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雲飛渡仍從容——“文化大革命”中的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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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之初，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陳雲因身體不好，正在家中休養，在黨和國家事務中很少起到決策作用。然而，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權力熏心的人卻沒有忘記向陳雲射來毒箭。在這亂局中，陳雲從容應對。

遭受沖擊

“文化大革命”爆發前，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陳雲在上海養病，並不在中央一線工作，所以1965年秋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均因病未參加。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劉少奇時，陳雲連同朱德、鄧子恢、薄一波等人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今后不再通知陳雲等人出席政治局會議，實際就是與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等人一道被靠邊站了。1月25日，北京大專院校和財貿系統的造反派成立了“徹底批判陳雲聯絡站”，標志著對陳雲批判的升級。3月10日，在北京師范大學校園內召開了批判陳雲“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大會。大會宣稱“對陳雲的大批判、大斗爭，是徹底砸爛劉、鄧黑司令部這一偉大斗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周恩來3月21日對財貿口造反派說，中央常委沒有決定拿出批判陳雲的材料，我是不主張大字報上街的。中央常委當然是聽毛澤東的。3月，中央辦公廳停止向陳雲等人發送文件和《參考資料》、《參考消息》等。1970年9月上旬，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決定審查陳伯達后，江青、張春橋等借機圍攻陳雲，要他交代1962年西樓會議時陳伯達是如何與他互相配合的，並無端指責他不揭發陳伯達是要為自己推脫罪責。

康生發難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挑頭向陳雲發難的是康生，此后屢次挑頭。1966年8月10日，他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華東組會上到處咬人，稱：“陳雲同志的思想也是長期與主席對立的。他以經濟專家自居，自以為他的經濟學在主席之上。……他講的經濟政策，據我看，只是資本主義的商人經濟而已。”其實陳雲從來就沒有以經濟專家自居，也從來沒有說過他的經濟學在毛澤東之上。康生這種攻擊性言論與林彪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想當大英雄，隻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的調子如出一轍。1967年，康生在給江青的信中將陳雲等18人定性為“有錯誤或歷史需要考查的”一類人中。1968年11月25日，康生寫信給毛澤東，稱“陳雲同志又一次包庇了袁血卒，而且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此件未見毛澤東的任何批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陳雲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會議上講到康生的歷史問題時說，“康生是不是被捕過？被捕的表現怎麼樣？要慎重一些”，“沒有真憑實據，就不能輕易定”，要由中央組織部組織人進行審查。在稍后進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再次提出要對康生進行審查，全會接受了這一重要的意見。

多次檢討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陳雲致信毛澤東並中共中央表示擁護“十六條”。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所謂資反路線時，劉少奇在檢查1962年所謂右傾錯誤時提到他支持陳雲報告並推薦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事情。10月30日，陳雲就解放前后包括1962年“右傾錯誤”在內的“嚴重錯誤”向會議寫出書面檢討。這是他“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的第一次檢討。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陳雲以“一貫右傾”再次遭到批判。謝富治說：“劉少奇抬出陳雲搞經濟小組，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陳雲同志一貫反毛澤東，休息也不干好事。這些都要清算。”會上陳雲多次被迫就自己解放前后的“路線錯誤”進行口頭及書面檢討。他在講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他發言而沒有發言時說：“因為我不願在這樣大的會議上散布我的右傾觀點，因此，沒有講。”在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上，陳雲在中央直屬機關小組會上又一次就自己歷史上所謂路線錯誤進行檢討。1970年2月在 “蹲點”單位———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的斗私批修會上，陳雲先后分四次講述自己的歷史，對所謂路線錯誤進行檢討。1970年8月26日，他又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華東組書面發言中就自己歷史上所犯歷次“路線錯誤”，特別是1957年反冒進、1962年“夸大”暫時困難和提出分田到戶的意見等進行了檢討。1972年7月21日，陳雲致信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再次對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要他講話他不講，而隔了幾個星期卻在西樓會議做所謂錯誤報告的問題進行了檢討，並請求中央根據他的身體情況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獲准出來工作后，陳雲還在檢討。1973年5月22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發言時再次對自己過去的所謂錯誤進行了檢討。

主席保護

盡管陳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沖擊與批判，處境困難，但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使得陳雲還是可以享受規格較低的政治待遇。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澤東先后八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前六次陳雲均參加了。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時對陳雲說：“文化大革命，我並沒有打倒你，你好好養病，將來好工作。”在“九大”醞釀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單時，毛澤東提議陳雲等一些老同志要選進去，結果陳雲被選為九屆中央委員，但未能進入政治局。1969年10月，毛澤東在陳雲被疏散到江西之前特意交代汪東興，“要把陳雲、王震他們放在交通沿線，來去方便。……這些人還用得著，我還要他們呢”。1972年7月22日，毛澤東批示印發陳雲7月21日的來信，“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不久，陳雲就參加了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7月31日，陳雲出席了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結束了自1969年10月以來不讓參加國務活動的局面。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批示，要做到這些，顯然是不可能的。而毛澤東所以作出這一批示，又是建立在陳雲反復檢討自己“錯誤”（據不全統計，至此陳雲在黨內外做的檢討已經超過十次）的前提之上的，同時也是出於林彪事件后調整干部政策之需要。“十大”陳雲仍被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上又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些當然是毛澤東同意的。

揭批林彪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認為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與接班人，風頭甚健，一時間趨炎附勢的大有人在。陳雲卻反其道而行之，對林彪敬而遠之。1966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周恩來問陳雲，這些年你常在蘇州、杭州養病，為什麼不去看看林彪？陳雲答：“我不知道他的住處。”周恩來建議陳雲主動找林彪談談。於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召開新的中央常委第一次會議時，陳雲主動約談林彪，林彪表面答應，但始終未談。現在看來，陳雲不知道林彪住處的說法只是一種推脫之詞。一個中央副主席要找另外一個中央副主席，隻要中央辦公廳協調一下即可。問題是那時陳雲不想與林彪談。1969年10月在林彪發出第一個通令后，陳雲被疏散到江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陳雲幾次揭批林彪。1971年10月8日，他寫了《我對林彪的揭發》，揭發林彪在長征時期、延安整風初期、解放戰爭時期以及解放后反對出兵抗美援朝等一些問題。1972年陳雲在江西省委擴大會議的小組會上發言，對《五七一工程紀要》進行了逐條批駁，說“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不是事實。事實是鋼產量達到2100萬噸、糧食達到4920億斤，“前進速度和各國相比仍然不慢”，說“干部敢怒不敢言”，也不一定。他就講過工廠的班組會佔時多，“質量不高，作用不大”，還向工廠提過經濟核算問題。今天看來，這些都不是大問題，而且是在基層提出的，即使如此也沒有明確的回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對高層提出的意見是1969年9月14日致信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說：規章制度有些必須改革，但安全操作規程是不能廢的。似乎沒有下文（毛澤東、周恩來的年譜、傳記、文集均未查到對此信的批示）。以此揭批林彪有些牽強。1972年5月29日，陳雲在中央批林整風會議期間寫了《對於叛黨、叛國、陰謀家、賣國賊林彪的揭發》，說本來“隻覺得此人沒有共產黨員的自我批評精神。沒有想到他竟發展到要殺害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陰謀政變。”6月23日，他再次寫出批判林彪的書面發言，並在小組會上發言，指出誣陷周恩來的所謂伍豪啟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謀”。

實事求是，反對極“左”

1966年9月，陳雲對前來調查時任天津工學院黨委副書記袁血卒的工學院學生講，“袁血卒自首叛黨、叛國談不到，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中央怎麼能讓一個自首叛黨、叛國分子去作副書記呢”。1967年7月18日，他在復廣東省第一工人療養院的外調信中堅決表示：“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如果我知道的事，而硬不給他証明，或不知道的事情或記不起的事情，隨意加以不合事實的証明，這是不符合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的，我決不這樣做的。”1973年9月13日，陳雲復信遼寧省旅大市革命委員會，就所詢宋黎的所謂托派嫌疑問題答復說：直到1943年春離開中央組織部養病，“中央組織部認為宋黎是沒有政治問題的”。從1967年2月到1978年12月，陳雲共收到關於干部歷史問題的外調信件80多封，均作了認真的實事求是的親自回復。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陳雲仍然堅持辯証法，反對片面性。1970年5月，陳雲在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車間政治學習會上講：“大家既談革命，又談生產，既講成績，又講缺點，……我百分之百贊成。工廠就是要搞生產，如果隻談革命，不談生產，我們吃什麼？”實際上是對林彪、“四人幫”鼓吹的“不為錯誤路線生產”謬論的批判。1974年，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批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1971年，他在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子弟學校的座談會上針對有人反映近年來批判“臭老九”時說：“我多次通讀《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沒看到裡面有這個提法。”臨別時有意在與教師握手時把對方的手放到自己鼻子邊聞聞，風趣地說：“不臭啊！我看不臭。”后來毛澤東也發現太過分了，說了一句“老九不能走”。1973年6月7日，陳雲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希愈等人談話時指出，“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7月14日，他在聽取香港華潤公司五豐行總經理的匯報時說，對大宗交易所“過去我們隻看到它投機性的一面，忽視它是大宗交易場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們不要怕接觸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游泳”。10月中旬，他在聽取外貿部關於廣州交易會的匯報時指出：工藝品要創造新題材，也可以利用舊題材。外貿部要就出口工藝品的題材問題向中央寫個報告，“提出《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岳全傳》等書中題材除了反動、丑惡、黃色的以外是否可用的問題，如果中央批了，下面就可以動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對評彈藝術大加破壞，連新長篇也不讓演，更不要說傳統書目了。1973年，周恩來當面問陳雲有沒有聽評彈？陳雲說沒有。周恩來本來要說的意見也就沒有說出來。1975年，陳雲到上海養病，在收音機裡聽到評彈已經改得不成其為評彈了。由於被搞的和唱歌、演戲一樣，不倫不類，被稱之為“評戲、評歌”。1977年6月，陳雲在杭州主持召開的評彈座談會上講，“傳統書目裡也有可以利用的東西，老書也可以說”，“我們從地底下發掘出來的幾千年前的東西還要拿到國外展覽，為什麼不可以把沒有問題的、能起作用的傳統書目拿出來演一演呢？”

潛心學習經典著作

1967年底，陳雲對兒子陳元說：看來中央不會再讓我工作了，我准備集中時間看看書。要定一個五年計劃，先看《列寧全集》，從二月革命的那卷開始往后看，然后再看前面的。陳雲已經做好了至少五年賦閑讀書的思想准備。1969年10月陳雲被疏散到江西時，帶去了兩個鐵皮箱、一個木箱的經典著作，11月到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后，上午去廠，下午與晚上均在住所看書。1970年12月，他寫信給在農村任教的二女兒陳偉華，要她學毛選四卷還要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主要著作《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資本論》等。在江西的兩年零七個月裡，陳雲除了到廠“蹲點”與到附近工廠農村調研外，時間基本用於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了，其中《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九卷全部讀完。重新出來工作后，他在1973年8月17日寫給陳偉華的信中說，想用兩年時間，再精讀一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並吸收家裡人一起學習，大家提出疑問和交談學習心得。1975年3月至1976年10月，陳雲再次通讀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九卷。這在當時的中央高干中是罕見的。毛澤東1975年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但筆者認為陳雲是“不多”中的佼佼者。

鮮為人知的兩次談話

1976年1月和7月，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相繼逝世，毛澤東病重。8月4日，陳雲對前來看望的谷牧副總理談了與“四人幫”斗爭的四點意見：（一）軍隊要穩住﹔（二）堅決擁護華（國鋒）﹔（三）老一輩要延年益壽﹔（四）主席的旗幟要高舉。第三條據谷牧回憶說意思是“投票時要用”。毛澤東逝世后，10月3日，他同再次前來看望的谷牧談了八點意見：（一）團結﹔（二）高舉主席旗幟﹔（三）鼓勵新手﹔（四）控制二杆子﹔（五）守住陣地﹔（六）先上兩個后上四人﹔（七）要有民主﹔（八）等待時機，要有事件。谷牧后來回憶說，第四條的意思是要控制好那些不動腦筋、做事莽撞的人，“不要輕舉妄動，等待高層的動作”。在這之前，王震在9月下旬受葉劍英的委托，多次找陳雲商量粉碎“四人幫”的問題。陳雲起初考慮用召開中央全會的方法解決，但經過反復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后感到沒有把握，認為應該採取更加堅決果斷的措施。10月初，他應邀去葉劍英住所面談時明確贊成將“四人幫”抓起來的方案，並說：“這場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建議將此事告訴聶榮臻、徐向前兩位元帥。10月6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對“四人幫”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10月18日陳雲致信李先念，贊揚“政治局對‘四人幫’採取斷然措施，處理穩妥，進展順利”，認為很好很好。其實在這一重大斗爭中，陳雲對黨也是有自己的獨特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