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介甫
蘇子蘅（1905—1996）生於台灣彰化市。1919年赴日本求學，1927年考入仙台日本東北帝國大學工學院應用化學系，次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之后，因從事革命活動，蘇子蘅先后遭受日本軍警的拘留和管制，面對拷打和逼問，他堅持斗爭，嚴守機密，后因組織遭受破壞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937年大學畢業后回到台灣，1941年應北京大學理工學院之聘，任化學系副教授並參加晉察冀城工部工作。1945年后，進入華北解放區從事科研工作。1949年6月在大連參加台盟，負責籌建旅大支部並任副主委。1952年10月他調任中國科學院計劃局數理化組組長、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感光研究所研究員﹔后歷任台盟總部理事、常務理事、副主席、主席。1995年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今年10月是蘇子蘅誕辰110周年，謹以此文紀念著名台籍愛國政治活動家。
在日本和台灣兩地開展進步活動
蘇子蘅生長於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年代。七八歲時，父母親相繼過世，在兄長的撫養下長大。1913年，蘇子蘅進入彰化公學校學習，課余時間還到私塾學習中文。
當時台灣最高級的學校是醫學校，其他學校程度較低，沒有收容台灣人的正規中學。但蘇子蘅不喜歡當醫生，因此在彰化公學校念完小學后，於1919年赴日本求學。那時正值蘇俄十月革命后，中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台灣人士的進步活動活躍起來，當時東京的台灣學生和台灣島內的進步知識分子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自治運動，蘇子蘅也受到周圍積極分子的影響。盡管在日本讀書，但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二等公民”的屈辱生活給少年時代的蘇子蘅留下了深深記憶，因此，他和絕大多數在日本讀書的台灣青年一樣，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民族意識。他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寫道，在此期間，“多次聽了‘社會科學研究會’講座。此外，閱讀《共產黨宣言》，河上肇的《唯物史觀》及一些進步書刊，對共產主義有了初步認識。”“認識到要解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制下喘不過氣的祖國，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不懈的革命斗爭，把希望寄托於中國共產黨。對於故鄉台灣的問題，我認為要擺脫日本殖民主義者的統治，實現理想的社會，隻能依靠強大的祖國，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他積極投身於愛國反帝革命斗爭，由龐大恩（后來參加紅軍，在長征中犧牲）介紹，於192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旅日總支部仙台支部），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5月，濟南慘案發生后，中國人民掀起反帝高潮，仙台全體中國留學生成立了“反帝同盟仙台支部”，蘇子蘅擔任宣傳組工作。“反帝同盟仙台支部”以“中華留日學生聯合會”的公開名義，印發不定期刊物《通訊錄》，郵寄給各地留學生組織和個人及國內各地的學生會。《通訊錄》主要內容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行徑，揭露國內反動派勾結帝國主義、鎮壓人民的罪行。1928年秋，仙台中國留學生反帝愛國活動受到日警鎮壓，蘇子蘅是活動領導人之一，和留日學生聯合會另外幾位負責人一起被日本當局抓走。由於找不到証據，被放了出來。但是，蘇子蘅在警察署受到嚴刑拷打，后來引發胸膜炎，切除幾根肋骨后，傷口未愈合，又轉成結核病，身體極度衰弱。在這種情況下，7月，黨組織決定讓蘇子蘅回到家鄉台灣，在四兄蘇子泉的醫院治療。因當時台灣沒有共產黨組織，蘇子蘅的組織關系仍放在仙台。當時蘇子蘅和台灣的進步分子都有聯系，他相信到台灣后能找到黨組織。
1929年10月，旅日中共組織遭受全面破壞，蘇子蘅從此失去組織關系。在台灣被抓到虎尾警察拘留所，要押解到東京審問。由於創口仍未愈合，身體狀況極壞，經四伯父擔保，暫緩押送，回到四伯父的醫院治病。后被判決緩期起訴，管制兩年。
雖然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但蘇子蘅在尋找黨的關系同時，仍獨立進行有益於革命的活動。在台灣警察當局的監視下繼續治病期間，他暗中與進步青年聯系，1930年出版了革命啟蒙雜志《曉鐘》，並得到進步作家賴和等的支持，但是發刊至第五期就被沒收，禁止發行。1931年春台灣警察當局開始大量逮捕進步分子，台灣共產黨組織完全被破壞，其中許多人與蘇子蘅有來往，因此他感到十分痛苦，在憂郁氣氛中度過長期的療養生活。
從台灣到大陸投身革命
1934年蘇子蘅的健康稍有起色，但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越來越殘酷，台共的同志大都在獄中，各種進步活動都被迫停止，他也受到監視，很難進行革命活動。考慮到自己身體較弱，不能馬上去參加艱苦斗爭，為了將來參加革命時能夠多做些技術方面的工作，他決定繼續大學課程。
1935年，蘇子蘅在日本老師及友人的支持下，重返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就讀。在此期間他繼續與仙台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在東京的台灣學生聯系，宣傳革命思想。他回憶那幾年的心情時寫道：“由於失去了和黨組織的聯系，心情萬分痛苦，但我對於為革命獻身的決心並沒有動搖，相信將有一天會找到黨組織。”“再次赴日留學時，已找不到黨組織。當時，留學生都感到日中全面戰爭不可避免，陸陸續續回到大陸。我參加留學生活動，心裡想參加抗日活動，但是，沒有找到組織關系，畢業后隻好回台灣。”
1937年，蘇子蘅大學畢業后回到台灣，先后在台灣香料工廠和彰化制粉制飴糖工廠任工程師。1938年結婚，次年兒子出生，雖然生活窘迫，為生計奔忙，但他仍然一心想要回到黨的組織中。這期間，他讀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即《西行漫記》），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的方針策略有了更多的了解，受到很大鼓舞，決心到大陸去，尋找共產黨，回到革命隊伍中，參加抗日斗爭。
1940年日本當局登記技術工作人員，蘇子蘅也被登記了，但他不願意為日本軍需生產服務，決定先到北平教書，然后再找機會進入解放區。同時他相信日寇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被驅除出中國，國家仍需要科技人才，在學校教科學技術不僅能夠提高自己的科學技術水平，也能為將來培養技術人才。當時他也向謝雪紅、楊克煌等人征求了意見，大家都支持他的決定。
蘇子蘅以台灣人投資的新東亞造紙廠工程師的身份，於1941年2月孤身到上海，一個月后離滬進京。蘇子蘅到北平后找到慕名已久的張我軍，並經其介紹到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附小教日語。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后，蘇子蘅經日本領事館申請獲准，於1941年5月經大連把妻兒接到北平。9月，蘇子蘅到北京大學理學院化學系任教，同時還在北京大學工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兼課。為了避免日本人的糾纏，蘇子蘅把籍貫由台灣彰化改成廣東汕頭，學校同事甚至日本教員都不知道他是台灣人。
初到北平時，蘇子蘅曾得到陳普緣的幫助。陳普緣是蘇子蘅在日本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學習時期的同班同學，在日本東京都參加過當地中共組織，1929年中共旅日組織遭到破壞被捕后遣送回大陸，時任偽華北政府的教育局長。他對蘇子蘅介紹了太行地區的情況，並提到和時任太行地區所屬的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有聯系，當時蘇子蘅就要求陳普緣介紹他去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但陳普緣要求他先養好身體。蘇子蘅在任教期間，由於肺結核沒有痊愈，多次舊病復發，1944年末咳血后於1945年春到八大處靈光寺休養。
一介書生報效祖國
1945年初夏回北平時，由陳普緣介紹認識了兩位晉察冀城工部聯絡員——北京師范大學數學系教授李鑒波和在北京大學工學院任教的周子建，並通過他們見到了城工部的工作人員張大中。
5月的一天，陳普緣約蘇子蘅夫婦去李教授家見面，張大中代表城工部歡迎他們，並安排了他們的工作任務：晉察冀根據地中心阜平已經相當鞏固，各項建設都急需科技人才，希望借助蘇子蘅在北大理學院和在別處兼課的條件，動員一些人到根據地參加建設，還約定今后以西什庫周家為聯絡地點。蘇子蘅終於重新找到黨，回到了革命隊伍，實現了多年的心願。
重新找到黨組織后，蘇子蘅心情豁然開朗，精神非常振奮，隨即按照城工部的布置，積極聯系，動員朋友、學生和同鄉中的知識分子，到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工作。
這期間，日本宣布投降，城工部要求蘇子蘅等人在北平等待指示。按照指示，蘇子蘅繼續與北大同學、同事和同鄉聯系，動員他們去解放區。當時華北一帶台灣同鄉都集中到北平，共300多人，於是成立了北平台灣同鄉會，蘇子蘅被選為監察委員。委員會的工作，一方面是照顧同鄉們的生活，開辦國語學習班，另一方面是討論關於光復后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問題。
1945年9月，組織上安排蘇子蘅到張家口籌建晉察冀軍工部化學研究所，同去的還有庄明夫等人。那時北平溫泉已經解放，城工部在溫泉辦公，大家分頭到溫泉集合，然后由城工部派大車前往張家口。10月，他在張家口參加化學研究所籌建工作，任研究室主任。11月，蘇子蘅奉命回北平，考慮到他的健康狀況，組織上安排他留在北平待命，等待八路軍進城，為化學研究所購買圖書儀器，同時繼續從同鄉、同事、學生中動員技術人員到解放區參加建設。
1946年1月，由於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蘇子蘅兩次返回張家口，並改名為宋明繼續進行科學研究事業。
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實驗室經常轉移，最后移到了老根據地阜平。1947年2月，蘇子蘅在阜平平房開始研究、試驗工作，主要解決與軍工生產有關的問題。當年8月，蘇子蘅又到制藥廠協助解決有關生產問題。1948年完成任務后，因醫生的診斷和上級的決定，留在邊區政府招待所休養。
當時各解放區紛紛抽調技術人員到東北工作，蘇子蘅認為東北工業生產對革命起著重要作用，而且他留學日本多年，方便聯系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使他們發揮作用，因此他向領導提出調東北工作的申請，得到批准。1948年9月他由河北省平山縣出發，途中為了躲避國民黨飛機的轟炸，白天休息，夜間行軍，走了一個多月。由於道路崎嶇不平，顛簸厲害，到山東俚島時，舊病肺結核復發。在山東俚島休息治療幾天后，搭乘小輪船，從俚島渡海到了大連。
蘇子蘅本來是要北上哈爾濱向東北局報到的，但是旅大市領導考慮到他的身體不適應哈爾濱的嚴寒，而旅大市正在籌建大連大學，很需要人，經請示東北局，他就留在大連，開始參加大連大學籌建。以后在大連大學科學研究所任研究員、研究室主任。
1949年6月，蘇子蘅在大連工作期間，經台盟總部主席謝雪紅的介紹加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總部希望在旅大地區成立支部，並於9月1日正式發函委托蘇子蘅主持籌建工作。當時大連有70多位台灣人，20多戶，大多是光復后沒有回台灣而留下的。原來的同鄉會已經解散，同鄉們常有來往，卻沒有自己的團體組織，很希望組織起來。蘇子蘅征求了台灣同鄉簡仁南、許義鬆等人的意見，於8月間向中共旅大區黨委匯報了台盟總部的要求和旅大台胞的意見。在區黨委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籌備會，蘇子蘅被推選為主任，簡仁南為副主任，另有6位籌備委員。不久，區黨委又介紹延安干部沈扶、黎舒林夫婦參加籌備工作，他們分別任籌備會副主任和籌備委員。在籌備期間，組織了一些活動，如“台灣問題座談會”、春節聯歡會、“二·二八”紀念會，還組織了經常性的時事政治學習。經過幾個月的准備，台盟旅大特別支部於1950年4月正式成立，選舉簡仁南為主任委員，沈扶和蘇子蘅任副主任委員。蘇子蘅十分重視政治學習，他根據崗位和居住地區，把盟員分成三個小組。除各種重要活動需要全體盟員集合之外，每個學習小組幾乎每個星期都開會學習。
1952年10月蘇子蘅調到中國科學院，歷任計劃局數理化組組長、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感光研究所研究員。
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蘇子蘅受到了沖擊。他所在的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成立了“專案組”，對他進行立案審查。
也就在那時，周恩來總理得知蘇子蘅也被“隔離審查”，親自批示要“在醫療、生活方面給予照顧，隻參加輕體力勞動”，使得蘇子蘅安然度過那一段日子。
在那個“非常時期”，蘇子蘅接待了許多“外調”人員，了解一些老同學、老同事和同鄉的情況。在當時“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邪風中，他們都被當成“有問題”，外調人員要求蘇子蘅提供他們需要的資料。雖然蘇子蘅當時的處境也不好，但是，他頂住壓力和誘導，總是如實說明他所了解的情況，堅持講實話，講真話，不講假話。
1970年代初期落實政策之后，蘇子蘅比較早地參加政治活動和接待工作，同時，恢復了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台灣同鄉中有兩位杰出人士當選為中共十大中央委員，所有這些，都表明黨和政府對台灣同胞的關懷和對台灣問題的重視。這時蘇子蘅年事已高，感到出遠門的機會越來越少，因此，那幾年不辭勞苦，多次出去探親訪友，不但是為了和親友再多見幾面，更多的想法是為了讓親友們更多地了解祖國大陸的真實情況和光明前景，早日實現祖國統一的心願。
一些老朋友或台灣同鄉寫信或找上門來請求蘇子蘅幫助解決問題，他總是熱情接待，認真了解情況，盡快反映給有關部門，盡力給予幫助。有的人仍然心存疑慮，一些情況不敢講，蘇子蘅仔細了解之后，設身處地提出參考意見﹔有的材料寫得不夠清楚，他都提出詳細的修改建議。這些鄉親和朋友都對他的熱心幫助很感動。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蘇子蘅作為憲法修改委員會成員，參與了憲法的修改工作。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蘇子蘅被任命為審判員之一。
蘇子蘅歷任台盟第二屆總部理事會副主席，第三屆總部理事會主席，台盟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在長期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領導人期間，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自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擁護“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主張廣泛團結海內外台胞，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幫助他們增進對祖國的了解，增進統一祖國的認識。他多次發表講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
1985年4月8日，他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身份出席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會議期間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滿懷信心地說：“‘一國兩制’的構想和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對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統一大業必將產生重大的推動作用，和平統一祖國的美好前景已展現在海峽兩岸人民的面前。”
蘇子蘅說，台灣是祖國的一部分，台灣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去年，我和愛人到美國、加拿大和日本探親訪問，見到了我們的親戚和老同學、老同鄉，也結交了不少新朋友。通過與他們接觸和交談，我了解到海外台胞對祖國有著深厚的感情，對祖國四化建設取得的成就是歡欣鼓舞的。尤其是我國的體育健兒在奧運會所取得的優異成績，鼓舞了旅居異鄉的台灣同胞和僑胞。他們知道中國選手獲得了十五枚金牌時，高興得跳起來，擁抱祝賀，那感人的情景使我久久不能忘懷。”
談到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時，蘇子蘅說，海外的台胞和僑胞極其關心。多數人認為，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統一大業，只是時間問題。因為，“一國兩制”的構想，既尊重事實，又考慮到各方面的利益，所以能夠圓滿解決香港問題，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同樣，“一國兩制”的構想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的歡迎，因為它既考慮到國民黨當局的利益，也考慮到台灣人民的現實和長遠利益。這就有助於消除一些台灣同胞長期存在心中的疑慮，有助於台灣的穩定和繁榮。所以，“一國兩制”也為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大業提供了最佳方案和途徑。
最后，他對記者說：“台灣人民富有愛國傳統，台盟長期以來的奮斗目標就是實現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三十多年來，我們一貫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分裂陰謀。我們擁護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實現台灣回歸祖國的統一大業。”他鄭重希望台灣國民黨當局審時度勢，早日進行國共兩黨和談，為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貢獻﹔同時，希望台灣同胞和祖國人民一起，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共同努力奮斗。
1995年，蘇子蘅在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寫道：“自1945年我重新找到黨組織，至今已50年，50年間，我在每個工作崗位都曾經多次提出回到黨的組織中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能解決。”在黨中央的直接關懷下，蘇子蘅從台盟中央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重新回到了黨組織中來，實現了幾十年的夙願。為此，他感到萬分喜悅，寫道：“50年間，我始終為黨的事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把我所做的每一項工作都看成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同時，我也親身體會到黨對我的關心、愛護和培養，從來沒有把我當成外人，而是當成沒重新改選手續的黨的一員來對待。”“我雖然年屆九旬，仍然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黨的事業繼續貢獻我的一切，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發揮余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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