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周恩來在新會考察，參觀“土專家”周漢華的試驗田。
汕頭市東征軍革命史跡陳列館。原為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舊址，是兩座磚混結構的二層樓房，分東、西二樓，周恩來當年在東樓辦公。
黃埔軍校舊址。
周恩來與鄧穎超在汕頭的合影。
廣州國際服裝展貿中心。1973年初，周恩來親自批准新建這座當時來說規模宏大的廣交會展覽館，1974年正式在此布展。南方日報記者 肖雄 攝
1958年參觀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服裝館。
1959年與廣州鋼鐵廠的干部、工人親切交談。
“恩來——我親愛的老伴：羊城，是多麼值得紀念和易引起回憶的地方！它是我們曾和許多戰友和烈士共同奮斗過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開始的地方。30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
日前，周恩來侄孫女周曉瑾給記者讀了這樣一封信。這是1954年11月16日鄧穎超寫給周恩來的回信。
當時，周恩來正在廣州視察，11月9日，路過他與鄧穎超1925年曾居住過的文德樓，回憶如潮水般涌來。他隨后寫信給鄧穎超道：“昨天車過廣衛路，發現了廣衛樓（文德樓），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憶……”
周恩來對廣東感情深厚。
革命戰爭年代，作為先覺醒起來的革命青年，他在廣東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出色領導了黃埔軍校政治工作、中共廣東區委工作、國民革命軍軍政工作、廣東地方政權工作，成為黨內最早一批認識武裝斗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創建了第一支由我黨直接指揮的武裝力量。
新中國成立后，他20余次南下廣東：“廣州會議”，他為知識分子“摘帽”﹔排除萬難，他批准創辦“廣交會”並成就了其從未中斷的歷史﹔考察新會，他留下許多感人瞬間，“為什麼把我同人民群眾隔開來啊”的名言至今還在傳唱……
南粵足跡
任教黃埔隨軍東征
創建我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
6月的廣州，已是盛夏景象。珠江北岸的天字碼頭下來一批又一批乘客。長堤大馬路上，車水馬龍，人流不息。周邊那些穿越百年的騎樓風採依然。這裡曾是與上海灘齊名的繁華之地。92年前，26歲的周恩來從法國乘船經香港抵達廣州，投身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洪流。
“有賴國共合作，1924年的廣州成為革命的中心，各地革命青年紛涌而至。”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曾慶榴說。
1924年10月，即周恩來抵達廣州次月，中共中央決定重新建立廣東區委，由周恩來擔任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11月，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他帶來了締造革命軍的強大武器——政治工作。“這是黃埔軍校最主要的創制和歷史性的建樹。”曾慶榴說。
在黃埔軍校，周恩來盡顯過人才智。他建立了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加強對學生的政治教育，每周對學生做一兩次演講。在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推動下，廖仲愷大力推行黨代表制度……
“周恩來對掌握革命武裝的問題歷來十分重視，是我們黨內最早認識武裝斗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曾慶榴說。
1924年11月，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周恩來認為，共產黨人應該建立一支自己的軍隊。此事得到孫中山的同意，並給了這支軍隊“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的番號。
周恩來從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中挑選了三名學員，加上中共廣東區委調來的兩名政工干部，組成了鐵甲車隊的骨干人員。車隊中建立了黨小組，直屬中共廣東區委領導，初期100多人。
“這支車隊成為由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曾慶榴說。
1925年的1月和9月，國共合作的廣東革命政府先后進行了兩次討伐陳炯明的東征，勢如破竹，蕩平了陳炯明勢力。周恩來兩次隨軍東征，並負責政治工作。第二次東征時，他還擔任了東征軍總指揮部總政治部主任，指揮戰時的政治工作。
“這是一支以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部隊，士氣高、紀律嚴，有理想、有主義，和當時的軍閥軍隊完全不同。”廣東文史館館員、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理事陳漢初對記者說，正是周恩來創建的政治工作，使國民革命軍面目為之一新。
周恩來不僅親自作政治動員，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度，各團、營、連，除了軍事指揮員外，都設黨代表，而這些黨代表中，不少是共產黨人。“這些軍隊政治工作和戰時政治工作的經驗，日后被我們黨創建的人民軍隊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加以繼承和發展。”陳漢初說。
曾慶榴說，經歷了兩次東征，很多共產黨人越來越認識到掌握革命軍隊的重要性。於是，第二次東征結束后，在時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周恩來的領導下，1925年11月，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在廣東肇慶成立，全團2000余人，主要軍官都是共產黨員，由葉挺任團長。這支部隊的干部任命、人員調動與補充，均由中共廣東區委決定。而這支部隊的前身便是鐵甲車隊。
獨立團成立不久，周恩來親自為獨立團制定士兵訓練和干部訓練計劃，編寫政治教育提綱。在一年后的北伐中，獨立團成為北伐軍中戰斗力最強的一支部隊，后來還成為南昌起義的關鍵力量。
領導東江政權
毛澤東贊為“政府與人民合作之先聲”
汕頭市外馬路，因位於汕頭埠臨海的邊緣而得名。這條路上至今還矗立著眾多20世紀初西式建筑，無言地訴說著當年的繁華。
步入位於外馬路的汕頭市東征軍革命史跡陳列館，院子裡的東、西兩座洋樓仍然嶄新如昔。陳漢初說，此地原是英國人經營的酒店，名曰“適宜樓”，已有近百年歷史。1925年11月4日，東征軍第二次進入汕頭市，將總指揮部和政治部各設在東、西兩樓內。周恩來便在東樓辦公。
1925年11月21日，國民政府任命周恩來兼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主持惠、潮、梅、海陸豐共25個縣的地方行政工作。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領導一個地方的政權。”陳漢初說。
距“適宜樓”不遠，便是汕頭市外馬路第三小學。一進學校大門，迎面的便是一座古式四合院布局的庭院。庭院大門上挂著“同文學堂”牌匾。正廳前，豎立著周恩來身著國民革命軍戎裝的石像，記錄著這座百年學府與周恩來的歷史情緣。
1926年2月22日至3月3日，周恩來在這裡主持召開東江各屬行政會議，並做政治報告。據記載，出席此次會議的有各縣縣長、教育局長、農工商學婦女等人民團體代表124人。“70%是工農代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陳漢初說，在這段時間裡，會議共進行了6天半，有95名代表發言。大會收到提案及計劃書297件，通過了93件。會議期間，代表又提案議決67件，做報告后，又議決了26件。主要包括：治河、浚港、造林、筑堤﹔開辟省道、縣道、街道﹔逐漸廢除苛捐雜稅﹔援助收回海關運動﹔發展農村平民教育﹔禁止人口買賣，要求婚姻絕對自由﹔整頓警察及劃分行政司法事權……
“這是一場帶有人民代表大會性質的會議，歷史意義非常重大。”陳漢初說。當時，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周報》曾載文稱這次會議是“人民實行參與革命政治之第一步，即政府與人民合作之先聲。”
就在周恩來擘畫東江地區美好藍圖的時候，3月16日，因種種原因，廣州國民政府突然免去他東江各屬行政委員的兼職。
3月17日，周恩來從汕頭回到廣州。20日，中山艦事件爆發。隨后，250多名共產黨人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身為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在退出第一軍及黃埔軍校后，集中力量開展中共廣東區委軍委的工作，積極支持北伐，還幫助廣州國民政府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制訂了北伐軍事計劃。
1926年底，由於工作需要，周恩來奉命調去中共中央工作，離開了廣東。南昌起義后，他率軍來到潮州、汕頭，建立紅色政權，史稱“潮汕七日”。紅色政權失敗之后，周恩來退至陸豐，經海路到達香港。20世紀30年代，他又通過自己一手建立的“紅色交通線”，路經汕頭、大埔進入閩西蘇區。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周恩來率軍穿越粵北一帶的三道封鎖線。但都只是短暫停留。十幾年風雨征戰后，周恩來再次回到廣東，已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了。
視察新會7日
“把黨和國家對人民的關愛傳給每個人”
手捧一本《周恩來在新會》紀念畫冊，看著周總理與丈夫周漢華並肩而坐、相談甚歡的照片，80歲的萬運妹的右手抖動著、撫摸著照片上的兩個人，她眼圈紅了，思緒不禁飛向58年前的那個夏天。
1958年7月2日臨近傍晚，新會縣大澤區螺山村的村干部跑到萬運妹家中，告訴她和她丈夫，周總理來了！“一輛小吉普車，坐了7個人，一個干部因為擠得沒地方坐，拿了個板凳坐在車上，看樣子歲數也不小了，真辛苦。”萬運妹對記者說，讓她沒想到的是，那個人竟然就是周總理。后來她聽說，坐板凳是周總理要求的，為的是輕車簡從，少用一部車。
1958年7月1日，周恩來冒著酷暑來到新會調研，一呆就是7天。
“這是周總理在新中國成立后考察時間最長的一個縣。”周恩來總理視察新會紀念館副館長林衛紅對記者說。當時，螺山村23歲的“土專家”周漢華利用水稻與高粱雜交培育出5個水稻優良新品種，震動國內外。為此，周恩來專程來到螺山村。
當聽說由於經費困難，周漢華缺乏必要的試驗工具時，周恩來馬上將帶來的一盞空氣電池燈送給周漢華，並手把手地教他怎麼使用。得知周漢華科研需看時間，周恩來摘下自己的手表，送給這位“土專家”。
紀念館的圖片展展示了這7個晝夜裡，總理與人民在一起的點點滴滴——他睡在縣委辦公室臨時架起的硬板床﹔他拒絕吃小灶﹔在葵扇廠，他為正在扇面上燙畫的工人扇扇子……“周總理真是人民的‘總服務員’。”林衛紅說。
在這7天裡，周恩來深入一線與工人、農民、基層干部、科技人員、歸僑、僑眷、學校師生、醫務人員促膝長談。“他總是體貼入微、關懷備至，把黨和國家對人民的關愛傳遞給每個人。”林衛紅說。她指著一張周恩來與幾位農民的合影說，周恩來走到碼頭，看到幾位農民上身打著赤膊，面有怯意，往人群外躲，就問身邊的人這些農民是什麼人。原來，這些人是挑糞工，擔心自己衣衫不整、身上的味兒熏到總理，於是往后躲。聞此，周恩來主動走了上去，與他們握手，並合影留念，感動了所有人。
7月7日上午，周恩來邁步登上新會人民禮堂的講台，向2000多名干部群眾一口氣做了3個小時的報告，鼓勵大家鼓足干勁、革新觀念、腳踏實地地推進工作。
林衛紅說，演講過程中，群眾知道周總理來了，紛紛涌到人民禮堂，爭睹總理風採。工作人員怕影響總理作報告，趕快把禮堂的門關上。周總理看到了，笑著對縣委書記黨向民說：“為什麼把我同人民群眾隔開來啊？”於是，禮堂的20多扇大門重新打開，側門也解鎖，門外的群眾興高採烈地走了進來。整個禮堂爆滿，兩邊的過道、后面的座位，滿滿的都是人，場外還有不少群眾循聲而至。
主持“廣州會議”
“摘帽”講話讓知識分子如沐春風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曾20余次來到廣東，有的是專程視察，有的是來此主持召開黨和國家的一些會議，還有的是陪同外賓考察。
曾慶榴說，在眾多會議中，不得不提1962年二三月間召開的“廣州會議”，即“全國科學工作會議”以及“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那是老一輩知識分子們絕對難以忘懷的盛會”。這次會議是在黨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的困難后，開始對各項工作進行全面調整的總形勢下召開的。
全國科學工作會議最初是想制定新的科學規劃，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主持。但是，聶榮臻到廣州調研后發現，戴著“資產階級”這頂帽子，知識分子們發言並不積極，會議氛圍沉悶。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解決，便報告周恩來。此前，周恩來已經安排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參加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並講話。聽了聶榮臻的匯報，周恩來決定親自南下參加這兩個會議。
這兩個會議的召開，有一個重要的背景。
1961年上半年開始，黨中央著手制定一系列有利於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條例。更為重要的是廣州會議前夕，在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知識分子時，提出“隻要他們愛國，我們就要團結他們，並且要讓他們好好工作。”
3月2日，兩個會議的代表齊聚羊城賓館，周恩來作大會報告《論知識分子問題》。他否定了“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說法，從中國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提出黨和政府要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團結知識分子。與此同時，他也強調，知識分子要加強自我改造。
因為要准備即將召開的人大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未等會議結束提前返京。3月5日和6日，陳毅分別向兩個會議的代表轉達了周恩來的囑托。他說：“周總理前天動身回北京的時候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就給你們行‘脫帽禮’。”
“周恩來的講話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黨對知識分子正確理論和政策的代表，影響深遠。”曾慶榴說，這番講話讓與會的知識分子們如沐春風。
批准創辦廣交會
大力宣傳廣交會，親自當起講解員
今年4月，第119屆廣交會如期在廣州開幕。這是中國目前歷史最長、層次最高、規模最大、商品種類最全、到會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綜合性國際貿易盛會。
廣州能獲得這樣一個聯通中國與世界的平台，也得益於周恩來當年的鼎力支持與精心呵護。
1956年，由於西方國家嚴密封鎖，我國外匯緊缺，進而造成進口物資的短缺。在廣州舉辦全國出口商品展覽交流會的建議被提出后，周恩來親自批准創辦“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
1957年4月15日，首屆廣交會正式開幕，周恩來親自視察了每個場館。當港澳和東南亞等19個國家與地區的2735家客商穿著花花綠綠的服裝來到羊城時，全國都為之轟動與振奮。
如今，流花湖畔的廣州國際服裝展貿中心正在謀求轉型。這裡曾叫廣交會展覽館，見証了34載的廣交會。首屆廣交會在原廣州市中蘇友好大廈舉行，但由於展覽面積長期不足，1973年初，周恩來親自批准新建了這座當時來說規模宏大的廣交會展覽館，1974年正式在此布展。
曾慶榴說，早期廣交會的場館建設、接待工作、貨源保証、履行合同、安全保衛等等，無一不體現著周總理的親切關懷，經他批示，推動解決了廣交會工作中的很多問題。
據當年參與過會議接待、保衛工作的李沛、葉先立、趙正乾等人回憶，周總理還親自為廣交會當講解員。1959年12月，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協作會議在廣州舉行，周恩來會后帶領70多名會議代表參觀了廣交會，並親自作講解員，大力宣傳廣交會，希望各位領導回去重視支持出口工作。
1967年4月，為排除各種干擾，保証廣交會順利舉行，周恩來抵達廣州協調各項工作。廣交會一年兩次，至今從未中斷過。“這全賴周恩來總理的力挺。”曾慶榴說。
珍貴記憶
周恩來侄孫女周曉瑾：
爺爺要求周家孩子在艱苦環境磨煉成長
“這張照片是爺爺和奶奶在汕頭拍的，是他們非常經典的一張照片，但是具體在哪拍的就不知道了。”日前，周恩來侄孫女周曉瑾隨本報記者到潮汕地區尋找周恩來革命的足跡，看到汕頭市東征軍革命史跡陳列館陳列的一張照片時說。
照片以竹林為背景，周恩來身著深色中山裝坐在石凳上，鄧穎超坐在他左后方，雙手搭在周恩來的雙肩上。“就是在我們陳列館前面的小竹林前拍的。”陳列館工作人員謝瓊燕趕上來說，她還特地找出不久前汕頭市檔案館提供的檔案，証明果然如此。這讓周曉瑾興奮不已，立即通過微信向家中的長輩們報告，讓全家都高興了一把。
周曉瑾說，周家是一個大家庭，他的父親周保常喊周恩來“七伯”。周家人多，自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家一直居住在廣州。因此，周恩來到廣州視察，得空就會讓秘書通知與他們一家小聚。但往往時間特別緊張。“有一次，父親帶著我和弟弟到省委等爺爺，等了很久才收到通知說，爺爺接到北京的電話，乘飛機走了，他總是非常繁忙。”
她記得5歲那年，爺爺奶奶來到廣州，奶奶讓她給爺爺表演個節目，唱首《洪湖水，浪打浪》。但她害羞不敢唱，於是爺爺給她輕聲起了頭。慢慢地，她也不再緊張，爺孫倆一邊拍手一邊唱了起來。“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憶。”周曉瑾說。
“爺爺對家人都很親近，但要求非常嚴格。”周曉瑾說，父親告訴她，爺爺總是告誡周家的孩子不能依仗祖宗福蔭做游手好閑的“八旗子弟”，要在艱苦環境磨煉成長。
2012年退休前，周曉瑾是廣東電視台新聞中心副主任。退休后，她決定打撈周恩來的嶺南往事，撰寫成書。“我原計劃寫18章，但是隨著採訪的深入，發現的內容越來越多，現在已經寫到26章了。”周曉瑾說，這其中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
日前，周曉瑾還與記者一同走進廣州文德樓3號樓二樓一個普通廣州人家裡，那是位於文德東路的一排黃色百年老樓。房子客廳正中挂著周恩來年輕時的12寸黑白照片，顯示了房子與他的淵源——1925年10月末或11月初，周恩來和妻子鄧穎超曾住進這裡，直到中山艦事件發生后。不過，兩人聚少離多。
從文德樓步行不遠，我們又來到坐落於北京路342號的太平館西餐廳。那裡還保留著花色玻璃配黑色木門窗的“民國范兒”。1925年8月8日，張治中在這裡設宴兩桌，向朋友宣告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
周曉瑾說，採訪中，很多人一聽說是周恩來的后代來打撈歷史，都非常熱情，竭盡全力幫助她。“我知道，這都是因為他們對爺爺的愛太深太深。”她說。
專家視角
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曾慶榴：
“周恩來的廣東情緣是很深的”
南方日報：周恩來在廣東的革命探索，對於當時的廣東、我們黨的工作以及中國近現代史產生了哪些重要影響？
曾慶榴：周恩來是我們黨內最早認識武裝斗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這些認識是在廣東強化的，這些工作是從廣東開始的。他領導創建的“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成為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第一支武裝力量。他用政治工作締造革命軍隊，使國民革命軍面目為之一新，對保証兩次東征和北伐的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這一經驗在后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中被加以繼承和發展。
周恩來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的很多探索與實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恩來主政東江，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主政一方。他努力引導人民參與政治，召開具有人民代表大會性質的會議，為民主政治的實施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意義不能被低估。
南方日報：在周恩來的一生中，廣東對於他意味著什麼？
曾慶榴：周恩來的廣東情緣是很深的，而這段情緣對他而言也是彌足珍貴的。他在此結婚成家，也在此歷練和施展了軍政才華。在“軍”的方面，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做過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參與了兩次東征，並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
在軍校的政治教育、軍隊的政治工作、戰時的政治指揮中，周恩來的軍事斗爭思想不斷形成，斗爭經驗不斷成熟，這些都為他日后領導八一南昌起義進而參與領導黨的軍隊奠定了基礎。
在“政”的方面，他曾擔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即地方行政長官，解散舊議會、懲治貪官、究治不法、組織人民代表大會性質會議、擘畫地區發展藍圖。這些為他日后成為共和國總理，治理國家積累了經驗。
南方日報：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曾20余次來到廣東。這其中，有哪些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
曾慶榴：應該說，這樣的事還比較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1962年召開的“廣州會議”，他為知識分子“摘帽”。當然，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廣州會議后不久，由於黨內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認識上的不一致並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因此事情很快發生變化。
但是，周恩來的觀點后來得到了堅持。1977年8月，剛剛復出工作的鄧小平便指出：“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再次為知識分子“摘帽”。
周恩來在廣東
1924年10月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
11月初經孫中山同意，籌建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系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同月，擔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見下圖）。
1925年2月至4月隨軍東征，中共黨內職務改為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
8月與鄧穎超在廣州結婚。
10月任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部總政治部主任，隨軍進行第二次東征。
11月21日接廣州國民革命政府任命，兼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主持惠、潮、梅、海陸豐共25個縣的地方行政工作。
1926年2月22日—3月3日主持召開東江各屬行政會議。
3月15日被免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兼職。
3月底中山艦事件爆發后，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年底奉命調中共中央工作，離開廣東。
1957年4月15日首屆廣交會正式開幕，親臨視察。
1958年7月1日至7日在新會考察。同月，抵廣州視察。
1962年3月出席“廣州會議”，為知識分子“摘帽”。
參考資料：
1.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2.曾慶榴、陳弘君主編：《周恩來與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陳漢初主編：《周恩來在潮汕》，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記者 趙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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