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大釗故居。王思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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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任何歷史時期，不論是任何版本的入黨誓詞，引領這一庄嚴承諾的，始終是“我志願（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表述。

志願加入，是信仰上的主動選擇，也是組織上的高度認同。

97年前，一位出生於河北樂亭農家的高級知識分子，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96年前，一位摸索救國救民道路十幾年的老同盟會員、國會議員，發出了“隻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感嘆﹔

95年前，一位在唐山工作多年的廣東籍產業工人，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的申請。

他們，出身不同、身份不同、經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卻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在信仰和組織上，先后完成了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成為燕趙大地上最早的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

他們，水平不同，黨內職位、分工不同，歷史地位不同，卻同樣為早期黨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由於歷史環境的特殊，作為事業開創者的他們，或許未曾面向黨旗舉起右手，履行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宣誓形式，但他們卻用自己短暫的生命和對信仰的忠誠，為后來者鑄就了永恆的誓言——

“感於國勢之危迫，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

1920年7月，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一位剛過而立之年的知識分子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他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

自從1917年任職於北京大學起，每年暑期，隻要時間允許，這位北大圖書館主任總會回鄉住上一段時間。

“你在北京都做些啥啊？”見回鄉的李大釗生活簡朴、衣著朴素，不脫農家本色，一位鄉親忍不住問。在他的想象中，像李大釗這樣的“大文化人”，日子總該與鄉間百姓有所不同。

“點種。”李大釗笑著回答。

“庄稼人種地要點種，你個大教授點的什麼種？”這位鄉親十分不解。

“傳播共產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早期人才的培養撒播種子——這顯然是李大釗當時最為關心的問題，也是他口中‘點種’的真意。”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會員、李大釗紀念館原館長杜全忠表示，在后來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與李大釗有重大聯系的有4位，在我黨最早的50多名黨員中，有近20名黨員是李大釗直接介紹入黨或由李大釗批准入黨的。

中國共產黨誕生初期，在章程中只是對黨員入黨資格、條件和手續進行了說明。當時，隻要承認黨的綱領，並有人介紹，經過審查，即可入黨。加之檔案材料的缺失，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再還原最早一批黨員入黨時的具體形式和情景。然而，信仰上的主動選擇，是他們加入黨組織的共同思想基礎。也正因如此，盡管入黨程序不斷發展和規范，在任何歷史時期，引領入黨誓詞這一庄嚴承諾的，始終是“我志願（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表述。

沒有人的思想是天然形成的。

1907年，18歲的李大釗從故鄉樂亭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他早期的政治理念也正由這裡開始起步。

今天的青年也許很難對國弱民貧再有切膚之痛，而當時，在舊稱直隸的這片土地上，全省僅分擔的庚子賠款和地方性賠款就高達1200萬兩白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經濟日益惡化，土地兼並現象愈演愈烈。

“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這不僅僅是農村中等家庭出身、“在校六年，均系自費，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的李大釗的個人選擇，也是整整一代具有家國情懷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探索。

1908年，李大釗出外求學的第二年，一位比他年長9歲的“地主少爺”、玉田秀才江浩，自費東渡日本。

在當時同時赴日的冀東十縣20名留學生中，隻有江浩一人選擇了攻讀頗為冷門的造紙專業，他是唯一一個在日期間參加同盟會、並率先剪掉辮子的冀東留日學生，回國后更直接參與過反清斗爭和辛亥革命。

從變法圖存到實業救國，從君主立憲到革命共和，不同出身、不同經歷、不同背景的仁人志士，抱著朴素的愛國主義和救國救民的理想，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在苦苦尋找實現的可行路徑。

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使已經初步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李大釗意識到，在俄國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可以拯救中國。

1918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李大釗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

1919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第一次較系統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這是李大釗變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標志。

差不多與此同時，一個新興的階級也開始在這片土地上顯露頭角。

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河北的產業工人已有大約20萬人，佔全國產業工人總數的十分之一。他們大多數來自破產農民，在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唐山，僅來自遙遠的廣東的工人就多達2500余人。這其中，有一位14歲就背井離鄉來到天津、並於1901年轉入京奉路唐山制造廠的廣東三水籍工人——鄧培。

來到唐山近20年，因為見多識廣、樂於幫助工友排憂解難，鄧培已經在當地工人中形成了較高的威信。在五四運動中為組織聲援北京學生的罷工罷市，他更成為工友自發推舉的主心骨。

可是，在這位讀過兩年私塾、甚至懂些英語的廣

東工人心頭，仍有一些問題總也想不通。

“為什麼工人就該受壓迫，吃不飽，穿不暖?為什麼壓在工人頭上的總管和監工就該享福?”他經常這樣憤憤不平地向工友們發問。

“隻有馬列主義，隻有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

1920年4月25日，唐山印度房頭胡同1號，鄧培結識了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北京大學在校生羅章龍。

從唐山工人的工作生活情況到前一年北京學生開展的反帝愛國運動，再到俄國的十月革命，兩個年齡、出身、經歷截然不同的人聊得十分投機。當羅章龍聽不懂鄧培的一些廣東話說法時，兩人甚至可以用英語輔助溝通。

多年后，羅章龍仍清晰地記得鄧培留給自己的第一印象：“人很精明，頭腦反應快，談吐大方。”

這“彼此感到很投緣”的初次會面，並非偶然。

五四運動后，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推動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和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1920年3月，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人在北京大學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使許多青年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天津的“覺悟社”“新生社”，保定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相繼成立，一大批政治上敏感、富於進取心的青年學生，看到中華民族的希望，為以后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奠定了思想基礎。

與此同時，李大釗也已經注意到了工人階級在共產主義運動中蘊藏的巨大力量，他開始關注故鄉唐山的數萬產業工人。

1920年1月后，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師生，在李大釗提出的“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的思想主張影響下，陸續到唐山等地進行社會調查，並由此了解到了鄧培在工人中的威信。

與羅章龍的會面改變了鄧培的人生軌跡，這個貧苦出身的工人領袖，第一次感覺“找到了組織”。會面后僅1個月，鄧培就加入了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后又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繼而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

志願加入，不僅僅意味信仰上的主動選擇，更意味著組織上的高度認同。

然而，這一時期加入黨組織的，也不僅僅是羅章龍、鄧培這樣經過五四運動洗禮和鍛煉的熱血青年和進步工人。

辛亥革命后，江浩響應過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還曾於1917年南下廣東參加護法運動。他一度信仰過無政府主義，也曾在“教育救國”的思想指導下，在家鄉創辦農民業余學校、女子小學等機構，對貧苦農民進行啟蒙教育。

那正是一個各種政治思潮紛至沓來，各種政黨、社團紛紛建立，各種政綱、政見競相宣示的時代。據不完全統計，從辛亥革命前夕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政黨、社團多達二三百個，一時間社團迭現、政黨林立，蔚為大觀，但很多只是喧鬧一時便匆匆畫上句號。

“此時，已經成為國會議員的江浩，可謂‘身居要位’‘功成名就’，但在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上，他卻一再碰壁，苦無良策，深感苦悶。”玉田縣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秀軍告訴記者，直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江浩才看到了中國未來的曙光。

“摸索了十多年啊！直到俄國十月革命后我才懂得，隻有馬列主義，隻有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1920年，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影響下，發出這樣感嘆的江浩世界觀得到根本改變，加入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進而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建黨之初，年屆不惑的江浩絕非孤例——

何叔衡，1876年出生，清末秀才，與毛澤東共同發起成立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中共一大代表﹔吳玉章，1878年出生，同盟會員，1911年領導四川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后參加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工作，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董必武，1886年生，清末秀才，先后加入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參加過反袁運動和護法運動，1920年秋在武漢建立共產主義小組，中共一大代表﹔林伯渠，1886年出生，先后加入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參加過反袁運動和護法運動，1920年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1921年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

認定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他們在實踐中經過反復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不惜流血犧牲，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如今，在天津濱江道和長春道之間，是一片繁華的商業區。

一個世紀以前，這裡曾是天津法租界裡的一片裡弄式住宅——普愛裡。

1925年3月的一天，一個21歲的年輕姑娘在這裡接受過一次特殊祝賀：“祝賀你，你上了大學了。”

這位早已離開校園、從事專職革命工作的年輕姑娘一時摸不著頭腦，隨后才被明確告知：原來，中共天津地委經過慎重研究，已批准她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姑娘當即激動地表示：“我一定遵守黨章，服從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不惜流血犧牲，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這，就是鄧穎超生前對天津共青團代表回憶的自己的入黨經過。而親自通知她這一消息的，正是時任中共天津地委組織部長的江浩。

從信仰上入黨到組織上入黨，黨的建設歷來是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法寶之一，也是黨的締造者和早期黨組織在建黨之初就認真思考實踐的問題。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而早在這一年的3月，李大釗就發表了題為《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的文章。文中指出：“俄羅斯共產黨，黨員六十萬人，以六十萬人之活躍，而建設了一個赤色國家。”他認為，要徹底改造中國，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須建立一個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那樣的黨。

他說：“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社會主義團體。”這個團體應是“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並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

黨的一大后，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成立，李大釗任書記，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動工人運動和黨的組織建設上。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京黨組織派黨員到各地發展黨的基層組織。

“1922年春，經羅章龍介紹入黨的鄧培，在唐山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和工人積極分子阮章、許作彬、田玉珍等6人入黨，建立了唐山地方委員會，鄧培為書記。”唐山市歷史學會會長、研究鄧培長達50余年的王士立表示，這是唐山最早的一批黨員。

而這也是河北最早建立的黨的地方委員會。

其后，北京地委派往張家口開展工人運動的何孟雄建立張家口第一個黨小組﹔到山海關領導工人運動的王盡美在當地工人中成立了秦皇島第一個秘密黨小組﹔1922年12月，中共保定黨小組組建﹔1923年，在正太鐵路發展黨員的基礎上，石家庄成立了第一個黨小組﹔1923年10月，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安平縣台城村特別支部由弓仲韜在故鄉創建。

星星之火在這片土地上迅速擴散，涓涓細流逐漸勾勒出未來時代巨流的最初輪廓。

1924年1月，正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的江浩，奉李大釗指示，和於方舟、李錫九一起加緊籌建中共天津地方黨組織。

“父親事先來信要我找了一所房子，地點就在原法租界普愛裡34號——房子不大，一樓一底。”江浩的大女兒、時任直隸女師附小教師的江韻清生前回憶。

這是一棟二層小樓，前后有門，東面是繁華的商業區，西面是雜草叢生的老西開地區，交通便利，極易疏散隱蔽。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在這座小樓裡誕生。鄧穎超正式入黨，也發生在這裡。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江浩以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雙重身份，為我黨天津黨組織的創立做了大量工作。當時擔任國會議員的他，月薪400大洋，但他卻從來不置家產，把大部分收入都交給黨作為活動經費，衣食住行處處力求節約。

積極審慎的建黨組織工作背后，力量已經開始聚集。

中共唐山地委成立之時，正值全國掀起了第一次工運高潮。經過周密組織，中共唐山地委和鄧培領導京奉鐵路唐山制造廠3000名工人，為改善生活待遇於1922年10月13日舉行大罷工，取得了勝利。

10月23日，鄧培又在中共北京區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開灤煤礦五礦工人同盟罷工。幾萬名礦工在鄧培率領下，冒險犯難，流血犧牲，與帝國主義和反動軍警進行了英勇的斗爭，共堅持達25天之久。

“這次罷工把全國第一次工運高潮推向了高峰，在中國工運史上寫下了悲壯的一頁。”王士立說。

一粒種子，發芽，破土，迅速成長著。

短短幾年中，河北黨組織由點、線，向面迅速發展，使黨組織遍及全省主要市縣。到1927年4月大革命失敗前夕，除北京以外，在河北已建立的中共組織有唐山、天津、樂亭、張家口、正定、保定、饒陽、順德（邢台）8個地方執行委員會，察哈爾、熱河兩個特別區工作委員會，一個津南特別委員會，以及縣委10個、支部143個。黨員人數達2000多人。

志願加入，從思想上入黨、組織上入黨到把全部身心奉獻給黨，他們中的很多人，最終用鮮血和生命回應了自己的誓言。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遇害於北京，時年38歲﹔此前10天，江浩唯一的兒子、共產黨員江震寰被槍殺於天津，年僅24歲﹔6月22日，鄧培被秘密殺害於廣州，時年44歲﹔“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江浩受中共中央委派，擔任兩湖特委書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病逝於海參崴，時年51歲。

——他們，出身不同、身份不同、經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卻選擇了同樣的信仰、同樣的綱領和組織。

——他們，未能親眼見到革命的勝利，但他們親手在這片土地上點燃的火種，卻從此再也不能被扑滅。（記者 王思達 湯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