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 飛
1976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對中國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多事之年。1976年農歷丙辰年，俗稱龍年，也是鄧小平的本命年，按中國人的傳統說法，本命年不順利。鄧小平似乎應了這一說法。這一年，他再一次被打倒。但是，向來為堅持真理而不屈不撓的鄧小平，卻在這一年做出了足以影響黨、國家和他個人命運的重大抉擇。
身處逆境的鄧小平主持周總理追悼會
當歷史的腳步跨入1976年時，鄧小平的個人政治命運又一次遭到政治風浪的沖擊。他的處境已經十分困難了。
原來，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認定鄧小平的問題是“當前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並且決定讓毛遠新主持召開“四人會議”（即有毛遠新、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參加的會議），批鄧小平。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與受毛澤東之命負責召集會議的毛遠新頂了起來。鄧小平不屈服於毛遠新給他施加的壓力，不承認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鄧小平的話使毛遠新無話可說。他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不接受批評。毛澤東聽了匯報后，內心對鄧小平很不滿意。11月3日，毛澤東決定再召開八人會議（即有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毛遠新、李先念、華國鋒、紀登奎、張春橋參加的會議），批評鄧小平。毛澤東還在會前說了帶有指導性的話，他說：“文化大革命是干什麼的？是階級斗爭嘛。”“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盡管會前有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但八人會議開得仍然未能使毛澤東滿意，原因是鄧小平不說“文化大革命”正確，不承認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聽了毛遠新的匯報之后，讓毛遠新轉告鄧小平，讓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鄧小平回答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由我主持起草這個文件不適宜。鄧小平的這個態度，使毛澤東很失望，他決定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還決定，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之前，要開一個“打招呼會”，向一些思想上有抵觸的干部“打招呼”。開“打招呼會”，也要鄧小平主持。這次鄧小平沒有推辭。但鄧小平主持開的“打招呼會”，也並沒有使參加會議的人想通，沒有達到毛澤東預期的效果。毛澤東對鄧小平更不滿意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把“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推開。1976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這篇社論除了指出1976年的主要任務外，突出點是傳達了毛澤東對鄧小平所提出的“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指責：“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社論還傳達毛澤東的觀點說：“最近教育戰線那種刮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突出表現。”“以階級斗爭為綱，是毛主席20多年來領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集中反映。”“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有一個正確對待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問題。”這篇社論中的上述內容，點出了毛澤東與鄧小平分歧的關鍵點：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毛澤東所認定的鄧小平搞“右傾翻案風”，就是指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這篇社論的發表，實際上已經把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情況向世人公開了，加上此前“四人幫”造的許多謠言在全國不脛而走，使鄧小平的處境更困難了。當時，在全國公開的輿論上，鄧小平是處於受毛澤東批判的地位，是“右傾翻案風”的“總后台”，是當時政治斗爭的對象。但是，此時，周恩來已經處於病危狀態，鄧小平作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還要主持國務院和中央日常工作。可見，當時鄧小平的處境是何等艱難。
1月5日，北京醫院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國務院負責人，都陸續來到醫院。鄧小平一大早就來到了北京醫院看望周恩來。這是周恩來與鄧小平的最后一次見面。但此時周恩來已經處於昏迷狀態。望著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灰黃的布滿老年斑的臉、蓬長花白的頭發、深陷發黑的眼窩，鄧小平的內心十分酸楚。
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大常委會、國務院於9日向全國發出訃告的同時，宣布成立由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等107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在這個治喪委員會中，鄧小平名列第四，但是，毛澤東自己也已經身患重病，王洪文根本不想管周恩來的后事，葉劍英年事已高，又要管軍隊方面的事情，為周恩來治喪的重擔，就落在了鄧小平的肩上。9日當天，鄧小平就召集國務院各位副總理開會，研究處理周恩來后事問題，有關方面的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鄧小平在會上有條不紊地布置了有關周恩來治喪活動的一切工作。在為周恩來治喪的一系列活動中，中心活動是追悼會，而在追悼會中，最核心的內容是致悼詞。鄧小平決定，不讓“四人幫”插手寫悼詞和致悼詞，由他自己親自主持起草悼詞，向中央建議，由葉劍英和他二人中選定一人致悼詞。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共同組成了一個周恩來悼詞的起草小組，這個小組歸國務院具體領導，也就是歸鄧小平具體領導。鄧小平向這個起草小組交待，寫周總理的悼詞，關鍵是寫好功績、精神品格兩部分，不一定長，但一定要寫清楚周總理的功績和品格。按照這個意見，悼詞起草小組很快就拿出了一個悼詞大綱，鄧小平懷著沉痛的心情，認真審閱了這個大綱，批准可以照這個大綱撰寫，並要求盡快寫出高質量的悼詞來。很快，起草小組就寫出了周恩來悼詞的草稿。鄧小平逐字逐句地審閱了這份悼詞草稿。14日，鄧小平決定，以初稿的形式，報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審閱，同時送鄧穎超閱。1月14日下午，周恩來的悼詞草稿由中央工作人員轉到躺在病床上的毛澤東的面前。此時，毛澤東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眼睛看東西也很模糊，周恩來的悼詞稿，是由工作人員一字一句念給他聽的。毛澤東聽著這篇由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的周恩來悼詞稿，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這種情況，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很少見的，由此可見，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感情之深。可能是出於對周恩來的感情，也可能是對周恩來極力推薦的鄧小平還抱有很大希望，毛澤東決定，在周恩來追悼會上的悼詞，由鄧小平來宣讀。
1976年1月15日，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幾千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這是鄧小平在1976年最后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那一天下午，穿著中山裝的鄧小平表情嚴肅地走到話筒前，像泰山一樣穩穩地立在那裡，從容地拿起悼詞稿，用他那渾厚而又洪亮的四川口音，宣讀悼念周恩來的悼詞。人們的目光也集中在鄧小平的身上。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潮中，人們關注著鄧小平的命運。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檢查不滿意，但不想打倒鄧小平
在周恩來逝世之前的1975年11月，毛澤東決定政治局開會，一方面批評鄧小平，另一方面聽取鄧小平的檢查。就在那時，鄧小平被迫寫了兩次書面檢查。毛澤東還要求鄧小平要在政治局會議上做檢討。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做檢討時，政治局多數成員對他表示同情，他們默不做聲，不發言，隻有“四人幫”及個別工農出身的政治局委員在會上發言，批評鄧小平。他們對於鄧小平的檢查的不滿意之處，關鍵在於鄧小平隻談個人在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從不談“文化大革命”問題，更不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而在當時，誰都清楚，對“文化大革命”肯定與否，正是毛澤東與鄧小平分歧的焦點問題，也是鄧小平與“四人幫”斗爭的核心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在檢查中絕不談起，更不肯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的兩次書面檢查稿，毛遠新都送給了毛澤東，對鄧小平在政治局會上的口頭檢查情況，毛遠新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工作人員念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稿，又向毛遠新詢問了政治局會議上其他人的發言情況，對於鄧小平不肯定“文化大革命”正確，十分不滿意。就在中央決定召開周恩來追悼會的前三天，即1月12日，毛澤東指示，向政治局成員印發鄧小平的兩次書面檢查。但是，此時，毛澤東並不想打倒鄧小平。他專門向毛遠新交待：印發鄧小平的書面檢查“暫時限制在政治局范圍”（毛澤東1976年1月12日在一封信上的批語）。
毛澤東決定向政治局成員印發鄧小平書面檢查的目的，是讓政治局成員進一步批評、“幫助”鄧小平。但是，一方面，政治局成員中的多數在內心同情和支持鄧小平，因此，大家在“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上都不發言，形不成進一步“幫助”鄧小平的氣氛。另一方面，鄧小平仍然堅持不談“文化大革命”問題，實際上就是表示：他不肯定“文化大革命”正確。這樣，實際上毛澤東與鄧小平在這個實質性問題上仍然處於僵持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心裡明白，由他繼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經不適宜了，也不可能了，與其被動，不如主動，於是，1976年1月20日，鄧小平在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專門致信毛澤東，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鄧小平1976年1月20日致毛澤東的親筆信）
1976年1月21日上午，毛遠新帶著鄧小平的信到毛澤東那裡，向毛澤東匯報了中央政治局最近開會的情況、鄧小平的態度，並呈上了鄧小平的親筆信。毛澤東看了鄧小平的親筆信后，沉吟良久，向毛遠新問道：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毛遠新回答說：鄧小平不談“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否定。聽到毛遠新這樣說，毛澤東又一次重復了他在1975年11月對毛遠新說的一些話，同時又新說了一些話。他說：文化大革命是干什麼的，是階級斗爭嘛。現在有人就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接著，毛澤東針對鄧小平所寫的兩份書面檢查中的一些話，對毛遠新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他（指鄧小平———筆者注）的問題是自己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他（指鄧小平———筆者注）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毛澤東還再次談到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我們）無戰爭經驗已經10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斗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這次同毛遠新的談話中特意談到了如何看待鄧小平問題的性質，他說：對鄧小平批還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
當毛遠新問道：對鄧小平要求解除他擔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責任如何處理時，毛澤東思考了一下，說：“小平工作問題以后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澤東同毛遠新的談話記錄）毛澤東的這個話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同意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這也意味著不讓鄧小平接周恩來的班任國務院總理了，但對他的現任職務暫時不動，同時繼續批評他，“幫助”他“提高認識”，等待他轉過來。
那麼，由誰來接周恩來的班當總理？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從周恩來逝世后就一直在考慮。那時，毛澤東已經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了，這個運動，主要是批判鄧小平，他也同意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這樣，他自然也不會再讓鄧小平接周恩來的班了。在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年輕一點的，在黨內，王洪文是排在周恩來之后的黨的副主席，在國務院，張春橋是排在鄧小平之后的國務院副總理。江青一伙當時正盼著由張春橋當國務院總理，由他們掌握國家黨政大權。這樣，黨內，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國務院由張春橋當家，黨和國家大權就都歸於“四人幫”了。但毛澤東早就看出江青有野心，而且，他也考慮到，由“四人幫”掌握大權，老干部、軍隊和廣大群眾是不服氣的，會引起更大矛盾，因此，他考慮再三，決定不把權力交給“四人幫”，就是說，既不讓王洪文當總理，也不讓張春橋當總理。他選擇了華國鋒。他對毛遠新說：“你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就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毛澤東還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華國鋒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毛澤東還提議：葉劍英身體不好，中央軍委的工作可由陳錫聯主持（1976年1月21日毛澤東同毛遠新的談話記錄）。
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毛澤東關於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提議，在1976年1月28日，由毛遠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政治局成員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此時，連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本來，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他們原以為毛澤東會提議張春橋當總理，因為毛澤東對張一直比較賞識。張春橋自己也覺得自己會當總理，上海已經出現“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的大標語。自1975年以來，“四人幫”就在釣魚台17號樓一起商議如何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由張春橋接周恩來的班，但周恩來在世時，不同意張春橋接班，現在周恩來去世了，鄧小平也不受毛澤東信任了，他們覺得該輪到張春橋了，沒想到，毛澤東卻提議讓華國鋒任代總理，“四人幫”感到受到了打擊，張春橋更覺得自己被毛澤東冷落了，他把怨恨轉到了華國鋒的身上，於2月3日寫了一篇“有感”，攻擊華國鋒“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王洪文在周恩來去世后，是排在毛澤東后邊的黨中央副主席。毛澤東身體不好，鄧小平挨了批，毛澤東也不讓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他感到可以由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於是，他私下准備了由他主持中央工作並主持開“打招呼”會議的講稿。但毛澤東不但讓華國鋒當國務院代總理，還讓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使王洪文如同頭上被澆了一瓢冷水，他從此開始整天游游逛逛，用氣槍打鳥，在釣魚台釣魚。
至於鄧小平，他的心裡倒是平靜的，他看出華國鋒不同於“四人幫”，他對華國鋒出任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從心裡是擁護的。他對毛澤東讓陳錫聯代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心裡也能接受。陳錫聯是他的老部下，他相信陳不會和“四人幫”搞到一起。
31日，毛遠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向毛澤東匯報了他向政治局傳達毛澤東提議后的情況，他還去見毛澤東，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了有關情況。毛遠新說：我已經同王洪文、張春橋談過，他們擁護對華國鋒、陳錫聯的安排。毛遠新請示毛澤東說，可不可以向下傳達？毛澤東表示同意，並且在毛遠新寫的信上親筆批示：“同意。還應同小平同志談一下。”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一、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這樣，華國鋒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經公之於世。
此時，毛澤東仍然要求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繼續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1975年7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文件。25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華國鋒主持了會議並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批評鄧小平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華國鋒在會上代表黨中央發表講話，他要求大家回去以后，要把學習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學習的基礎上，“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開展起來。”華國鋒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政策界限問題說：“毛主席說了，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華國鋒要求：“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對犯有錯誤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運動要在黨委領導下，不搞串連，不搞戰斗隊。毛澤東的指示和華國鋒講的政策界限，控制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規模，各地並沒有搞層層揪代理人那一套。
但是，對此，“四人幫”卻是不高興的，他們希望在全國再搞一次大的政治運動，把各地各級已經解放出來工作的老干部們再打倒，由他們的親信和爪牙掌握各地各級領導權，進一步由他們來掌握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因此，他們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有意擴大規模，制造輿論，掀起更大的風潮。1976年2月和3月，他們在中央和地方上拋出了大量“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其中由他們直接布置寫作並發表的文章有：《紅旗》雜志1976年第2期發表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遼寧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不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梁效、任明的文章《評“三項指示為綱”》﹔《紅旗》雜志第3期上發表的初瀾的文章《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文章除了攻擊鄧小平領導整頓是“右傾”，“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外，還直接把鄧小平稱為“堅持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宣稱：“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紅旗》雜志第3期還發表了池恆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人民日報》於3月3日又發表了《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一文。這兩篇文章論証說：老干部75%是民主派，民主派的根是資產階級的，必然發展到走資派。與此同時，江青還布置他們在文藝界的爪牙趕寫“與走資派斗爭的有深度的作品”，他們抓緊炮制的《反擊》、《千秋業》、《歡騰的小涼河》、《盛大的節日》等文藝作品，矛頭直接指向一大批老干部，攻擊老干部是走資派。
然而，無論是中央的“打招呼”，還是“四人幫”造輿論，廣大干部就是轉不過彎子來。大家對“文化大革命”的惡果看得十分清楚，對鄧小平1975年領導整頓取得的成果看得十分清楚，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大家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態度是冷漠的，不管“四人幫”怎樣折騰，這個運動仍然是冷冷清清，特別明顯的是，在“打招呼”會議上，在來參加會議的各地領導干部中，響應“批鄧”者是少數。“四人幫”見此情形，心中發急，他們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直接攻擊鄧小平。1976年2月中央開“打招呼”會期間，張春橋在會上多次發表講話或插話，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3月2日，江青在中央“打招呼”會結束的前一天，還擅自召集12省、區負責人開會並發表長篇講話，污蔑鄧小平，影射周恩來，說國務院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漢奸行為”，搞“四化”是“為資本主義准備物質基礎”，攻擊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是搞“修正主義王法”。是“搞管、卡、壓”，說按需分配是“強化資產階級法權”。他還直接攻擊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大漢奸”，“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江青在講話中還自比呂后、武則天，她說：“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我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裡。”“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志們，不簡單啊。”“誹謗呂后，誹謗武則天，誹謗我，就是誹謗主席嘛。”江青在會上的這些丑惡表演，使廣大干部對她極為厭惡。
“四人幫”在攻擊鄧小平的同時，還把矛頭指向周恩來。2月25日《文匯報》發表的一篇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斗》一文，公然把周恩來打成“走資派”。文章說：“孔老二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3月5日《文匯報》在發表紀念雷鋒的題詞時，全部刪掉了周恩來關於學習雷鋒的題詞。
“四人幫”的這些倒行逆施和丑惡表演，激起了全國上下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憤怒。1976年3月下旬，南京市爆發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游行和集會，群眾公開貼出標語：“《文匯報》的反黨文章是篡黨奪權的信號彈”，“不揪出《文匯報》的黑后台誓不罷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游行群眾高呼口號：“保衛周恩來”，“打倒張春橋”。南京群眾還在開往全國各地的火車車廂上刷上反對“四人幫”的標語，傳到全國。人民群眾本來就對“四人幫”十分憤怒，南京的大游行，深深地影響了他們。
1976年4月初，北京以天安門為中心，出現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群眾活動。大批群眾自發地來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花籃，獻條幅、挽聯，朗讀悼詞、祭文，同時轉抄紀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的詩詞。
此時，鄧小平不僅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而且也被停止參加政治局會議，實際上是被停止工作了。他每天都閑居家中，當天安門廣場發生群眾運動時，他密切地關注著局勢的發展。他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在內心是支持的，但他盡力克制自己，也約束自己的親屬，不要去廣場，他自己更是不出門。“四人幫”對廣場上的群眾進行鎮壓，鄧小平是氣憤的。但是，鄧小平沒有料到，他盡量約束自己，採取謹慎態度，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匯報時，仍然把鄧小平捎上。災禍仍然落在了自己的頭上。
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情時說，政治局認為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情是有計劃有准備的行動，鄧小平從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准備工作，是鄧搞了很長時間的准備工作形成的。對於鄧小平，毛澤東決定：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毛澤東同時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並寫在決議上。7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政治局成員都表示同意。這樣，在政治局會議上，當場宣讀了兩個決議稿：《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一個小時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這兩個決議。8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這兩個決議。
鄧小平不顧個人安危與一些中央領導人商議打倒“四人幫”的策略
中共中央兩個決議的公布，標志著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打倒的鄧小平有一個去向問題。他面臨兩個選擇：即：是留在北京，還是去廣東。當時許多人勸鄧小平去廣東。去廣東有兩個好處，一是在那裡安全，廣東軍隊和地方的主要領導干部都同情鄧小平，支持鄧小平，他到那裡，可以免遭“四人幫”的毒手﹔二是鄧小平到廣東后，那裡會給他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他可以在那裡養老，如果留在北京，“四人幫”則隨時可以加害於鄧小平。而且，在北京，整天處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叫嚷聲音之中，他的心裡也不寧靜。但是，鄧小平經過慎重考慮，決定留在北京。他的想法有二：一是他再次被打倒后，已經引起了各方面的廣泛關注，他留在北京，就會繼續引起各方面的廣泛關注，這樣，就把“四人幫”的問題繼續擺在全國人民面前﹔二是通過幾次同“四人幫”較量，鄧小平更加堅信，“四人幫”在人民群眾中，在廣大干部中，是孤立的，他們必定垮台，而且，“四人幫”垮台的日子不會久遠了，他留下來，就會增加同“四人幫”斗爭的力量。當然，鄧小平也考慮到了自己的安全問題，他知道，毛澤東雖然決定撤銷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仍然很關心他，毛澤東已經關照汪東興，要保護好鄧小平，免出意外。同時，葉劍英也十分關心鄧小平。葉劍英還把鄧小平安排在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因此，他的安全，雖然有危險，但大體上是可以保障的。於是他決定留在北京。
此時，鄧小平雖然賦閑在家，但他心系全國，心系人民。他關心國家大事，關注中國的政治動態，繼續同“四人幫”做斗爭。對於個人命運，鄧小平是持樂觀豁達態度的。對於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他不在乎，對於“四人幫”對他的批判，他更不在乎。他照樣吃飯、睡覺、鍛煉、玩牌。他認為，歷史是公正的。正如他自己后來所說的：我是樂觀主義者。同時他也堅信，“四人幫”一定會垮台，而且時間不會太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正當全國人民陷入極大悲痛之中時，“四人幫”卻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活動。他們認為華國鋒立足未穩，政治上不強，還誤以為政治局裡面會有很多人擁護他們，便急於取華國鋒而代之。
“四人幫”進行了一系列陰謀活動。
先是王洪文讓他的秘書米士奇給各省打電話，讓各省有事情和王洪文辦公室直接聯系，想要把中央與地方聯系的渠道壟斷住，結果，被華國鋒發現，及時糾正過來。
接著，江青借保存毛澤東文件之機，向華國鋒大吵大鬧，要求把毛澤東的文件都歸她和毛遠新保管。她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利用和篡改毛澤東的文件，為他們掌權制造所謂“根據”。結果，又被華國鋒頂了回去。
再接著，江青又向中央提出，讓毛遠新留在中央工作。她是打算讓毛遠新在中央擔任重要職務，同時，也為他們篡權找一個曾接近毛澤東的人作個見証。這一條，也被華國鋒頂了回去。
又接著，在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問題上，“四人幫”故意向華國鋒搗亂。他們提出，不必出第五卷，隻出單篇就可以。他們是想用出單篇的辦法，由他們把持出版工作，隻出對他們有利的毛澤東文稿，為他們篡黨奪權制造“根據”。這一條，又被華國鋒頂了回去。
在當時，中央政治局的多數是擁護華國鋒的，特別是葉劍英，更是堅定地擁護華國鋒的領導，各地黨委也紛紛表態，擁護華國鋒。“四人幫”見刁難不住華國鋒，也拱不倒華國鋒，便打算搞“第二武裝”，組織叛亂，用武力奪權。王洪文專門回上海，讓“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盡快把民兵武裝搞起來，還發放武器彈藥，組織訓練。“四人幫”的這一陰謀，被葉劍英及時發覺，他立即調動南京軍區部隊三個師，向上海外圍出動，控制了上海外圍險要地帶。
“四人幫”在籌劃搞“第二武裝”的同時，又在關鍵問題———即毛主席“臨終囑咐”上做文章。他們把毛澤東寫給華國鋒的“按過去方針辦”改為“按既定方針辦”。他們這樣做的意圖是，隻要中央認可“按既定方針辦”，就可以任由他們來解釋“既定方針”，堅持“文化大革命”路線，他們還可以為所欲為。同時也可以給華國鋒扣上“篡改毛主席臨終囑咐”的罪名。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文章：《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首次提出了“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文章發表后，“四人幫”覺得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也沒有達到把“篡改毛主席臨終囑咐”的罪名扣在華國鋒頭上的目的，便又下毒手。1976年10月4日，“四人幫”拋出屬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中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篇文章打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這就是：他們要把“篡改毛主席臨終囑咐”在帽子，扣在華國鋒的頭上，要搞掉華國鋒。華國鋒的地位受到了嚴重威脅。
在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歷史關頭，在北京的鄧小平密切關注著局勢的發展。自從毛澤東逝世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仍在擴大。廣播喇叭中傳來的批判鄧小平的聲音，他天天都能聽到。但是，鄧小平不在乎這些，他早已經把個人榮辱進退乃至生死置之度外。但他心裡也十分焦急。他每天看報、聽廣播，聽消息，從各種渠道了解“四人幫”的動向。他已經明察到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他十分擔心，一旦黨和國家的大權落入“四人幫”的手中，中國就會有千百萬人頭落地，中國人民就會再受浩劫。中國已經經過了十年浩劫，再也不能折騰了。他當時對一個朋友說：“我最擔心的是，讓他們把我們殺光，任其分裂黨和國家，把用無產階級的心血和精神建設起來的國家推入他們設計的黑暗深淵，那樣，歷史將倒退一百年。”鄧小平下定決心，自己不能閑著，更不能袖手旁觀，他要為粉碎“四人幫”出力。
本來，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后，葉劍英為他安排的住處十分保密，鄧小平也基本不外出，因此，誰也找不到他的住處，連他的老朋友和老戰友，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住處。后來，“四人幫”把注意力轉向攻擊華國鋒，把精力放在要把華國鋒搞掉之上，似乎忘記了鄧小平。這樣，鄧小平的處境相對寬鬆了一些，他也自由了一些。這樣，許多老戰友也就知道了鄧小平的住處。一些對當時中國政局起重要作用的關鍵人物，也到鄧小平的住處來訪問了。1976年9月底的一天，王震來訪。鄧小平一見到王震，分外喜悅。他知道王震可靠，是反對“四人幫”的，是可以與之交心並托付重任的，於是，鄧小平便和王震推心置腹地談了起來。鄧小平讓王震找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特別是軍隊中的一些領導人商議解決“四人幫”的問題，王震欣然答應。從那天起，王震先后找了陳雲、李先念、葉劍英、鄧穎超、聶榮臻、徐向前，與他們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大家意見統一。至於怎樣解決“四人幫”，大家還沒有想出好的辦法來，而“四人幫”卻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活動。
王震回頭向鄧小平匯報了老干部、老帥們的意見，鄧小平聽后，內心很著急。他認為，如果不早下手解決“四人幫”，必將受制於人。1976年10月初的一天，鄧小平不顧個人安危，走出他的住處，親自到北京小翔風胡同葉劍英的家裡，商談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兩位老戰友一起詳細商定了解決“四人幫”的時機、方式和后續對策等問題，二人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最后，鄧小平真誠地表示，相信葉劍英一定能夠收拾好殘局。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在葉劍英的支持下，一舉粉碎“四人幫”。接著，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和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
這次政治局會議后不久，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到北京的西山去看望已經轉移住到那裡的鄧小平，向他介紹了粉碎“四人幫”和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情況。鄧小平高興地對他們說：“很好啊！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這種方式好（指抓捕“四人幫”的方式———筆者注），干淨利索！”
以粉碎“四人幫”為契機，中國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了后來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而這些，是與鄧小平與“四人幫”的斗爭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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