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動
經過新文化運動的啟迪和五四運動的洗禮，一批覺醒的熱血青年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之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於是乎，一批時代精英脫穎而出，他們為了崇高的理想，沖破各種阻力，匯聚到一間石庫門的客堂裡，籌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他們點燃的紅色火種，漸次成燎原之勢，最終映紅神州大地。
上海代表李漢俊提出在他家舉行會議
這是一幢漂亮的石庫門建筑，一樓一底，磚木結構，坐北朝南。外牆青紅磚交錯有序，門扇是黑漆的實心厚木大門，配上一對閃亮銅環。房子的主人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李漢俊，30來歲，留著背頭，戴著細巧的眼鏡，身著白色長衫，透出一股濃濃的書卷氣。他是留日學生，海歸后主要從事翻譯和寫作，擔任《星期評論》編輯，主編《勞動界》周刊，翻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著作，並兼做商務印書館編輯。與陳獨秀一起創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接替陳獨秀擔任代理書記。
1921年初夏一天晚上，李達來到望志路106號李漢俊住處，就召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事宜進行商議。李達住在不遠處的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即陳獨秀在上海辦《新青年》雜志的所在地，亦是陳獨秀在上海的住處。李達也是日本留學生，皮膚白皙，光頭锃亮，戴一副細圓的眼鏡，為人秉性直率，學者氣味甚濃，回國后來到上海幫助陳獨秀編輯《新青年》，主編《共產黨》月刊，翻譯《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書籍，參與創建共產黨早期組織，接替李漢俊擔任代理書記。
李達告訴李漢俊：“我與廣州的陳獨秀和北京的李大釗都已聯系過了，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建議，以及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已開展的建黨活動情況，他倆均認為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機已然成熟，讓我們抓緊寫信，通知各地派兩名代表來上海開會。”
李漢俊聽罷眼睛一亮，便主動提議：“開會就在隔壁我哥哥李書城家吧，他現正在武漢，房子空著，再說他曾任北洋陸軍總長，其身份可為會場起到很好的掩護作用。”
李達沉吟片刻，點頭笑曰：“我正為開會的地址發愁，你這麼一說，我也就放心了。”
翌日，他倆分別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和濟南，以及旅法、旅日留學生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去函，通知各位代表於1921年7月20日前，來上海白爾路389號博文女校報到。博文女校是部分與會代表住宿的地方，與李漢俊家相距數百米。
南方陳獨秀脫不開身特派代表出席會議
1920年2月，陳獨秀在北京被捕被保釋后，悄然前往武漢演講，回北京時獲悉警察准備逮捕他，便躲到李大釗處避難。為安全起見，李大釗租了一輛騾車送陳獨秀前往天津。途中，他倆精心謀劃著建立一個像蘇俄一樣的布爾什維克政黨。最后商定，陳獨秀在南方，李大釗在北方，分別負責黨的籌建工作，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陳獨秀因廣東省長陳炯明之邀，1920年底離開上海到廣東任省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任大學預科校長，需要爭取一筆修建校舍的款子脫不開身，便派從上海前往廣州向他匯報工作的包惠僧參加會議。
包惠僧其人濃眉大眼，寬鼻厚唇，任性談笑，愛討論實際問題，對理論談得甚少。他出生於湖北黃岡一個九品芝麻官的家庭，在家鄉讀新知新學使其開闊了眼界，曾任小學教員。1919年春到北京大學文學系旁聽，目睹了五四運動，深受感染，回到武漢開始記者生涯。
陳獨秀到武漢講學時，包惠僧以記者身份採訪了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從此，與其結緣。當年秋天，包惠僧參加了武漢共產黨的早期組織，被選為書記，負責日常工作。
1921年1月，包惠僧前往上海，准備赴莫斯科留學，因海路中斷，未能成行。於是，他便留在上海，任黨的早期組織教育委員會主任，辦公地址設在霞飛路新漁陽裡6號的外國語學社。5月，他受李漢俊的委托，去廣州請陳獨秀回上海主持黨的工作，到達廣州后，他參加了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6月，陳獨秀接到李漢俊要求每地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開會的來信后，召集了廣州黨組織的全體成員開會，決定推舉陳公博為廣州支部的代表，陳獨秀派包惠僧作為他的特別代表出席會議。
陳公博，其父系廣西提督。他15歲隨父起義，增長了閱歷，開闊了視野，起義失敗后，其父入獄，陳公博逃至香港。辛亥革命爆發后，他被譽為少年英雄，20歲當選議員，可謂意氣風發。因學習優秀，1917年考入北大哲學系。
五四運動爆發時，陳公博雖讀了進步書刊，卻態度冷漠，置身事外，本不打算上街游行，但因身兼廣州四家報社的記者，才前往觀察一陣，寫點報道交差。
翌年畢業，陳公博先回到母校廣州法政專門學校任教，邊教書，邊與兩位譚姓同學創辦大型報紙《廣東群報》，陳公博任總編。他請老師陳獨秀為創刊號撰文，以嶄新的面貌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報紙在廣東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動。
1920年6月，陳公博接到陳獨秀來信后，8月間與兩位北大同學譚平山、譚植棠成立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年底，陳獨秀到廣州赴任不久，陳公博與譚平山、譚植棠等人建立了早期共產黨組織，陳獨秀任書記，陳公博負責組織。
陳公博留著分頭，眉清目秀，西裝革履，時任廣州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可謂春風得意。7月14日，他趁參加會議之際攜妻同去上海，抵滬后，沒有前往博文女校投宿，很瀟洒地住進了南京東路上的大東旅社。
北方李大釗受傷未參加一大甚為遺憾
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已超過17人，李大釗是負責人。李大釗，32歲，習慣穿件長袍，粗黑短發，戴一副細巧的眼鏡，最明顯的是那撮八字胡。他是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還是“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他當眾宣布每月捐出個人薪俸80元（那時他月薪120元），作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展活動的費用。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接到通知后，馬上在西城暑期學校開會，討論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人選問題。李大釗應是首選代表，可惜他不久前率領各校教職員工與學生千余人到國務院請願，要求撥發教育經費，遭到了軍警的鎮壓，李大釗被軍警毆打倒地昏迷，因傷未愈，難以赴會。這樣，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便根據李大釗的意見推選張國燾和劉仁靜為代表。因張國燾要參與一大的籌備工作，便於6月下旬動身趕赴上海。
張國燾，江西平鄉縣人，出生於地主官僚家庭，國字方臉，濃眉大眼，從小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19歲考入北京大學，1919年5月4日下午，他積極參加集會游行和火燒趙家樓的行動。晚上北京大學學生聯合會成立，張國燾被選為總干事，負責演講部工作，可謂少年得志。
此后，他參加了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晝夜閱讀馬列書籍。1920年10月，一批馬克思信徒在北京大學紅樓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李大釗被推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
張國燾任職后，深入京漢鐵路長辛店舉辦勞動補習班，與鄧中夏等人輪流任教，啟發工人覺悟，發現和培養骨干，於1921年5月1日，他們組織了一千多名工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5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工會，后改名長辛店工人俱樂部，聲勢頗大，遐邇聞名。
另一位北京代表劉仁靜，是最年輕的代表，才19歲，長著一張娃娃臉，戴副細巧的眼鏡，一看就是白面書生。他是從湖北應城一個私塾家庭走出來的青年，來到北京大學物理系讀預科。1919年5月4日下午，劉仁靜隨游行隊伍至曹汝霖住宅時，見大門緊閉，便與同學爬窗進屋打開大門，學生們涌進去后痛打章宗祥並火燒趙家樓。6月3日，他與同學上街演講時被捕。
因五四運動中行動堅決，劉仁靜引起了少年中國學會的重視，加入學會后，認識了良師李大釗和益友鄧中夏。不久，又參加了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儼然成了革命理論家，被譽為“小馬克思”。
北方山東共產黨早期組織推薦的代表是王盡美和鄧恩銘。王盡美，長臉寸頭，一對大耳虎虎生威。他出生於山東諸城一個佃農家庭，年少時，有幸成為地主少爺的“陪讀”，更有幸地考入了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因五四運動中積極活動而聞名，被選為山東中專大學的學生聯合會負責人。
鄧恩銘代表圓臉清秀，留著三七開分頭，他是貴州水族，從大山深處考入山東省立一中。他與王盡美等積極籌劃掀起了學潮，改換教材，罷免了校長。1920年，王盡美與鄧恩銘等人發起成立勵新學會，出版《勵新》半月刊，積極宣傳新思潮。
1921年春，陳獨秀寫信約山東省議員王樂平在濟南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王樂平把來函交給了王盡美和鄧恩銘等人，在他倆的努力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秘密誕生。
毛澤東、董必武等各地代表陸續來上海出席會議
湘江之畔的毛澤東接到參加上海會議的來信后，告知了《湖南通俗報》的老哥何叔衡，由於湖南軍閥的殘酷統治，革命環境異常險惡，他倆便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悄然動身前往上海。
毛澤東當年28歲，眉清目秀，身著灰色長衫。他是長沙第一師范的主事（校長）。五四運動爆發不久，他發起了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總罷課，推動反帝愛國運動。7月，創辦並主編《湘江評論》，他撰寫了創刊宣言及長短文章二十余篇，其文犀利尖銳，氣勢恢弘，極具鼓動性，反響熱烈。
毛澤東多次到上海拜訪仰慕已久的陳獨秀，在其影響下，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1920年8月，毛澤東、彭璜等人創辦了文化書社，聘請陳獨秀、李大釗和惲代英等擔任“信用介紹人”，利用文化書社大量銷售馬列書籍。
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人還在長沙教育界、新聞界發起組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研讀馬列，並經常舉辦演講會、討論會。該會先后介紹了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羅亦農、彭述之等19人到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毛澤東與何叔衡、彭璜等人在長沙組織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為了在青年學生和工人中間開展革命理論宣傳工作，1921年，毛澤東、彭璜等人籌備開辦湖南自修大學，使之成為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會議中年齡最大的代表，四十挂五，戴著一副黑粗的圓眼鏡，矮墩結實、肩膀寬圓、長方形臉膛上留著黑胡子，是一位讀線裝書的老學究，雖對馬列知之甚少，卻熱情高漲，仿佛脫胎換骨。
1921年6月29日晚，大雨將至，他倆乘船前往上海時，何叔衡的同事謝覺哉欲去小西門碼頭送行，他倆卻神秘拒絕，使其納悶。
一江之隔的鄰居湖北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董必武長臉清瘦，留著長長的山羊胡，頭戴西瓜帽，身著長衫，雖隻有35歲，卻給人憨厚的長者印象。董必武出生於湖北黃安縣城的知識分子家庭，熟讀四書五經，17歲中秀才，28歲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學習期間，參加了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一年半后，應孫中山之約回國，到部隊策動反袁軍事行動，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獄，保釋后不久，再次入獄。
袁世凱死后，董必武出獄，趕往日本參加畢業考試，回國后與張國恩合辦律師事務所。在上海結識了日本留學回來的李漢俊，他向董必武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俄國十月革命情況，並將日本帶回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書刊借給了董必武。董必武以濃厚的興趣，夜以繼日地研讀，從此思想驟變。
五四運動爆發后，董必武、張國恩和陳潭秋等人辦起了私立武漢中學，董必武任國文教師。1920年夏天，董必武接到上海李漢俊來信，得知上海已成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興奮異常，即與張國恩、陳潭秋等人醞釀建黨。同年秋天，武漢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在董必武寓所悄然成立，共七名成員。
湖北共產黨早期組織接到李漢俊通知去上海開會的來信后，他們推舉董必武和陳潭秋赴會。陳潭秋比董必武小十歲，身材矮瘦，濃眉大眼，西裝領帶，洋味十足。他出生於湖北黃岡清末舉人家庭，滿腹四書五經的他卻考入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英語部，教書期間接觸了新潮進步書刊，便引導學生們一起閱讀，使學校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和進行革命行動的重要基地。
五四運動爆發后，他與惲代英、林育英等人領導了武漢的學生運動，聯絡18所學校成立學生聯合會，印制傳單，出版《學生周刊》，組織學生罷課，上街游行，顯示其卓越的領導才能。
陳潭秋以記者的身份走街串巷，進行社會調查和採寫新聞報道。1920年春，他與董必武又建立新教育社，並出版《新教育》，還開辦了勞工學校、貧民學校和農民夜校等。包惠僧去上海后，他接替負責武漢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一大”代表中還有旅日代表周佛海，此人身穿日式單領外套，留著時髦的發型，原來那種湖南農村的土氣在洋都市的浸染下早已消失殆盡，倒有點上海老克勒的腔調，人也頗為活躍。他是從湖南沅陵鄉村走出的留洋學生，其父為舉人。1917年，他中學未畢業便赴日留學。五四運動爆發后，周佛海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日本讀書期間，撰寫和翻譯了諸多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並在上海李達主編的《共產黨》雜志上不斷發表犀利文章，故此小有名氣，引起了陳獨秀的注意。他回國探親時，途經上海特意拜訪了偶像陳獨秀。
1920年6月，施存統（歌唱家施光南之父）在上海參加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后即去日本，他與周佛海一起建立了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施存統接到開會的通知后，請周佛海利用暑假出席中共一大會議。共產黨旅歐支部因時間緊張來不及赴會。
一粒火種漸次燎原映紅中華
1921年7月23日晚，一群杰出青年雲集在望志路106號石庫門裡，策劃上演了一出開天辟地的大事件——籌建成立中國共產黨。
會議原定陳獨秀主持，由於他未能出席，大會臨時決定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記錄。張國燾提出了大會議題，及制定黨的綱領、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馬林、尼科爾斯基代表共產國際熱情致辭，李漢俊、劉仁靜即席翻譯。馬林指出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他還介紹了列寧對中國革命的關懷，期望中國建立共產黨，期望世界的東方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在那間18平方米的客堂裡共召開了五次會議，會議討論中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觀點和爭論。討論到黨的現階段的斗爭目標和策略問題時，性格直爽的李漢俊首先亮出觀點：“世界上有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國社會黨的革命，我們究竟應採取何種黨綱和政綱，應先派人去俄國和德國去考察。”
劉仁靜搖手嚷道：“NO!中國共產黨應信仰馬克思主義，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原則，決不能走西歐社會黨民主黨的議會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
多數人不贊成李漢俊的觀點，主張共產黨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爭論激烈之時，有個身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聲稱找各界聯合會的王會長。國際代表馬林警惕性頗高，棕色眼珠一轉，便當機立斷建議馬上撤離。約一刻鐘后果然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幫偵探和翻譯趕來了，萬幸大家已勝利大逃亡。
翌日清晨，代表們分批轉移至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繼續舉行會議，通過了黨綱和決議，陳獨秀被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被選為組織主任，李達被選為宣傳主任。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
95年后，當年參加中共一大會議的13名代表，早已全部作古。當年的熱血青年懷著探索救國救民的赤子之心，一腔熱血地投身到改造中國社會的洪流中，然而，在血雨腥風的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他們所走的路卻迥然不同。毛澤東、董必武始終堅持理想信念，執著奮斗，九死一生，最終成為卓然超群的共產黨領袖﹔李漢俊、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為了崇高理想，或面對屠刀、大義凜然、悲壯捐軀，或身先士卒、血洒疆場，或鞠躬盡瘁，獻身理想，成為彪炳史冊的革命烈士﹔李達、劉仁靜和包惠僧悄然脫離了革命陣營﹔張國燾、陳公博和周佛海甚至淪落為叛徒和漢奸，走向革命的反面，真可謂是歷史無情，大浪淘沙。
從1921年7月23日，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踏進紅色石庫門始，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跋涉，至1949年10月1日，以毛澤東為領袖首的共產黨領導人，代表全國四百多萬黨員，走上了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庄嚴地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歲月悠悠，物換星移。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六十多年的拼搏奮斗、艱苦創業，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夜色如墨，風雨飄搖，一粒火種在石庫門裡悄悄點燃，徐徐燃燒，漸漸燎原，映紅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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