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評論》編輯李漢俊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開辦了“外國語學社”
被譽為工人喉舌的《勞動界》
陳獨秀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早期組織
中國共產黨宣言
1920年8月初的一個早上，17名身著長衫或穿著西裝、年輕的或已經不再年輕的男子魚貫進入了挂著《新青年》出版社銘牌的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陳獨秀寓所，參加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成立大會。
有人將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比作中國共產黨的“胚胎”，或者“產房”。其實它更像是在漫漫長夜裡升起的一道璀璨霞光。圍繞著它成立前后所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故事，預示著一個偉大的“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很快就要到來。
1920年5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刊出了“勞動者紀念號”，這是陳獨秀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志”
1920年2月19日，農歷除夕，一艘由天津起航的客輪徐徐抵達了上海。天氣很冷，寒風夾著雪珠，陳獨秀從船上下來連連打著寒戰，連日的疲憊加上著涼，他感冒了。一下船就由他的學生許德珩和張國燾安排，住進了惠中旅社。
坐落在漢口路上的惠中旅社是上海灘頗為高檔的旅社，但陳獨秀感冒纏身、孤身一人還是頗感不便，於是過了年陳獨秀便被他的同鄉好友汪孟鄒接去，住進了他主辦的亞東圖書館，4月初又搬到了他的同鄉原安徽督軍柏文蔚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現南昌路100弄2號）的私宅。
這是一座典型的石庫門住宅，獨門獨戶，一客廳一廂房，上下二層。環龍路地處法租界，與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僅一步之遙﹔與霞飛路（今淮海路）也不過幾分鐘的路程，鬧中取靜，既安全又舒適。但近百年過去了，老漁陽裡的這兩排住宅已經衰微破敗，隻有2號那色澤暗淡的水泥砂漿外牆上挂著的“《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的銘牌，似乎還在提醒著人們：這裡住著一位中共建黨史上繞不開的偉人。也是在這裡，發生過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和獨特光亮的故事！
《新青年》 原名 《青年雜志》，是由陳獨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辦的，1916年9月1日改名 《新青年》，在中國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陳獨秀一到上海，雖身患感冒，仍對報界發表了談話。他說“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覺醒。以20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這表明，他的目光與精力，已由學生界、知識界，開始轉向工人階級﹔由北京轉向上海。
陳獨秀身在上海，裘弊金盡，沒有職業，生活清苦，靠寫文章、編刊物、到處演講為業。他花了很長時間深入工人之中，與各色人等控制的工會打交道，最后得出了一個結論：“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團結一萬個也是不行的。”覺悟的工人必須“另外自己組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4月2日，他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提出“我以為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4月18日，他參加由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等組織的勞動節紀念大會籌備會，發表“勞工旨要”的演說。同時在這次籌備會上，被推薦為顧問及中華工業協會的教育主席，自願出任工人的義務教授。
“五一”勞動節到了，上海5000多工人在西門體育場召開了隆重的紀念大會，一時紅旗招展，歡聲震天。人越聚越多，西門體育場容納不下了，大會組織者不得不一次次地變更場地，最后定在了老靶子場。在雷鳴般的歡呼聲中陳獨秀作了演講。最后大會通過決議，第一次提出了8小時工作在內的“三八制”要求﹔發出了“抗議軍閥壓迫”、“勞工萬歲”的呼聲。
也是在這一年的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六號定為“勞動節紀念號”，篇幅由原來每期130頁至200頁猛增到400頁，廣泛而又深刻地分析了中國工人階級，尤其是上海工人階級的工作、教育、幫會、結社等各方面的生存狀況。蔡和森認為：這是陳獨秀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志”！這裡還有一個插曲，導致了《新青年》的停刊：陳獨秀提出，這一期刊物雖然有400頁，但是專門為下層無產者寫作發行的，不應該加價。但《新青年》雜志的出版方群益書社老板陳子沛陳子壽兩兄弟認為，這一期頁數太多，又有鋅版又有表格，排工費就貴了許多，如果不加價虧本太多，一定要加價。這樣雙方就鬧翻了。
於是陳獨秀決定醞釀成立“新青年社”自辦發行。4個多月后，《新青年》雜志復刊，但它已經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
1920年代的上海星漢燦爛：毛澤東、俞秀鬆、施存統、陳望道、戴季陶、李漢俊，有的稍縱即逝，如流星一般隕落﹔有的高挂夜空，永遠閃爍迷人奪目的光亮
1920年代，當時身居北京的魯迅先生感慨道：“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1920年至1922年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古戰場的情景”。
而上海恰恰相反。除了1920年從北京遷回上海的《新青年》外，邵力子主編的《覺悟》（《民國日報》副刊），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等，已經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學說的探索與宣傳，一群最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聚集到了上海。
1919年，年僅21歲的施存統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就讀時，因《浙江新潮》向他約稿，寫了《非孝》一文。行文很簡單：施存統從小就受祖母養育，因而他深深愛著自己的祖母。由於家境貧寒，祖母終日操勞，還要受到祖父的打罵虐待，45歲就去世了。施存統寫道：“中國歷來主張孝道，百善孝為先。我要為祖母盡孝，就要反對虐待祖母的祖父﹔而我同樣要為祖父盡孝，又不能反對他。因此一味盡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間平等的愛來代替不平等的孝。”文章洋洋洒洒，充盈著對封建傳統的反叛精神。此文一出，輿論嘩然，施存統被視為“孔夫子的叛徒”，被開除出校。刊登此文的《浙江新潮》遭當局查封。於是施存統與《浙江新潮》的主編、年僅20歲的俞秀鬆，一起離開浙江去北京參加了工讀互助團。工讀互助活動破產后，又一起來到上海。
陳望道也是因受《非孝》的風波影響而從浙江第一師范學校退出的。陳望道是浙江義烏人，他家境貧寒，父母含辛茹苦供他上學，之后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回國后在浙江一師當國文教員，有了一個穩定的職業和收入。但“一師風潮”后當局一定要開除校長經亨頤，陳望道決心與校長同進退，便自動離職到上海找到了戴季陶。
戴季陶和邵力子希望他能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之作《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陳望道欣然應諾。陳望道帶著厚厚的一疊書與朋友們的殷殷期望，回到了自己的故鄉義烏分水塘一個貧瘠的小山村裡，點亮一盞小油燈，夜以繼日地工作了起來。
1920年5月末陳望道帶著翻譯好的《共產黨宣言》文稿來到上海。按照原定的計劃該書是准備在戴季陶主編的 《星期評論》裡連載的。但《星期評論》在6月底被當局查封了。陳獨秀決定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即“新青年社”出單行本。這本書豎版直排，用5號鉛字，全書共56頁，原本是水紅色的封面，封面上印有馬克思半身坐像的照片，上面寫著：共產黨宣言，馬格思、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上面還印著一行小字“社會主義研究社小叢書第一輯”。但是非常可惜，水紅色封面版的封面將“共產黨宣言”誤排成“共黨產宣言”。定價為“大洋一角”的《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正式出版，第一版1000本很快售盡，9月重印1000本，旋即售罄。這是中國文化思想界上一件極為重大的事件！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奠定了思想基礎。毛澤東后來在對斯諾的談話中深情回憶：“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共產黨宣言》就是這三本書之一”。
毛澤東是1920年5月抵達上海的。1919年末他在湖南領導了驅張運動，經過堅忍不拔的努力與社會各界的支持，大獲成功。他到北京拜訪了李大釗、胡適等，然后來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園旁哈同路民厚裡29號（現安義路63號）一個石庫門房子裡。
5月9日，毛澤東趕到黃浦江畔的碼頭送別了又一批赴法國留學的6位新民學會的朋友，以后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與陳獨秀多次相見。
在老漁陽裡2號，毛澤東與陳獨秀促膝長談，以后毛澤東對斯諾曾回憶過這些長談：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們‘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影響我也許比任何人要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20年7月，毛澤東離開上海去湖南。臨行前毛澤東曾要求陳獨秀今后多給他寄些書去。陳獨秀沒有爽約，1920年9月，《新青年》復刊，11月《共產黨》秘密創刊。陳獨秀多次將這些刊物寄到湖南，並督促他盡早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毛澤東在湖南建立“文化書社”缺少資金，陳獨秀親自出面慷慨相助。在同文化書社正式簽約進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陳獨秀作“信用介紹，免去押金”的出版社有新青年社、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等好幾家。1921年1月13日毛澤東親手創建的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
1921年4月，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上海，專門拜訪了一位27歲的年輕人——李漢俊，同行的有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的記者村田孜郎。李漢俊原名李書詩，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哥哥李書城的寓所裡召開的。1904年，年僅12歲的李漢俊就到日本留學，1918年底回到上海與戴季陶共同編輯《星期評論》。芥川龍之介在《上海游記》裡寫道：“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發稍長，長臉，血色不足，目帶才氣”。芥川認為：“李氏年僅二十八歲，按信條應為社會主義者，上海‘少年中國’代表人物之一。”
是的，在當時的中國，在上海，已經聚集起了這麼一群隨時准備用自己的血肉身軀在荒野播種，隨時准備掏出自己的心當火把，點亮著去照耀這個世界的青年人……
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這是劃時代的大事件
1920年5月初，陳獨秀、俞秀鬆、李漢俊、陳公培、沈玄廬、施存統、王仲甫等7人在老漁陽裡2號聚會，商議成立“社會主義研究社”。其實陳獨秀發起成立這個研究社，初衷是加快翻譯出版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就是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的刊物第一種。此外還有沈雁冰翻譯的列寧《國家與革命》（他隻翻譯完成了第一章），惲代英翻譯的考茨基《階級斗爭》，李季翻譯的柯普卡《社會主義史》，李漢俊翻譯的馬爾西《資本論入門》等。
6月，社會主義研究社在陳獨秀寓所至少召開了2次會議。據俞秀鬆回憶：”1920年春，我們曾想成立中國共產黨，但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之間未達成一致意見，這一次努力未能成功。過了一段時間，在第二次會議上，我們宣布了黨的存在。”
據張申府回憶：1920年中旬，李大釗和張申府在北京收到陳獨秀的來信。陳獨秀解釋說：在開始醞釀建黨的時候，除有信仰共產主義者外，還有胡漢民、戴季陶、張東蓀等人以及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所以叫“社會黨”，叫共產黨怕他們接受不了。現在他們都退出了，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釗和張申府商量。
李大釗告訴張申府：“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已稱共產黨了，其他一些國家原叫社會黨的也正改稱共產黨，你回信給陳獨秀，不要叫社會黨，就叫共產黨。”張申府不僅寫了回信，這一年暑假還專程到上海與陳獨秀討論建黨的事。
時間進入了1920年的8月，暑氣升騰，但中國革命的熱氣似乎更高！讓我們記住這一庄嚴而神聖的時刻：8月初的一個早上，17名身著長衫或穿著西裝、年輕的或已經不再年輕的男子魚貫進入了挂著《新青年》出版社銘牌的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陳獨秀寓所。他們是李漢俊、李達、邵力子、沈玄廬、施存統、俞秀鬆、陳公培、陳望道、趙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啟漢、劉伯垂、楊明齋等，自然還有陳獨秀，參加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成立大會。（在2010年 《黨史文苑》“陳獨秀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始末”一文中，17人中無趙世炎、李季、劉伯垂。另3人為林伯渠、李中、沈澤民，筆者採用的是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中所錄的名單）沒有史料証明共產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出席了這次會議。但他的翻譯、俄籍華人、俄共黨員山東漢子楊明齋是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是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但也有一些人是因維經斯基的要求由陳獨秀出面邀請從外地趕來的。之后他們也帶著建黨的任務去了外地。像施存統與周佛海去了日本，趙世炎與陳公培去了法國，劉伯垂去了武漢。大會一致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大會通過的各項工作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一是《新青年》作為上海發起組公開的刊物盡快復刊，同時立刻籌建出版一個黨的秘密刊物，從思想上與理論上指導各地建黨。9月1日停刊已有4個月的《新青年》復刊，在當時所有的出版物中採用了文章橫排與加新式標點符號，令人耳目一新。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論述了“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的合理性。《新青年》上開辟的“俄羅斯研究”專欄，主要譯載當時世界各國報刊對蘇維埃俄國的介紹與俄國革命理論研究，翻譯者幾乎都是上海發起組的成員，如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雁冰、楊明齋等。
其二是組織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陳獨秀特別委派上海發起組最年輕的成員俞秀鬆負責這項工作。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新漁陽裡6號即原維經斯基的寓所成立，首批成員有8人。
在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同時，陳獨秀與維經斯基商議決定，在新漁陽裡6號挂牌開辦了一個“外國語學社”，並在報上公開招收學生。這可以講是中共歷史上最早的一所“黨校”。學社由楊明齋負責，主要由他與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教授俄語。此外還有英文與日文兩個班，由李達、李漢俊、袁振英等分別任教。
其三是開展工人運動。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發起組的成員十分重視工人運動。8月15日，《勞動界》周刊創刊。8月17日，《民國日報》在《勞動界出版告白》一文中明確指出：“此周刊由陳獨秀與李漢俊兩君發起”，“宗旨在改良勞動界的境遇……”
10月3日，在新漁陽裡6號召開了上海機器工會籌備會，到會的有上海各廠代表七八十人。陳獨秀、李漢俊等上海發起組成員以“參觀員”的身份出席了會議。陳獨秀還為這個工會草擬了章程。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工人有上千人。陳獨秀與孫中山、戴季陶等一道出席了大會，並發表了演講。孫先生的演講長達2小時，但工人無一退場。隨后上海發起組還幫助印刷、紡織等各界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會。
1920年11月7日，是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紀念日，上海發起組的內部機關刊物正式出版，由李達擔任主編。該刊物開宗明義取名《共產黨》，第一期就印了5000冊。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表明“共產黨”的大旗第一次在上海、在中國正式舉起。
取名“共產黨”不是陳獨秀一個人的主張，而是集中了當時最先進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智慧。前已說過，陳獨秀曾寫信給李大釗與張申府征求過意見：新建立的組織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李大釗明確指出叫“共產黨”。（《俞秀鬆烈士日記》及張申府《一大前后》）毛澤東也曾和遠在法國留學的蔡和森商量過新成立的黨的名字，蔡和森回信說“就叫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在《共產黨》創刊號發表了創刊詞《短言》，文中說：“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來，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聯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主義，跟著俄羅斯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式不可。”
幾乎就在《共產黨》雜志創刊的同時，陳獨秀撰寫了《中國共產黨宣言》。非常可惜，這個宣言的中文稿已經遺失，但在20世紀50年代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國的檔案中有它的俄文稿。翻譯者特別注明：“這個宣言是中國共產黨在去年（即1920年）十一月間決定的。”在這個“宣言”裡，中國共產黨人以宏大的氣魄表明了他們的最終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壓迫、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有人將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比作中國共產黨的“胚胎”，或者“產房”。其實它更像是在漫漫長夜裡升起的一道璀璨霞光。一個偉大的“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很快就要到來。（吳基民 本版連環畫，作者羅希賢，選自文匯出版社《畫說中共“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