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烽
2015年是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成立75周年。成立江南指揮部是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后抗日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對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向東作戰”，開辟與堅持蘇南地區敵后抗日游擊戰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1939年5月，新四軍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被選為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將赴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此時，新四軍一、二支隊東進江南，開辟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根據地，地方抗日武裝紛紛編入新四軍，新四軍軍部根據江南敵后抗日斗爭形勢發展，為了集中力量加強領導，便以張鼎丞赴延安為由，決定第1、第2支隊由陳毅、粟裕統一指揮，並得到國民黨第三戰區的同意。8月20日，項英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報告並電示陳毅、粟裕：成立江南指揮部，統一領導第1、第2支隊。11月7日，新四軍第1、第2支隊領導機關合並，在溧陽縣水西村正式成立江南指揮部。指揮陳毅，副指揮粟裕，參謀長羅忠毅，政治部主任劉炎，副主任鐘期光。下轄第二團、第四團、新編第三團、新五團、新六團和挺進縱隊的一、二、三、四團以及蘇皖支隊和蘇南地方武裝，共1.4萬余人。人數較1938年夏初到江南時增加了好幾倍。同時成立中共江南指揮部分委，書記陳毅，委員有劉炎、粟裕、鐘期光。
1940年3月，中共中央東南局決定調中共皖南特別委員會書記鄧振詢（鄧仲銘）任中共蘇皖區委員會書記，並於當月到達蘇南溧陽縣水西村接替工作。為此，中共蘇皖區委和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黨委於3月底召開了19個縣委、工委和部隊團以上干部參加的聯席會議。袁國平代表中共中央東南局出席會議，傳達2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精神和蘇南情況及工作基礎，確定積極發展抗日進步力量，擴大反汪宣傳活動，擴大抗日根據地，擴大新四軍，發展地方武裝，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政權。會議通過了《為堅持江南敵后抗戰之政治綱領》。中共蘇皖區委決定撤銷蘇南、蘇皖2個特別委員會，將全區劃為4個游擊區，每個游擊區設立中心縣委員會，下轄若干縣委。
為了與中原局聯系，江南指揮部也開始與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原局直通電報。江南指揮部的建立，標志著我軍東進江南作戰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940年7月，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司令員陳毅率主力經揚中縣北渡長江，到達江都縣吳家橋地區，與挺進縱隊、蘇皖支隊會合，改稱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江南指揮部從成立到渡江北上隻有短短七八個月時間，在陳毅、粟裕等同志領導下，敵后抗日仍然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
一、高舉抗日大旗，繼續開展敵后游擊戰，打擊了敵人，壯大了自己，進一步鼓舞了蘇南地區軍民團結抗戰必勝的信心和決心。
1939年11月8日，日軍200余人，從鎮江縣西南寶堰等地出動，向丹陽延陵、九裡地區進行“掃蕩”，遭丹陽縣獨立支隊阻擊。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新編第6團第1、第3營由團長段煥競率領馳赴九裡鎮，在日軍背后發起攻擊。日軍不支，向賀甲村退卻。新四軍跟蹤追擊。中午，寶堰增援日軍與賀甲村殘敵會合，組織反扑，施放毒氣彈。新編第6團第3營營長劉玉林和戰士20多人當場犧牲。戰斗形成對峙。新四軍第2團聞訊，由團長王必成率第1、第3營趕來增援，與新編第6團密切配合，將日軍包圍於賀甲村地區。經反復沖殺，白刃格斗，戰至黃昏，日軍收縮於賀甲村內，固守待援。9日晨4時，第2團第2營也趕來增援，調整兵力后，拂曉時開始向敵發起攻擊。雙方激戰至9時，敵已死傷大半。10時，新四軍第3次總攻開始。殘敵數十人，因彈盡糧絕，向殷家、江口方向突圍，遭第3營側擊，全部被殲。13時戰斗結束，粉碎了日偽軍的“掃蕩”計劃。此次戰斗，先后攻克大、小據點30余處，共斃日軍中隊長武村大尉以下170余人。這是新四軍東進江南后最大的一次勝仗，它有幾大特點：是我軍在敵后集中兩個團兵力打運動戰的第一次﹔是徹底消滅敵人最多的一次﹔而且在敵據點不遠的地方，堅持打了20多個小時，敵人竟毫無辦法救援而被消滅了，這也是第一次。說明我軍戰斗力有了顯著提高，敵人的力量和士氣明顯地減弱了，上海等地報紙稱為“延陵大捷”。戰斗結束后的第三天，陳毅在出發去揚中途中，曾親去戰場視察、拍照，並去慰問作戰的二團和新六團部隊，向參戰的地方武裝樊玉琳、巫恆通、孔慶哲等表示祝賀，指示王必成、段煥競團長要很好地總結這次戰斗經驗。
1940年5月31日晚，駐南京日軍第15師團第67聯隊吉田中隊150人，經湖熟鎮合擊國民黨江寧縣政府。新四軍第2支隊第4團第3營和支隊特務連在支隊副司令員廖海濤指揮下前往救援，先以一部佯攻牽制，另以主力在赤山竇家邊村設伏。赤山東邊是赤山湖，敵在湖堤上遭到新四軍前后夾擊。戰斗從6月1日上午10時持續到下午5時，共斃傷日軍中隊長吉田以下130余人，俘虜2人。6月3日，日軍1000余人在坦克掩護下，對赤山湖以南地區進行報復“掃蕩”，新四軍第2支隊第4團第3營迅速搶佔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射擊敵騎兵隊，斃傷日軍40余人。
一、二支隊東進江南之初，隻能抗擊小股日偽軍，一次殲敵十幾人，江南指揮部成立后，整合了一、二支隊和民間抗日武裝，連續打了幾個一次殲滅日偽軍百余人的戰斗，顯示了東進江南的新四軍戰斗力不斷得到增強。
二、恢復東路抗日游擊區，擴大新四軍在蘇南地區的活動范圍，創造了敵后抗日更有利的條件。
（無）錫、澄（江陰）公路以東至上海附近的青浦、嘉定，北臨長江，南至滬寧鐵路兩側的廣大地區稱為東路，錫澄公路以西為西路。葉飛率老六團在東路活動時，抗日活動蓬勃開展，成立了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1939年10月，葉飛率部西撤的決策是在非常短促的情況下決定的，當時對東路各縣游擊區應該布置的許多工作都沒有來得及准備，也基本上沒有留下武裝力量，日偽和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又囂張起來。項英和陳毅都感到東路不能丟，應該恢復。中共江蘇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去東路，以因傷留在常熟地區的夏光（即京劇《沙家浜》裡的指導員郭建光的原型）等30余人為基礎，再次成立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簡稱“新江抗”），司令員夏光，副司令員兼政治部主任楊浩廬，副司令員胡肇漢，參謀長周加祿。恢復了常熟人民抗日自衛隊（簡稱“民抗”）。1940年2月，江南指揮部又派出吳仲超、何克希至東路恢復工作，領導成員作了調整：司令員何克希，政治委員吳仲超，副司令員兼政治部主任楊浩廬，參謀長夏光。此時，“新江抗”有4個連，共400余人。4月，中共中央東南局給中央的電報中說：“東路甚富庶，可籌大批款供給四軍，偽軍散落在當地的槍支約一千支以上，又是國民黨力量薄弱地區，應乘機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動員群眾以嘉興、陽澄湖為基點，建立基干隊伍以作核心。力求發展江南人、槍、款三項之來源。”隨后，葉挺、項英即派三支隊副司令譚震林去東路，統一黨、政、軍指揮。譚震林離開雲嶺，經18天長途跋涉，到達蘇南溧陽水西村江南指揮部，見到了陳毅，了解了江南斗爭的大局和東路的主要情況。譚震林與隨同去東路的干部，從水西出發，過溧武路進入敵后。與此同時，項英電告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把原屬上海地下黨領導的上海周圍的游擊隊，都由譚震林統管起來，還要中共江蘇省委派黨務和教育工作干部去充實部隊。上海地下黨非常重視，先后動員了約2000人去東路參軍，其中基本上是工人和知識青年，所以東路部隊每個營都有幾十名高中以上的知識青年。4月23日，譚震林和軍部及江南指揮部派來的50多名干部分批到達后，經過幾天與東路領導同志談話，了解情況，在常熟徐市附近，主持召開了東路地區部隊與地方黨主要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即徐市會議）。譚震林傳達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新四軍發展方向和對江南東路地區抗日斗爭的有關指示。宣布中共中央東南局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的決定，成立新四軍東路軍政委員會，由譚震林任書記。成立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仍稱新江抗），譚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何克希化名王耑任副司令，張開荊任參謀長，吳仲超化名吳鏗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6個支隊和淞滬游擊縱隊。
譚震林到東路后，公開打出“江抗”和“民抗”是共產黨領導的旗號，大刀闊斧發動群眾，開展統戰工作、敵偽軍工作及江南地方的幫會工作，使東路地區迎來了大發展。1940年11月6日，在慶祝“新江抗”成立一周年時，部隊已從4個連400多人，發展到6個團4600余人，增加了10多倍。成立了4個行政公署，下屬16個縣級抗日民主政府，成績卓著。194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新四軍整編為七個師，第六師由在蘇南活動的部隊編成，任命譚震林為師長兼政委，下轄十六、十八兩個旅，以新四軍新第二支隊編為十六旅，新成立的新三支隊為十八旅。
三、大力宣傳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鞏固發展蘇南敵后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四軍一支隊東進江南行動開始時，陳毅就作了動員說，我們向江南敵后挺進，完成肩負的光榮任務，就要遵守與執行新的三大紀律、六項要求、十項注意，以模范的行為，團結和依靠群眾。我們不拉夫，不派款，不擾民，與國民黨軍隊不同，使群眾看清我軍是人民的軍隊。要用我們的實際行動，把在群眾中流傳的“出門遇見兵，有理講不清”，改成“遇見新四軍，親如一家人，道理也可說分明”。新四軍官兵平等，由紅軍改編為新四軍的前幾個月，沒發一文零用錢。改編后，在浙江平陽開赴皖南途中，發了幾角錢伙食尾子。部隊集中以后，正式每月發津貼：軍長5元，支隊司令4.5元﹔逐級遞減，戰士2.5元。相差無幾，吃穿都一樣，因此官兵難分。陳毅率領的新四軍一支隊，進入江南茅山地區時，開始隻有兩個團，裝備也差，給養困難，每天隻能吃兩頓飯，有時一天一角二分的伙食費也供不上，不得已向前馬鎮商會或附近士紳借款。有次部隊在丹陽附近村庄宿營，有一個八十高齡的老人說：“我活了80年，看到過清兵、孫傳芳的兵和老蔣的兵，自古都是兵匪一家。從沒有看見過你們這樣的好人。”老人家一定要看看我們部隊的負責人，他邊走邊說：“歷來當官的都是吃好的，穿好的，騎在別人頭上作威作福。你們當官的，不知怎個樣？”當這位老人看見在吃午飯的粟裕，同大家一樣的飯菜，一樣的穿著，異常感慨地說：“從沒見過，奇跡！司令啊！將來天下一定是你們的。”粟裕對老人非常尊敬，立即站起來請老人坐下，並說：“老人家，過獎了，我們實在不敢當。我們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部隊，是人民的子弟兵，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請你大膽批評，幫助我們改正缺點和錯誤。”
東進江南的新四軍不但以實際行動取得群眾的信任，為了提高群眾的抗戰信心，消除群眾的顧慮，擴大我黨、我軍的影響，還大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每個連隊都有民運工作組，組員大都是戰地服務團中的青年學生。為了擴大宣傳，又要迷惑敵人，有時要跑到離營地五六裡以外的村庄散發傳單，寫大字標語。部隊生氣勃勃、歌聲不斷。集合、行軍、休息以及渡河時都要唱歌。聽到歌聲，群眾覺得很新奇﹔小孩跑來了，青年人、成年人也陸續跟著來了，我們就利用這機會展開宣傳。行軍時，沿途找向導帶路，每走一二十裡換一個。一邊走，我們一邊詢問情況並作宣傳解釋﹔離別時，給他幾角錢工費（夠一天工錢）。向導回去也成了我們的義務宣傳員。部隊在村庄宿營時，除了執勤的，人人深入到街頭巷尾、家家戶戶。房間裡、灶台邊、空場上都可以看到指戰員與群眾親切交談的情景。
1939年年底，國民黨第三戰區派出了一個“戰地護衛團”來我軍駐地周圍，說是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實際上是來對我軍進行反宣傳，對我軍的民運工作進行阻撓和破壞。“護衛團”團部設在章家渡，分了幾個組到各鄉，章家渡也有一個組。正是這個時候，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團部派田樹凡帶一個十余人的工作組，去章家渡做民運工作。這是田樹凡第二次受命進章家渡，人地比較熟悉。他們一到章家渡就分了工，有的找原有的群眾積極分子，要他們配合開展工作﹔有的找原農、商、婦抗日協會的負責人，商議發展鞏固協會的工作﹔有的開辦婦女、兒童識字班﹔有的組織兒童歌詠隊。他們還准備召開群眾大會，宣傳抗戰形勢。這時鎮上與以往不同的是，街頭巷尾刷有以“護衛團”名義的牆頭抗日標語，“護衛團”的團員穿著一式國民黨軍裝，常常與田樹凡他們在村裡擦肩而過。群眾抱怨說，“護衛團”來找他們組織新的農、商、婦協會，你們要召開群眾大會，他們也要召開群眾大會，不知聽哪邊的好。小小的一個市鎮，不能搞兩套組織，群眾也沒有時間應付。這是實際問題，不解決，工作確有困難。田樹凡和工作組裡的同志商量，決定甩開他們，大刀闊斧爭取團結群眾。工作組同志和群眾商議，要群眾用軟頂的辦法拖延、搞垮“護衛團”破壞工作組工作的各項計劃。工作組和群眾的魚水情和歷史關系，是“護衛團”不能比擬的。果然，以后“護衛團”的行動計劃，處處受到群眾的阻撓，他們要開群眾各種會議，不是群眾不去，就是派出幾個人去做做樣子，會議根本開不起來。大約這樣過了十天半月后，“護衛團”的團長悄悄走了。隨著他們團長的離去，團員也全部撤走了。
陳毅、粟裕等新四軍領導人，還親自出馬做抗日宣傳工作，召開地主士紳、民主人士座談會，登門拜訪進步人士，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提高他們的愛國熱情，號召他們積極參加抗日活動。茅山地區有一座大茶園——茅麓公司，老板紀振綱（農誠），是一位主張抗日的民主人士。日軍鐵蹄侵佔江南時，他為了保護財產，收集國民黨軍隊潰退的散兵游勇數百人和槍支彈藥組成自衛武裝，一時成為當地一股實力較強的地方勢力。國民黨拉攏他，准備給他封官，日本鬼子也要委任他為偽金壇縣長，他都拒絕。新四軍初到茅山地區，他看不起槍支不全、軍容不整的新四軍，陳毅親自登門拜訪。他見陳毅是留法學生，博學多才，有儒將風度，在交談中，聽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統一戰線政策，感到非常欽佩，對陳毅尤其敬服。后來，在日偽頑強壓之下，窮於應付，難以自保，陳毅寫信勸告他“玩虎弄蛇，事可一而不可再﹔先生達者，當不輕視斯言”。他因感激陳毅忠告，將300多人、槍交給新四軍收編，自己帶全家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環龍路（今南昌路）一座三層樓房中。他后來在上海，還繼續為新四軍募集醫藥、布匹等軍用物資。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秘書長李一氓去上海活動，就住在他家。軍部派樂時鳴到上海接運在上海募得的7000匹布，也是到紀家和八路軍上海辦事處主任劉少文接頭的。劉少文也常去找他辦事，他家一時成為新四軍去滬人員的聯絡點。
常州城北門外有一家濟民絲廠，老板是曾任武進縣孟河鎮商會會長的馬潤生。絲廠的生產原料蠶繭，主要來自武進和丹陽北鄉的游擊區，當時，我軍和敵人爭奪控制蠶繭資源的斗爭很激烈。新四軍挺進縱隊的地方稅所，對運給馬潤生絲廠的蠶繭，常設法保護放行以支持他。1940年春，中共鎮丹武中心縣委書記周蘇平，在一次敵人“掃蕩”中被捕，被關押在常州城日本憲兵隊。1940年夏，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主力部隊北渡長江前夕，粟裕聽到這一消息，派丁兆甲去常州設法營救。丁兆甲向馬潤生提出后，馬潤生馬上通過和日本憲兵隊有密切關系的王壽彭，以重金收買了日寇憲兵隊長，乘新舊隊長交替的時機，故意將周蘇平押到滬寧鐵路新閘車站附近的鐵路邊去勞動，使周蘇平乘機脫逃出來。馬潤生還冒著風險，營救過被偽軍捕押在常州的丁兆甲，使他回到了蘇北黃橋新四軍部隊。
蘇皖交界地區有封建迷信的刀會武裝組織，對我軍不了解，阻我軍前進。粟裕派熟悉江南民情、有社會經驗的吳福海等同志前去，對刀會耐心地做工作，用實際行動取得了他們的信任。經我軍宣傳，大宮圩刀會的朱昌魯、薛鎮地區刀會的劉一鴻先后帶了隊伍參加了新四軍。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求解放的部隊，它每到一處，總是深深扎根於群眾之中，因而它是戰無不勝的。
四、上海人民支援新四軍的人、財、物，通過江南指揮部部隊駐地轉運，既快捷又安全，發揮了他人無法取代的特殊作用。
中共中央從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出發，指示重建不久的中共江蘇省委，把支援新四軍的工作，作為上海黨的一項重要任務。於是，中共江蘇省委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全力支援新四軍。這種支援以太平洋戰爭爆發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大階段。開始由於日軍剛佔領上海，還存在租界這個特殊的“孤島”環境，使支援新四軍的工作處於公開、半公開狀態。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的“租界”全部淪陷，敵偽勢力滲入，整個支援工作完全轉入秘密狀態。但無論公開、半公開或秘密階段，上海黨和人民不惜任何代價，克服了重重困難，勝利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
一是動員組織各種人員參加新四軍。1938年8月，上海職業救亡協會戰地服務團的盛嘉禾（盛同）、汪大銘、沈西蒙等到皖南參加新四軍。上海國民救亡歌詠協會宣傳團17人，除1人去延安外，其余16人在團長何士德率領下參加新四軍。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於1938年12月組織上海各界民眾慰勞團，1939年2月又組織上海地方協會派赴第3戰區演劇團到皖南慰問新四軍，慰問團成員有六七十人留在皖南參加了新四軍。上海神州職業學校舉辦4期無線電收發報訓練班，結業學員近百人，全部送往皖南的新四軍軍部和蘇南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於1938年到1939年曾3次組織約1300名難民到皖南參加新四軍，還有部分難民送往江南抗日義勇軍。上海參加新四軍的先后約有2.1萬人，其中以工人、店員、職員佔大多數，其次是青年學生、文化教育工作者、醫務人員等。僅印刷工人就有1000多人。上海還輸送了一批作家、藝術家加強新四軍的文化工作，動員一批教授學者到抗日根據地辦教育。如李一氓、朱克靖、錢俊瑞、朱鏡我、李子芳、林植夫、黃誠、張崇文、王任叔（巴人）等。這些各有專長的同志，在新四軍中做宣傳工作，創辦各種報刊，參與文化、理論教育，進行文藝創作。由於新四軍重視戲劇、歌詠、美術等藝術門類的宣傳鼓動作用，軍部和各支隊、團均建立相應的服務團、文工團等文藝隊伍，連隊均有文化教員開展活動，這對提高部隊文化素質、鼓舞士氣、發動組織群眾等方面均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是組建地方武裝交給新四軍。中共江蘇省委外縣工作委員會掌握的蘇南東路地區的抗日武裝，1939年全都編入了新四軍指揮的江南抗日義勇軍。中共江北特委掌握的抗日武裝500余人，在王澄率領下於1940年7月1日起義，參加了郭村保衛戰。中共江蘇省委掌握的崇（明）啟（東）海（門）常備旅，后編為新四軍第1師第3旅第9團。中共浦東工委掌握的3支武裝800多人，於1941年先后南渡杭州灣，后成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的基礎。
三是在物資上支援新四軍。新四軍剛到皖南，上海工商界愛國人士就向新四軍捐獻細布4萬匹、膠鞋2萬雙。1938年冬，上海人民發動捐款92萬元，除部分救濟難民外，大部分支援了新四軍。新四軍的印刷設備、印鈔設備、無線電收發報機、真空管、蓄電池、電話機、醫療器材和藥品、制造迫擊炮管用的無縫鋼管、做炸藥用的廢膠卷、柴油發電機等，都是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幫助下秘密採購，運到抗日根據地的。
四是支持和配合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的工作。辦事處負責輸送人員去抗日根據地，掩護抗日根據地干部來上海治病。上海支援新四軍的人、財、物，有相當一部分是就近通過江南指揮部這一渠道中轉的，除了江南抗日部隊接收一部分，都轉送給了新四軍軍部。
新四軍挺進江南敵后抗日，所以能由弱變強，不斷取得勝利，靠的就是深深扎根於蘇南抗日民主根據地，贏得了千百萬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在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今天，我們一定要弘揚新四軍的鐵軍精神、鐵軍作風，把群眾當親人，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形成像新四軍與老百姓那樣的魚水情深，從而使我們的黨和國家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順利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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