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紅
1934年攝制的《漁光曲》，是第一部獲國際獎的中國影片。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部在國際上榮獲獎項的影片，則更值得濃墨重彩一書。它就是上海電影制片廠1951年攝制的經典黑白故事片《翠崗紅旗》，它的攝制過程和問世前后充滿艱辛、獨創、有趣的元素，許多內幕是鮮為人知的。
原型取自1949年攻取翠微峰的著名戰斗
《翠崗紅旗》的原型取自1949年攻取翠微峰的著名戰斗。
翠微峰，位於寧都城西北5公裡處，山峰陡峭，道路崎嶇，易守難攻。以原國民黨豫章山綏靖區司令黃鎮中為首的土匪約2000人盤踞此山，構筑堅固工事，並將發電廠、修械廠設備及大批糧物搬進翠微峰金精洞，企圖據險頑抗。
1949年8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東路部隊第四十八軍一四四師解放寧都后，奉命圍殲該股土匪。30日完成包圍部署，隨即展開外圍戰斗。進攻部隊採用小分隊夜間突襲戰術，逐個奪取外圍據點。該師四三二團的幾個連隊先后攻佔菜子山、蓮塘凹、太陽山、美抗、赤足寨，殲匪一個團部及各據點土匪大部。該師四二八團強攻朝陽山，經一小時戰斗，全殲頑匪。至9月19日，翠微峰的外圍據點被全部攻佔，余匪被壓縮在翠微峰等幾個孤立山峰上。9月23日6時30分，該師在軍山炮營、戰防炮營的支援下，向匪核心據點發起總攻。四二八團一連首先攻上翠微峰﹔四二三團消滅母獅峰、三獻峰的土匪后，迅速增援第四二八團，將匪首黃鎮中圍困在金精洞內。至下午3時，黃鎮中被迫率殘部投降。
這次戰斗共殲匪1960余人，消滅了贛西南地區最大的土匪，被華中軍區譽為剿匪戰斗中攻堅戰的范例。
演藝者背景不同卻通力合作出奇效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工作者根據這一戰例編寫成劇本，拍攝成影片《翠崗紅旗》，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拍攝的第一部反映我軍剿匪作戰的影片，向全國人民介紹了四十八軍在贛南剿匪的情況。
電影《翠崗紅旗》主要描寫的是：1933年，江西蘇區江營擴大紅軍力量，青年農民江猛子率先報名參軍。他的新婚妻子向五兒鼓勵他頑強戰斗、英勇殺敵。翌年，猛子隨軍長征北上。大地主、“鏟共團”團長蕭鎮魁卷土重來，猛子的父親、鄉蘇維埃主席江春旺、妹妹林仔均遭殺害。五兒迫於無奈，改名換姓逃亡他鄉，在一個荒涼的土地廟裡，生下兒子小鴻。次日，由於孩子的哭聲，她被蕭鎮魁的爪牙發現，迫不得已去地主封之固家當奶媽。一日，封之固得到走狗的密報，准備黑夜上山進剿游擊隊。五兒及時將這一消息傳遞給游擊隊，使匪軍遭到挫敗。1949年，人民解放軍迅速南下。蕭鎮魁逃上翠崗山，妄圖憑借險峻山勢，負隅頑抗。五兒母子等群眾也被裹脅上山。江營一帶解放后，解放軍了解到這一情況，便留下一個師負責剿匪，而師長正是當年的江猛子。五兒得悉解放軍已來到山下，不勝欣喜，即將自己的身世向兒子小鴻傾吐，並叫小鴻悄悄下山去找解放軍。小鴻來到解放軍師部要求參軍，父子得以相認。小鴻提供了進攻翠崗山的路徑，並擔任部隊的向導，終於一舉全殲敵軍。向五兒一家人終得團聚。郁郁蔥蔥的翠崗山上，鮮艷的紅旗迎風招展。
影片表現了老區人民在白色恐怖歲月中對紅軍的深情和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是它藝術上的重要特色。
按照當時通行的做法，《翠崗紅旗》的攝制工作，匯聚了來自解放區與原來生活在舊上海的藝術家。主演於藍與副導演馬瑜就是延安魯藝培養出來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而擔任導演、攝影的張駿祥、馮四知，以及飾演江猛子、蕭鎮魁、封老四、封之固的張伐、陳天國、夏天、白穆等，則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從事電影工作。正是這兩支創作力量互相尊重、通力合作，使該片的創作取得了圓滿成功。
由於編劇杜談的大力推薦，剛剛在東影頭次“觸電”拍攝了影片《白衣戰士》的於藍，被確定為向五兒的扮演者。當一直在北方生長的她和馬瑜一起動身前往陌生的南方拍片時，不禁興奮而又緊張。
當晨曦微露時分抵達上海下火車時，馬瑜告訴她：“上海的黃包車可和北京不一樣，是雙人座，咱們得同坐一輛車，你不要不好意思。”於藍還笑著說了句：“當然得入鄉隨俗了！”可真的坐上了黃包車，於藍仍然感到有點不自在﹔更令她莫名驚奇的是在黃包車上看上海的景色，最打眼的是家家戶戶和所有的店鋪都在街邊涮洗馬桶！
后來為了更多地了解上海，時任上影廠長的鐘敬之，曾專門帶他們到百老匯大樓以及“鄉下人”必須去看的大世界參觀，還饒有風趣地講起來自延安的某位導演到上海拍片，自己去逛大世界被妓女拉走的笑話……
最令於藍印象深刻的還是因拍攝《翠崗紅旗》與上海電影同行的合作。相比諸多在舊中國就享有盛譽的大明星來，她起先曾自覺自己真是個地道的“土包子”，然而在后來的實際接觸中，感到他們還是很隨和熱情的。
來上海的當天晚上，導演張駿祥就熱情地邀請於藍、馬瑜與他共進晚餐。這位赫赫有名的大導演待人十分平等、謙和，不時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調節氣氛，不過盡管如此，相互之間還是比較客氣生疏的。真正使於藍感到和張駿祥縮短距離的，還是他們到江西選看外景、深入生活途中曾遇到的一件小事。
當時他們乘船沿江而上，在九江下了輪船后，因到下榻處還有相當路程，張駿祥提議坐黃包車，而於藍則堅持步行。這一下讓張駿祥愣住了，連忙悄悄拉住於藍，低聲問：“你們共產黨是不是有紀律，不許坐黃包車？”他那純真的表情，使於藍明白如果真有紀律，他也要放棄乘坐黃包車了，馬上搖頭解釋說沒有這樣的紀律，只是個人不習慣坐黃包車。
張駿祥望了於藍一陣，確定她所說的是真話，歉疚地說：“那我坐車先走了。”這一情景使於藍感到，張駿祥確是真誠地願意了解、尊重來自解放區的革命文藝工作者。
更令於藍沒有想到的是，在隨后的深入老區體驗生活進行拍攝准備時，這位從國外歸來、又在國統區工作多年的著名導演，其工作程序與來自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竟不謀而合極為相似。雖然富有拍片經驗，但張駿祥對自己不熟悉的時代和歷史背景，首先要求的也是調查訪問。
張駿祥到達江西目的地后，就提出要了解這一地區蘇維埃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和抗戰時期不同的相關景物的情況，並做出了詳細的調查提綱。這一提綱內容主要有：一、蘇維埃時期的一般情況：1、紅軍符號、標識、歌曲、編制、敬禮。2、土地分配方法與地主如何處理。3、各級組織及軍民關系。4、少先隊、赤衛隊的狀況。5、擴紅是何種方式。6、幾次圍剿中老百姓的生活情況。二、紅軍北上后的情況：1、毛主席對日宣戰內容的文章。2、紅軍北上，老百姓反應如何。3、北上后，地方政府的情況如何。4、當時群眾的服裝、化妝、用具與現在有何不同。三、國民黨時期：1、剿共團怎樣組織的。2、地主有怎樣的暴行。四、抗戰時期：1、國民黨的情況。2、游擊隊是如何組織的。3、老百姓對游擊隊及匪軍關系如何。
從以上所列內容不難看出，它非常真實地反映了這些老藝術家努力“轉型”，努力了解和表現“工農兵”的時代新要求的思想狀況和急切心情。
深入蘇區真切體驗生活使創作融入更多鮮明愛憎
對於作為演員的於藍來說，更多的准備工作是訪問和接觸紅軍家屬以及幸存的干部、黨員，了解當時不能隨紅軍北上留在蘇區的人民群眾是怎樣度過各種苦難而生存下來的，因為《翠崗紅旗》這部影片正是反映他們是怎樣歷經艱苦和危險等待而又迎來解放的日子。她懷著急切的心情，在短短的一個月裡，採訪了從省委書記到普通群眾約三四十人。
每一個受訪者從娓娓而談到聲淚俱下，講述了紅軍北上抗日之后，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敵人極為殘暴，殺了很多人，很多家庭都絕代了，整整長達15個年頭，無數家庭親人離散音信全無，但他們始終沒有忘掉共產黨。
59歲的鐘姓老人，妻子被敵人打死了。他想：國民黨總有滅亡的時候、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普天下的窮苦百姓會有翻身的時候，就把國民黨聯保主任的布告揭下來，藏在了房子的頂板上，等著共產黨回來以求血債血償。正是共產黨在他們心靈深處播下的革命必勝的信念，使蘇區人民經受住了白色恐怖下最艱苦的磨難，這也是《翠崗紅旗》影片的真實歷史背景。
令於藍感到收獲最為豐厚、同時也受到極大震撼的是，接觸到了類似向五兒遭遇的對象。
一個叫苦香的婦女，1929年起就做婦女工作，1934年紅軍走時已擔任寧都、興國的縣委宣傳部長，因病留了下來，打了兩個月的游擊，后被介紹去后方醫院。當時有70多人要隱蔽到群眾家中，有30多名傷員無論如何要跟她走，到大佛山去堅持斗爭。敵人四面燒山，她彈盡糧絕被抓到，說自己是洗衣隊的。一個叛徒認出了她：“你講呀，你過去很會講話呀！”她除了咬定自己叫苦香，別的什麼也不說。敵師長與團長都要她答應做姨太太就放她出去，她堅決不肯，說：“要不放我回家，要不死刑。”敵人把她送到南昌押了一個月，判了12年徒刑。當時徒刑給錢還是可以買出來的。她母親便賣牛、借錢用70塊大洋買通看守所把她保了出來。之后，她在地主家做了兩年保姆。后來國民黨又逼她去后援委員會，她躲到山上，與那裡挖鎢砂礦的一個沒有黨派的管理員結了婚，歷經了許多艱苦，最后借錢做小買賣為生。她說自己相信共產黨一定會回來，被打時就想著如果有一口氣，就可以看到共產黨回來，就是死也是光榮的，共產黨會知道的。解放時看到部隊的首長，她悲喜交集得連話都不會說了，對於自己沒有黨的關系很難受，三天沒吃飯只是哭，一路哭到寧都找到黨。
另一個名叫王健德的，是曾任我軍司令員、解放后任副省長職務的某位領導的前妻，健康、朴實而又大方。於藍和她接觸幾次后，就應邀搬到她的家中同住。聽她談起自己的丈夫，感情還是那樣深厚。她說：“司令員講過，革命一定會成功，現在吃點苦，革命成功就好了。”她告訴於藍，自己雖沒有出面工作過，但對革命的心是實在的。在丈夫率部隊北上后，她一人含辛茹苦地挑起照顧全家的重擔，給婆婆吃三餐米，兒子一餐米一餐紅薯米，自己則隻吃一餐紅薯米一餐稀飯，還設法借債供兒子讀書。后來遇上婆婆病重，日子實在難以過下去，她想上吊，可是親戚告訴她：“不到五年，他們就會回來的。”她終於咬牙堅持了下來。她總是說起司令員丈夫過去對自己的好處，怎樣給她講革命，一點也不嫌棄她的文化低。她說：“過年過節，他雖然不在家，我都給他擺上一雙筷，一隻碗，好比他在家一樣。我天天盼他，月亮是越盼越圓，誰知我竟是越盼越暗了。”1935年司令員還寫信回來，情意深長地寫道：“我現在很好，不要著急。不久就去打日本，打了日本再見面，回來同享幸福。”然而，戰爭是殘酷的，三年、五年、十五年……沒有了消息。后來才知道，由於音訊不通，家裡情況不明，他又娶了新的妻子。解放后，丈夫回家鄉看過他們，把兒子接到北京讀大學，讓親友善待王健德……追述這些不免令人傷感淒楚的往事，王健德仍表現出對丈夫的一往情深。這種東方婦女特有的忠貞不渝，令全神傾聽的於藍眼睛潮濕了。可是王健德沒有眼淚，始終沉浸在初戀的幸福回憶之中……
眾說不一時毛主席周總理給予肯定
將近半個月的單獨尋訪，加之后來攝制組大隊人馬抵達后的集中體驗生活，使於藍對蘇區人民曾經遭遇的生活無限敬仰與同情。她從內心深處產生了自己似乎就是其中一員的強烈感覺，終於成功地塑造了向五兒這一頗為新鮮、復雜的革命婦女的藝術形象。
應當說，在當時頗為集中涌現的以革命斗爭為題材的影片中，《翠崗紅旗》堪稱別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劉胡蘭、趙一曼那樣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兒這麼一個在革命處於低潮時仍保持氣節的紅軍家屬，所著力表現的也不是敵我雙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殺，而是刻畫了向五兒在逆境中堅定等待毫無音訊的丈夫、將幼兒撫養為革命后代的生活側面。這正是該片的成功與獨到之處。這在當時此類題材影片極易失之表面與概念的狀態下殊顯難得。
就像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該片為具有強烈政治指向性的革命歷史電影，注入了一些人性內容，是剛起步的新中國電影為贏得廣大觀眾理解革命、同情革命，進而支持革命的一種敘事策略，實踐証明是成功的。
然而，影片上映不久，雖曾一度受到好評，許多從蘇區長征北上的將校觀看影片后觸景生情，失聲痛哭﹔不過，也招致了頗為尖銳的批評，主要批評意見認為影片在紅軍北上后，沒有表現出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過多展示了敵人的殘暴，沒有寫出“老蘇區的人民的斗爭”，沒有表現出人民群眾對革命者和紅軍家屬的支持，尤其是詰難主人公向五兒缺乏“典型性”，是個“等待（勝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斗爭性格的英雄”。
后來有曾撰寫過批評文章的作者坦言，當初頭腦中有一種英雄人物的“模式”，對任何人物都憑著一些“條條”和“框框”去套、去衡量，其結果必然是一把尺子量萬人衣，是不可能合身的。
這些並不恰當的教條式的評論在上海各大報刊發表之后，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他專門指出：《翠崗紅旗》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動，有的地方催人淚下。向五兒在白色恐怖如此嚴重的情況下，依然堅強不屈，等待紅軍歸來，這怎麼不是英雄形象呢？他還對該片主演於藍說：“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稱贊，並囑咐干部不要忘記蘇區人民。”
這一講話精神傳出后，引起熱烈反響，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電影文學組就該片專門召開了一次討論會，邵荃麟、周立波、艾蕪、王朝聞、鐘惦棐、陳荒煤等著名作家、評論家出席並發言，對影片作出了公允評價，指出描寫黨的領導應看作品中所反映的歷史條件和具體情況而定，不能說每一部作品都要求有黨的領導人物出現﹔典型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向五兒在敵人殘暴的壓迫下始終沒有低頭，一直盼望著紅軍回來，不是消極等待勝利，是為革命做了工作的，可以成為老區人民的典型。
就在這次討論會上，杜談作為編劇曾在介紹創作經過時有所檢討，稱自已寫了“硬骨頭和軟骨頭之間的人物”。於藍聽了很反感，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說，還在發言中以自己深入生活的感受予以反駁。
直到多年以后了解到這部影片的全部遭遇，特別是知悉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本來要給《翠崗紅旗》最佳影片獎，但由於中國電影代表團主要領導者之一有“左”的思想而極力反對未果改獲他獎，這時於藍才恍然大悟作為黨員作家的杜談當年所以要做那樣的檢討，是迫於強大壓力而不計個人得失，由此更為敬重這位雖勤奮寫作但后來再也沒有發表過作品的老同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攝影富有激情、詩意與創造性，在用光、構圖等方面都比較講究，下了很大的工夫。攝影師馮四知與導演密切配合，充分發揮擅長運用運動、光線造型以追求色調、質感的功力及經驗，大到千軍萬馬的戰斗場面，小至一個人物的特寫，甚至一草一木的空鏡頭都精心設計，潛心創意。結尾則在解放大軍開赴翠崗的壯觀場面烘托之中，借助高高飄揚的紅旗與猛子、向五兒和兒子的三人中近景疊化，賦予影片以宏大氣勢與深刻意蘊。
1951年3月，文化部在全國26個城市舉行了“國營電影廠新片展覽月”活動，映出故事片、新聞紀錄片20部，檢閱新中國電影事業結出的第一批碩果，其中就有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的《翠崗紅旗》。廣大觀眾尤其是當年參與翠微峰剿匪戰斗的指戰員們，事后觀看起來，許多情景歷歷在目。有些細節雖經過藝術加工，但仍使人感到真切，不能忘懷！
尤其是，由於視覺效果突出，該片在1951年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榮獲攝影獎，這也是中國電影攝影首次受到世界影壇的褒賞。后來此片還曾獲文化部頒發的1949至1955年優秀故事影片二等獎，每個主創人員為此獲得一枚獎章。
影片與國際大獎失之交臂周恩來為此惋惜發火
1953年，有一次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做報告。當他談到我國拍攝的故事片《翠崗紅旗》時，平素輕易不發火的他嚴厲地批評了當時電影部門的領導人。事情緣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不久前，我國電影代表團攜這部影片去捷克斯洛伐克參加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在競選放映的時候，這部故事片引起意外的強烈反響，產生了轟動效應，認為它形象地涵蓋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影片中一位普通的紅軍戰士離開江西老區的家鄉，別離了妻子，踏上了舉世聞名的長征之路，20年后，已是人民解放軍將領的他又親率大軍解放了自己的家鄉，與親人團聚。
這麼內容豐富、格調高尚的影片很受大家喜愛，口碑甚好。為此，由多國組成的評委、各國電影藝術的權威們幾乎一致推選《翠崗紅旗》榮獲大獎。這麼令人羨慕的殊榮本來是各國電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可是，令人驚訝不解的是，我國代表團的領導堅持不接受這個獎項，並再三自甘居后地向人家說明，細述這部影片不配獲得大獎的殊榮的理由。
各國評委對此態度和思維無法理解，以至目瞪口呆，慨嘆不可理喻：每個國家代表都在想方設法、據理力爭地要讓自己的影片獲獎，不承想天下居然有像中國電影代表團如此的謙虛！
當周恩來聽說了這件事的整個過程后，在這次會議上自然而然痛心地就提到了。他這次是真的少有的生氣。他嚴厲地批評說這是一種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激動難已，將濃黑的兩道劍眉一挑，高聲說：“這簡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國人民的代表！”
面對周恩來如此突然的聲色俱厲，一時全場給嚇住了，受到了很大的震動。
當時參加會議並坐在前排左角上的岳野對這個場面記憶深刻，他回憶說：“在我的記憶中隻見過他（周恩來）那次真生了氣，發起火來。……我似乎聽到他那一向可以撐船的胸懷中怒濤翻滾，生動可親的面孔變得無比嚴峻。”
涵養很深的周恩來沒有就此一發不可收拾，他點到為止地發火之后，隨即強力自控了一下，稍事停息，又神態誠懇地道歉說：“請原諒我發這麼大的火，我周恩來也是個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
接下來，周恩來以漸趨平靜的心情詳細地說明了這部電影的真實性是無可辯駁的，成就也是巨大的。當然，周恩來還客觀冷靜地分析說這部電影在藝術上也許會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難道歷屆國際電影節所有獲獎之作都那麼完美無缺嗎？隻可惜《翠崗紅旗》永遠無法收回歷史對它的虧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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