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劉少奇（右一）在廣州參觀廣東省農具改革展覽會。
1957年4月，劉少奇在廣州觀看演出並與演員合影。
位於廣州市越秀南路89號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圖中匾額題字為劉少奇手書。
11月劉少奇（左四）、周恩來（左二）、羅瑞卿（左三）、陶鑄（左一）在廣東省視察胡椒園（見下圖）。
劉少奇長孫阿廖沙接受南方日報記者採訪。
在劉少奇推動下，廣東全省的工會統一運動日益發展。圖為省港罷工紀念館。
12月劉少奇（左）與王光美在廣州從化溫泉附近的樹林撿栗子、橡子，研究解決經濟困難時期的代食品問題（見下圖）。
仲夏的暖風拂過廣州市越秀南路的車水馬龍，鱗次櫛比的居民樓裡偶爾傳出粵曲的婉約聲調，綠蔭掩映處，位於越秀南路89號的黃色小樓別具一格，西式建筑風味中透出歲月悠長的味道。
小樓門頭處，“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牌匾格外顯眼，牌匾題字為劉少奇在1959年親筆手書。91年前的1925年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成立於廣州——這正是劉少奇在革命年代成長為全國工人運動領袖的重要節點。
時光流轉近一個世紀，歷史的光輝在南粵大地綿延涌動。在前后近40年時間裡，劉少奇曾多次南下廣東開展重要工作——
在風起雲涌的革命戰爭時期，青年時代的劉少奇幾度抵粵，擔負起領導工人運動的重任，展現出革命領袖的不凡才干﹔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心系南粵，多次到廣東視察並提出許多真知灼見，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南粵足跡
籌備全國勞動大會 領導工運顯露革命領袖才干
穿過越秀南路全總舊址的朱漆門庭，四周霎時安靜下來。這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的西式洋房，房屋的梁柱、屋檐、欄杆都刻有精美的雕花。歷經90多年歲月滄桑，小樓依然器宇軒昂。
時間回到1925年3月，南粵大地春暖花開，革命形勢漸入高潮。
是年27歲的劉少奇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主任不久，便來到廣州，參與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以下簡稱“勞大”）。此前，他曾領導江西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而廣州，則是他從地區工運領導人進而成為全國工運領袖的起點。
那是一個風起雲涌的革命年代，廣州正是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自從1924年初國共兩黨合作之后，全國的革命力量紛紛匯集廣州，工農運動漸成蓬勃之勢，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迅速形成，為國民革命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就在大會籌備期間，傳來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1925年4月12日，廣州各界舉行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劉少奇在會上發表演說，呼吁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完成國民革命事業。
劉少奇是以漢冶萍總工會代表的身份參加第二次“勞大”的籌備工作。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大的產業總工會，分別是全國鐵路總工會和漢冶萍總工會。由這兩家總工會牽頭，邀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共同發起召開“勞大”。
大會召開時間定在當年5月1日，劉少奇直接領導大會秘書處工作，起草或主持起草大會的主要文件，並了解大會動態、及時布置工作。劉少奇以過人的精力，在一個多月裡主持起草了30多個大會文件，為第二次“勞大”勝利召開作出重要貢獻。
5月1日上午，第二次“勞大”代表和廣州的工人、農民、革命軍士兵共十多萬人，舉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動。第二次“勞大”的全國各地代表有281人，代表有組織的工人54萬人，這是一次組織全國工人階級向帝國主義、軍閥宣戰的動員大會。
在大會上，劉少奇、蘇兆征、廖仲愷、王一飛等被推選為大會主席。5月5日，劉少奇向大會作關於《工人階級與政治斗爭決議案》的報告，這份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和工農聯盟問題。
第二次“勞大”通過了工人階級與政治斗爭、經濟斗爭、組織問題、工農聯合等30多個文件和決議。大會還通過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宣布成立全總。
從此，中國工人階級有了統一的全國性組織。劉少奇由於在領導安源工會、漢冶萍總工會和籌備“勞大”的過程中成績卓著，表現出不凡的領導才干，被推選為全總副委員長。
當年10月，全總開始在越秀南路89號的小樓辦公。“如今作為展覽場地的一樓開闊大廳，便是全總的會議場，當年來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代表正是聚集於此，舉行了大大小小的多場會議。”全總舊址紀念館管理員黃女士說。
回顧這段歷史，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淼翔認為：“廣州是當時中國大革命的策源地，結合這一特殊的地位，劉少奇在廣東的工作更顯現出推動全國范圍工人運動的重要意義。”
第二次“勞大”揭開了全國第二次工人運動高潮的序幕。會后不久，上海工人階級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帝大罷工，並很快發展成為席卷全國的五卅運動。全總適逢其時，擔負起直接領導和組織這場運動的重任，劉少奇當即趕往上海組織全總上海辦事處，並參與領導五卅運動。
領導省港大罷工 推動各行各業工人大聯合
距離全總舊址不遠處，越秀南路東園橫路一號，省港大罷工委員會舊址虛掩著門。這處廣東省重要的歷史遺存——東園，正在進行修復施工，未來將恢復嶺南園林的風貌。遙想90年前，劉少奇在全總舊址二樓的辦公室裡推窗遠眺，應能看見東園的舊貌。
當年，與五卅運動相呼應，廣東的工農運動同樣聲勢高漲。當時的廣州，加入工會和農會的工人農民達數十萬人。1926年初，省港大罷工已持續多月，並在東園設立罷工指揮部﹔而第三次“勞大”也籌備在即，全總委員長林偉民臥病數月，諸多問題亟待處理。
1926年2月19日，劉少奇再次抵粵，肩負起主持全總工作和領導省港大罷工的重任。
他的到來受到了熱切歡迎，在全總舉辦的歡迎會上，全總執委、秘書長鄧中夏說：“劉少奇同志是我們工人階級最奮發、最勇敢的一位戰士。”
2月22日，廣東海關掌管稅務的英國官員貝爾，以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扣留未經查驗的貨船為借口，擅自下令封鎖海關，企圖阻斷廣州及華南的對外貿易通道。劉少奇、鄧中夏、蘇兆征等經過研究，決定發動廣州各界群眾投入反對封閉海關的斗爭。25日，全總和省港罷工委員會聯合廣州各商會，發出《工商聯合對粵海關水務司貝爾宣言》。26日，在劉少奇等領導下，廣州工農商學各界10萬余人舉行示威游行。
省港大罷工期間，工人運動發展迅速，而各工會之間的矛盾和問題也開始暴露，罷工隊伍的內部出現了紀律渙散甚至各行其是的現象。
針對這些問題，劉少奇極力推動各行各業工人大聯合，努力使各類工會團結起來。他多次約請各工會領導人開茶話會、談心會，耐心地向他們闡述統一工會組織的意義。
“在劉少奇等人的耐心幫助、具體指導下，省港工會迅速行動，省港工會的力量擰成了一股繩。” 李淼翔說。
1926年4月初，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劉少奇參加大會並致辭。會后不久，廣州各類工會成立了全市統一的工人代表會，有210多個工會組織參加，代表近20萬工人。在其推動下，廣東全省的工會統一運動日益發展。
與此同時，為了籌備第三次“勞大”，劉少奇在粵期間廢寢忘食地持續工作。
如今全總舊址的二樓，是當年劉少奇辦公室的復原場景。一盞煤油燈，一張方木桌，正是在這間簡朴的辦公室裡，劉少奇抓緊召集了一系列會議，研究准備跟蹤議題、報告、文件，布置繁雜瑣碎的會務工作。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勞大”在廣州開幕。劉少奇擔任大會秘書長，並代表全總作《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的報告。大會還向國民革命政府提交了北伐請願書，號召全國工人積極投身和支持北伐戰爭。
10多天后，葉挺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從廣州出發，作為北伐先遣隊進軍湖南，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
重建廣東黨的組織 推動抗日運動蓬勃發展
“在革命戰爭年代，劉少奇與廣東的一段關聯，較少被人提及，卻事關重大。”李淼翔說，當時劉少奇雖不在廣東，但為恢復和發展華南地區黨的組織付出巨大的努力，最終促成廣東黨組織的重建和華南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
20世紀30年代，黨的領導機關在廣東地區曾一度中斷活動，當時已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心系南粵，高度關注南方地區黨組織的恢復工作。
1934年9月，黨的廣東省一級領導機關被徹底破壞，廣東黨組織基本停止活動。少數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的黨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繼續堅持斗爭。
1936年初，根據中共中央交給的任務，中共中央北方局獲悉廣東的情況后，先后派河北省委委員、全總華北辦事處主任薛尚實和曾在廣州組織中國青年同盟的王均予南下，開展恢復和建立黨組織的工作。
彼時正值“兩廣事變”爆發，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反蔣抗日”的旗號，宣布“北上”，出兵湖南。
薛尚實是廣東梅縣人，南下之前，劉少奇向他下達任務——向兩廣地區實力派人物轉達黨的意見，並相機在南方建立黨的組織。
劉少奇說：“你是廣東人，去傳達意見，較為方便”﹔“在救亡運動中，吸收先進的、積極的、符合黨員條件的分子入黨，建立黨的組織。”
薛尚實和王均予南下后，積極傳達貫徹北方局和劉少奇的指示，全力以赴發展黨員，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二人在廣州、香港等地先后吸收黨員若干，並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在前往廣西做李宗仁、白崇禧工作時，薛尚實又吸收了不少黨員。
劉少奇在1943年的《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中也提及此事，“（北方局）派了少數干部到香港、廣州、上海、漢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黨的組織……地方黨的組織基本上恢復了。”
1936年9月，廣東各地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一些地區基層黨組織陸續恢復重建。在此基礎上，薛尚實報告北方局，要求成立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共南臨委”）。隨后不久，中共南臨委成立，並創辦機關刊物《大路》，及時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方針政策，轉載延安《解放》周刊、北方局《火線》等黨內報刊文章。
“中共南臨委的成立，標志著中斷兩年的廣東黨組織的領導機關重新建立，華南各地黨組織的活動開始恢復。”李淼翔說，在這當中，劉少奇功不可沒，而且影響深遠。
多次南下視察廣東 強調黨的中心工作轉向經濟
新中國成立后，長期擔任黨中央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劉少奇，於1954年、1957年、1958年和1961年多次來到廣東視察，指導廣東工作。在粵期間，劉少奇提出許多真知灼見，給廣東人民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1957年3月29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劉少奇，帶領南下調查組乘坐專列抵達廣州。此行的目的，是調研工人、學生和復員軍人在就業、升學、安置等方面的工作。
劉少奇一下列車就投入緊張的調研工作。在隨后的近半個月裡，他聽取了廣東省委關於工業、農業、商業、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匯報，並作出重要指示。4月10日，他向廣東省和廣州市直屬機關干部作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在這些指示和報告中，他提出許多富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和主張。
劉少奇強調，階級斗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人民內部矛盾突出起來，黨的中心工作不再是階級斗爭。劉少奇一再強調，人民內部矛盾最基本的就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當時，中國已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社會基本矛盾發生了深刻變化。劉少奇在此階段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調研和講話，在國內產生重要影響。《南方日報》當時的報道記載：“廣州市干部掀起以學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為中心的學習熱潮。”他對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說：“今后黨和政府干什麼呢？就是要管理經濟，政府就日益成為管理經濟的機構，當然也還要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証。”他語重心長地要求廣東省委的同志熟悉經濟工作。
當時的廣東即將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1957年全省工業總產值相比1949年增長了3.2倍。廣東開始著手發展一些重點工業、新建一批骨干企業，而政府應該如何更好地管理經濟？劉少奇在廣東調研時提出一些重要觀點。
比如在商業方面，劉少奇提出“不能把自由市場搞掉”，“自由市場對我們有利，可以暴露我們的缺點，補充國營商業的不足，方便人民”。他要求國營商業應當放下架子，向私商學習，採取一些靈活的辦法，例如下鄉採購、晚間營業等。
在農業方面，劉少奇提出要切實做好包工、包產工作，他對廣東一些地方實行包工到戶的做法表示贊賞，“固定地段專人負責，一部分田間管理工作包工到戶，可使農民靈活掌握時間，加強責任心”。
肯定廣東農具創新 技術革命要發揮群眾創造性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農業仍然是支柱產業，提升糧食產量和解決群眾溫飽仍是頭等大事。劉少奇對廣東地區的農業生產也十分關注，1958年4月，廣東省農具改革展覽會召開，劉少奇等中央負責同志抵粵參觀視察，並對農具改革工作提出重要意見。
在展覽會上，新會等縣農民群眾發明的十多種樣式的插秧船，引起了劉少奇的特別注意。那年春季，新會縣的農民用幾塊木頭板做成小船，農民可以坐在船的一端插秧，另一端則放置秧苗，這解決了農民整天彎腰插秧的麻煩。劉少奇稱贊說，土辦法解決大問題，南方十省都可以推廣。
廣東省各地自制成功的手扶拖拉機、無熟料水泥、四行耙田器等農具，都讓劉少奇等同志頗感興趣。劉少奇特別仔細地參觀了手推車。據新華社當時的報道記載，“他蹲在純木制手推車旁，蹲下去撫摸，觀察有十分鐘之久。他又細細地詢問和觀察了另一輛鋼架、鋼軸膠輪的現代化手推車”。
劉少奇還比較了兩種手推車的優缺點，然后對廣東省負責同志說，木制手推車的優點是價錢便宜，缺點是效率不夠高﹔鐵制手推車的優點是有膠輪、有軸承，效率高，缺點是價錢大。可以保留兩種手推車的優點，以木制手推車為基礎，木輪外邊包膠皮，木軸上安軸承。
他再三強調軸承的重要，希望廣東省辦軸承工廠，大量生產軸承。他說：“這麼做，花錢不多，效率可以提高很多。”
當時，伴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全國各地積極推進農具改革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農業生產工具的發展，並提高了生產效率。
結束參觀時，劉少奇對廣東省負責同志說：“農具改革運動，改得很快，改得很好……我國的技術革命已經開始，但是，它剛在開始，以后新東西會不斷出現。而這些全靠群眾的創造性，靠大家開動腦筋，想出辦法。”劉少奇認為，農具改革展覽會是個教育群眾的好辦法，各地都可以開這樣的展覽會。
不久后，全國農具展覽會開幕。《人民日報》刊發題為《進一步開展農具改革運動》社論，指出推廣改良農具有利於加快我國農業的技術改造，並寫道，“劉少奇同志在參觀廣東農具改革推廣展覽會時說：‘這樣的技術革新運動，像一部車子，已經開動了，永遠不會停止。’”
這一年，廣州全總舊址保護問題，也得到劉少奇的高度重視。在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並修繕了全總舊址。1958年，劉少奇專門致函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提出將舊址加以保護。
《南方日報》當年的報道記錄了這段歷史：“廣州市有關方面根據劉少奇同志的建議，按原狀進行了修繕和適當加工布置。還邀請了解當年情況的十多位老同志到這裡進行座談回憶，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資料。”
一年后，全總舊址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劉少奇欣然為紀念館門匾題字。
近半世紀后，2016年的仲夏，小樓依然矗立，題字依然醒目。
珍貴記憶
劉少奇長孫阿廖沙（中文名劉維寧）：
“爺爺的歷史深深吸引了我”
在廣州市珠江新城的一座寫字樓上，61歲的阿廖沙透過窗戶凝望廣州最繁華的商業街景，高聳的樓宇伸向藍色天空，寬敞的馬路延向珠江北側。在阿廖沙辦公椅右側的牆上，挂著已故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的大幅畫像。來訪者要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雖然留著俄羅斯式的胡子，阿廖沙的眉眼之間仍透出一絲與畫中人相似的神情。
阿廖沙的中文名字叫劉維寧，他是劉少奇的長孫，1955年出生於莫斯科，2003年首次回到中國，4年后定居廣州。
劉維寧與祖父僅有一面之緣，那是在1960年劉少奇訪問前蘇聯時。“那次出訪，爺爺盡管工作繁忙但還是抽空來看望我們，全家人在大使館見面。那時我還很小，隻記得和爺爺擁抱、親吻，爺爺還帶了一些糖果、玩具送給我們。”劉維寧說。
隨著年齡漸長，劉維寧開始慢慢了解祖父，“我從媽媽口中聽到的比較多，她主要講一些生活中的事情，比如媽媽和爸爸一起到中國后和爺爺的交流。后來我從書本上看到有關爺爺的工作和事跡。”
2003年，劉維寧來到中國，走訪許多城市，試圖從中追尋祖輩的足跡。“進入爺爺出生的祖屋時，看到先輩的一些照片，有一種因血肉相連而產生的感動，爺爺的革命歷史深深吸引了我。”劉維寧說。
2015年夏季，出於對祖父歷史的濃厚興趣，劉維寧重走了劉少奇當年的抗戰路。他穿越四省七地，在劉少奇曾經革命戰斗過的地方，探尋其留下的“足跡”。
讓劉維寧印象深刻的是，他還見到了與劉少奇相識的村民。“他們現在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家了。20世紀30年代，他們認識我爺爺時，還是小孩子。當地群眾說爺爺很平易近人，吃、住都和他們在一起。聽他們講述和爺爺相處的故事，我非常興奮。”劉維寧說。
在位於全總廣州舊址的劉少奇辦公室裡，劉維寧久久駐足。他站在祖父工作過的辦公桌前，輕撫木桌，感受久遠而光榮的革命歲月。“看到這些歷史文物，我感到心潮澎湃。感謝人們能夠把歷史保留下來，把爺爺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很好地保留下來。”劉維寧說。
對劉少奇了解得越深入，劉維寧對祖父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晰：“他是一個偉大的人，雖然在普通的家庭出生，最凶險的地方，他去了﹔艱難的工作，他做成了。他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
作為老一輩革命家的后代，劉維寧為祖輩的歷史感到驕傲。在他眼中，劉少奇是英雄，為了開創新時代、建設新中國而舍棄小家、成全大家。“英雄的精神需要代代相傳，我能做的就是盡力向新一代人傳遞並延續中俄兩國友誼。”劉維寧說。
“親人告訴我，劉少奇經常教育后輩，不能因為是領導人的孩子就搞特殊，你們和別的孩子一樣，不能有優待。”劉維寧說，他如今生活在祖父曾經奮斗過的地方，也將深深銘記祖父的教誨。
專家視角
他在革命年代推動廣東黨組織發展
南方日報：劉少奇在革命戰爭年代曾幾度南下廣東，領導和組織工人運動，您認為劉少奇當時工作的重要意義在哪裡？
李淼翔：大革命時期，劉少奇組織了廣東地區的工人運動，主持了第二、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並推動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他所作的貢獻，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不僅對廣東產生重大影響，也直接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閉幕不久，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爆發。劉少奇曾回憶：“五卅以后，上海所有工廠，英國的、日本的，統統都起來罷工了。”五卅運動很快擴展到全國，北京、廣州、天津、漢口等幾十個大中城市發起罷工、罷課、罷市。這場席卷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使大革命開始進入高潮。
劉少奇在廣州主持推動成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擔負了直接領導和組織五卅運動的重任。劉少奇本人也根據在廣州組織工人運動的經驗，立馬趕往上海參與領導工人運動。
當時的廣州，是大革命的中心。為了聲援上海五卅運動，廣州和香港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劉少奇返回廣州后，積極加強各工會之間的團結，推動了省港大罷工的進行。
南方日報：20世紀30年代，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時，仍然關注廣東地區黨的組織的恢復工作，這對廣東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
李淼翔：當時，廣東省一級的黨的領導機關活動曾一度中斷，劉少奇雖然身處遙遠的北方，但心系南粵，立即委派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員來到廣州，積極發展黨員，重建黨的組織，還成立了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
中共南臨委的建立意義非凡。在其領導下，廣東及華南各地黨的組織陸續建立，黨的活動迅速恢復。廣州市委、廣西省工作委員會、香港工作委員會、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大埔臨時工作委員會、韓江工作委員會等地方黨的組織的建立，以及瓊崖特委的恢復，都是在中共南臨委的領導與工作下完成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廣西、福建、雲南一些黨的組織，以及雲貴邊、雲桂邊、廣西左右江、閩北等地區游擊隊，甚至南洋各地黨組織和共青團組織，都先后在中共南臨委成立后派人重新建立或與之取得聯系。
到1938年4月，中共南臨委總共發展黨員2600多人，建立支部80多個，它為華南地區黨組織后來的發展，為華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黨領導的抗日人民武裝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培養了大批干部。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劉少奇當時的工作對日后廣東黨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記者 金祖臻 李書龍 張梓望 肖雄）
劉少奇在廣東
1925年3月劉少奇來到廣州組織工人運動，參與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直接領導大會秘書處工作，起草或主持起草大會的主要文件。
5月出席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並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大會通過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宣布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劉少奇被推選為全總副委員長。
1926年2月劉少奇抵粵主持全總工作，同時和鄧中夏、蘇兆征等擔負起領導省港大罷工的重任。
4月劉少奇主持全總執行委員會會議，並決定組織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籌備委員會。
5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劉少奇擔任大會秘書長，並代表全總作《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的報告。
1954年11月劉少奇參加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審議修改“一五”計劃草案（初稿）。
1957年3月底至4月上旬劉少奇到廣東調研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1958年4月劉少奇參觀廣東省農具改革展覽會，對農具改革工作提出重要意見。
4月下旬劉少奇出席在廣州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1961年3月14日劉少奇由北京飛抵廣州，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3月15日至23日劉少奇出席在廣州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11月至12月劉少奇到從化療養。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王國梁主編：《中共名人在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著，曾慶榴主編：《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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