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淼
董健吾，中共早期黨員，曾是中央特科重要成員。他利用基督教牧師的身份，為中國的革命斗爭立下汗馬功勞。他創辦的互濟會曾收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子女。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訪問陝北地時通過他的聯絡、護送才得以成行。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親切稱他為“王牧師”。“文革”時期，董健吾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最終歷史給了他公正的評價，被稱為“紅色牧師”。
以特殊身份從事情報活動
董健吾，1891年出生在江蘇青浦（現上海市）一個基督教世家。青年時期就讀於美國基督教聖公會所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系，與浦化人、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系同窗好友。
1926年10月，馮玉祥舉行五原誓師。馮玉祥信奉基督教。董健吾與浦化人奉命來到馮的身邊傳教，並輔佐於他。此時，浦化人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與董健吾是同鄉，很快讓董健吾的政治信仰發生了變化。1928年，董健吾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馮玉祥息隱泰山后，董健吾回到上海，在一座教堂中任牧師職位。此時，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他利用神職人員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供職，並領導董健吾積極參加革命活動。之后，董健吾利用牧師的公開身份創辦革命互濟會，在營救被難者以及成立“自由大同盟”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就是在這期間，董健吾被圈內的親朋友好稱為紅色牧師。
不久，董健吾的革命活動，遭到了基督教方面的反對和不滿，遂借口董健吾的戀愛生活違反了教規，革除了他的牧師職務。這樣，董健吾不僅需要承受來自基督教方面的輿論壓力，而且也失去了從事特殊工作的依托。他為之十分痛苦。
黨的保衛部門為了使董健吾更好地從事情報工作，出經費為他開了一家古玩商店。他利用自己懂英文的有利條件，把很多外國人吸引到古玩商店來洽商買賣，巧妙地掩護了黨的這個情報據點。同時，他利用自己和國民黨上層的特殊關系，又通過拜時為地下黨員（昔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為師，遂成為青幫大亨杜月笙公館的座上客﹔他通過和宋子文的同學關系，經常出入宋公館和孔公館﹔自然，宋慶齡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但是，董健吾終因被革除牧師一事耿耿於懷。黨的保衛部門也為失去這樣一個“上帝”賜予的依托和據點而遺憾。這時，由於顧順章的叛變，潘漢年接任中央特科二科的負責人。他告訴董健吾：不要心急，一定尋機為他恢復牧師神職。
這樣的機會終於等來了!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為了籠絡人心，宣布恢復被他開除國民黨黨籍的馮玉祥黨籍，並請孔祥熙做調停人，請馮玉祥到南京來幫助他渡過難關。這樣，馮玉祥遂結束泰山讀書生活，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的要職。就在馮玉祥來上海的時候，潘漢年通過內線關系，有意請馮玉祥為董健吾“拉場子”，幫助董健吾恢復在基督教中的地位。
馮玉祥雖是出了名的基督將軍，但他的基本思想還是傳統的。那就是特別重視“仁”和“義”兩個字。他和董健吾的關系淵遠流長，並認為董健吾是一位忠於職守———並富有民族意識的神職人員，他有難處自應幫忙。另外，他還認為董健吾被革職，和自己兵敗中原有直接關系，那就是基督為了取悅新接受洗禮的蔣介石，而有意給他馮某人點顏色看看。因此，他欣然允諾為董健吾說話。
上海淞滬抗戰結束之后，已經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回到了上海。在一次隆重的歡迎宴會上，他有意把董健吾拉在自己的身旁就座。他乘著酒興指著董健吾對在座的說了如下這段話：“他是我當年的專職牧師，給我宣講了多年的教義。這次來上海，聽說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革除了他的牧師。我知道上帝是最寬容的，而我們這些上帝的奴仆也應該學著寬容兄弟姐妹們犯錯誤。他已經為自己的過錯向上帝懺悔———並得到了上帝的寬容。我們這些上帝的奴仆們該不該寬容他啊?”
“該———!”眾口一聲地答道。
就這樣，董健吾恢復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從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師的雙重身份，為黨從事特殊的情報活動。
協助潘漢年處決叛徒
一天上午，董健吾身著神職服裝走進古玩商店經理室，照例先沖好一杯進口的咖啡，然后坐在舒適的沙發上，翻閱剛剛送來的中外報紙。突然，他被一條消息所吸引：
昨天傍晚，一艘待命駛往南昌的客輪停泊在碼頭，穿戴不一的旅客蜂擁上船。這時，一輛美式轎車戛然停在碼頭上，先走下兩個腰插手槍的便衣刑警，旋即又走下一位身著長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故作有派的樣子起步登船。隨著“啪、啪”兩聲槍響，他當即倒在了碼頭上……
恰在這時，門外傳來了信號似的敲門聲。董健吾知道是自己的同志到了，熱情地說：
“請進來!”
屋門打開了，走進一位闊氣的中年客商。他隨手輕輕關死屋門，把右手握著的那柄入時的手杖往右手腕上一挂，摘下銀灰色的禮帽，取下架在鼻梁上的方型墨鏡。來者原來是中央特科的負責人潘漢年。潘漢年笑著問：
“董老板，在忙些什麼?”
董健吾請潘漢年落座，旋即指著報紙上的那條新聞聳了聳肩膀，說道：
“我正看有關你們的‘杰作’的消息。”
潘漢年用眼掃了一下報紙，微微地搖了搖頭，說一句“我正是為這條消息來求你”，遂又講起了有關這條消息的來龍去脈。
為了配合江西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的進行，需要前方有戰爭經驗的同志來充實上海的秘密工作。然而，其中有一個在江西從事機要工作的干部剛到上海，就投敵變節，並把他掌握的中央蘇區有關的機密報告了敵人。國民黨設在上海的特務機構經過研究，認為這個叛徒提供的情報十分重要，決定派人把他護送到江西南昌，當面向蔣介石報告他掌握的所有機密。
潘漢年通過內線，及時地獲知了這個叛徒到達上海后的一切活動，並隨時向中央保衛機關的負責人陳雲做了報告。經和陳雲、康生研究，為了確保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順利進行，決定在上海處決這個叛徒。交由康生負責的三科執行。遂演出了碼頭狙擊叛徒的好戲。
是日深夜，潘漢年又通過內線獲知，叛徒被擊中一槍，子彈從頸項穿過，竟然沒有死去，當即被租界捕房送入仁濟醫院搶救治療。潘漢年頓感情勢嚴重，立刻向黨中央做了報告。很快，他又接到黨中央的命令：為了確保中央蘇區的紅軍和地下黨的機密不被叛徒出賣，趁這個叛徒傷勢嚴重，幾度陷入昏迷的情況下，把他擊斃在醫院中。
仁濟醫院是一所教會醫院，附設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時，醫院有著良好的醫療秩序，一般看門診的病人是不准進入住院區的﹔就是探視住院病人的親屬，也有著十分嚴格的規定。時下，敵人清楚這個叛徒被狙擊致重傷的原因，在他的病房門前，設有專門人員看守，想接近這個叛徒是困難的。怎麼辦?潘漢年和助手們共同認為：若想制定出合乎實際的處決叛徒的計劃，必須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敵人布防的情況，而要完成這樣一項特殊的偵察任務，又必須找到一位和教會有關系的情報人員，打著宗教的旗號，進入病房區巡視。這時，潘漢年和他的助手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個人，董健吾。
董健吾深知這項使命的嚴肅性。他受命之后，找到醫院中一位和自己很熟悉的牧師，在一般的閑談中，獲悉這個叛徒住在隔離病房，專由巡捕房警務處所監守，防范甚嚴，非經特許，不准接近。接著，他又以關心病人為名，和這位醫院中的牧師視察了所有的病房。他還發現，在這個叛徒的病房門口還有兩名武裝巡捕監守。他回到自己的古玩商店以后，通過關系向潘漢年做了匯報。
潘漢年摸清了叛徒的病房位置，但他卻無法把我們的保衛人員打入醫院，進入隔離病房，越過武裝巡捕的監守，去處決這個倒在病床上的叛徒。他隻好再次要求董健吾利用和醫院中的那位牧師的特殊關系，做好有關醫務人員的工作，盡快拿出一個可行的處決叛徒的方案。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訪了這位有正義感的牧師，並在他的幫助下，說服了值班的護士，很快和潘漢年共同密商了一個萬無一失的行動計劃。
是日夜，特科保衛人員化裝成仁濟醫院的醫務人員，在護士和牧師的帶領下，以查病房為由，大搖大擺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門口，出奇不意地制服了監守的武裝巡捕，闖進病房，干淨利索地結束了這個叛徒的性命，然后越牆逃出醫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車，安全地撤離了。
潘漢年指揮的這次行動，由於是在武裝巡捕監守的情況之下完成的，因而無論是對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員，還是對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的人員———尤其是那些叛變投敵的敗類，都產生了岌岌可危的恐惶感。
受宋慶齡之托密訪陝北
蔣介石入主南京后，他認定共產黨是“心腹之患”，而日本軍國主義步步入侵中國是“皮膚之患”。由此產生了他的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但是，隨著偽滿洲國的建立，以及華北日漸危急，全國上下掀起了堅決抗日，嚴懲漢奸的救國熱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上，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刺殺親日派頭子汪精衛案。當蔣介石獲悉刺客的槍口原本是對著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衛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他不得不考慮“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還能行使多長時間。
蔣介石很快醒悟到必須接過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贏得對外———歐美諸國乃至於蘇聯的支持，對內———舉國上下的擁護。自然，這也要獲罪於日本與國內的親日派。他為了對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對內分化、瓦解共產黨和紅軍，遂又想到了蘇聯。也就是在這前后，他認真地閱讀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以及中國共產黨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遂委派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英洛夫接觸，並親自出馬和鮑格英洛夫進行秘密會商。當他得到蘇聯外交部明確答復：蘇聯政府不充任“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談判的中間人”以后，遂決定通過幾條渠道，親自和共產黨建立秘密聯系。其中一條就是希冀他的郎舅宋子文完成這一秘密使命。
宋子文是歐美諸國在華的代言人，因而是個堅定的反日派。他雖說願意完成這一秘密使命，可他身邊並沒有和共產黨有關系的親信，遂求助於二姐宋慶齡。
宋慶齡為維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國民黨右派斗爭了近十年。在這期間，她和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有著較為密切的接觸。當她聽宋子文說：蔣介石希望派一名使者進入陝北蘇區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聯系。她似乎未加思索地就笑著說：
“我看你的同學可擔此任。”
“哪個同學?”
“董健吾牧師。”
董健吾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陝北蘇區送信。為確保董健吾沿途的人身安全，行前，宋慶齡交董健吾一張委任狀，委董健吾為“西北經濟專員”，由財政部長孔祥熙簽名委任，以保障旅途通行無阻。
1936年1月，董健吾告別上海乘車西去，十分順利地到達西安。這時的西北高原恰到“千裡冰封、萬裡雪飄”的隆冬季節，一時難以雇到通往陝北蘇區的車輛。他急中生智，打著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旗號求見張學良將軍，希望張學良能派專機送他去陝北蘇區。
張學良和宋子文私交甚篤，且又為尋找共產黨而著急。他當即約見了董健吾。當他看到由孔祥熙簽名委董健吾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完全心領神會董健吾陝北蘇區之行的真實目的，遂派飛機送董健吾到膚施（即延安），再由東北軍派一騎兵連護送董健吾過境，紅軍邊防司令李景林在蘇區邊境接待他們。幾經輾轉跋涉，董健吾於2月27日安全到達瓦窯堡。
林伯渠、張雲逸、袁國平等在瓦窯堡門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將宋氏密信呈遞博古，傳遞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國共產黨談判的意向”。
此時，中央紅軍已渡河東征，中共中央負責同志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等都在前線石樓。幾經密電往返磋商，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集中各方意見，提出“與南京談判之意見”，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施之談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項條件：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與此同時，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曾於3月2日致電博古，要他和董健吾等人一起來石樓，討論和國民黨的聯絡問題。但是董健吾想到自己離開上海已近兩月，為不引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疑慮，希望快些回上海復命。3月4日，在電告上述五項條件的同時，同意董健吾不來石樓，先回上海。
3月5日，董健吾帶著上述條件離開瓦窯堡回上海。
誠如劉家泉先生在其專著《宋慶齡傳》一書中所評述的那樣：“當時的幾條渠道都對國共談判作出了貢獻，宋慶齡則幫助溝通了兩黨中樞間的直接聯系，起到了別的渠道難以起到的作用。
這是十分公平的論斷。換句話說，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頭功，董健吾是有一份的。
幫助張學良尋找共產黨
就在汪精衛被刺不久，國民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罵作不抵抗將軍的張學良面對華北危局，希望國民黨五次大會開成救國抗日的誓師大會。但蔣介石卻在“對外關系之報告”中強調對日關系“當為最大之忍耐”，並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外交方針。會后，張學良仰天自語：“華北休矣!”
東北三省是在張學良的手中丟掉的，他唯有帶領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才能洗刷不抵抗將軍的罪名。為此，他秘密去監獄中探望了東北政壇名士杜重遠。
杜重遠因《閑話皇帝》一文受累入獄。他由前來探監的老朋友———秘密共產黨員胡愈之的口中獲知《八一宣言》，以及蔣介石正在秘密謀求和共產黨接觸的消息。因此，他希望張學良在東北軍集中陝甘兩省的情況下，走聯合抗日道路，並指出有三個有利條件：第一，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八一宣言》，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到了陝北，可以聯合起來﹔第二，陝西省的實力派楊虎誠是有抗日進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進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的盛世才原是張學良的部屬，他利用有利的地勢，可以和蘇聯搞好關系，這也是一個不可小視的抗日力量。
張學良信服杜重遠的見解。他為了盡快地打通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想了很多的渠道。其中之一是請求原部屬李杜將軍幫忙。
東北抗日失敗之后，李杜和馬佔山、蘇炳文等抗日將領退入蘇聯國境，遂和共產黨發生了聯系。不久以前，他輾轉回到上海，依然和共產黨保持著接觸。他為了快些完成張學良的托付，請求有紅色牧師之稱的董健吾幫忙。
這時，董健吾已經接受宋慶齡的托付，去陝北蘇區送信，他答應李杜將軍等外出回到上海再幫忙。
誠如前文所說，董健吾帶著中共中央對國共談判的條件和復信回到上海，當面交給了宋慶齡先生，並受到宋的感謝。
也就是在這次相見中，董健吾說起在去年十二月，張學良曾秘密會見李杜將軍，鄭重委托李杜幫助尋找中共關系，以商談在西北聯合抗日問題。他征詢宋慶齡先生：可否從旁相助以及如何相助?
宋慶齡認為張學良想聯共抗日是好事，應該給予幫助。說到如何相助一事，她想起史沫特萊和艾黎曾帶來一位避難的“周先生”，“是個頗有學問、經歷不凡的共產黨員，很適合去從事這項工作”。她建議董健吾去史沫特萊家去和這位“周先生”談一談。
董健吾遵命來到史沫特萊家。他一見這位“周先生”驚得一怔，禁不住地說道：
“怎麼是你?”
這位“周先生”淡然一笑，風趣地說：“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全是萬能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嘛!”
這位“周先生”的真名叫劉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先是陳賡的副手，后是潘漢年的搭檔，自然和董健吾是老熟人了。董健吾驚詫地問：“你不是早已撤往中央蘇區了嗎?”
原來，劉鼎撤往中央蘇區途經閩浙贛蘇區的時，正值國民黨發動第四次“圍剿”，通往中央蘇區的交通被封鎖。經方志敏的勸留，並征得中央同意，他留下擔任閩浙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紅軍大學第五分校政委。方志敏奉命率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皖南挺進，不久失利被俘。劉鼎等人隱藏在弋陽仙霞嶺一帶活動，過著野人一樣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覓食被俘。先解往南昌行營軍法處，后轉送九江俘虜營。他尋機逃離九江，潛回上海。劉鼎通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找到在華的美國進步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當史沫特萊聽說劉鼎是來自江西的紅軍，遂把劉鼎帶到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家裡，並囑咐道：“他將住在你們這裡，直到他去別處。”劉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裡。
董健吾把張學良想找中共關於商談抗日的事說了，問劉鼎可否當此重任。劉鼎感到事情有點突如其來，不知底細，就說：“我急於找到黨中央，希望能得到組織的指示。”董健吾說：“到了西安才可以去陝北，這是一個條件，一定要讓他們送你去陝北。這次我去陝北，就是張學良派飛機送到膚施，再派騎兵護送到瓦窯堡的。”
劉鼎聽說這是找到黨中央的一個途徑，很興奮，但想到事關重大，表示要考慮兩天再答復。李杜得到劉鼎的答復，立即電告張學良：“尋找我朋友，已經找到了。”這時，張學良則剛在洛川會見過李克農，同中共建立了聯系，但仍然很重視李杜介紹的關系，立刻選派自己的親信，高級參議趙毅去上海迎接。從此，劉鼎身份一變，成了中共派駐張學良身邊的代表，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功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