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曉蔚
高士其，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家、科普作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也是人類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殘疾人，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高士其23歲留美期間，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因意外感染病毒，留下嚴重的后遺症。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在長期全身癱瘓的情況下，他以驚人的毅力，寫下了數百萬字的科學小品、科學童話、科學故事和多種形式的科普文章。同時，他為繁榮我國的科普創作和科學文藝創作，組建和壯大科普隊伍，倡導科普理論研究，建設和發展科普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1988年12月19日，科普作家高士其去世。高士其逝世后中共中央組織部追認他為“中華民族英雄”。為了紀念高士其對人類科學進步作出的貢獻，1999年12月13日，一顆由中國人發現的小行星被命名為“高士其星”。今年11月是高士其誕辰110周年，謹以此文作紀念。
“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
高士其，1905年11月1日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918年，高士其考取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即清華大學前身)。在校期間，他積極投身“五四”運動，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五四”的精神——“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在他心中深深扎根，並成為畢生為之奮斗的目標。他懷著科學救國的理想刻苦攻讀，榮獲多項學科優秀獎章。
1925年，高士其以全優成績從清華畢業后轉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化學。由於成績優異他插入化學系三年級，一年后即以全優成績畢業。正當他准備在化學領域繼續攀登時，傳來姐姐不幸死於流行性疾病的消息，他痛定思痛，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把祖國人民從疾病的死亡線上拯救出來，決心走巴斯德的道路，攻讀轉向細菌學這一冷門。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為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的研究生，讀醫學博士的功課。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學聘為細菌學系試驗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課題是“食物毒細菌”，為了研究食物毒細菌對人體究竟是怎樣危害的，他竟然親自吞食了一種病菌菌液。吞食以后，高士其做了認真仔細的記錄。老師和同學在為高士其擔心的同時，又被他那為科學獻身的精神所深深感動。
第二年暑假過后，高士其回到研究院又開始研究起腦炎病毒。一天他在實驗室不小心弄破裝有腦炎病毒的瓶子，病毒通過左耳耳膜進入小腦破壞小腦的中樞運動神經。無情的甲型腦炎病毒鑽進了高士其體內。一天晚上，高士其正在圖書館裡看書，忽然覺得眼睛不聽使喚，他以為是眼病，就到眼科大夫那兒去檢查，可怎麼也查不出病因來。后來，不僅眼病經常發作，而且每到下午，他便昏昏欲睡。不久，他的左耳也變得有點聾了，脖子也有些發硬，轉頭都很困難，后來就連手也有點抖了，腳也不大靈便了。他趕緊到校醫院作檢查。一位神經科大夫經過診斷，確認他得了腦炎，勸他馬上停學，回國休養。但他考慮到為祖國人民服務的本領還未學到依然帶病堅持學習，並加入美國化學學會、美國公共衛生學會。
1930年，他在經常性的眼球失控、脖頸僵直、手足顫抖等常人不能忍受的疼痛中，以驚人的毅力讀完了醫學博士課程。這年夏天，高士其乘坐輪船回國，歸國途中他實地考察了美洲、歐洲、東南亞等國，掌握了世界公共衛生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歸國后，他作為全國五個微生物學家之一，受聘於南京中央醫院擔任檢查科主任。但是科學家正直善良的秉性與腐敗罪惡的社會現實格格不入，他斷然辭職，居住在上海的閣樓裡，貧病交迫、度日維艱。
他成天同毒菌打交道，知道毒菌怎樣危害人的生命。現在，他在生活中又遇到那些人形的毒菌。那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偽君子、假道學，一要官，二要錢。這些家伙像毒菌一樣侵襲勞動人民的肌體，毒害人們的靈魂。就是在醫院裡也不乏這樣的人形毒菌。他漸漸變得憤世嫉俗，落落寡合。他與黑暗勢力進行了不妥協的斗爭。最后，在與院長的一次尖銳沖突中，被迫離職，他失業了。
失業后，高士其的病越來越重了，寫字都很困難。他在上海的一間狹小的亭子間裡住了下來。要進行細菌學的研究是不可能了：沒有助手，沒有實驗室。他想，把自己知道的科學知識，細菌知識，告訴給廣大的人民群眾，宣傳科學，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嗎？就這樣，他用顫抖而快要癱瘓的手緊握著筆，在舊中國這塊荒蕪的土地上開墾起來。
1934年，他在發表第一篇科普作品《細菌的衣食住行》時將原名“高仕”改為“高士其”。一個朋友在報紙上看到了高士其的名字，問他：“你為什麼改了名字了呢？” 高士其爽朗地回答：“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這一聲明成為他終身恪守不渝的誓言。
面對愚昧、落后的社會現狀他一直在深深的思索，怎樣把所學的知識貢獻給人民，為改變社會而努力。1935年在著名哲學家艾思奇先生的建議和啟發下，他毅然拿起筆來用顫抖的手從事當時還無人問津的科普創作。他把科學知識和文學藝術融合在一起，用淺顯易懂的擬人手法寫出了許多生動有趣的作品。
此時，日本侵略軍在盧溝橋上響起了炮聲。在這種形勢下，他寫作更努力了。他的文章既是科學小品，也是戰斗檄文，他巧妙地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向兩條腿的法西斯毒菌進擊。在《我們的抗敵英雄》這篇科學小品中，他寫道：“白血球，這就是我們可敬慕的英雄。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麼叫無抵抗主義的。他們遇到敵人來侵，總是站到最前線。”請看，這不是對抱著不抵抗主義的蔣介石之流的極大的諷刺嗎？他的作品越出了科學的藩籬，成了政治的投槍了。
這些作品不僅具有普及科學、啟蒙愚昧的主題，而且也充滿反對戰爭、熱愛和平的呼吁。作為一個科學家，他准確地預見了細菌戰的可能和反細菌戰的必要。他指出人類存在著濫用科學的危險，而科學的真正目的是應用於人類和平與發展。作為一個愛國者，他在進行科普創作的同時也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運動。
從1935年到1937年，他用顫抖的手寫下了近百篇科學作品並匯編成冊：《我們的抗敵英雄》《抗戰與防疫》《細菌與人》以及長篇連載《菌兒自傳》。他的作品在廣大的知識階層和學生中間廣為流傳。
“我一天爬幾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隨著高士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大，他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當時，共產黨領導的延安就像是一座革命的燈塔，吸引著千千萬萬的有志之士。高士其決心到延安去。他說：“我一天爬幾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1937年8月，在地下黨的幫助下，高士其拖著半癱瘓的身子，熱情滿懷、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經過3個多月的跋涉，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到了延安。
高士其剛到延安，毛澤東主席就來到他住的窯洞裡看望他，親切地勉勵他“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周恩來副主席來到窯洞裡探望他，勉勵他同疾病作斗爭，加緊學習，努力工作。
陳雲在和他交談后，欣慰地說：“你是延安第一個紅色科學家。”
高士其銘記著毛主席、周副主席和陳雲的話，努力學習，積極工作。他說：“生活中如果隻充滿一個病字，精神便會空虛和煩惱﹔隻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聯系起來，生活才會變得充實而有意義。”崇高的理想，鼓舞他同疾病作不懈的斗爭。每天起床后，他要做操，工作和學習的間隙也要做操。他自己站不住，就靠著窯洞的牆壁練，實在站不起來，就坐在椅子上練。他在工作上、治病上都進行韌性的戰斗。
1939年1月，高士其在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又勉勵他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奮斗終身。
在延安的生活異常艱苦，缺乏醫療條件。他忍受著病痛，積極工作，熱心團結和教育周圍的愛國青年，啟發和堅定他們的革命決心。他在全國人民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浪潮中，寫下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他唱道：
“我雖然不能起來，我雖然被損害人類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上，但是喲，魔鬼們禁止不住我們聲浪的交響”。
4月，高士其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接近於全身癱瘓。毛澤東提議他去香港治病。12日，高士其戀戀不舍地告別了延安。
在香港治病期間，高士其依然割舍不下他的科普創作，拖著病體繼續寫作。
1941年九龍被日軍佔領，高士其從香港輾轉來到桂林。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組織上根據他的要求和特長，讓他擔任科學食品研究所所長和東南盟軍服務處的技術顧問。於是，他又開始了科學食品的研究，同時繼續進行科學小品創作。從此，他於重慶、香港、九龍、廣州、桂林、上海、台北等地過著動蕩不定的生活，歷盡艱辛和苦難。這時他已不能握筆寫字，講話也很困難，但仍以口述方式進行創作，撰寫了大量的民主詩歌發表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為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抗戰勝利后，高士其來到廣州。此時，國民黨正在積極准備內戰。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倒行逆施，高士其把心中的怒火化為“匕首”“投槍”，用一首又一首旗幟鮮明的詩歌，與反動派進行“肉搏”。
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撕下和平偽裝，悍然發動內戰。高士其的好朋友李公仆和老同學聞一多相繼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他懷著極其悲憤的心情參加了公祭大會。
這一時期，高士其寫下了《天地進行曲》等光輝詩篇，發表了大量聲討反動派罪行的戰斗檄文，成為科學與詩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中國科學詩創始人。以后還寫了《言論自由》《黑暗與光明》《七月的腥風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等，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
當中共地下黨得知高士其已被列入國民黨當局的黑名單后，黨組織立即掩護他，把他轉移到蘇州。由於病情再次加重，他又被轉送至台北治療。其間，高士其還是那樣勤奮，病情稍一好轉，就又開始了研究和寫作。
1949年1月，在黨組織的掩護下，高士其悄悄離開台灣來到香港。5月，又乘船來到已經解放了的天津。在途中他寫道：“我回到老家去了，我要開始新的戰斗，為建設新中國而戰斗，為人民的健康而戰斗。”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1949年，高士其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大會，並到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這使他那顆火熱的心更加激動。在開國大典的那天，他坐著手推車到天安門前參加觀禮。他說，“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勝利的風吹走了。”他要求黨組織不要把他當作病號，他要做一名戰士，為人民工作。
此時，高士其已接近於全身癱瘓，黨把他安置在北京醫院，要他在那裡長期養病。他為自己不能為黨工作而整夜整夜不能成寐，他請求黨組織“不要把我當成病號看待，我還能為祖國出力，給我分配工作越快越好！”
周恩來總理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擔任文化部科學普及局顧問。有了工作后，高士其病殘的軀體裡總奔瀉著一股生命的激流，除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外，他還堅持搞創作。他要為新中國而寫作，為社會主義而寫作。本來，他已經掌握了英語、法語和德語，那時他又在學俄語了。他說，“知識猶如人體的血液一樣寶貴。我的病不能降低學習的要求。”
但作為一個身患殘疾的人來說，每寫一篇文章都要付出常人難以付出的艱辛，每寫一篇文章他都要進行緊張的思考，無論是幾千字還是上萬字，他都要在大腦裡整理成章，這時候他往往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都處於緊張的思考狀態，手腳劇烈的顫抖眼球上翻，嘴裡不由自主地哼哼，這種症狀就像他每次犯病時一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
家人盡量不去打擾他，有時實在看他思考得太苦，就禁不住勸他休息，但這是無濟於事的。他不會停止他的思考，直到把文章完全構思好才會安靜下來，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暴風雨結束了，他顯得從容和安詳。然后他一字字地敘述出來，再由秘書一字字地記錄下來。但這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他用模糊不清的喉音一遍遍地說著，碰到難懂的句子和字，有時要反復說上七八遍才能聽懂，實在聽不懂時，他就用手哆哆嗦嗦地寫出來。有的字別人要好長時間才能辯認清楚。他風趣地說，“我的字是天書。”
高士其創作非常認真，每一篇文章都要從一稿開始一直改到七八稿及至十幾稿。送到編輯部去后他還會讓秘書打電話，要求記錄或修改幾句話。有時早晨醒來人還在床上，他就笑瞇瞇地說：“我已經想好一篇文章。”然后迫不及待地洗漱、吃飯，到辦公室把它寫出來。他笑稱這文章是“夢中所得”。
以后，他還擔任中華全國科普協會顧問、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顧問、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從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獻給了科普事業，成為科普園地中的辛勤園丁。他在全身癱瘓的情況下，還深入實際，到石景山鋼鐵廠參觀，寫下了《煉鐵的故事》﹔到雲南個舊錫廠拜訪，發表了《錫的貢獻》。從1949年到1964年，他發表了800多篇文章和詩歌，出版了近20本科普書籍。
高士其是個多產的作家，創作態度又是嚴肅認真的。所以，他的作品受到了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的喜愛。1954年，高士其的科學詩集《我們的土壤媽媽》獲得全國兒童文學一等獎。發獎大會那天，當他坐著手推車來到會場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宋慶齡副主席代表評獎委員會親自給高士其授獎。此時此刻，高士其的心情十分激動，在舊中國，他創作了那麼多膾炙人口的科普佳作，依舊是貧病交加，不得不接受宋慶齡為他募集的捐款。而在新社會，黨和政府給了他工作，並委以重任，生活有了保障，為孩子們寫了些詩，竟受到這麼高的獎勵。他決心要更加努力地創作。他將所得全部獎金交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托他們轉贈給深陷戰爭之苦的朝鮮小朋友。
獲獎后，知道高士其的人越來越多，他更是收到許多青少年的來信，他們中不少人正是在高士其精神力量的鼓舞引導下走上了獻身科學的道路。北京二十三中的女孩子們讀了他的作品，曾經送給他一面錦旗，上面繡了九個大字：“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生命啊你是一部寫不完的史詩！”
“文化大革命”期間，高士其已經到了古稀之年，但同樣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在這個非常時期，他沒有靜止觀望，在幾度病重，幾次半夜裡被急送醫院的情況下，他還不斷向全國人大、國務院和有關政府部門寫了十幾封建議書，要求恢復受摧殘的科普事業和科協工作。在此期間，他寫了《殺菌的戰術》，直到“文革”后才出版。
粉碎“四人幫”之后，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全國人民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科學熱潮。
高士其繁忙的工作開始了。各種約稿紛至而來，高士其夜以繼日地進行創作。他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緊張的工作使他全身原本僵硬的肌肉更加僵硬，喉部的肌肉也呈現出了一種僵化的狀態，食管與氣管蓋子的開合相互失調，吃飯時氣管的蓋子往往會打開，大量的飯菜沒有進入食管而是通過氣管進入了肺部，造成了嚴重的吸入性肺炎，為此他大病了一場，經過大夫3個多月的搶救和治療才轉危為安。
這場疾病剝奪了高士其唯一的工作方式——口述。對此高士其感到十分痛苦，因為他認為無所事事是最不幸的，但他不甘心向厄運屈服。早在1939年高士其就喪失了寫字的能力，在停筆40年之后，毅然拿起筆來鍛煉寫字。他用僵化變形的手夾著筆哆哆嗦嗦一筆筆地寫著，剛開始一天隻能寫幾十個字，但逐漸增加到一百多字、二三百字，最后達到每天寫1500多字的水平。他往往要從早上9點寫到夜裡11點鐘。他經常控制不住疾病所帶來的顫抖，在筆記本上留下無數道劃痕。
1983年春天，正在開全國人大會議的一個星期天，原本也是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的他從早到晚寫了整整一天，完成了6份提案共1878個字。
面對苦難和折磨，高士其卻活得十分樂觀。他說的話別人聽不懂自己說得也十分費勁，他就笑稱自己的話是“高語”。他寫的字別人看不清，自己看了也發笑，他就戲稱自己的字是“天書”。有一天早上高士其從床上醒來時說：“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的病好了，可以走路了，可以自如地活動了。我做了許多我願意做的事情，可是早上醒來卻發現自己還是這個樣子！”說完又呵呵地笑了起來。
高士其的病一直在發展著，但他的工作節奏也在有增無減地加快。高士其非常清楚他病情發展的最后結果。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曾對秘書說到：“如果哪一天我吃不下飯了，那就是我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這一天正在一點點地逼近。
1984年夏天，北京醫院的大夫們終於作出了高士其進食改用鼻飼的決定。鼻飼以后，高士其更加快了工作節奏，他常常一邊進行鼻飼，一邊題詞、作文、寫回憶錄，好像食物是灌到一個與他完全不相干的身體裡去了一樣。
高士其非常珍惜他的工作權利和有限的生命，當需要挂點滴治療時他總是要求挂在左手，盡管左手的靜脈扎得已經不能再扎，他也不願意伸出右手。他說：“右手是要工作的，誰也不能剝奪我工作的權利。”他左手打著點滴，右手還在顫抖著寫字。高士其的這種精神，不僅感動了大夫和護士，也感動了病友們，他們每天從高士其病房走過時總看到他在沙發上坐著寫啊寫，從早上8點一直寫到晚上10點、11點。在醫院裡恐怕再沒有這樣勤奮的病號了。倪志福（時任全國總工會主席）目睹了此情此景忍不住走進病房勸他注意休息。高士其用筆在紙上寫道：“寫作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1985年1月7日，北京醫院進行南樓拆毀的定向爆破，大量塵埃通過門窗涌進房間，造成高士其嚴重的吸入性肺炎，此后10天10夜高燒不退，隻好用冰毯進行表面肢體降溫。接著腸胃道大出血、癲病性抽搐。一天夜晚又因堵痰須進行氣管切開手術。手術雖成功了，但整整3個月，高士其都處於昏迷狀態。3個月后的一天，高士其才突然醒過來。
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與世長辭。在高士其逝世3年后的1991年，安徽少兒出版社決定出版《高士其全集》。1993年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高士其全集》第一卷首發式。1995年又舉辦了《高士其全集》出版發行儀式，該書榮獲“國家圖書獎”等4項大獎。1995年4月26日高士其“基金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福建省在高士其童年生活的地方建立了“高士其紀念館”。在北京則保留了“高士其故居”，這是中國唯一的一幢科學家故居，它是當年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為高士其建造的米黃色二層小樓。
2005年11月1日，是高士其誕辰100周年紀念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追憶高士其》的文章，作者楊建寫道：“我們追憶高士其，為他驚人的毅力而震撼，我們追憶高士其，為他高超的筆法所打動。使科學知識脫下庄重的禮服，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他的作品立意深遠而文辭淺顯，小學生都可以讀懂，大量擬人化的比喻、口語化的敘述，開科普創作之一代新風，《菌兒自傳》《我們的土壤媽媽》等名篇佳作，成為世界科普文庫中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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