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在當時全國53名黨員中，繆伯英是唯一的女黨員。她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女黨員。
1899年10月，繆伯英出生在湖南省長沙縣清泰鄉。受父親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1913年，繆伯英進入平江縣啟民學校讀書﹔1916年，她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遇到了徐特立老師﹔1919年7月，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開始了人生新篇章。繆伯英到北京不久，認識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學學生何孟雄。
在何孟雄的介紹和啟發下，繆伯英對北大的活動產生了濃厚興趣，不久參加了工讀互助活動。北京工讀互助團是一個自願結合起來、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實行半工半讀和集體生活的團體。這種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互助團很快遭到失敗。但這卻是繆伯英投入社會實踐的開端。1920年2月，工讀互助團宣布解散。工讀互助團的失敗引起了繆伯英的思考。在北大聆聽了李大釗講授的“唯物史觀”、“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史”等課程后，繆伯英受到很大啟迪，並多次向李大釗請教。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北大進步學生鄧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駿等19人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久，繆伯英經何孟雄介紹加入該會。1920年9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早期共產主義組織——北京共產黨小組。這年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繆伯英和羅章龍、劉仁靜、張國燾、高君宇、何孟雄、鄧中夏等40人成為首批團員。繆伯英是唯一的女團員，也是我國第一位女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不久，黨組織決定從青年團的先進分子中發展一批黨員，繆伯英、何孟雄、鄧中夏等青年團的先進分子被吸收加入了北京共產黨小組。至此，繆伯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女黨員。她在《家庭與女子》一文中，號召廣大婦女“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在共同的學習和工作中，何孟雄與繆伯英感情日篤。1921年重陽節，何孟雄、繆伯英結婚，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五號，他們家也成了北京黨組織的一個聯絡站。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全國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罷工運動相繼興起。繆伯英與戰友們深入工人中辦夜校、辦俱樂部。1922年2月，她還組織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后援會，從經濟和輿論上支援香港海員兄弟的罷工斗爭，並且在自己任編輯的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報道工人運動的情況。1922年下半年，繆伯英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並兼管婦女部的工作。根據黨的指示，她常和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高君宇等人到產業工人集中的北京豐台、長辛店、南口地區和唐山、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屬宣傳馬克思主義。1922年8月，繆伯英遵照黨組織的決定，開展黨外聯合戰線工作，被選為民權運動大同盟的籌備員，負責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
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時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女部第一任部長的繆伯英與何孟雄、高君宇、羅章龍、李梅羹等人領導了京漢鐵路北段的總罷工。為了揭露軍閥政府殘害工人的暴行，繆伯英與幾個同志秘密地編印《京漢工人流血記》等宣傳品。他們還到長辛店等地組織救護受傷的工人，募捐援助失業工人的家屬。繆伯英不辭辛勞，四處奔走，從事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在革命的熔爐中鍛煉成長起來。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對她的工作很滿意，稱贊她是“宣傳赤化的紅黨”。繆伯英的“赤化”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北洋政府要求京師警察總監“嚴速查拿”繆伯英。1924年6月，繆伯英回到湖南老家暫避。這年年底，何孟雄由於繁重的工作病倒，組織上決定讓他回長沙養病。這樣，他們夫婦得以在家鄉團聚，后搬到長沙市內，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25年3月，繆伯英被任命為中共湘區委員會第一任婦委會書記，並兼任省婦委會主任，成為湖南婦女運動卓越的領導者。同時，中共湘區委員會還派繆伯英參與省女界聯合會的領導工作。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取武漢，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長江流域。何孟雄從北京調到武漢，擔任中共漢口市委組織部長。不久，繆伯英也被組織上派到武漢工作。繆伯英的公開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學訓育主任，暗地裡協助中共湖北省委婦委會書記蔡暢做婦女工作。
1927年10月初，黨組織調何孟雄、繆伯英到上海工作。在上海，繆伯英任中共滬東區委婦委會主任，公開身份則是華夏中學的物理教員。當時，他們住在租界內，一有情況就得搬家。為了避免別人生疑，他們搬家也需要找借口，繆伯英就常常裝作與何孟雄吵架。遇到緊急情況時，他們連家都不能回，常常食無定時，居無定所。繆伯英膽大心細，處事謹慎，她多次對身邊的人說：“我們如果有兩個晚上不回來，你就趕快搬家，以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在險惡的斗爭環境下，長期清貧而不穩定的生活，把繆伯英本來就羸弱的身體拖垮了。1929年10月，繆伯英感染傷寒，搶救無效，不幸病逝，年僅30歲。（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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