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輝 陳慈南
張沈川
張沈川是中國共產黨無線電通信事業的創始人之一，更是中共第一位無線電報務員，他親手編制了中共第一本無線電通信密碼，參與創建中共第一部地下無線電台和舉辦中共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寫下了充滿挑戰、驚險和傳奇色彩的壯麗篇章，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主人公李俠的原型之一。
被周恩來考察選調學習無線電報務
1900年4月2日，張沈川在湖南省慈利縣出生。幼年讀私塾，后進入漁浦高等小學，1911年考入澧縣文學專修科，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長沙發生六一慘案時，他積極參加反日愛國運動。1923年，張沈川到北京參加補習，准備報考大學，結識了因相同原因來到北京的湖南同鄉羅榮桓。
1924年6月，私立青島大學預科在北京招生，張沈川、羅榮桓、彭明晶報了名，考試發榜出來后，三人都被錄取。8月，他們離開北京到青島，成為私立青島大學第一屆學生。在學校裡，他們發起組織了“三民實業社”，生產紗布、藥棉、墨水、肥皂、蠟燭等用品，以此來抵制日貨。
1925年5月，青島日商紗廠工人舉行罷工，膠澳督辦調集3000多名日本兵包圍紗廠，開槍打死工人8人，打傷17人，輕傷者無數，史稱青島慘案。青島慘案發生后，私立青島大學帶頭成立了聲援日商紗廠罷工運動的學生聯合會，張沈川被推選為學聯主席。為鎮壓青島學生的活動，軍閥張宗昌從濟南趕到青島，逮捕青島大學參與聲援工人活動的學生，張沈川、羅榮桓、彭明晶受到通緝，潛逃到山東的高密、即墨一帶農村躲避了一段時間。
1926年6月，從青島大學預科結業后，張沈川考入廣州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期間，他積極參加“社會科學研究社”（黨的外圍組織）的活動，還利用課余時間，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為毛澤東等人校對講稿。10月，張沈川離校參加北伐，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人部宣傳干事，隨國民政府從廣州前往武漢，在轉移途中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2月，軍人部隨遷到武漢后撤銷，張沈川被派到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先遣隊文書股長。7月上旬，張沈川在武漢專門看望了補考后插班進入武昌中山大學理學院的羅榮桓。張沈川告訴羅榮桓，他很快要到江西去參加南昌起義。羅榮桓告訴張沈川，他很快也要去鄂南搞農民運動。7月下旬，張沈川隨北伐軍總政治部先遣隊從九江前往南昌，准備參加南昌起義。抵達南昌時，起義部隊已撤走，他追至吉安仍沒有趕上。北伐軍總政治部先遣隊隊長、國民黨特務劉百川知道張沈川的身份后發出通緝令，張沈川隻好輾轉於11月回到老家湖南慈利。
1928年初，應中共黨員佘惠（佘愛生）等人控制的慈利縣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的邀請，張沈川出任宣傳委員，后又到澧縣國民黨新編教導第五師任宣傳科長。因進行中共地下秘密活動被通緝，張沈川被迫前往上海，找到黨組織后擔任中共法租界黨支部書記，住在法租界拉都路一個理發店的樓上。
1928年上半年，法租界支部黨員錢壯飛，向張沈川匯報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是官辦的專幫外國人收發國際電報的營業機構，而且還是中統特務頭子陳立夫的親信徐恩曾正在籌辦的特務機關。張沈川將此情況向李強作了匯報，李強又報告給了顧順章。顧順章隨后要張沈川帶李強到錢壯飛的家裡認識考察錢壯飛。后來，顧順章通知李強將錢壯飛介紹給陳賡。此后，周恩來將錢壯飛調入中央特科，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由李克農、錢壯飛、胡底3人組成特別黨支部，李克農任書記，與陳賡單線聯系。
1928年下半年，上海法商電車3000多名工人大罷工，白色恐怖彌漫。張沈川時任中共上海法南區委街道支部書記，他奉區委書記李富春命令，組織了一支特別宣傳隊，支援法商電車工人罷工。這次斗爭以勝利告終，法商電車工人所提要求，都已達到。
11月28日，沉浸在罷工勝利興奮之中的張沈川接到李富春通知，要他當晚到公共租界三馬路惠中旅館一樓的一個房間，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周恩來（化名伍豪）要約他談話。
晚上張沈川到后，周恩來說：“組織上決定讓你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從明天起，你就歸黎明同志領導！”並指了指在旁邊的顧順章。第二天，顧順章即派李強找到張沈川，將張沈川調入中央特科通訊科。
在上海學習成為黨的第一名報務員
11月底，張沈川從報紙上看到上海無線電學校的招生廣告，並到實地查看，看到學校的牌子和國民黨第六軍司令部的牌子挂在一起，有衛兵站崗。張沈川就用“張燕銘”的化名去報考被錄取，成為了上海無線電學校第一期50名學員中的一名。
1929年5月，張沈川結業進入第六軍司令部大院裡的電台室實習，和一個姓楊的技工住在一起，跟他學會了換裝天線、給蓄電池換蒸餾水和組裝電子管收音機等技術。在電台見習收發電報時，張沈川不僅把第六軍電台經常使用的密碼背記下來，而且還在深夜一人值班時將他們的兩本軍用密碼表全部抄了下來，交給黨組織。
7月，張沈川離開第六軍電台，在英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租了一間房子。李強安排從留法勤工儉學回來的賀果（賀培真）與張沈川同住，還買了不少無線電器材。李強繪制好收發報機的線路圖后，帶領張沈川、賀果一同制作了一部功率約為50瓦的發報機和一部3燈收報機。這樣，我黨第一部地下電台便建立起來了。
9月，周恩來約張沈川談話，說鄧小平、張雲逸、李明瑞、俞作柏等同志准備在廣西組織起義，組織上准備派張沈川去廣西，主要是接管廣西柳州國民黨第四軍的電台。第二天，周恩來又通知張沈川不去了，原因是中央決定盡快在上海建立特科地下電台，報務員人手不夠，張沈川不能離開。之后，張沈川和李強採取分散秘密居住、登門單獨試教的辦法，給黃尚英、喻杰生、王子綱等人秘密培訓機務和報務技術。
參與組建中央特科秘密無線電通訊
1929年秋，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央特科在上海滬西極司菲爾路（現萬航渡路）福康裡9號，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作為秘密電台的台址。根據中央安排，北京女師大學生、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回國的蒲秋潮與張沈川假扮夫妻“住機關”。
中央特科正式建台后，周恩來即指示李強帶電台和人員到香港建立無線電通信聯絡。
到香港后，李強把密碼本交給了中共南方局的王夢蘭，將電台安裝好，試通了一段時間后，於1930年1月初，就正式加密通報，實現了上海黨中央與遠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的無線電通訊。這次無線電通信聯絡是我黨歷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通訊革命”。滬港首次通報成功時，在上海的張沈川和蒲秋潮都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們還把第一次通報的報底收起來留作紀念，后來由於張沈川被捕，這份報底丟失了。
在上海，張沈川不僅白天擔負著秘密培訓報務員的工作，而且晚上還要進行地下電台的通報任務，工作十分忙碌。地下電台的發射天線需要隱蔽不能架高，張沈川隻能將天線從窗戶拉到房檐邊用瓦片壓住。由於上海市內電壓不夠穩定，影響發報功率，張沈川就試用大功率變壓器穩定電壓，並與香港的黃尚英約定，在四周鄰居熟睡的后半夜通報，以免影響老百姓的用電和被警察發覺。
1930年1月的一個夜晚，小偷光顧了張沈川和蒲秋潮的“家”，將張沈川的棉袍、毛衣和長衫裝偷走了。當時，張沈川並沒有睡熟，聽到急促的呼吸聲，隱約看見一個大漢，但是考慮到秘密工作的特殊要求，張沈川既不能驚動鄰舍，也不能報案，以免暴露秘密電台。天冷了，張沈川隻好穿著蒲秋潮的毛衣湊合過冬。1935年5月，為了安全起見，中央特科將福康裡9號的電台轉移到靜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一街32號，繼續與中共南方局香港台通報。
在上海與香港電台溝通后，周恩來又指示李強，要盡快組織電台和人員，到中共漢口長江局和天津北方局建立無線電通訊聯絡。
1930年八九月間，由於與香港台的往來電報比較多，加之上海的天氣很熱，張沈川每天深夜工作后，沒有熱水洗澡，就用自來水沖涼。不久，就得了傷寒病，長時間高燒不退。一天深夜，由於通報時間過長，張沈川的臉色煞白，渾身軟弱無力，還說胡話，后來竟不省人事。由於病重，張沈川一連40多天臥床不起。期間，周恩來指示聶榮臻、陳賡看望張沈川，他們又找醫生了解病情。后來，醫生和中央特科採取了許多辦法進行救治，張沈川終於逃過了一劫。
1930年12月，在無線電培訓班講課時，張沈川與其他學員一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入獄，受到殘酷折磨和威脅引誘，但他毫不動搖，始終未暴露身份，並組織獄中難友與敵人展開英勇機智的斗爭。
利用特殊身份堅持特殊斗爭
1936年秋，被國民黨反動派關押在南京監獄的張沈川、方仲如、任機等一批共產黨員，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張沈川根據黨的指示回慈利開展黨的工作，並與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取得聯系。經同鄉舉薦，張沈川到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區（常德）專員兼保安司令王育瑛的專署供職。1937年1月，專署搬至慈利，王育瑛兼任慈利縣長。1937年3月，張沈川任慈（利）石（門）筑路委員會主任。6月，到慈利中學教書。
七七事變后，張沈川從在常德的任機和長沙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主任徐特立那裡獲取各種抗戰消息，利用慈利中學每個星期一例行的“紀念周”會，宣講抗戰的形勢。
1937年10月，為了擴大抗日宣傳，張沈川根據上級的指示，開始籌備“慈利抗敵流動劇團”。他先后向八路軍漢口辦事處、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以及常德、石門等地的宣傳單位索取宣傳抗日戰爭的劇本和歌曲等20多本（包括自編劇本），准備了鋼琴、二胡等樂器，借來道具服裝，自制布景，挑選慈利中學積極分子30多人為演員進行演出。他們演出的節目精練短小，如《盧溝橋》《放下你的鞭子》《保山城》《反正》《花子拾金》等，深受群眾歡迎。寒假后，劇團出發下鄉，先沿溇水而上，經東岳觀、杉木橋、象耳橋、九溪到江埡。春節前，又溯澧水而上，在柳林鋪、岩泊渡、宜沖橋、溪口等鄉村演出。在慈利抗敵流動劇團的影響下，溪口鎮、廣福橋鄉先后成立了溪口抗日流動劇團、廣福橋抗日宣傳隊。
1938年2月，張沈川任慈利縣教育局代理局長，以合法身份在慈利開展革命工作。他積極向王育瑛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使王育瑛思想傾向進步，並為共產黨及慈利民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1938年，與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聯系后，張沈川介紹慈利中學畢業生於黎光、於蔚章、楊帆等奔赴延安，上了抗日軍政大學。同時，他將沒有去延安的學生如黃成大、於階武、皇楚陽、傅漢民等轉移到苗兒峪小學教書，重新組織了一個“流動劇團”，宣傳抗日。
張沈川在慈利的活動，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特別關注，國民黨密令緝拿。張沈川被迫於1939年9月轉往重慶，在周恩來、董必武直接領導下，先后以國民黨軍官、公司經理等各種公開身份為掩護，在復雜、惡劣的環境下堅持對敵斗爭。
1946年8月，張沈川任國民黨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隸屬聯合國救濟總署)煙台辦事處副主任。他夜以繼日地工作，與戰友一起破壞國民黨利用聯合國救濟物資進行反共內戰的計劃。
1947年初，膠東大地天寒地凍，解放軍在山東與國民黨部隊正進行殊死戰斗。一天夜晚，膠東軍區派人來與張沈川密商要事，軍區的人說，前方有緊急任務，需要借十輪大卡車。他們經過商量，決定借“行總煙台辦事處”運送救濟物資的十輪大卡車48輛（該處有車共56輛，留下8輛，用來維持正常運輸，並以此掩人耳目），三四天后交還。此事一旦泄露，就必然招來殺身之禍。次日深夜，由儲運部負責人張揚領隊，調動48輛大卡車，於深夜到達煙台市外30裡的車門鎮。此時，“解總煙台辦事處”副主任王雲九（后任青島市市長）和膠東軍區的同志早已迎候在那裡了。與軍區司機交接完畢，待張揚與駕駛員們乘另外開來的3輛車返回時，已是黎明。徹夜未眠的張沈川，緊握張揚的手，兩人為完成一件緊迫而重要的支前任務會心地笑了。5天過后，車輛全部歸來。張沈川利用善后救濟總署的交通工具巧妙地運送大批物資，支援了解放戰爭。
1948年8月，張沈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被國民黨特務發現，被迫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后乘船回到解放區。1949年，他到上海擔任上海軍管會輕工業處研究組組長。正當他決心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奮斗時，卻因獄中的摧殘和長年地下斗爭而積勞成疾，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被迫做大型改胸手術。盡管如此，他仍繼續堅持工作。
解放后繼續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貢獻力量
1952年到1960年10月，張沈川先后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員、副廳長、廳長、黨委委員等職。1960年底，調任湖南省政協常委、湖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黨總支書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但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和對同志負責的態度，不寫假材料，不作偽証明，嚴守黨的機密，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
粉碎“四人幫”后，他一獲釋，就積極為曾經和他一道工作過的老戰友、老同事早日平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為表示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一片赤誠，他將自己幾年被扣發的萬余元工資作為黨費一次性全部交給黨組織。
1980年6月，他調回北京，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並被聘為國家安全部特約咨詢委員。1981年離休后，張沈川繼續為黨、為社會做貢獻。他不顧年邁體弱，自費四處發函，甚至親自登門走訪，搜集整理了幾十萬字的革命回憶錄，其中《1929∼1949我黨地下無線電通訊發展概況》一書是反映中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特種工作的寶貴史料。
他時時處處想的是國家和人民，很少考慮自己，從不向組織提出任何個人要求，不願給組織增添任何麻煩。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將自己訂購的報刊雜志剪輯、分類，寄給家鄉干部，常常親自去書店購買或函購各類書籍獻給家鄉學校。直到逝世，他的書桌上還放著未寄出的數十本“思想品德課鄉土教材”。他尤其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幾十年來無數次資助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完成中學乃至大學的學業。
1991年7月25日，張沈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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