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答才 劉濤
[摘要]中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具有獨特歷史意義的大會，劉少奇對於中共七大的成功召開和勝利閉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主要表現在：因才受命，返回延安籌劃七大，作為中共七大主要籌備人艱辛工作，全面協調保証會議圓滿舉行，系統闡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重點論述黨建理論與實踐等。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為黨的建設理論的不斷完善貢獻了卓越智慧。劉少奇的嚴謹作風和求實精神，為新時期廣大黨員干部樹立了光輝典范，為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寶貴的思想素材。
[關鍵詞 ]劉少奇﹔中共七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黨的建設
[中圖分類號 ] A75 [文獻標識碼 ] A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戰爭尚未結束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召開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極為重要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力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黨的建設的歷史進程，對於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全國性勝利具有承前啟后的重大歷史意義。劉少奇對中共七大的成功召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一、因才受命，返回延安籌劃中共七大
早在 1930年 12月 23日，《中央緊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號召全黨》指出：
“為要使國際路線在中國黨內得到根本的鞏固，黨現在就應開始准備七次大會，這不僅解決黨內問題，且要更進一步去解決一切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如黨綱問題等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49頁。）較早提出准備召開七大。由於種種原因，直到 1937年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 1938年 11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先后通過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召開七大的工作才進入實質性准備階段。1939年各地黨組織選舉了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由於長期緊張的戰爭環境，幾經周折，直到 1945年 4月中共七大才召開。（ 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00頁。）
劉少奇回延安參加並籌劃黨的七大是中央的決定。1941年 9月 26日，中央書記處同意劉少奇回延安休養。10月 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稱，中央決定劉來延安一次，希望能參加七大。4日劉少奇復電因工作需要緩期來延安。1942年 1月 13日，中央再發通知，決定劉少奇回延安參加七大。
為什麼要特意召劉少奇返回延安參加並籌劃七大呢？這主要是因為劉少奇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與毛澤東比較接近，對於撥正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就客觀方面而言，中國共產黨面臨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相互交織的復雜形勢，既面對著日軍的瘋狂進攻態勢，又要正視國民黨抗戰的兩面性﹔就主觀方面而言，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急需實現全黨的統一。特別是 1937年 11月王明從蘇聯回到國內，打著貫徹共產國際關於統一戰線要國共兩黨共同領導、共同負責“新政策”的旗幟，先后發表了一系列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等右傾錯誤觀點，給黨內帶來了一定的思想困局。（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1卷）（1921—1949）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13—519頁。）
劉少奇的工作崗位歷經了從地方到中央、從中央到地方、再從地方到中央的多次轉換，其豐富的實踐歷練和睿智的理論思維，為實現全黨思想、政治、組織上的統一貢獻了寶貴智慧。1937年 8月初，中共中央在北平、天津失陷以后組建了以劉少奇為書記的北方局新的領導機關。同年 12月 9日至 14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就抗戰問題作了報告，不僅批評中央實行的正確政策，而且指名批評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一文中所提的觀點，對此，毛澤東、劉少奇等也闡明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1卷）（1921—1949）下冊，第 515頁。）
1938年 3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建議劉少奇暫住延安、留在中央指導華北工作。7月 1日，劉少奇在黨的理論刊物《解放》周刊上發表了《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一文，系統分析了華北抗戰各種武裝力量現狀和問題，提出“華北的一切抗日部隊如果能夠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下進一步的實現統一”，對於在“忠誠團結合作的統一戰線方針下與民主的方式下”堅持華北抗戰具有重要意義。（《解放》第 43—44期，1938年 7月 1日。） 這些來自於實踐的彌足珍貴的經驗，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有力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思想。11月，劉少奇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
1939年劉少奇出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5月 1日，《解放》發表劉少奇的《論組織民眾的幾個基本原則》。文章指出，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對於動員、組織、武裝民眾具有重要意義，要在民眾的自動性和符合民眾要求上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組織民眾。（參見《解放》第 70期，1939年 5月 1日。）這些思想，對於撥正王明提出的群眾運動“要到國民政府去立案，爭取合法”（《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1卷）（1921—1949）下冊，第 515頁。)的片面觀點具有重要意義。7月 7日全面抗戰爆發兩周年之際，劉少奇撰文《鞏固團結粉碎敵人的陰謀》，指出日寇滅亡中國的方法多變，政治陰謀與軍事佔領疊加運用，必須加強國內民族團結、反對投降、堅持抗戰到底。（參見《解放》第 75—76期，1939年 7月 7日。）當月 20日，劉少奇又發表《“七七”二周年紀念致中國工人們》，呼吁加強教育和宣傳、組織和團結，克服國內存在的妥協和投降傾向，堅持抗戰與爭得民族解放。劉少奇關於堅持抗戰、團結與反對投降的思想，對於毛澤東提出“抗戰、團結、進步”三大口號、爭取抗戰勝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互動價值。（參見《解放》第 77期，1939年 7月 20日。）1940年 11月，劉少奇出任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政委，領導了華中地區的反“掃蕩”和與國民黨軍事摩擦的具體斗爭。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后，劉少奇提出的“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被中央採納，1月 20日出任新四軍政委，4月 27日出任東南局和中原局合並組成的華中局書記。這一時期，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劉少奇的領導是正確的，黨性是很好的。（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第 357頁。）同年 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肯定了劉少奇是白區工作中正確路線的代表，在白區代表了唯物辯証法。（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第 372頁。）
劉少奇這種豐富的工作經驗和扎實的理論功底，在他由華中返回延安的途中解決山東等地問題時也得到了充分體現。1942年 1月 21日，中央電告劉少奇返延途中到山東根據地，處理朱瑞、陳光、羅榮桓之間關於山東形勢、軍隊建設、干部教育等方面的爭論﹔3月 3日中央再電劉少奇，要求其在山東期間指導處理敵人掃蕩形勢下的政策執行問題，解決主力部隊與地方部隊、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外地干部與本地干部的關系等方面存在的問題。3月 19日，劉少奇啟程回延，21日中央再次要求劉少奇經山東時從思想、工作層面徹底肅清山東部分黨組織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劉少奇於 4月初到達山東分局和 115師所在地，隨即召開山東分局和軍政委員會聯席會議，分析山東抗戰形勢，明確提出要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堅決的斗爭，深入人民群眾之中開展調查研究，培育和鞏固黨的優良作風，確立了山東根據地集中統一的領導機構和體制。劉少奇在山東期間，就群眾運動、黨內斗爭、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何為馬克思主義立場等發表演講，推動了對山東根據地存在問題的有效解決。
1942年 12月 30日，經過 9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穿越敵人 103道封鎖線，劉少奇安全到達延安。此后，劉少奇就把主要精力投到了中共七大的籌備上來。
二、艱辛工作，為中共七大召開作准備
早在 1937年底，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准備召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委員會，劉少奇就是 25位委員之一。1939年 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黨的工作路線和中共七大的准備工作問題，會議決定劉少奇承擔起草組織問題的決議。但由於抗戰形勢所迫，中共七大的召開一拖再拖，直到 1944年 2月 24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才討論了中共七大召開的各項具體准備工作和黨的歷史問題，會議決定劉少奇作組織問題（包括黨章）報告。5月 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再次討論了中共七大的准備工作，劉少奇負責召集組織報告准備委員會，並參加起草總結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的准備委員會，會議決定擇機召開六屆七中全會為黨的七大作好准備。（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第 441頁。）
劉少奇為中共七大的召開付出了艱辛努力，這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地方工作時就注意對中共七大代表的教育引導。1940年 8月 14日，時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的劉少奇，對出席中共七大的華中代表作報告，要求真正組織廣大群眾，把群眾組織到群眾團體中，和黨發生密切聯系，建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第 300頁。）
第二，返回延安后具體負責黨的組織工作，為七大召開作了重要組織准備。1943年 3月 11日，中央書記處討論了中央機構調整，按照分工劉少奇負責處理中央組織部重要日常工作。3月 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書記處進行了調整，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為書記處成員，劉少奇任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研究局局長，負責管理華中黨政軍工作。1943年 7月 17日，劉少奇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決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議，在 8至 9個月內召開中共七大，准備 9月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級干部中研究一批歷史文件和指定的馬列書籍。9月 3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劉少奇為負責組織討論黨史文件的領導人之一。10月 5日，劉少奇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指導學習討論黨的歷史和路線問題。12月 14日，劉少奇出席書記處會議討論黨的高級干部學習黨的路線問題，學習時間為半年即到 1944年 4月底，學習課本有《共產黨宣言》等六本。這一切，為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作了重要准備。
第三，全程參加為召開中共七大作准備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六屆七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開會時間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會議時間從1944年5月 21日一直到 1945年4月 20日間斷進行。劉少奇出席六屆七中全會 9天次，出席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 14天次，直接參與了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武裝斗爭、根據地建設問題、聯合政府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討論，會議“通過了劉少奇提出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提議”（《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1卷）（1921—1949）下冊，第 650頁。），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為中共七大的成功召開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准備。
三、全面協調，保証中共七大圓滿舉行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戰爭的隆隆炮火聲中開幕的。1945年 4月 21日，劉少奇出席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當選為七大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委。預備會議決定中共七大的第三項重要議程，是聽取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23日，中共七大正式開幕，劉少奇發表了開幕演說，指出：實現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是堅定不移的奮斗目標，要以正確的戰略策略團結全國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努力。劉少奇展望抗戰勝利后的形勢，認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理想的建國方案，應該包含對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對內民生幸福、民主自由、國家統一等基本要素。劉少奇號召在毛澤東領導下，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團結堅如磐石，“向著打敗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的目標邁進”。（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第 465頁。）
根據筆者對《劉少奇年譜》的統計，劉少奇直接參與中共七大的各種會議是高頻度的。從1945年4月21日至6月11日，劉少奇參加中共七大預備會議、開幕會議、全體會議共計12天次，出席“主席團會議和各代表團主任聯席會議”7天次，出席“主席團會議”2天次，出席“主席團常委會議”3天次，出席七屆一中全會 2天次，累計出席中共七大各類會議共計26天次。
從中共七大的議程內容來看，劉少奇全程參加了會議的各種文件的討論和審議工作。聽取毛澤東作的《論聯合政府》、朱德作的《論解放區戰場》以及各代表團討論大會報告的情況匯報，親自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出席主席團各類會議參與軍事問題、選舉問題、大會發言方針、大會決議的討論和決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推動大會通過了《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草案）》《中國共產黨黨章》《關於以七大名義召開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的決定》《關於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及其籌備事項的決議》，根據中共七大前后系列會議與會代表的意見推動會議最終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從中共七大會議的選舉結果來看，在此前六屆七中全會上劉少奇關於主要領導人選的建議變成現實，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等黨的四大機構的主席。同時，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之一，並且被選
舉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由此，劉少奇正式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四、系統闡釋，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
劉少奇主持起草並經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較為完備形態的承前啟后的黨章，其最為鮮明的特征是明確規定了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一永垂史冊的歷史性規定，既是對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歷史經驗和實踐探索的總結，又是對抗戰形勢下國民黨爭奪話語權的有力回擊。正如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是在中國革命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人民領袖，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領路人、掌舵人﹔毛澤東思想既是從屬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體系的，又是具有中國話語特色、中國理論氣派、中國民族風格的理論﹔“毛澤東道路”（《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319頁。）是指引中華民族走向光明、中國人民實現解放的唯一正確道路。
劉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在論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時作出了四大歷史性貢獻：
第一，全面揭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的基本內涵，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理論關系，即繼承與發展、總店與分店、先生與學生的關系。劉少奇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視角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產生的歷史邏輯，從哲學的“宇宙觀”和現實的“工作作風”層面，第一次從“中國化”視角談到毛澤東思想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35頁。）
第二，系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物質載體和主要內容。劉少奇指出，毛澤東思想有其文字、語言、文本等形態的多樣化承載主體，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各種著作，另一方面是黨的文獻﹔毛澤東思想有其科學、完整的理論體系，涉及對世情與國情、新民主主義革命、
武裝斗爭、解放農民、統一戰線、文化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黨的建設等九個方面。這一論述，首次明確從思想體系的完整性方面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形態。
第三，指明了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主要特點——曲折性與真理性。劉少奇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來源於實踐的真理性的認識，從萌芽、形成到成熟是客觀的歷史進程，是使主觀符合客觀的過程。任何思想理論的形成必然遇到各種噪音雜音的干擾，毛澤東思想也不例外，可謂千錘百煉、拾得真金。毛澤東思想是在斗爭中曲折發展的，它經歷了“和國內國外各種敵人進行革命的斗爭”，以及“和黨內各種錯誤”的斗爭，是從“無數次的千百萬人民的劇烈斗爭中反復考驗過來”的。（《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34頁。）
第四，鮮明指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劉少奇指出，就“馬克思主義民族化”而言，毛澤東思想結合時代特點在中國的大地上創造性地以新的理論展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魅力，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優秀典型”。毛澤東思想對於解決中國革命、人民解放、建國立國的指導意義具有“唯一”“完整”等理論特色。（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3、334、335頁。）劉少奇認為，在全黨范圍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是黨內重要的黨建任務。他提出毛澤東著作要進入黨課培訓教材，毛澤東思想要進入領導干部的頭腦，在學習的過程中注意系統性、通俗性，並且從“黨員的職責”論述了毛澤東思想對於黨員提高思想水平、指導實際工作的重要意義。（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37頁。）
五、重點論述，豐富黨建理論與實踐
劉少奇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研究黨的建設工作的專家型領導人，這既得益於他豐富的地方實踐工作經驗，又源自於他高度的黨建理論自覺。劉少奇 1936年 4月的《肅清空談的領導作風》、1939年 7月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41年 7月的《論黨內斗爭》、1943年 7月的《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等，記錄了劉少奇在黨建理論與實踐方面的獨特貢獻。
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重點論述了黨的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七大通過的《黨章》以及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是指導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建設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文獻。
首先，指出中共七大黨章的修改，從指導思想層面明確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從黨員義務層面說明了堅持科學理論指導的重要性，這是“最大的歷史特點”（《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32頁。），為加強全黨的思想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這一思想，是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具有首要性、實踐性，“了解與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有清楚而堅定的、正確而純潔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與思想意識”（《解放》第 81期，1939年 8月 20日。）等觀點的邏輯發展的必然。
其次，中共七大黨章較之此前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章》在文本層面有著顯著不同。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增加了“總綱”，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在分析中國社會狀況的基礎上指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任務及其步驟，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反對黨內右和“左”的各種錯誤傾向，不掩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特別是明確指出：黨的綱領和黨的章程是行動准則，要以言行一致的誠實守信態度對待黨的宗旨、紀律，敢於執行黨組織紀律借以保持隊伍的純潔，明確提出反對“陽奉陰違的兩面行為”。（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8頁。）為此，中共七大《黨章》在“黨員”一節首次明確分條列出了黨員的義務和權利，專門單列了“獎勵與處分”一節並詳細闡明了“獎勵與處分”的具體規定，這為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基本的文本法規依據。這些細致而具體的規定，得益於先前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舉例列舉的黨內形形色色的各種錯誤思想意識，諸如入黨意識的非單一性、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自利之心、斤斤計較名譽地位、同志間缺乏“忠誠的互助精神與團結精神”、計較小事不識大體等等。（參見《解放》第 83—84期，1939年 9月 20日。）
再次，深刻闡釋了黨的群眾路線。劉少奇認為，七大《黨章》突出強調黨的群眾路線，是《黨章》修改的又一個特點。他指出，作為黨的政治和組織路線的群眾路線具有根本性。接著他從四個方面對群眾觀點進行了具體闡發：一是就目的性而言，人民群眾是革命、建設的目的指向，要秉持服務理念和服務態度﹔二是就責任性而言，對人民群眾要有負責精神、擔當精神﹔三是就主體性而言，不能包辦、不能恩賜，人民群眾是社會的主體性的力量﹔四是就智慧性而言，甘於自覺學習人民群眾的智慧和經驗等。（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34—358頁。）劉少奇還提出，在群眾工作中要反對尾巴主義、命令主義、冒險主義、關門主義以及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的傾向，認真踐行毛澤東關於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指示，切實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利益問題上，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就曾談到：個人、部分、暫時、民族的利益，要服從黨、整體、長遠、世界的利益，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解放》第 82期，1939年 8月 30日。）。七大《黨章》使這一思想更加定型化。
最后，對黨的民主集中制有著重要的理論建樹。劉少奇認為，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的群眾路線的反映，黨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與集中互為條件、相互結合、有機互動的制度設計，反對反民主的專制主義和極端民主化、山頭主義等錯誤傾向。劉少奇還指出：“黨內的秩序，
是由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各個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的原則來建立的。”（《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59頁。） 劉少奇對七大《黨章》關於“四個服從”理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早在1938年 9月 2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談到黨的團結時就指出，要在組織上、黨規上保証黨的團結，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較早提出了“三個服從”。（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第 236頁。）1939年 7月 12日，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談到黨員怎樣執行黨員與黨的關系時又指出，個人、地方黨組織的利益服從黨的、全黨的利益，局部、暫時利益服從整體、長遠利益（《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29頁。），較早明確提出了“四個服從”的雛形。這是后來七大《黨章》關於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思想源頭。
總之，劉少奇為中共七大的召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為黨的建設理論的不斷完善貢獻了卓越智慧，為在改革開放時代環境下廣大黨員干部持之以恆地踐行群眾路線樹立了光輝榜樣，為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寶貴的思想素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解放》周刊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為 14BDJ01）
﹝作者陳答才，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劉濤，臨沂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陝西師范大學博士生，陝西西安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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