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東 王少春
1944年3月初，蘇中區黨委大本營全部遷入寶應東部的百裡湖蕩，並在這裡組織指揮了全蘇中的對日戰略反攻直至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在這期間，陳丕顯先后擔任了蘇中區委副書記、書記。未屆而立之年的他領導蘇中根據地黨的建設、經濟建設、軍事工作、文化教育等各項工作，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蘇中根據地被新四軍領導譽為“模范根據地”。在寶應的這段日子裡，他嘔心瀝血，殫精竭慮，舉重若輕，游刃有余。如今，在寶應縣西安豐鎮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紅楓園裡，一盞陳丕顯當年使用過的磁油燈足以見証他在這裡渡過的崢嶸歲月。
抓整風不走過場
作為區黨委重要負責人的陳丕顯一直將黨的建設牢牢抓在手中，對全區整風運動傾注了主要精力。
蘇中抗日根據地的整風運動，自1941年黨中央發出號召起到1945年止，歷時4年多時間。開始，因為蘇中形勢緊張，黨內對整風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未能形成高潮。從1943年6月，華中局整風會議，特別是蘇中大本營遷入寶應以后，在粟裕、陳丕顯等蘇中區黨委、行署、軍區領導的高度重視下，蘇中的整風運動才逐步走上正軌。全蘇中范圍的整風運動才真正自上而下扎實地開展起來並取得豐碩成果，這與陳丕顯的精心謀劃和直接領導是分不開的。
陳丕顯在《蘇中解放區十年》中回憶說“當時的蘇中，處於三角斗爭的復雜環境中，各種思想意識都會影響到黨和軍隊中來，尤其是地主、資產階級等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是不可避免的：一大批青年農民和知識分子涌進革命隊伍，帶來了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和農民意識﹔蘇中的部隊長期處於分散獨立堅持斗爭的環境中，存在一些分散主義、自由主義。總之，在蘇中的黨和軍隊中，黨風、學風、文風不正的問題還比較嚴重。這些傾向對於加強黨內外的團結，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都是嚴重的障礙。”陳丕顯根據區黨委的統一部署明確提出：整風學習是全黨特別是黨的干部的任務，黨委應以教育黨、鞏固黨為自己的基本工作。隨后又進一步提出，要把整風學習擺在第一位。要求“採取多種辦法，下最大決心，保証完成整風任務”。以區黨委黨校、蘇中公學、地委整風隊、機關輪訓隊等陣地抽調各級進行輪流學習。專門學習毛澤東、劉少奇《整頓黨的作風》、《反對八股》、《論黨內斗爭》、《論共產黨員修養》等22個整風文件。粟裕、陳丕顯、周季方等在蘇中黨校分別作了《反對主觀主義》、《時事教育》、《怎樣做黨員》等輔導報告。陳丕顯在有關報告中指出：整風是我們黨員和干部政治思想、工作上的革命，是我們建設、提高和鞏固黨的組織力、戰斗力的唯一武器。整風應以改造思想為主。全蘇中有3000多名干部參加了學習，大大提高了對整風的認識。
通過系統學習學風、文風、黨風方面的重要文件，聯系實際，改造思想，總結經驗，提高覺悟，蘇中的整風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大批干部經過整風，增強了黨性，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某些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初步改變了主觀主義的工作作風，密切了上下級關系，提高了馬列主義水平。通過整風運動，黨的領導機關初步克服了官僚主義，加強了調查研究，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鞏固和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純潔了黨的隊伍，提高了黨的戰斗力，為對日全面戰略反攻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准備。
抓軍訓不辱使命
1944年夏秋之間，中央指示各根據地應在現有的基礎上加緊整訓部隊，把軍事訓練和政治工作搞好，為將來發展准備條件。軍事整訓應當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採用群眾運動，學用一致，培養典型，帶動全局的方法進行，並注意總結帶兵、用兵、養兵的經驗。
落實黨中央的指示，部隊在蕩區遇到的最大難題是沒有練兵場地。為建好師部練兵場，陳丕顯派人找到當地農民蔡登泉、蔡登元、蔡登山兄弟三人及鄰村石侖庄農民劉士德，請他們每家拿出5畝上等良田（蕩區極少的二熟田）計20畝，供部隊作為練兵場。這幾位農民一聽說陳書記為解決子弟兵訓練所需，二話沒說，當即將自己視作命根子的良田獻給新四軍一師。
將士們在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持下，建起了吉家舍師部練兵場。訓練場地上，建起了靶場，設置了天橋、木馬、單杠、雙杠，戰士們爭分奪秒，苦練殺敵本領。
粟裕和陳丕顯常常徹夜不眠，一起琢磨著如何把毛澤東對華中部隊的整訓工作所作的“部隊應以練兵為主，採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把射擊、投彈、刺殺和土工作業4大技術練好”針對性指示貫徹到基層，同時注意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和指揮藝術。天亮時，房屋裡的油煙往往熏黑了他們的臉。陳丕顯還經常深入部隊，檢查部隊的整訓情況，並不失時機地向敵人發起夏季軍事攻勢。粟裕也經常約陳丕顯到主力團去視察軍訓，視察時他們都不驚動團裡的負責干部，直接下到連隊訓練場地，用抽查的方法，了解更多的基層訓練的實際情況。在訓練場，他們幫助戰士糾正拼刺動作，教育戰士訓練場也是戰場，隻有將民族仇恨凝聚在刺刀尖上，刺出去的槍才會更加勇猛有力。這使連隊干部戰士深受鼓舞。在主力部隊開展軍事訓練的同時，蘇中各地利用農閑時間抓緊民兵和自衛隊的訓練。區委機關分駐的幾個村庄的晒谷場上，民兵們用木棍、大刀、紅纓槍作武器，用木頭做手榴彈進行投擲比賽。訓練場上每天殺聲陣陣，一批又一批戰士在這裡受訓后走向戰場，在奪取全蘇中乃至華中抗戰最后勝利的斗爭中英勇殺敵，留下了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抓經濟不遺余力
1943年是蘇中敵后戰爭最艱苦的一年。戰爭的殘酷，加上局部地區爆發的蝗災、旱災、澇災，造成根據地財政上的重大困難。為進一步對加強經濟斗爭的組織領導，區黨委決定蘇中區及各地委建立財經委員會，陳丕顯兼任蘇中區財經委書記。他帶頭做表率，主動削減自己的津貼費、伙食費、辦公費和保健費。艱苦奮斗的習慣在根據地蔚然成風。陳丕顯把“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作為抗日根據地財經工作的總方針。
1945年初，蘇中區財政經濟危機，已呈現相當嚴重的態勢，偽幣橫流，物價高漲，財政支出空前膨脹，人民生活日愈拮據。德國法西斯即將垮台，日寇末日將臨，日偽發行的偽幣更加泛濫。若不立即展開全面對敵經濟斗爭，根據地物價必隨偽幣急劇貶值而飛速高漲，非但抗幣購買力無法提高，物價也難以平抑，對外貿易的主動權則更難掌握。如果不調劑供求，平衡物價，那麼財政支出將無力維持，經濟建設將更加窘迫，不但人民有破產之虞，而且勢必影響整個抗戰反攻的物質准備。
蘇中區黨委、行署清醒地意識到開展全面的對敵經濟斗爭，不僅刻不容緩，而且有充分的條件，所以決定全區黨的中心工作之一是發動全面的對敵經濟斗爭。這是相當復雜和艱巨的工作，需要將全面的貨幣斗爭、貿易管理與抗幣標價等各個斗爭環節聯系起來，在一定地區內同時進行。必須集中全黨的力量，做到每個黨員、每個戰士、廣大群眾，都加入到這一斗爭中去。要把群眾利益作為基本的出發點，把這個斗爭變成為自覺的群眾運動，斗爭才算能有保証，才能收效，否則是不能取得完全勝利的。
1945年，蘇中軍區各機關開展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為積極開展大生產運動，蘇中行署早在1944年4月8日就公布了《蘇中區1944年生產計劃》：擬開荒3萬畝，興修水利，創辦農場，生產農具和日用品，制造紡織機，整理組織合作社、聯合社，組織農業勞動力開展植樹、繁殖耕牛等工作。軍區機關率先動手組織，到秋天取得了較大成績。其中蘇中公學第一期培訓班種田40畝，收菜1.7萬多斤，養豬14頭，捕魚近千斤﹔在寶應縣曹甸、安豐北面的綠草蕩裡，圍堤翻土筑溝，開荒90多畝。有了收成以后，他們要求把個人應得的三分之一獎勵金也歸公使用，使群眾生產情緒高漲。行署保衛大隊在1個半月中出產1萬斤蔬菜，特別是炊事房5個同志，收菜800斤，生產積極的同志每人可分紅800到1000元。一中隊產菜7000斤，超過任務1.5 倍。黨校及直屬各隊注意根據學員特長，種田、養豬、磨豆腐、紡紗、卷煙、做竹器，誰會什麼就做什麼。蘇中兵站一分站因為發揮了各人的特長，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根據當時估算，軍區機關每月需菜金4.8萬元，油鹽1.7萬多元。通過大生產運動，種植了茄子、辣椒、瓜果、豇豆、扁豆等，每天至少可出蔬菜2.5萬斤。豆腐生產，除去成本和2成分紅，每天可淨賺292元，3個月可得2.6萬元，此外還有幾十隻雞鴨和3頭豬，至少可得幾千元，再加上礱稻和捕魚，從7月份開始菜金有三分之一可以自行解決，到8月份可自給一半，到9月份就可以實現全部自給了。
軍區機關開展大生產運動，不僅有好多物資可以自給，甚至自給有余，從而培養了干部戰士動腦動手的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技術技能，尤為重要的是進一步密切了軍民之間的關系，為奪取蘇中抗戰的最后勝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抓教育不拘形式
陳丕顯與管文蔚、劉季平等蘇中區領導十分重視運用多種形式提高群眾的文化知識和政治覺悟。在根據地大辦教育，以識字班、夜校為主要形式，以唱歌、演戲、讀報等俱樂部活動為輔助手段，進行文化啟蒙和思想啟蒙，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要求各分區動員塾師及能當冬學教師的青年，以蘇中文教處長劉季平編寫的《萬事通》作基本教材。寶應縣委又根據冬學的經驗，在新收復的車橋、曹甸等地大力舉辦春學。縣文教科長華士林等根據《萬事通》的章節和內容寫出了“學門道”、“斗爭白老虎”、“老政府”、“新政府”、“大家干”、“歡迎新四軍”、“奸偽該死”、“打江山”等8篇“明理小唱”。曹甸等地區以“明理小唱”作為“春學”的主要教材，差不多每個自然村都有“春學”， 易教易學，朗朗上口，白天晚上到處都聽到明理小唱歌聲，並逐步成為寶應宣傳工作的一大特色。每逢中心工作，就有人寫出小唱。寶應縣水蕩多，往來要靠船，根據地建立后，軍隊、政府人員往來頻繁，交通不便，縣委決定在廣洋湖、射陽湖、和平蕩、水泗蕩、綠草蕩上筑五條壩，動員3萬多民工、1000條船隻到工地，冬學也辦到工地上。在冬學春學中，由於堅持“明理第一，識字第二”的方針，起到了文化啟蒙、政治宣傳的作用，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抗戰熱情和政治水平，打下了社會教育的初步基礎。
寶應冬學春學的經驗，得到了時任區黨委書記陳丕顯的充分肯定，提出一定要全區推廣。有些區委、民運工作隊員，每到一處都帶頭教唱明理小唱。因此小唱很快在全寶應和蘇中廣大地區傳開了。
大反攻不失戰機
慶祝日軍投降的鑼鼓聲還未停息，一貫消極抗日的蔣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搶奪抗戰勝利果實。
在蘇中地區，以蘇中軍區司令員管文蔚、政治委員陳丕顯、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張藩、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姬鵬飛的名義，分別向侵華日軍獨立第九十旅團及偽軍第二方面軍孫良誠等部發出通牒，命令日軍繳出全部武裝，偽軍率隊反正。然而，得到國民黨政府庇護的日軍置若罔聞，仍盤踞在沿江、沿運河一帶的縣城、集鎮和交通要道，拒絕向新四軍部隊投降﹔偽軍則改頭換面為“國軍”，繼續為非作歹。
針對蔣介石企圖獨吞抗戰勝利果實的野心，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指示各解放區抗日武裝堅決消滅拒絕投降繳械的日偽軍。蘇中區黨委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召開緊急會議。區黨委書記陳丕顯首先發言：“蘇中地區濱江臨海，與南京、上海隔江相望。蔣介石政府為確保寧、滬重鎮和長江航運的安全與暢通，必將與我們爭奪蘇中這塊要地。現在，國民黨軍隊已向揚州、泰州進犯，並計劃強佔蘇中戰略要地海門、三倉、口岸等。國民黨‘接收大員’已進入南通、揚州，各地潛伏的國民黨特務、三青團骨干更是四處活動。大量情況表明，如果我軍不迅速收復各個據點、縣城，堅決消滅負隅頑抗的日偽軍，抗戰勝利的果實就會白白讓國民黨獨吞。”
區黨委常委、蘇中軍區司令員管文蔚接著說道：“根據黨中央對華中部隊的有關指示，以及華中局轉來的陳毅軍長從延安發來的電報要求，我蘇中部隊要立即行動起來，堅決向拒不投降的日偽軍發起進攻，徹底拔除敵據點，解放全蘇中。”蘇中軍區副司令員張藩建議：“為了加強反攻力量和野戰機動作戰能力，建議將17個步兵團組成第一、第二、第三3個旅。”區黨委常委、蘇中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鵬飛說，“大反攻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援，建議區黨委成立戰時動員委員會，統一領導蘇中地方黨的戰爭動員工作。”
會議很快形成了決議，並向各分區發出指示，要求各地軍民立即行動起來，向日偽軍盤踞的據點發起攻勢作戰，堅決消滅拒降之敵，擴大解放區。號令一出，在縱橫數百裡的蘇中平原上，廣大軍民隨即向日偽據點發起了凌厲攻勢。
率先吹響抗日大反攻號角的第三軍分區，接連拔除黃橋至姜堰、泰州至如皋等公路沿線的偽軍據點。位於運河沿線的第一軍分區和江海平原東南門戶的第四軍分區，反攻作戰同樣打得如火如荼。至8月21日，蘇中軍民連續摧毀三垛、周庄、三余、馬塘、新港等30多個敵偽據點，取得了戰略反攻的初步勝利。
廣大軍民勢如破竹的反攻，迫使敵偽紛紛向縣城等要點收縮，惶惶不可終日。蘇中軍區其他分區部隊也以摧枯拉朽之勢，向拒降日偽軍發起大反攻。管文蔚、陳丕顯、張藩、姬鵬飛等人滿懷勝利的喜悅，迎接抗戰的最后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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