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畫面正中是毛澤東，他的左邊依次是董必武、鄧恩銘、陳潭秋，右邊依次是何叔衡、王盡美。此油畫為陳逸飛、邱瑞敏創作，現藏中國美術館。
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有兩位走到了革命勝利，有三位背叛了革命，還有幾位為革命奉獻了寶貴的生命。在黨的95歲生日來臨之際，讓我們重溫其中三位英雄的事跡，緬懷為國為民的英烈。
已犧牲卻當選的七大中央委員——陳潭秋
陳潭秋，1896年出生於湖北黃岡的一個書香世家。身為同盟會成員的五兄陳樹三是其民主革命思想的啟蒙者。1916年，陳潭秋考入武昌高等師范學院英語部。在校期間，他經常翻閱《新青年》等傳播新思想的書刊。1919年6月，他在上海認識了董必武，二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他們商定用辦報、興學的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開展革命活動。
1920年初，陳潭秋與董必武等籌備成立的武漢中學正式開學，他義務擔任英文教師。此后，陳潭秋深入工廠、學校，宣傳革命思想，培養革命分子。8月，他與董必武等成立共產主義組織，陳潭秋負責組織工作，后又在武漢中學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冬至1921年初，陳潭秋先后參與組織武漢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共同創辦《武漢星期評論》，開辦湖北人民通訊社並任社長。陳潭秋因其杰出的工作被推選參加中共一大。1936年，在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期間，陳潭秋為紀念中共誕生15周年還撰寫了關於一大的回憶文章，成為研究中共一大歷史的珍貴文獻。
一大后，陳潭秋在武漢主要開展工人運動等工作，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即是由他直接領導組織的。陳潭秋常借記者身份深入工人群眾中。他主動邀約在工人中有較高威望的林祥謙見面，這讓飽受壓迫、地位低下的貧苦工人林祥謙很感動，想不到一個大學畢業的記者會主動見自己，並且要同他交朋友。在長期的促膝談心中，林祥謙逐漸燃起階級覺悟，主動要求入黨。
1923年，京漢鐵路總工會決定實行罷工反抗軍閥吳佩孚的壓迫。陳潭秋負責武漢方面的罷工斗爭，他既要組織工人參與斗爭，又要研究工作部署與斗爭策略，后來更是親自率領兩千多人的慰問隊支援工人罷工，召開萬人群眾大會。在預感可能來臨的血腥鎮壓之時，陳潭秋堅持在罷工斗爭一線指揮戰斗，直到最后一刻才撤離。
1939年5月，陳潭秋從蘇聯回國工作，途經新疆時臨危受命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2年6月，新疆督辦盛世才和中共的關系急劇惡化，許多中共黨員被集中軟禁。面對這樣的危急情況，陳潭秋一面組織新黨員進行整風學習，一面向中央請示做好撤退准備。
在整風學習中，陳潭秋特別加強了對全體黨員的氣節教育以應對不測。他說：“我們隨時隨地都有被捕的可能……每個同志均必須有足夠的精神准備。”陳潭秋鼓勵大家如果被捕，要像季米特洛夫一樣，把法庭變為宣傳戰斗的場所﹔要學習夏明翰，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前堅貞不屈、視死如歸﹔要勝過文天祥十萬八千倍。
在制定撤退計劃時，陳潭秋拒絕了其他同志要他第一批撤退的建議，他說：“黨交給我的任務，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隻要這裡還有一個同志，我就不能走！”9月17日，陳潭秋被捕。盡管在獄中受盡折磨，陳潭秋仍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本色。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被秘密殺害。1945年6月中共七大召開，尚不知陳潭秋已犧牲的代表們選舉他為44位中央委員之一。
最小且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鄧恩銘
鄧恩銘，1901年出生於貴州荔波縣，水族。十六歲時，他遠赴山東投奔叔父繼續求學。在即將離別故土之際，鄧恩銘寫下了“男兒立志出鄉關，學業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是青山”。巧合的是，青年毛澤東1910年離開家鄉時，亦是改寫這首西鄉隆盛的詩，毛澤東的詩作是“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無處不青山”。偉人總有相似之處，面對相似的場景，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卻能改寫同一首詩抒發他們舍身為國的壯志豪情！
從另兩首離別賦詩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年少時的鄧恩銘已立下了為國為民努力奮斗、不怕犧牲的決心：“赤日炎炎辭荔城，前途茫茫事無分。男兒立下鋼鐵志，國計民生煥然新。”“南雁北風，去不思歸。志在蒼生，不顧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頭顱熱血，不朽永垂。”
1918年，鄧恩銘考入濟南省立第一中學，開始閱讀《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思想有了較大飛躍。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鄧恩銘在濟南學生運動中的表現尤為出色，其愛國情懷與組織能力得到同學們的一致認可，被推舉為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兼出版部部長。
在一中求學期間，鄧恩銘如飢似渴地學習新知識，齊魯書社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這裡，鄧恩銘大量閱讀了介紹蘇俄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還結識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伙伴，王盡美即是其中之一。這群少年在不斷的學習與交流中成長起來，並組織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學會”（即共產主義學會）。為更好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廣泛吸收革命青年，鄧恩銘、王盡美等在1920年11月成立勵新學會，出版《勵新》半月刊。1921年一大召開，鄧恩銘被推薦作為濟南代表與會，成為一大代表中最小的、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
鄧恩銘對革命的態度是堅持到底、義無反顧的。1925年5月和11月，鄧恩銘兩次被捕入獄，雖在組織和家人的營救下出獄，但艱苦的環境和常年的奔波讓他患上肺結核病和頸部淋巴結核病。即便身患重病，即便家人一再反對，隻要身體稍有好轉，鄧恩銘便又投身到黨的工作中去。
1929年1月，由於叛徒出賣，鄧恩銘第三次被捕。身陷囹圄的他領導獄中黨員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斗爭。4月19日，我黨同志利用日軍和國民政府交接的有利時機策劃了一次越獄斗爭，但是由於倉促起事，准備工作尚未計劃周全，最后隻有黨員楊一辰成功逃脫。這之后，鄧恩銘還強拖著復發的頑疾，組織獄中黨員成功進行了兩次為改善生活條件的絕食斗爭。一次越獄失敗並沒有打倒頑強的鄧恩銘，7月21日我黨同志又組織了第二次越獄斗爭，這次斗爭經過周密部署，鄧恩銘等順利逃出。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長期患病，身體虛弱的鄧恩銘等部分黨員未跑多遠又被重新捕獲。鄧恩銘預感時日無多，在獄中留下了與母親的訣別詩：“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由此可見其對未能實現革命理想的遺憾和慷慨赴死的悲壯。1931年4月5日，鄧恩銘被槍殺於濟南緯八路刑場。
領導蘇區反腐肅貪的革命長者——何叔衡
何叔衡，1876年出生於湖南寧鄉。二十六歲時，他遵父命考中秀才，卻拒絕了縣衙的職務，選擇留在鄉間繼續教書。辛亥革命爆發后，何叔衡剪掉自己的辮子，他不僅動員學生剪辮子，更是專程回家動員父親、兄弟和鄰居剪辮子。
1913年，37歲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高齡外出求學的原因，在何叔衡寫給兒子的一封信中可見一斑，他說：“我絕對不是我一家一鄉的人，我的人生觀，絕不是想安居鄉裡以善終的﹔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的。”該校次年與第一師范學校合並，何叔衡也因此得以結識毛澤東、蔡和森等人。
畢業后的何叔衡拒絕了父親與妻子的請求，留在長沙教書，仍同繼續求學的毛澤東等青年保持密切的交往。他們經常討論“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尤其是如何使“自己生活向上”等問題。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不久，在毛澤東等多次勸說下，因年齡自愧不配與二十歲左右青年為伍的何叔衡也加入其中。
1919年，湖南人民驅逐反動軍閥張敬堯，何叔衡負責衡陽驅張代表團的工作，得到毛澤東的肯定，稱贊“叔翁辦事，可當大局”。1920年，何叔衡協助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組織俄羅斯研究會，通過售書、研討、發表文章等來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新民學會中一批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的革命者逐漸走到一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7月，何叔衡作為年齡最大的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
1931年，何叔衡奉命前往中央蘇區，擔任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此后，他還代理了臨時最高法庭主審等職，主管監督法紀，責任重大。1933年，有群眾寫信舉報瑞金縣蘇維埃政府干部多報燈油去吃酒宴，何叔衡當即派出有檢查經驗的干部前往調查。可是，當地干部卻嘲諷說：“檢查部沒有事做，可以下來參加農業生產嘛！”檢查人員查賬亦一無所獲。面對瑞金縣的消極抵抗，何叔衡義憤填膺，表示此事一定要徹查到底。於是，他從別處抽調幾名干部組成“輕騎隊”住到了當地群眾家裡。輕騎隊員分頭查訪，通過問詢酒館勤雜人員等辦法，掌握了瑞金縣蘇維埃政府在燈油、紙張、郵票、藥品等使用上存在的嚴重問題。此時，再去針對性地查賬，果然發現當地干部10至11月多報燈油400余斤，9至11月偽造購紙收據441元，開具假藥單500余元，侵吞群眾退還谷票及公債2830元……而當時中央規定：“貪污外款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面對這一重大案件，何叔衡毅然對貪污犯分別處以死刑、監禁10年、監禁5年並退還贓款等判罰，得到當地群眾的擁戴。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何叔衡被留在蘇區工作。次年2月，何叔衡等被安排前往上海。為躲避敵人的追捕，何叔衡等人必須晝伏夜行，這對年老體弱的何叔衡而言是巨大的挑戰。24日，他們不幸被敵人發現遭到圍捕，為了不牽連隨行人員，何叔衡欲奪槍自殺不成，又乘警衛不備，縱身跳下山崖。墜崖的何叔衡被搜捕的敵人發現，在同敵人的搏斗中，何叔衡連中兩槍，不幸犧牲。（張道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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