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義明
[摘要]毛澤東認為，改造學術與人心，是探尋解決中國問題大本大源之道的大方向。一旦尋找到“大本大源”並確立起自己的信仰，毛澤東就堅定地用以指導中國實際，執著至信，終生不渝。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毛澤東所倡導的“學有本源”，仍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領導干部要做到“學有本源”，就必須樹立正確的學習目的，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和學風，兼顧學習各種專業知識與加強思想文化修養，將窮理、修身和做事緊密結合起來。
[關鍵詞]毛澤東﹔領導干部﹔馬克思主義﹔“學有本源”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1917年8月23日，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毛澤東，給老師兼好友黎錦熙寫了一封信，分析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其中有這樣兩段話：
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
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73頁。）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社會動蕩、新舊文化的激烈交鋒之中。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然而並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命運。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各種主義和思潮，“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改變舊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分析時局，毛澤東說了上述這番話。他認為，變革中國的方子開了不少，但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俱從枝節入手”而“本源未得”，沒有抓住病根。對於當時的軍閥政客，毛澤東認為他們“胸中茫然無有”，“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隻剩“手腕智計”。（《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2頁。）這樣的政客與古代奸雄無異，無補於中國世事。隻有“學有本源”、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是中國之所需，才能求得中國面貌之根本改變。
循著這樣的思路，毛澤東主張從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入手，“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3頁。）隻有這樣“向大本大源處探討”，“探討既得”，才能“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4頁。），才能從根本上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問題。事實上，在1917年前后，毛澤東讀了大量哲學、倫理學方面的書。他手抄過老師楊昌濟翻譯的一部《西洋倫理學史》，共7冊﹔他閱讀過蔡元培翻譯的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在約10萬字的原文上寫下了12000多字的批語﹔1918年初，他還發起成立新民學會。這些閱讀和實踐活動，都旨在改造舊思想、舊倫理，“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68頁。）
在毛澤東看來，改造學術與人心，這是探尋解決中國問題大本大源之道的大方向。然而，直到1918年，他還只是循著這個大方向進行探索，並沒有找到大本大源之道本身，直到他去北京之后。
1918年夏至1919年春，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並在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得到圖書管理員助理職位。期間他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文化名人以及張國燾、鄧中夏等進步青年。特別是在五四運動后，1919年底至1920年初第二次來北京期間，毛澤東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熱心搜尋並如飢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書刊，對確立自己的信仰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后來他曾回憶說：“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頁。）
在1917年8月給黎錦熙的上述信中，毛澤東還說：“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4頁。）當時，他因未得大本大源之道而心中茫然。而到了1920年夏后，毛澤東心中的解決中國問題的大本大源之道開始明確起來。他明確提出：對中國問題，“不贊成沒有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7、498頁。）這個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旦尋找到“大本大源”並確立了自己的信仰，毛澤東就堅定地用以指導中國實際，執著至信，終生不渝。在轉戰閩西贛南的艱難歲月，他曾致信中共中央，請求寄送馬列主義書報閱讀，並說“我們望得書報如飢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在紅軍打下閩南第二大城市漳州時，他曾到龍溪中學圖書館翻閱了一上午，挑選《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馬列主義書籍閱讀﹔長征勝利初到陝北，他比較系統閱讀馬列主義哲學書籍，寫下《實踐論》和《矛盾論》﹔全面抗戰初期，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要學習馬列理論和歷史知識，同時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新中國成立后，他又提出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命題。
可以說，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大本大源”為指導﹔中國建設、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也是因為有一代又一代“學有本源”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實踐。從這個角度上講，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
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毛澤東所倡導的“學有本源”，仍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面對“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領導干部能否成為“學有本源”的馬克思主義者乃至馬克思主義政治家，而不是信仰缺失的行尸走肉，對於我們事業的興衰成敗至關重要。
所謂“學有本源”，就是不能靠“手腕智計”、耍小聰明，而要修學儲能，以馬克思主義的深厚學養作為為人做事之支撐﹔同時，要將“外觀之識”與“內省之明”（《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3頁。）結合起來，注重修身養性。隻有在治學窮理、修養為人、辦事從政等三個方面相互貫通、互為表裡，皆能為世人之楷模，這才是“學有本源”的大政治家。領導干部要做到“學有本源”，就必須至少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要樹立正確的學習目的。做同樣一件事，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目的，其結果也會不同。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作為國民黨進步陣營中的人物，蔣介石也曾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但是他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成為徹底改變中國命運的領導者，其根源在於立場和目的不同。毛澤東是站在最廣大勞苦大眾的立場，立志改造中國和世界，以救國救民為根本目的﹔而蔣介石不過是為了個人升遷撈取所謂的政治資本。我們要向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學習，樹立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學習的正確目的，這是激勵我們不斷學習、學習、再學習的不竭動力。
其次，要重視對基本理論的學習，加強馬克思主義修養。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知識更新不斷加快。時代的發展和社會形勢的變化，要求我們不斷學習各個方面的專業知識的同時，絕不能忘記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永遠都是我們共產黨人學習的“大本大源”。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的實踐，同時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我們學習的一條根本主線。領導干部如果不重視基本理論學習，那麼他在處理問題時，就往往會“從枝節入手”，背離本源，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往往會在復雜多變的形勢面前迷失方向。
再次，要養成勤奮好學的良好習慣和老老實實的良好學風。“學如基礎”，學習是做事工作的基礎，是提高素質、增長才干的重要途徑﹔學習也是修身為人的基礎，是不斷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重要途徑。因此，我們要“倡學”，養成勤奮好學的良好習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那樣：“領導干部應該把學習作為一種追求、一種愛好、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學樂學。”（《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頁。）同時，學習是一個逐步深入、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樹立老老實實的學風，腳踏實地、鍥而不舍、孜孜不倦、久久為功，就必定會積少成多、積沙成塔，積跬步以至千裡。樹立良好學風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千萬不能夸夸其談、變成“客裡空”。
最后，必須將學習專業知識與加強思想文化修養緊密結合起來。具備良好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養，是一個人的為人做事之基，安身立命之本。對於領導干部來說，加強個人思想文化修養尤為重要。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不正則家不齊，家不齊則國不治。領導干部的個人修養絕對不是什麼小問題，絕對不是“小節”﹔而是一個大問題，是“大節”。正因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領導干部要嚴以修身，加強黨性修養，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干部學習不學習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本領大小也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事情。”（《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04頁。）“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07頁。）黨的事業的發展，需要我們不斷加強和改進我們的學習。領導干部要樹立科學的學習觀，做到“學有本源”。“學有本源”，就是要求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不斷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達到主觀與客觀的高度統一。
（作者戚義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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