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旭
在解放戰爭的炮火中，董必武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華北創建了支持解放戰爭，並且在全國解放后作為新民主主義國家金融領導核心的中國人民銀行。新中國成立直到今天，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家建設中仍然發揮重大作用。
升起經濟上的“第二個太陽”
抗戰時，國民黨為了限制中共力量的發展，在經濟上也壓制共產黨。1941年，國民黨以皖南事變為借口停止向中共領導的邊區發法幣，同時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邊區金融一直處於受國民黨打壓狀態。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搶佔中國主要城市后，撕毀了重慶談判協定，於1946年發動內戰，試圖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在中國實現“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 領導，亦即國民黨獨裁的“一統天下”。中國共產黨堅決反抗國民黨軍事進攻，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爭取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當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著名的話：國民黨隻想中國有他們一個太陽，我們偏要升起第二個太陽。國民黨發動內戰后，在經濟和金融上加緊壓制中共及其領導的根據地，想要實現經濟和金融的“一統天下”。在此情況下，共產黨不僅要在政治、軍事上反抗國民黨，在經濟和金融上也要爭取獨立自主和擴大發展，升起經濟上“第二個太陽”。
為此，當務之急是建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統一的銀行，形成強大金融力量。早在此前的抗日戰爭中，共產黨曾在根據地建立過銀行，如，1937年10月1日由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改組建立的陝甘寧邊區銀行，后來其他根據地也建立了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但一直處於國民黨法幣打壓之下。共產黨內善於理財的領導者們採取了不少應對措施，主要是，國民黨法幣升值或者貶值，邊幣立即同等升值或貶值，保証貨幣等值，避免國民黨搞毀邊區經濟、搞亂邊區金融。另外，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還通過膠東半島日軍侵佔的金礦中的地下黨組織，搞到一些黃金，千方百計運到延安，用來解決重大經濟困難。共產黨建立的銀行一直在夾縫中艱難生存。雖然處於劣勢，但共產黨在經濟和金融上不屈服國民黨壓力，保持獨立自主。到1946年解放戰爭打響時，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也與國民黨展開了對決戰。同時，中共中央也深感各根據地銀行分散管理，存在很大弊病。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每個根據地銀行相對獨立，經濟上自主，各自發行在本根據地內流通的貨幣，各解放區經濟情況差別很大，物價水平也不一致，貨幣購買力也就千差萬別，比價錯綜復雜。最突出的是各解放區的貨幣甚至於不能相互兌換。這種情況不利於共產黨統一領導金融，也形不成反抗國民黨經濟、金融打壓的拳頭。時與勢，都促使共產黨必須盡快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銀行，統管金融。隻有建立起這樣一個銀行，共產黨才能在經濟和金融上升起“第二個太陽”。
董必武擔當重任
1947年，中共中央擬定以華北局為基礎，組建自己的“戰時經濟內閣”，將其作為建立中共中央領導的、各根據地統一的金融系統的雛形。“戰時經濟內閣”，擔負任務艱巨，它的領導人等於是共產黨經濟方面的“總司令”，由誰來出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進行了反復考慮，最后決定，由董必武出任共產黨經濟“總司令”———負責組建華北財經辦事處，建立共產黨的“戰時經濟內閣”，這個任務完成后，就由董必武擔任“戰時經濟內閣”領導人。
毛澤東和黨中央為什麼選擇董必武？這是有原因的。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老資格領導人，是中共創建者之一，在黨內威望很高，由他出來領導全黨經濟，便於同各解放區領導人聯系，利於統一。董必武在經濟上是內行，也對黨內懂經濟的干部十分了解，便於調干部。董必武黨性原則強，理論政策水平高，仁義厚道，可以說是德才兼備。毛澤東對董必武非常了解，在革命斗爭中與他結下了深厚友誼，對他非常信任。此議一定，毛澤東即和他談話。董必武知道由他擔任此職責任重大，面臨的困難也大，但有高度黨性修養的他痛快地接受了任務。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及任命董必武為主任的決定》。
確定兌換比價 建立兌換所
董必武上任后即抓住工作的關鍵點———盡快發行共產黨統一的貨幣。他提出的方針是：把統一貨幣的工作放在建立華北財經辦事處前邊。他認為，統一各區貨幣發行，不能一蹴而就，要分五個步驟實行，以收水到渠成之效。五個步驟的第一步，是先把各解放區貨幣的兌換比價確定下來。如果說統一貨幣是關鍵，那麼，確定各解放區貨幣兌換比價就是關鍵中的關鍵，走通這一步，就為發行統一貨幣奠定了基礎。董必武的這個意見得到了華北局和中共中央同意。董必武率手下干部白天調研，晚上工作，很快就把各解放區貨幣的兌換比價確定下來了。華北局通過后上報中央，中央很快批准了華北局確定的各解放區貨幣兌換的比價。抓住了關鍵中的關鍵，往后的工作路子也打開了。
經董必武和身邊同志共同努力，1947年下半年華北財經辦事處在河北平山縣夾峪村正式設立，董必武為主任。華北財經辦事處的任務是：抓各解放區經濟調控，抓后勤保障，抓包括確定各解放區貨幣兌換比價在內的財經統一工作，統一指導各解放區經濟，但董必武和其他副主任心裡明白，他們最緊要的事，還是接著做統一貨幣的事。董必武稱之為“第一要事”。
各解放區都獨立發行貨幣、同一解放區內存在不同貨幣這種情況，已經不適應解放戰爭發展的需要了。解放區的貨幣必須統一。但各解放區自己的貨幣，已經為當地群眾所習慣性使用，各解放區政府也靠本區貨幣流通經濟，要一下子讓各解放區停止發行自己的貨幣，使用統一的貨幣，並不現實。鑒於此，董必武決定，解放區統一貨幣，不能急於求成，要把工作重點放在盡快調整各解放區貿易關系上，在調整中理順各解放區的貨幣關系，逐漸促使各解放區之間物價水平持平，貨幣比價也就漸漸接近預想的比價標准。為了做好這方面工作，董必武根據實際情況，決定首先由華北財經辦事處建立貨幣兌換所。這種兌換所，還不是銀行，它兌換各解放區貨幣，同時還負責各解放區物資調配。但從貨幣兌換職能來看，它又部分地執行銀行的職能。它不發行統一貨幣，但是，經過它，各解放區的貨幣就能有一個統一的換算和兌換。因此，可以說，它是銀行的雛形。兌換所的建立，為統一貨幣和建立銀行打下了基礎。
籌備中國人民銀行
兌換所的成功運作既然已經為貨幣統一打下了基礎，建立銀行也就提上了日程。1947年8月1日，董必武按照中央的指示，擬定了《華北財經辦事處組織規程》，確定了八項任務，其中第五條就是“籌建中央財政及銀行”。上報中央批准后，1947年9月，董必武在晉察冀解放區財經工作會議上宣布：成立中央銀行，發行一種通行各區的鈔票，是大勢所趨，不容我們拖延不進行。
為了建立銀行，董必武派干部到一些解放區調研，征求意見。對於銀行用什麼名稱，解放區意見不一，有人說叫“聯合銀行”，有人說叫“解放銀行”，有人說叫“中國人民銀行”。董必武接受了叫“中國人民銀行”的建議。他講：我們共產黨辦中央銀行，是人民所需求的，是為人民而辦，用“人民”二字可以表明它的性質，使它與國民黨辦的銀行區別開來﹔“人民”二字也能體現出中央銀行的地位、規模和作用﹔當時各解放區的政府都稱為“人民政府”，用“中國人民銀行”稱呼，與解放區政府名稱相合﹔當時已經確定新中國建立后，鐵路稱“人民鐵路”，郵電稱“人民郵電”，用“中國人民銀行”的稱號，也與鐵路和郵電相配套。董必武的意見得到了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的贊成，最后中共中央研究決定：名稱叫“中國人民銀行”，但現在就成立全國統一的銀行為時還過早了一些，目前主要做好籌備工作。而根本的籌備工作是發行共產黨的貨幣，因此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給董必武回電以商量口氣著重就貨幣問題提出了意見。
董必武在收到中央復電后，打電報與劉少奇商量后決定：按中央指示，目前主要抓好籌備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工作。這項工作分兩方面同時進行：一方面立即部署調查研究工作，針對中央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商討，拿出解決辦法﹔二是不直接建立中央銀行，而是先建立一個籌備處，確保中央銀行一建立就立即進入狀態。
董必武雷厲風行，說辦就辦，立即找南漢宸談話，要他擔任籌備處主任。第二天就挂出了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的牌子。
確定貨幣名稱並親自書寫貨幣名
建立中央銀行的實質性工作，是發行共產黨的統一貨幣。南漢宸在籌備統一貨幣工作中向董必武提出一條建議：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們的意見，統一的銀行叫中國人民銀行，那我們的貨幣就叫“人民幣”好了。董必武略加思考，接受了這條建議，表示：“這個名字很好，說明了我們銀行、我們貨幣的性質。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個地區的、部門的，而必定是全國性的，全國人民的嘛！”由此，共產黨統一貨幣的名稱也確定下來了，叫“人民幣”。
董必武在領導發行共產黨的統一貨幣這項工作時特別務實。他首先著力於一環扣一環地解決最實際的問題：發行統一貨幣，就要印鈔票，先得有印鈔票的紙，紙從可而來？購買印鈔紙需要錢，錢從何而來？買到印鈔紙，如何運來？印刷機器如何解決？
1947年12月11日董必武在《關於華北財經辦事處工作向中央的報告》中，一條一條地講了他是如何解決上面這些問題或者解決這些問題打算。他在報告中講，印鈔票的紙，是經過東北從蘇聯遠東地區代買的，共一萬令。印鈔票的彩色油墨很難解決，因此，可以由蘇聯遠東地區提供機器在哈爾濱代印。代印時必須要印出發行銀行的名字和票面額。票面額我們可以自定。印成票幣的時間需要多長，印好后何時能運到華北，怎樣籌備統一發行諸工作，印發鈔票需要的一筆錢怎樣解決，等等。董必武考慮得非常細，解決問題的辦法很多，可見他的領導藝術是高超的。
董必武從宏觀戰略角度，分析了當時國共雙方態勢、解放戰爭進程、以后建立新中國的需要，認定：目前籌備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屬於戰時貨幣，因此，不能作為永久性通用貨幣，也不宜與含金量挂鉤。
他在1947年12月11日給中央的電報中明確講了這樣的意見：
在這裡我還想到另外一個問題。統一發行即令實現，那種統幣雖然我們在開始要給以實物保証，還不可能即成為永久的通用貨幣，那還是一種戰時過渡的貨幣。因為我們處在戰時，發行必然是帶適應戰爭需要的性質。本位值不能定，票面額太大，均與永久通用貨幣不適。這說明我們將來要發行的統幣，在貨幣史上還是一個閏位，還要准備下一次的幣制改革。
中央同意董必武的意見。發行第一套人民幣，首要的是設計工作。為此，董必武花費了大量心血。在他領導下，人民幣設計方案很快確定下來。董必武領導下設計的人民幣，發行單位就是中國人民銀行﹔圖案以反映解放區人民從事工農業生產為主﹔票版的正面和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數字外，一律用中文，以此體現我們是獨立自主的國家。設計方案確定后，又面臨一個新問題：由誰來書寫中國人民銀行六字？南漢宸想到，董必武的書法在共產黨內是一流的，因此提議，就由董必武寫。戰爭年代，容不得那麼多客套，董必武立即答應，說寫就寫。在西柏坡的一個農家小院裡，他鋪開白紙，為第一套人民幣用橫豎兩種方式，寫了“中國人民銀行”、“中華民國”、“壹、貳、伍、拾、佰、仟、萬、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等許多字。為了讓設計人員有更多選擇余地，他書寫時，特意寫了幾種不同的寫法。寫罷，交給南漢宸。南漢宸帶著董必武的手書，找到負責票面設計的王益久、沈乃鏞兩位同志，王、沈二人按照董必武的書寫，調整了票版設計，形成了新幣圖案，最后由董必武拍板確定下來。第一套人民幣，就這樣誕生了。
建立中國人民銀行
發行人民幣准備工作完畢，董必武認定：建立中國人民銀行時機已經成熟，向中共中央發出請示。周恩來於1948年5月來到河北西柏坡，代表中央指示：改華北財經辦事處為中央財政經濟部，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貨幣。中央指示一下，董必武立即執行。1948年6月，華北局撤銷華北財辦，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部，董必武任部長。董必武出任部長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
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有很多工作要做，董必武原計劃，各項工作即使抓緊做，也需要幾個月，因此決定：1948年12月建行，1949年1月1日發行人民幣。但是，解放戰爭進展迅速，遼沈戰役完勝后，淮海戰場我軍取得絕對優勢，平津戰役的序幕也悄然拉開，全國解放已經為時不遠。雖然建行和發行人民幣的工作做得很快，仍然沒有跟上解放戰爭的步驟。
董必武權衡全國局勢，毅然決定：建行和發行人民幣各提前一個月。他的意見報中央后，中央馬上批復同意。中央批復下來后，當時兼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1948年11月18日召開第三次政務會會議，做出決議：“發行統一貨幣，現已刻不容緩，立即成立中國人民銀行，並任命南漢宸署理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一面電商各區，一面加速准備的決議。” 會后，董必武以他特有的風格對南漢宸說了這樣的話：“漢宸，時不我待呀！” 南漢宸立即領悟到，一向慎重穩進的董老也著急了。他立即加快部署，為了搶時間發行第一套人民幣，他甚至對有關部門下了限時完成的死命令。
1948年11月22日，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華北銀行總行簽發了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貨幣的訓令。25日又向華北、山東、西北解放區的銀行發出《關於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的指示信》。同年12月1日，董必武發布了《華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號》，宣布成立中國人民銀行。
自此，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第一套人民幣正式發行。在董必武具體領導下，共產黨做成的這兩件事，為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為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經濟穩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