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洋
潘漢年，1906年2月出生在江蘇宜興書香門第之家。上世紀20年代，他是活躍在上海的一名左翼作家，30年代初轉入隱蔽戰線，成為一名神秘的革命衛士，之后進入中央蘇區。在中央蘇區，潘漢年一面擔任黨和紅軍的宣傳要職，一面開始在統戰工作領域初露鋒芒，先后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代表身份同陳銘樞、蔡廷鍇領導的福建人民政府和陳濟棠領導的廣東地方軍隊進行過富有成效的談判。潘漢年躬逢其事，受黨重托，施展才華，折沖樽俎，較好地完成了這項既有開拓意義又有特殊困難的統戰工作，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累了經驗。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步時期的有功之臣。
一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左”傾路線在上海全面推行，黨的組織不斷遭到破壞，一些黨的骨干以及許多黨的活動分子不斷地被捕。上海地下黨的活動陷入艱難的困境。為了保存革命實力，以利於長遠的斗爭，中央決定將一部分重要的黨的領導骨干分子從上海轉移出去，大部分去蘇區，少部分去國外，主要是去蘇聯。5月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時被捕，潘梓年和潘漢年的關系是眾所周知的。丁玲和潘漢年也有過接觸。為了防止意外，中共決定將潘漢年撤出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
經過各交通站的輾轉接送，6月，潘漢年達到中央蘇區，受到了博古等臨時中央領導人的熱情歡迎。當時中央紅軍在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土改“查田”運動亦取得了勝利，邊貿開展得很活躍，根據地正在發展，軍隊和地方都很需要干部。潘漢年的到來，正好給中央蘇區增添了一位領導骨干。關於他的工作安排，博古向他提出了兩個可供選擇的崗位：一個是讓他到紅軍第三軍團去當政治部主任，正好彭德懷向博古提出要給他配個政治干部﹔另一個是讓他代替楊尚昆出任中央局的宣傳部長，而調楊尚昆到三軍團工作。楊尚昆願意去與彭德懷共事。潘漢年覺得自己對軍隊完全不熟悉，而宣傳工作，則可以說是輕車熟路了。所以楊尚昆去了三軍團，而潘漢年接任楊尚昆出任中央局的宣傳部長。同他一起在宣傳部任職的有陸定一、毛澤覃等。
初到蘇區，潘漢年並不是一下子就習慣下來的。尤其在生活上，雖然作為一個領導干部，他受到了必要的照顧，但到底不能同在上海的生活環境相比。在上海，起初他是一個作家，同時是一個職業革命者。盡管黨所能給予的生活費用不多，但經常的稿費收入可以有不少的補貼，因此，經濟並不拮據。調到中央保衛機關之后，由於各種性質的特殊，黨所提供的經費就比較寬裕﹔在豪華的旅館、飯店裡，經常有包間，宴請吃飯是必要的交際手段﹔在大多數情況下，特別是在上層的社交場合，衣著打扮都相當地講究。到了蘇區之后，生活環境完全變了。處於戰爭前沿的蘇區，物質生活的艱苦，生活不方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潘漢年並不在乎這些。艱苦的環境，並沒有使他怎樣地不能習慣和不能忍受。相反，他和其他干部一樣，克服困難，勤奮工作。
7月，潘漢年被任命為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教育委員會委員，大規模地開辦蘇維埃訓練班，8月，又被任命為大學委員會委員，開始籌辦蘇維埃大學。9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提出開展“節省一個月伙食”運動。在反浪費斗爭中，潘漢年積極響應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節省號召，與其他22位從白區進入中央蘇區擔負領導工作的同志，自發聯名給《紅色中華》報寫了一封信。上面寫著：
我們是從白區來的，我們在蘇區沒有分田，但是我們為著革命戰爭，使我們能夠在持久戰中取得徹底勝利，願意：
一、每天節省二兩米，使前線紅軍吃飽飯，好打勝仗﹔
二、今年公家不發我們熱天衣服，把這些衣服給新戰士穿。
我們要求其他白區來的同志和在蘇區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們一起，來響應《紅色中華》的節省號召！
信的末尾是23位同志的親筆簽名。這封信在中央蘇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各地群眾紛紛投入節省運動。
二
1933年下半年，國內政治形勢出現了重要的變化。日本侵略野心不斷膨脹，中華民族存亡的危機，更加嚴重而緊迫地擺在了全面人民面前。“塘沽協定”簽訂之后，廣大人民群眾對國民黨政府的對內堅持反共，對外妥協退讓的政策表示了更加強烈的不滿。反蔣抗日的呼聲，即便是在國民黨內部的上層人士中，也逐漸地高漲起來。當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駐在福建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動向。
以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為首的十九路軍，原來是北伐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一部分，后來又擁蔣反共，參加過“剿共”戰爭。但他們畢竟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同蔣介石集團之間一向存在矛盾。1932年1月28日，日本發動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官兵出於愛國主義的義憤，拒不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奮起還擊。蔣介石十分憤怒，“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迫使陳銘樞離職出國，又將十九路軍調往福建，逼迫他們參加反共內戰，企圖利用紅軍力量，打擊十九路軍，以達到消除異己，坐收漁利的目的。
處在矛盾夾縫中的十九路軍將領們，深知自己的困境。他們一面受到民族大義的感召，一面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作出了反蔣抗日的決策。但當時他們正和紅軍對峙著，而且還經常發生規模不等的戰斗，如果要在政治上、軍事上採取反蔣的重大行動，就不能腹背受敵，就必須秘密聯共。但是他們要聯共卻又顧慮重重，不僅是因為他們有著剿共的歷史，目前仍與紅軍處於對立的戰爭狀態，而且，他們還擔心聯合后，共產黨會向他們的部隊滲透，將他們的軍隊赤化，使他們失去僅有的政治資本。正當他們猶豫不決舉棋不定的時刻，在十九路軍中工作的兩位中共地下人士發揮了積極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原來在上海中央保衛機關工作期間，潘漢年直接聯系的兩個情報關系，已經先后深入到十九路軍內部，和他們的上層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一個是梅龔彬。他原來是上海的一名教授，曾經參加陳銘樞所領導的神州國光社工作。在一二八事變中，他被邀請參加十九路軍的幕僚，當時他就向中共情報機關提供了十九路軍方面的許多重要的政治、軍事情報。中共除發動上海的工人、職員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戰外，還表示了願意同十九路軍建立統一戰線的主張，並且通過梅龔彬的活動，潘漢年曾同十九路軍的政治部主任徐鳴鴻進行過談判，雖然談判未果，但至少使十九路軍的上層人士知道了中共是願意和他們合作抗日的。另一個人是陳公培。他出身黃埔軍校，曾在蔣介石的軍委擔任過文職，后轉入十九路軍，積極宣傳反蔣抗日主張。
當十九路軍的領導人准備採取秘密聯共的反蔣抗日的行動而又有所顧慮時，中共在十九路軍裡工作的兩人不期會合在一起，積極地向十九路軍的將領們建議主動找紅軍聯絡，談判反蔣抗日的問題。1933年9月22日，陳公培秘密來到蘇區與中共會談，蘇區中央局提出了同十九路軍進行談判的三項先決條件，即，十九路軍停止對蘇區的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釋放在福建監獄的政治犯，保証反帝運動與反帝組織的活動自由﹔發表反日反蔣的政治宣言。會談中，陳公培認為中共提出的三項條件可以接受。陳公培返回福建並帶上彭德懷給蔡廷鍇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歡迎十九路軍與紅軍合作，請十九路軍派代表到中央蘇區來進行正式談判。
10月16日，十九路軍正式派出徐鳴鴻為全權代表，由陳公培陪同前往瑞金談判。中共中央對此次談判十分重視，專門召開會議進行研究，決定由周恩來負責這一工作，派潘漢年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
潘漢年被選中擔任談判代表，說明中央是知人善用的。潘漢年從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時起，就已經逐步鍛煉了從事廣泛社交活動的本領。在領導左翼文化運動時期以及到中央特科工作之后，他又因工作需要而接觸過許多不同背景的上層社會人物。他在同各式各樣的人物打交道的過程中，大大增長了才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此外，潘漢年對十九路軍的內部情況相當熟悉。在上海工作期間，就已經在十九路軍上層建立了有力可靠的情報關系。在淞滬抗戰期間，有和徐鳴鴻有過接觸的經歷。加上陳公培、梅龔彬參加此項工作，從中配合，就更有利了。所以，潘漢年擔任談判全權代表是最佳人選。
關於這次談判，中央指示的精神是：應將談判看成是重要的政治舉動。為了表示中共合作的誠意，不應向對方提出“過分及一切不能接受之條件”，以便盡快達成停止武裝沖突、一致反蔣抗日的協議。潘漢年忠實地貫徹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由於雙方的共同努力，10月26日達成了初步協議，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共十一條。據現有資料，略可窺見下列數端：第一，雙方草簽的協定是以中國共產黨所提條件為政治基礎的。《反日反蔣初步協定》開宗明義寫道：“雙方為挽救中國民族之危亡，反對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之陰謀，並實現蘇維埃政府及紅軍每次宣言，准備進行反日的軍事同盟，因此，訂立初步協定條件如下……”這個文件表明，潘漢年不辱使命，堅持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則。第二，中共中央對談判的結果是滿意的，評價是較高的。《中共中央給福建黨的書記的信》高度贊揚協定的價值，認為，“蘇維埃政府紅軍與福建省政府十九路軍之間的協定大大超過僅隻停戰的范圍，因為協定所載的除停止沖突外，還有重要的政治條件，如，開放封鎖”，恢復經濟貿易往來，允許出版、言論、結社、聚會、罷工自由，釋放福州監獄的中的一切政治犯，雙方互派常駐代表等條款。第三，潘漢年作為談判代表，不單獲得己方領導的嘉許，而且還贏得對手的友誼，做到這一點確是難能可貴。關於他的談判才干，陳公培有一段回憶：“有一次談判劃界時，徐潘各執一見，一時難決，潘忽問我的看法如何，我就不假思索地說我們要談的是整個中國，一兩個小角落應當好辦。” 潘漢年轉換話題，覓取轉圜的余地。因此談判雖然緊張，但他同對手的關系還是相當融洽的。協定達成后，徐鳴鴻曾將福建要另立局面脫離蔣介石事告知潘漢年。隨后，應十九路軍邀請，中共派潘漢年為駐十九路軍的常駐代表，黃火青為秘書，前往福建。
三
1933年11月上旬，潘漢年作為中國共產黨派駐福建十九路軍的正式代表進駐福州。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之外設立的第一個被對方承認的代表機構。成員有張雲逸、黃火青等人。他們被福建政府方面安排住在原國民黨省教育部裡面。這裡，中共駐十九路軍代表團所要面臨的問題，艱巨而復雜。潘漢年從進駐福州第一天起，就開始了夜以繼日的緊張工作。
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手握福建兵符，福建任何變革的興廢，他是關鍵人物。而徐鳴鴻“與蔡廷鍇極善”，“蔡深信之”，當時有人評說：“閩變之作，蔡信徐之言，始決心發難。”可見徐對蔡的決策影響之巨。潘漢年始終保持與徐鳴鴻的密切聯系，“徐鳴鴻常來與潘漢年交談。”這條渠道暢通，對推動福建政府方面實踐協定，發動事變，醞釀進一步的同盟行動，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同時，潘漢年等隨同徐鳴鴻到福建十九路軍駐地與十九路軍領導人進行了多次磋商。與陳銘樞就訂立軍事同盟條約等問題進行了八次會談。根據初步協定第二條規定，潘漢年和福建人民政府財政部長許錫清就“雙方恢復輸出輸入商品貿易”等問題進行了三次磋商。這方面的談判取得了具體成果。此后，不僅雙方政府之間的貿易往來頻繁，而且農民群眾和商人也可以進出蘇區買賣，打破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潘漢年還力促十九路軍執行初步協定的有關條款，釋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在他的推動下，福建人民政府於12月1日發布“大赦令”，共釋放60余人，同時福建人民政府對地下黨領導的一些進步團體的公開活動也給予默認，從而為恢復和發展我黨在福建的革命力量創造了條件。
福建方面對中共代表團的到來是秘而不宣的，但中國代表團並沒有把自己的活動天地禁閉在狹小的圈子裡，而是深入福州社會了解各階層動態。到了福州以后，潘漢年常派黃火青白天穿著國民黨軍裝，到街上跑一跑，看看報紙，了解社會動態。有時為了獲取情報，晚上還和黃火青一起乘車到澡堂洗澡。1933年11月20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南教場集會宣布成立。潘漢年就派黃火青到操場（南教場）旁邊的小山坡（於山）上觀看。掌握情況后，潘漢年親擬電文及時向中央局匯報。在此期間，潘漢年給中央發回兩封電報。后來瑞金方面給潘漢年來電報，叫回去一個人匯報情況，潘漢年與黃火青商量后，由黃火青回瑞金匯報福建的情況。
福建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極為恐慌，立即調動15萬大軍圍攻福建。就在蔣介石猛攻十九路軍，福建政府搖搖欲墜，亟需紅軍支持的時候，左傾錯誤領導卻不讓紅軍打擊蔣介石部隊的側后方，反把紅軍主力西調，勞而無功地區攻擊永豐地區的堡壘。為了協調對蔣介石軍事行動，潘漢年應福建政府方面的要求，請中共中央派出軍事聯絡員進駐福州，同時，福建政府方面則派總部參謀處長尹時中為駐瑞金的聯絡代表。李濟深在給尹時中交代任務時指出：福建北方原有紅軍，近來他們似乎把它調開，撤退到江西方面，使雙方軍隊隔離過遠，最好他們的前方軍隊調近我們一些，和他們聯合在一起免得當中有個缺口。李濟深解釋說，這事潘漢年也同意，但他發電報回去，瑞金方面還沒有照做。他說最好我們趕快派人去商量，所以你快點去好了。潘漢年隨即同中共中央聯系，征得同意。1934年1月9日，尹時中等抵達瑞金，差不多同一時刻，潘漢年已將福建情況報告中央。在周恩來等的努力下，由紅三軍團為主組成的東方軍也已組建就緒，向東突擊動作的命令已經下達。其時十九路軍領導人已喪失銳氣，忙於部署撤退，形勢急轉直下。
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辦公，各路人員匆匆撤離福州。潘漢年和張雲逸、黃火青卻仍舊留在福州城內。福建人民政府當局一時也沒有妥善的辦法安排這幾位中共派來的干部。在此非常情況下，潘漢年等人當機立斷，決定不坐等別人的安排。他們商量的結果，決定採取分散的行動，通過各自在福州的社會關系，離開福州返回蘇區。他們甚至無法估計福建人民政府當局對他們究竟會打什麼主意，其中難免會有動搖分子或叛變分子將他們作為投靠蔣介石的見面禮。即使不發生這種情況，一旦破城后，后果也將不堪設想。根據分散撤離的方針，張雲逸通過一位桂籍軍官的熟人，混入桂軍，同他們一起撤走。潘漢年作為中共主要談判代表，他的行動自由最少，他已經無法直接同十九路軍中的情報關系取得聯系，他也不願意輕易暴露那兩個關系，影響他們的長期埋伏。在處境十分不利的情況下，潘漢年便使出了做秘密工作的看家本領，沉著機智地觀察各種動靜，以謀求脫離十九路軍警衛人員的監護，找到安全撤離福州的辦法，最后在一名秘密干部的幫助下，化裝從馬尾登輪赴香港。不久，潘漢年又從香港折返瑞金。
四
回到中央蘇區后，潘漢年繼續擔任他原來的工作，之后，被調擔任贛南省委宣傳部長，在當時的贛南省委書記項英的領導下工作。
1934年9月，中央蘇區又陷入新的困境，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不得不被迫轉移。中央軍委計劃從南線突破粵軍的封鎖線，沿粵、贛、湘、桂邊境到湘西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正在這時，粵軍首腦陳濟棠因不滿蔣介石的內外政策，與蔣的矛盾加劇。
陳濟棠，北伐戰爭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師師長，大革命失敗后，投靠蔣介石，任第四軍軍長，成為粵軍首領。1932年，陳濟棠被任命為江西“剿匪”南路總司令,配合蔣介石“剿共”大軍，駐守江西省會昌縣筠門嶺以南地區。但陳對蔣介石消滅異己的企圖早有戒心。他知道，蔣介石讓粵軍在南線進攻紅軍,同他對待十九路軍的用意如出一轍,使的是一箭雙雕之計。陳協助蔣的嫡系打敗了紅軍，蔣便會順勢入粵抄了他的老巢。為了保存實力，不讓蔣介石陰謀得逞，陳濟棠採取了同紅軍“外打內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想與紅軍取得諒解和合作。
中央軍委領導人周恩來、朱德等人研究決定，為了減少紅軍轉移通過粵軍封鎖線時的損失，同意和陳濟棠進行談判。由朱德出面寫信給陳濟棠，向他說明中共的抗日主張，表示願意與粵軍建立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並就進一步互相聯絡的辦法提出建議。不久，陳濟棠復信，同意雙方派代表進行具體談判。
粵軍方面派代表楊幼敏（少將參謀）、黃任寰（獨立第一師師長）、黃質文（第七師師長）。紅軍則派出潘漢年（贛南省委宣傳部長）和何長工（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為代表，前往筠門嶺地區和陳濟棠的粵軍代表談判。臨行前，朱德親筆給陳濟棠寫信，提出了雙方協議的草案要點，即：“一、雙方停止作戰行動﹔二、立即恢復雙方貿易之自由﹔三、貴軍目前及將來所轄境內，實現出版、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實實行武裝民眾﹔四、切實作反日反蔣的各項軍事准備﹔五、代購軍火，並經筠門嶺迅速運輸。”朱德還同時寫了一封介紹信直接由潘漢年面交粵軍代表黃任寰，信上寫道：
黃師長大鑒：前應貴總司令電約，特派潘健行（即潘漢年）、何長工兩君為代表前來尋烏與貴方代表幼敏、宗盛兩先生協商一切，予接洽照拂為感！專此，順致戎祺！朱德手啟。10月15日。
和粵軍談判，是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為國民黨的軍隊正在虎視眈眈地監視著紅軍和粵軍的行動。蔣介石更不願看到這種談判的事態。但談判卻進行得十分順利。僅用3天時間，雙方就達成了五項協議，即：
一、 就地停戰，取消對立局面﹔
二、 互通情報，用有線電話通話，以防被蔣介石方面竊聽﹔
三、 解除封鎖，互為通商﹔
四、 必要時紅軍可以去陳濟棠防區設后方醫院﹔
五、 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可先告訴陳部，紅軍人員可以進入陳的防區並用陳部護照。
從帶去的草案要點和實際過程的協議看，紅軍在政治要求方面是作了某些讓步的。但卻增加了“可以互相借道”的條款，為后來紅軍的轉移創造了很有利的條件。由此也可以看出，潘漢年在開展軍事統一戰線工作方面所具有的靈活而又有分寸的特點。談判結束后，潘漢年和何長工立即返回中央蘇區，向中央軍委詳細匯報了談判情況及其達成的協議。周恩來聽了匯報后，十分高興地說：“這對於我們紅軍和中央機關的突圍轉移將起重大的作用。”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出瑞金，開始長征。潘漢年以飽滿的熱情加入了長征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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