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無論是在戰爭年代或是和平時期，作風建設始終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項“基本功”。好的作風是一種寶貴的政治資源，是一種無聲的巨大力量。值此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和深入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之際，本文輯錄了11位老一代共產黨人在理想信念及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方面的若干瑣事，從中折射出他們的優良品質和高風亮節，以此激勵我們堅定信仰，永葆共產黨人的本色。
徐特立：
須發染霜跟黨走
徐特立青年時期，面對國家成為“刀俎之魚”的破敗狀況，他悲憤交加，立志要尋求一條救國救民之路。然而，須發染霜、年過半百，在教育救國的道路上度過了20多個春秋后，救國的事業依然渺茫，他深深感到光靠教育挽救不了國家的危亡。
此時他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農運動勢如暴風驟雨。因此，他果斷放棄“教育救國”的主張，毅然參加了湖南農民協會，擔任教育科長，並兼任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經常和共產黨人來往。
1927年5月，蔣介石叛變革命，瘋狂地屠殺共產黨人，鎮壓工農運動。不久后，徐特立在長沙遇到了中共湖南省委領導人，他在湖南一師任教時的學生李維漢。李維漢問他，在革命處於低潮時期還是否願意加入中國共產黨。徐特立堅定地表示：“我已經51歲了，隻要共產黨能允許我這個老朽的人加入組織，那我就真的獲得了新生，還不願意嗎？”於是，經李維漢介紹，徐特立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但這時形勢繼續惡化，斗爭更加殘酷。不久，李維漢和徐特立相繼來到武漢。在武漢國民黨辦的報紙上，經常能看到所謂共產黨員的脫黨聲明。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
一天，一位老相識遇到徐特立，勸他說：“革命已經失敗了，你還來武漢干什麼？應另謀出路！”說著拿出一沓鈔票給他做路費。徐特立聽后生氣地說：“革命成功的時期，多一個人、少一個人無所謂，現在正因為革命受到挫折，我們才得好好干，逃跑算什麼。”說罷憤然離去。
就這樣，徐特立仍然奔波在武漢，冒著生命危險想方設法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在國民黨徹底背叛革命后，中共中央決定舉行武裝起義。徐特立根據黨的指示，立即趕赴南昌，參加武裝起義，在起義部隊中擔任了二十軍第三師的黨代表。從此，他把自己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黨的事業。
韋拔群：
編寫《革命到底》歌
護國戰爭爆發后，韋拔群在家鄉招募了100多名鄉友赴貴州參加護國軍討伐袁世凱。“五四”運動期間，他接觸到《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影響，並以“憤不平”為筆名，宣傳革命思想，不久他毅然棄職離開舊軍隊，開始從事黨領導的武裝斗爭。
1929年12月11日，韋拔群同鄧小平、張雲逸等人發動了“百色起義”，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三縱隊司令員。
1930年秋，紅七軍奉命北上，韋拔群留在右江地區堅持斗爭。他將1000多名精壯的戰士和好槍撥給主力部隊，而自己隻留下了30多支劣槍和七八十名體弱有病的戰士，表現出以全局利益為重的崇高品質。張雲逸感動地說：“你留下，往后的工作會更艱巨，斗爭也會更殘酷。”韋拔群充滿信心地說：“不怕，這地方我熟，走了一千，還會有一萬，有人就有槍，我們一定堅持到紅軍主力打回來。”
紅軍主力撤走后，敵人立即反扑了過來。1931年11月，國民黨軍隊出動了8000多人進行圍剿。敵人揚言，要生擒韋拔群。他們見路就堵，見山就佔，見人就抓，氣焰十分囂張。韋拔群一面向山區轉移，一面擴充自己的隊伍，採用靈活的戰術，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為了鼓舞紅軍戰士的士氣，他編寫了一支《革命到底》歌：“窮人鬧革命，眾鄉親，雄心要堅定。那時滅土豪，吃穿好，飯飽衣又新。今日處惡境，但相信，霧散天會晴。”敵人不甘心失敗，1932年8月，又糾集萬人對右江根據地的中心——東蘭縣西山進行圍剿。面對強大的敵人，韋拔群從容自若，率領右江獨立師開展游擊戰，保衛和鞏固了右江革命根據地。
方志敏：
新的革命高潮一定會到來
方志敏是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的創建者之一，1922年參加革命，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堅信黑暗只是暫時的，新的革命高潮一定會到來。
1934年他率領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途中，敵人調動了14個團的兵力在縱橫不過15裡的范圍內對紅軍形成了重重包圍。突圍失敗后，部隊又被打散。白色恐怖並沒有嚇倒方志敏，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支隊伍恢復起來。本來，方志敏可以到白區去暫避一下，但他想到中央交給自己的任務，決心冒險返回贛東北，總結經驗教訓，整頓隊伍，准備再戰。不幸的是，方志敏最終沒能逃出敵人的包圍圈。
抓到了方志敏，令敵人欣喜若狂，他們在上饒召開“祝捷大會”，讓方志敏站在台上示眾。隻見方志敏昂然站立，睜大眼睛看著台下群眾。后來到了弋陽和南昌，他們故伎重施，方志敏依舊泰然自若。
在獄中，方志敏向敵人要來筆墨，敵人以為會寫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滿口答應了。然而方志敏所寫的不是自首書，而是充滿革命激情的《清貧》《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遺作，這些作品后來被輾轉帶出監牢。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敵人秘密殺害，就義時年僅36歲。
毛澤東：
脫帽賠禮鞠躬認錯
1943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通知》，一場聲勢浩大的審干運動由此開始。
審干工作的目標是糾正干部隊伍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在當時是有必要的，但因工作中的主觀主義也造成了不少冤案和錯案，尤其是康生在搞的“搶救”運動，造成干部人人自危。由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及時發現了問題，堅持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的方針，及時而認真地加以甄別，因而沒有釀成大亂子。
對審干工作中出現的反特務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主動承擔了責任。
1944年5月，毛澤東向中央黨校即將到前線去的學員講話時指出：在整風中有些同志受了點委屈，有點氣是可以理解的……整風中的一些問題，是則是，非則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說著，毛澤東起身敬禮說，我舉起手向大家敬個禮，你們不還禮，我怎麼放下手呢？此時全場同志起立鼓掌。
在陝甘寧邊區行政學院，毛澤東坦率地承認“搶救運動”搞錯了，他向大家脫帽鞠躬說：“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
1945年2月1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黨校五部、六部的同志作報告時，再次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承擔了責任。他說：我們的審查干部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犯了許多錯誤，我是黨校校長，這個黨校犯了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我們要從錯誤中總結經驗教訓，給人戴過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給別人戴帽子時，你就要謹慎﹔被戴錯帽子的同志，也得到了一條經驗，就是以后你不要亂給別人戴帽子了，因為你自己吃了這個虧，以后也要謹慎。在場的同志們被領袖的這種敢於承擔責任的崇高品格所感動，以熱烈的掌聲作出了回應。
陳毅：
忘記人民必垮台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戰役前的一天傍晚，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一行來到一個區委大院。區委的同志立即去叫炊事員給陳老總張羅飯菜。陳毅連聲擺手說：“不要，不要，有什麼吃什麼，有飯就是幸福生活。”當時伙房裡隻有新攤出來的小米煎餅和幾塊豆腐，區裡的同志隻好用這些極普通的飯菜招待陳老總一行。飯后，他和區裡的同志坐在一起親切交談。當區裡的同志談到纏小腳的老大娘推碾子攤煎餅幾夜不合眼﹔新媳婦把新被子蓋在烈士的遺體上﹔吃不飽飯的老鄉硬要拿著僅有的幾個雞蛋支援前線時，陳毅坐不住了，他背著手在屋裡來回急速地踱著，神情激動，眼眶裡閃著淚花。突然，他停在油燈前激動地說：“人民，可愛的人民！共產黨就是靠人民養育成長的。今天，人民支援我們﹔明天，我們打下了天下，誰要是忘了人民，不為人民謀福利，他就應該……”隻見陳毅的手使勁往下一劈，“應該垮台！”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人民養育了我們，我們要永遠為他們出力報效，死而后已！”
“誰要是忘了人民，他就應該垮台！”陳毅這一擲地有聲的金石之言，充滿了歷史的辯証法，說出了千古難易的一個真理，為民謀利益者得人心，忘民害民者失人心。
周恩來：
三付飯費不搞特殊
1973年9月16日，周總理陪同法國總理蓬皮杜訪問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園參觀結束后，周總理送別了客人，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去樓外樓看看，請你們在那裡吃飯。”於是大家來到了樓外樓。這時已經過了營業時間，一位年紀較大的師傅對警衛人員高振普說：你們有幾位？先進來坐下再說吧。
高振普剛要轉身去請總理，就聽有人喊：“周總理來了，總理來了！”周總理進了飯店，大家搶著與總理握手，飯店的負責同志請總理上樓，周總理對他們說：“很久沒來你們這裡了，今天我帶幾個人一起來吃頓飯……”
一會兒飯菜端上來了，周總理一邊吃一邊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講述他過去來飯店時的情景。當吃到西湖醋魚時，飯店負責人問總理味道怎麼樣，總理稱贊道：“這種做法很好，味道鮮美。”接著，總理詢問了西湖的水質情況並一再強調：要保持西湖水質的清潔，保住這西湖醋魚的美味名聲。
吃過飯，周總理問去結賬的高振普付了多少錢，他拿著發票對總理說：“10元1毛。”周總理說：“太少了，這樣他們會賠光的，再去加錢。”可飯店的負責人一再推辭不肯收錢。
周總理說：“你不收錢，我們就不走了。”於是飯店又收下10元。在周總理起身下樓時，高振普小聲問一位服務員，其他客人吃這一頓飯需要付多少錢。服務員回答要30元左右。
在返回招待所的車上，高振普把所了解到的實際價格告訴了周總理，周總理聽后嚴肅地說：“你告訴他們，以后不准這樣做，你再去補交錢。”因為還有別的事情，高振普沒能去飯庄補錢，於是就把10元錢交給了省接待處的同志，請他們轉交。
不久，高振普收到了“樓外樓”飯庄寄來的信。信中敘說了接待周總理的愉快心情，特別是周總理公私分明嚴格要求以及處理這件事的認真態度，使他們深受教育。隨信還附了一張當時做菜的用料清單和價格表。高振普拿著這封信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笑著說：“這就對了，我們不能搞特殊啊。”
蕭克：
帶頭執行《准則》
國防部原副部長兼軍事科學院院長、第一政委蕭克同志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被傳為佳話。
蕭克同志的住房房基淺質量較差，自上世紀50年代初住進后，一直沒有大修過。1972年他從外地調回北京后，仍住在這裡。1976年地震后，外牆多處出現裂縫，個別地方倒塌，屋頂幾處漏雨。經北京市和總后營房部門檢查后認為，為保証首長安全必須翻修。蕭克知道后說：“學院調來不少干部還沒有房子住，在他們的住房沒有解決之前，不能維修我的住房。”就這樣到了1980年，學院的干部住房已大部分解決，營房部門再次進行檢查，決定拆除重建。蕭克嚴肅地說：“我不能帶這個頭。”后經反復做工作，他才勉強同意，但同時又作了兩條規定：第一，修建面積隻能少，不能超過規定標准1平方米﹔第二，造價隻能低，不能超過規定標准１塊錢。
按照囯家規定，組織上給蕭克同志配備了一輛紅旗牌轎車，但他幾次提出要換輛普通車。有關方面領導考慮他用普通車不方便，故一直拖著沒換。可他又親自找車管部門要求換車。車管部門告訴他，現在隻有上海牌車。他說：“上海牌車為什麼坐不得，坐上海車就不能辦事啦？”於是，車管部門隻好給他換了輛上海牌車。蕭克同志平日用車較少，有時路近就步行前往。一次步行去醫院看病人，他說，這樣既節省汽油，又鍛煉身體，一舉兩得。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親屬說：“車是國家配給我辦公用的，你們不能隨便用，更不能用來辦私事。”他的孩子不用他的車，他的愛人偶爾用車，也主動交費。
蕭克曾先后幾次率代表團出國訪問。每次出訪前，他都反復給工作人員交代：“要按規定辦事，不能搞特殊，國家發的零用費標准不能突破。”回國后，他還一筆一筆地算賬，知道沒有違反規定后才放心。有一次在訪問美國、加拿大之前，有人建議返回時取道香港，蕭克為了節省經費，沒有同意，而且一路上處處都想到節約。日本成田國際機場有個規定，在24小時內候機，機場旅館不收房費，如果超過時間，就要按全天收費。代表團實際上在機場停留的時間要超過24小時，為了節約費用，他和大家商量后決定，採取晚到館和提前離館的辦法，這樣雖然辛苦一些，卻為國家節約了一筆開支。
蕭克同志就是這樣處處廉潔自律，帶頭執行《准則》，為大家樹立了榜樣。
李貞：
兩袖清風的女將軍
1955年9月15日，國務院在懷仁堂隆重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授功儀式。周恩來總理親手授予甘泗淇、李貞夫婦上將和少將軍銜。待李貞行了一個標准的軍禮后，周恩來緊緊地握著她的手，微微笑道：“李貞同志，你是我軍唯一的一位女將軍，也是全國婦女的代表。”
李貞l926年參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過著名的秋收起義和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生前曾任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總政治部組織部顧問。1990年3月月11日，李貞因病在北京逝世。
李貞逝世后，人們在清理遺物時發現，這位經過長征的老戰士，除了記錄她赫赫戰功的4枚耀眼奪目的勛章外，其他的遺物竟儉朴得讓人不敢相信。
這些遺物是：4把藤椅，那是她早年從湖南搬家時帶到北京的，身邊工作人員幾次要扔掉，她都一直攔阻著說：“莫扔，補一補，還能用一陣子。”一對已整整用了40年的皮箱，已經老化開裂，但她還是不肯換新的。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單門電冰箱。11000元人民幣，2500元國庫券，戰爭年代留下的兩根小金條。在李貞的衣箱裡，唯一的新衣物，是她80歲生日時，表孫女為她織的背心。
她在遺囑中交代：一根金條捐給自己的家鄉瀏陽縣，一根捐給丈夫甘泗淇的家鄉寧鄉縣，用於發展教育事業﹔存款一分為二，一部分捐送，一部分作為自己的黨費。
李貞和甘泗淇沒有孩子，但他們用自己的工資撫養了20多個烈士遺孤。李貞沒有留下多少物質財富，但留下了異常豐富的精神財富。“無私無畏一身正氣懸山河，為黨為民兩袖清風照日月”，這副挽聯正是李貞一生的真實寫照。
許光達：
懇辭大將銜
許光達，湖南長沙縣人。1925年入黨，1930年在賀龍領導的二軍十七師任師長。生前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授予許光達大將軍銜，面對這一榮譽，許光達覺得許多資歷比自己深、貢獻比自己大的同志才被授予上將軍銜，他認為受之有愧。於是提筆致信中央軍委和毛主席，要求降為上將軍銜。他在申請書中寫道：
軍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余，惶愧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靜嗎？
……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面請降銜。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勛卓著者以大將。
許光達
1955年9月10日
這份申請被轉到了評銜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授銜、授勛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許光達心情矛盾極了，他等待著組織最后的決定。
這份申請書也深深地震動了毛澤東。一天，在中央軍委會議室裡，毛澤東手中舉著許光達要求降銜的那份申請書高高一揚，伸出一根手指說：“這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
彭德懷插話說：“這樣的報告，他一連寫了三份。”
毛澤東點頭會意，起身離開座位，邊走邊說：“不簡單哪，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容易看出一個人，古來如此！”這時，毛澤東用他那濃重的湖南鄉音脫口而出：“五百年前，大將徐達，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將光達，幾番讓銜，英名天下揚……”
聽了毛澤東的話，與會者點頭並相互交換了眼色，表示此言的真理性已經被充分領會和肯定。中央軍委的一致意見是，不批准許光達的降銜申請，仍然授予他大將軍銜。許光達雖然接受了這一決定，不過最后他還是堅持給自己降低了一級薪金。
葉挺：
獄中一心向往革命
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長葉挺不幸被捕，身陷囹圄。在5年多的鐵窗生活中，無論是“上饒請宴”，還是“恩施優遇”，無論是“蔣介石的封官加冕”，還是“骨肉的感化”，都絲毫動搖不了葉挺的志向。他始終如一地向往著革命，向往著黨。
在獄中，有一次軍統特務問他：“你出獄后第一件事想做什麼？”葉挺毫不掩飾地說：“我如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恢復我共產黨員的資格！”（葉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廣州起義失敗后去國外，與黨失去了聯系）他在獄中，反復閱讀周恩來的密信，得到了黨的指示，明確了斗爭方向。
滿懷戰斗激情的葉挺，為抒發心中的豪情，他在上饒李村囚室的牆壁上寫下了“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氣壓邪氣，不變應萬變”“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的壯烈詩句。他在重慶被關押期間揮筆寫下了著名的《囚歌》：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爾自由！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隻能期待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1月，在我黨的堅決斗爭和愛國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聲援下，蔣介石不得不釋放了葉挺。
出獄時，國民黨當局送來了軍官呢制服要葉挺換上，被葉挺拒絕了，他堅定地說：“我不換，我穿的軍衣是新四軍發的，我要穿回去。”
長期的鐵窗生活，鍛煉了葉挺獻身於人民解放事業的堅強決心，也使他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出獄后的第二天，他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黨中央也非常了解葉挺，中共中央於3月7日給他復電，決定接受他的入黨請求。毛澤東還親筆修改了復電電文，充分肯定了葉挺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立下的不朽功勛。
劉少奇：
國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務員
1959年冬，劉少奇在海南島休假時，當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來一個帶有壽字的大蛋糕。他知道后，生氣地對秘書說：“誰叫你們搞的？趕快拿走！”然后問王光美，知道不知道，為何不制止？王光美說，事先她也不知道。少奇嚴肅地說：“黨中央早就有決定，政治局的同志不過生日，我舉手同意了的，就要堅決執行，決不能帶頭破壞中央決定。”
1960年，劉少奇率領代表團到蘇聯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作為代表團團長，當時按規定發給他5000盧布的零用錢。可是，他沒有為個人使用一個盧布。回國前，將這筆錢全部交給了我國駐蘇聯大使館。
1964年7月，他到濟南搞調研，有一天中午，招待處的同志准備了一桌豐盛的宴席。他對當地負責人說:“你們搞這一桌飯，夠農民吃幾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級來人，有便飯就行了。”在他的堅持下，服務員把酒席撤了下去。
劉少奇同志對某些人搞特權的行為十分憤怒，他在《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提到：“我參觀了一些工廠，廠長、總工程師或者黨委書記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館，是新蓋的，處長又是一幢房子，科長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級分得很清楚，甚至廠長、處長、科長的辦公室裡面，住的宿舍裡面，幾個台子、幾個沙發、幾個凳子都有等級……等級制度是一種封建制度，我們抄襲了封建制度。如果有這種制度開始萌芽，我看應該廢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險的……”
有一次，劉少奇視察某軍事設施，當地的同志請他順路去參觀了一座別墅。那座別墅坐落在一處綠樹蔥郁的山谷裡，環境十分幽靜，建筑更是豪華，地板也是楠木的。劉少奇看后心情沉痛地說：“這樣搞，要亡黨亡國的啊！”
當選為國家主席后，劉少奇的一些親戚和本家來到北京，試圖找他幫忙，解決工作與待遇問題。為了徹底杜絕這種現象，1959年國慶節那天，劉少奇召開了家庭會議，語重心長地教導親戚和子女們：“國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務員。我是國家主席，硬著頭皮給你們辦這些事，也不是辦不成，可是不行啊!我的權力不能亂用，不能拿它為個人謀私利。”劉少奇的教誨使親戚和孩子們心悅誠服，他們當即表示理解和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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