意見，而且親自動筆撰寫重要的黨史論文，如《關於遵義會議傳達提綱成文時間的考証》《略談八年抗戰的偉大意義》《中國在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等，以及幫人修改有關黨史方面的文章。
幫助別人修改有關黨史方面的文章，主要是指老同志的、涉及歷史問題的文章。這種並非分內的差使，卻是胡喬木樂意做的經常工作。楊尚昆回憶說：“他對文辭的考究是盡人皆知的。自己寫的或別人寫的文稿，他都反復修改，直到改不動為止。后來，在我們這些老人中間無形中形成了一個習慣，重要一點的東西，拿出去之前總要請喬木過目把關才放心。喬木也總是來者不拒，盡心盡力。”曾經長期在胡喬木領導下工作的逄先知說：“有人說，一篇文章，經喬木一改，哪怕是改幾句話，加幾句話，甚至只是改幾個字，就大為改觀。我看這話一點也不夸張，大凡在喬木同志領導下工作過的同志，都會有同感。在這方面，他從來沒有吝惜過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還說：“喬木同志在寫作上的功力，反映了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方面，在文學修養方面，在知識容量方面，在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熟悉和理解方面，以及在概括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方面的非同一般的水平。”
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1980年11月黃克誠在中紀委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座談會上講話的第一部分《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很有現實針對性。1981年3月31日鄧小平審閱解放軍報社關於發表這篇講話的請示信，批示胡喬木：“這篇東西，我看是講得好的，請你幫他看一下，爭取按時發表。”黃克誠的這篇講話經胡喬木過目並修改多處后4月10日在《解放軍報》發表，次日《人民日報》轉載。又如，對逄先知寫的書稿《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胡喬木在北京和上海仔細修改了兩遍，還多次通過信件和電傳告逄修改意見。他加寫的話往往是在關鍵的地方。經他一改，大為增色，特別是思想性大大提高了。逄先知稱胡喬木為他的恩師。他在《永遠懷念胡喬木同志》一文中舉了一些十分精彩的例子。逄先知懷著感激的心情寫道：“喬木同志加寫的這些話，是對建國以來某些歷史問題作出的精辟分析和科學概括。對我們寫建國以來的歷史和毛澤東傳記都有重要價值。我想，凡是熟悉喬木同志文筆的人，一眼就會看出這些精辟的分析、獨到的見解和優美的文字是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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