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德坊6號：“紅色之劍”在此出鞘

位於靜安區武定路930弄14號的中共中央特科機關舊址。見習記者 海沙爾 攝

　　初夏時分，武定路930弄內靜悄悄，老人搬把椅子悠閑讀報。弄堂盡頭是14號樓，眼前這棟不起眼的兩層紅磚石庫門小樓，原為修德坊6號，正是中共中央特科機關所在地。

這是一支活躍在白色恐怖下的傳奇部隊，特科隊員赤膽忠心、身手不凡，守護著身處險境的中央機關安全。而這些隊員，有的日后成長為共和國元帥、將軍、副總理、部長，而更多的則為黨的事業獻出了生命。這支隊伍的創建者與負責人，正是周恩來同志。

中央特科，黨的戰斗堡壘

1927年11月的上海，警車在街頭呼嘯而過，淒厲的警笛讓人不寒而栗。

一塊厚厚的窗帘把屋外的恐怖世界暫時隔開，十幾位年輕人圍坐一起小聲開會。11月9日到10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

屋外，蹲著幾個賣香煙水果的小販。他們無心生意，目光警惕地掃視著四周，貨攤下、衣服裡藏著已經上膛的手槍。這些是負責警戒的特科隊員，一旦出現敵情，就會拔槍阻擊，掩護屋內的中央領導撤離。

1927年，對“年幼”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是血雨腥風的一年。昔日的戰友舉起了屠刀，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

真正的革命者，掩埋好同伴的尸體，擦去身上的血跡，站起來繼續戰斗。

中共“八七”會議后，中央機關陸續從武漢遷往上海。在國民黨軍警憲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裡洋場，要想長期隱蔽下來開展工作，就要有支強大的保衛力量。1927年11月，29歲的周恩來受命組建中共中央特科。

彼時的特科下設四部，分工明確而又互相配合——總務科總攬各項日常事務﹔情報科掌握敵人動向﹔保衛科又叫“紅隊”、“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通訊科從事秘密聯絡工作。

這些特科隊員，大都是參加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工運骨干、階級覺悟高的北伐軍戰士，以及歷經戰火的紅軍士兵。成立之初，年輕隊員不僅要學習多種技能，周恩來、惲代英還給他們做報告，幫助隊員樹立正確的政治立場，培養他們秘密工作的紀律意識。用上海市委黨校陳麗鳳教授的話說，“是要把中央特科建成黨在隱蔽戰線上的戰斗堡壘”。

紅色之劍，樹起正義力量

堡壘最擔心從內部被攻破。同樣，對蟄伏在上海的中央機關而言，威脅最大的莫過於叛徒告密。革命進入低潮后，一些意志不堅定者和投機分子選擇退黨。如果他們只是簡單的脫離組織，那不過是大浪淘沙，反而讓黨更加純潔。但令人不齒的是，其中一些人叛變投敵，不惜出賣昔日同志向當局“表忠”。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捕，勸降失敗后被槍決。出賣他的，正是戰友何家興、賀芝華夫婦。1929年8月24日，由於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的告密，被譽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等四名同志被捕，6天后從容就義。

不鎮壓叛徒，無法告慰烈士英魂，更會使這類行徑肆無忌憚。通過內線，情報科當天查明出賣羅亦農的叛徒，周恩來指示“紅隊”，“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要重証據，黨絕不冤枉一個同志”，在對何家興夫婦監視一段時間，確定他們叛變的情況下，“紅色之劍”出鞘予以制裁。“這極大震懾了革命意志不堅定者”，陳麗鳳說。

此外，“紅隊”還先后處決叛徒戴冰石、白鑫以及國民黨特務頭子王斌、馬紹武等人。一次又一次的“亮劍”行動，有力地打擊了叛徒和國民黨特務的囂張氣焰，對保護中央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所為的同時也有所不為。盡管身在龍潭虎穴，但中央從沒把處以極刑視作常規手段，用周恩來在1929年致山東臨委信中的話說，“消滅叛徒，原是我黨最后最不得已的辦法”。

“鋤奸就是為了革命，為了信仰，與錢財無關”，上海師范大學蘇智良教授說。即便是在處決叛徒時，特科隊員也不濫用暴力，避免傷及無辜。1928年4月25日晨，“紅隊”成員借著鞭炮聲為掩護，沖入出賣羅亦農的叛徒何家興夫婦家，在周圍居民渾然不覺的情況下，迅速嚴懲了變節者。

還有一次，“紅隊”負責人顧順章（后叛變）得知上海警探在公共租界的一品香大飯店碰頭，便打算運幾箱炸藥炸掉飯店。周恩來得知后予以制止，避免因為波及無辜而給中共帶來不良的社會影響。因此，這支“紅色之劍”在身處白區的知識階層和人民群眾心中，樹立起了“正義力量”的形象。

無人知曉，功績永世長存

當年繁華的上海灘，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特科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隊員們要出入“大染缸”，甚至有時要與狼共舞。

一些黨員經不住誘惑，為圖享受出賣同志。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提到了顧順章，“1930年5月中央調我到特科工作，意圖是從政治上加強特科。中央發現顧順章吃喝嫖賭抽大煙，樣樣都干。他把這些特科工作的掩護手段，變為追求個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墮落。”

但更多的黨員出淤泥而不染，甘於清貧，嚴守紀律。

作為特科的領導者，周恩來率先垂范。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中提到，周恩來外出時間嚴格限制在清晨五時和晚上七時以后，盡量少走大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電車到公共場所去。他通常裝扮成商人，后來又留起了大胡子。盡管敵人把他當重點目標，卻始終無法發現他的蹤跡。《鄧穎超傳》中也提到，當時黨的經費十分困難，周恩來每月生活費隻有12元，鄧穎超8元（比她當小學教師時少多了），此外分別有交通費5元和3元，平常吃回“獅子頭”也屬破費。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也說起了當時的拮據生活，“白天整天在外邊活動，夜間要很晚才得回來，有時過午夜十二時。早晨四五點鐘，在煤油爐上熱點泡飯，就著咸菜，吃了又出去了”。

忠誠的源頭是信仰。

被稱為“紅色大管家”的中央機關會計熊瑾玎，公開身份是上海“福興布庄”的老板。在不以老板形象示人時，他就脫去綢緞衣服，換上打補丁的外套。經手無數錢財的熊老板，獲得了“平生營錢物，一塵均不染”的美譽。

“黨組織的很多經費都通過上海運往蘇區，特科隊員保護著一包包的真金白銀”，蘇智良說，“他們光明磊落，從沒有想過侵吞革命經費”。

特科史上最驚心動魄的，當屬“紅隊”負責人顧順章叛變。1931年4月，顧順章被武漢國民黨特務逮捕。在安排船隻送他去南京告密的同時，武漢特務向中統頭子徐恩曾發密電“邀功”。這份電報落入了潛伏在徐身邊的中共特工錢壯飛手中。之后，在周恩來等人的指揮下，上海的中央機關迅速轉移，最終化險為夷。

1931年，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蘇區工作，之后特科工作先后由陳雲、潘漢年等人領導。

蘇智良說，由於種種原因，現在人們知曉的特科故事並不多。但這不妨礙英雄事跡熠熠生輝，正如莫斯科無名烈士紀念碑上那句話——“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績永世長存”。（記者 洪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