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1921——1935，距離14年﹔

1935——1949，距離14年。

從時間維度上看，1935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到創立新中國時間軸線上的中點﹔從思想維度上看，1935年卻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拐點——“從那以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

如果說每個年份有一座“年份城市”的話，那麼對於當時成立14年的中國共產黨而言，1935年屬於遵義。這一年，遵義因為一場會議改變了歷史，因為一場會議永遠地寫進了歷史。

6月5日，記者趕赴遵義，走進那場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會址。

歷史有其偶然性，但遵義會議的召開卻是歷史的必然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命運。古城遵義也是如此。

當年，自紅軍踏上長征路的第一步起，敵情就瞬息萬變，在哪裡戰斗，在哪裡落腳，在哪裡開會，一切都充滿了歷史的偶然性。北依婁山、南臨烏江的遵義並不注定與這場會議結緣。

所以，走進位於子尹路96號的遵義會議紀念館后，我們沒有急於攀上當年開會的那幢二層小樓，而是走進了遵義會議陳列館，試著去感知那場會議召開前的歷史風雨。

“由懷疑到憤怒，許多指戰員忿忿地說，過去幾次反‘圍剿’，打了許多惡仗，不但沒有這麼大的消耗，還壯大了許多倍，現在光挨打，真氣人！”指著牆上一張簡單而醒目的圖表，解說員王玉笛提及伍修權的一段回憶文字，把我們拉進了遵義會議召開前那段犧牲慘烈的歷史。

圖表名為“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損失表”，直觀顯示著那個時期的一組數據：紅軍從之前的30萬銳減到3萬，黨員從30萬減少為4萬，根據地人口從1000萬變成了100萬……用毛澤東批判當時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三句話來說，就是他們不知道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用腳走的，子彈是可以打死人的。

回望歷史，真理的地位從來不是天生的，而往往要經過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反復對比才能最終確立。據劉伯承回憶，隨著長征開始后我軍接連失利，“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如果說部隊上下這種強烈的情緒構成了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民意基礎，那麼遵義會議之前的三次會議則為此作了充分的組織准備——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中共中央採納了毛澤東提出的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的主張﹔

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組織上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1935年1月1日，在貴州猴場（今翁安縣草塘），中央又一次否定了左傾領導人的錯誤主張……

沿著歷史的大脈絡，從短短半個月間接連召開的通道、黎平、猴場這3次會議中“穿”過，我們感到，一場撥亂反正的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已經勢不可擋地從歷史的必然邏輯中走來。

遵義，在客觀與主觀條件的雙重作用下，偶然又必然地與這場會議相遇。

會址東側的槐樹已經枝繁葉茂，訴說著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

這是一幢兩層的西式洋樓，原是軍閥柏輝章的公館。1935年1月紅軍攻下遵義后，成為中央軍委和紅一方面軍的臨時辦公住所。當年，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在二樓東側的一間臥室，康克清曾回憶說，每天她一推窗，就看到窗前一株小槐樹。一去八十年，今天那株“小槐樹”早就枝繁葉茂，幾乎不可環抱。

沿著北側的木質樓梯，輕輕拾級而上，我們似乎一步步走進1935年1月中旬的那三天。我們知道，這樓梯上，曾走過朱德、劉伯承、周恩來，曾留下劉少奇、鄧小平、張聞天的腳印，曾經過坐著擔架的王稼祥，曾響起過從老城趕來的彭德懷、楊尚昆急匆匆的腳步聲，更刻下了毛澤東的鏗鏘步履……

1935年屬於遵義，這幢小樓卻永遠屬於1935年的1月15日、16日和17日。二樓會場一壁，依然懸挂在兩個壁櫥間的那隻挂鐘早已不再走動。我們卻仿佛聽到了當年鐘擺左右晃動的聲音，聽到了當年會場上的激烈爭論——

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分析了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張聞天作了反報告，批評了“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錯誤的戰略戰術原則……

那是遵義的冬天，長條形會議桌的下面燃著一個炭盆。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央紅軍的冬天，會議第二天上午，彭德懷就接到三軍團司令部發來的緊急電報：十萬火急。三軍團六師在烏江刀靶水遭國民黨軍隊襲擊，情勢嚴重……周恩來讓彭德懷立即前往指揮，要求他堅決頂住南面的敵人。如果敵人突破了南面的警戒，黨中央就會受到很大的威脅……

會議仍在繼續，爭論仍在繼續，那三天既短暫，又漫長。隨著討論的逐步深入，毛澤東指出“三人團”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引發大多數與會代表的共鳴。朱德說：“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王稼祥明確提出應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三天的會議最終結束了，與會的二十位代表分別奔赴各自的戰位，隻留下室內的二十把木椅和窗外的那株槐樹，告訴一代代后人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

遵義會議永遠定格在八十年前，遵義會議蘊含的“獨立自主”精神卻需代代相傳

發生於1934年冬天的湘江戰役，是紅軍一道永不結疤的傷口。那個冬天，5萬左右紅軍將士把英魂永遠地留在了湍急而冰冷的湘江。而在冥冥之中似有天意的是，黨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也在過湘江時被敵機炸毀，為中共中央獨立自主地召開遵義會議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客觀條件。

而從黨的成立到遵義會議前，中共中央召開的多數會議都要完全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決議辦事，而且往往都在共產國際代表出席指導下解決問題。

武警遵義市支隊政委朱緒明在遵義工作近30年，對與遵義相關的黨史如數家珍。他介紹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執委會為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曾作出《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議》，並派出代表羅明納茲來華執行決議﹔在糾正瞿秋白和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時，共產國際先后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遵義會議之前，黨中央糾正黨內左傾、右傾錯誤，都是在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有些重要決定甚至是由共產國際代表起草再翻譯成中文的。

自1921年以來，遵義會議是我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糾正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解決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拯救了黨、拯救了紅軍，使我黨終於從幼年期走向成熟期。

王玉笛告訴我們，毛澤東唯一一次為革命舊址題詞就是遵義會議會址。關於遵義會議，毛澤東在28年后一次會見外賓時這樣評價：從那以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一年前，2015年6月16日，習近平參觀遵義會議會址和遵義會議陳列館時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離開遵義會議紀念館，我們沿著赤水河畔，行走在當年紅軍走過的路上，回顧著共產黨建黨95年來的崢嶸歲月，腦海裡回響著四個字：“獨立自主”。（來源：2016年6月10日《解放軍報》  作者：張良 田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