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
2016年07月08日08:1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50年3月9日，《人民日報》刊登對平原省運糧的批評報道
自開國盛典之日，批評報道穩步開展
新中國成立之后，全國大陸上的戰爭基本結束，恢復國民經濟成為國家建設的重要任務。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人民日報》的軍事報道篇幅逐漸減少，新政權建設和恢復經濟建設逐漸成為報道主要內容。這段時期，也是《人民日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力度最大，進行輿論監督最為經常的階段。《人民日報》將開展批評報道作為引領全黨全國輿論的重要環節。
實際上，從開國之日起，《人民日報》就將批評和揭示社會存在陰暗面的報道抓得很緊。即便在1949年10月1日開國盛典當日的《人民日報》上，仍於第5版刊登批評性報道，標題是《加強教育增進工農團結，華北人民政府嚴懲犯法員工﹔建屏某工廠員工欺壓村民釀成命案，送法院究辦》，其中將“嚴懲犯法員工”作為主標題加以突出處理。該報道批評河北建屏縣（后為平山縣一部分）一家較大兵工廠干部處置工農關系不當，以至逼死人命，釀成事件。該消息還報道，華北人民政府已嚴肅處理此事，將當事人移送法院審判，對死者家屬進行撫恤等。
這篇500字的消息所述並不復雜，但刊登在開國盛典當日的《人民日報》上，完全可以認定，編輯部將刊登批評性報道視為日常工作，不因某些特殊的日子而予回避。讀者看了也習以為常，並沒有特殊反映。這樣的報道常態在幾十年之后回首審視，很值得珍視。
從10月1日開國盛典，到當年底的3個月間，《人民日報》刊登的批評性報道約30余篇，每月平均10篇左右（12月后半月少一些）。
進入1950年，《人民日報》的批評報道繼續穩步推進，1月為5篇，2月4篇。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1月17日1版刊登的900字消息：《華北開始檢查秋收工作發現負擔不合理等問題急待解決最好方法是開縣區村人民代表會》。文中說：“華北今年征收業已基本勝利完成，（本月）12日本報曾對此作了綜合報道，目前各地公糧即將全部入庫，群眾熱情極為高漲，在結束的時候，有些地區已經開始檢查征收工作，發現了一些遺留問題，必須合理地予以解決。”
消息歸納說，目前發現的問題主要是：公糧分配上有畸重畸輕現象，在負擔減免上存在平均主義思想，部分地區對烈軍工屬及貧苦老弱殘廢孤寡照顧不夠，有“干部單純用行政命令方法去完成分配數目，個別地方甚至發生非法扣押人的錯誤現象”。因此，要對征收工作進行檢查，發現錯誤要糾正。
1950年3月4日，《人民日報》1版刊登3400字的長篇報道：《京綏鐵路進行大檢查發現嚴重貪污浪費責任事故屢次發生張家口鐵路分局正予督導處理》。報道綏遠鐵路沿線，尤其是張家口鐵路局管轄線路上，從某些站長到員工，存在“嚴重的貪污、浪費、走私現象及責任事故”。
同一版上，還刊登了短評《提高覺悟性與紀律性——評京綏鐵路大檢查》，強調指出：有錯必查，違紀違法者必須懲辦。
這天的報道，是3月間系列批評報道的前奏。
配發社論的濮陽運糧事件批評報道
5天之后的3月9日，《人民日報》1版刊登消息：《濮陽中共地委及專署忽視運糧工作，運糧中發生混亂現象，農民遭受極嚴重損失，中共中央華北局令平原省委迅即檢討處理》。報道說：1949年12月，平原省濮陽專區農民交運公糧，幾個糧站人畜擁擠，缺水缺草，農民露宿冰天雪地，死4人，傷5人，運糧牲畜死亡百余頭。因糧食入庫沒有計劃，濮陽農民運糧抵達時，無人收糧，糧站積壓大車278輛之多，“使得運糧農民與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數天，始得回家。有些糧站干部不顧運糧農民在冰雪中露宿的痛苦，依然毫無心肝地‘按時辦公’”。
消息指出，造成損失的主要原因，是濮陽地委及專署對公糧運輸極不重視，主要領導人未親自領導組織。報道還指出：“上述事件發生后兩個月內，平原省府雖已進行過檢查，但直到2月26日還未進行適當處理。中共中央華北局已令中共平原省委迅速進行檢討處理，並須將結果公開在報上發表。”
《人民日報》同一版配發社論《徹查濮陽運糧事件》。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日報》第一次為本報批評報道配發的社論。這使得批評的力度大大加強了。
社論嚴肅指出，濮陽運糧問題，“是嚴重的帶原則性的錯誤”，“首先表示濮陽專署和該地中共地委沒有認真地考慮他們當前應當做些什麼”，“表示他們特別缺乏群眾觀點，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還極端缺乏自我批評精神”。
社論最后還指出，濮陽地委、行署的上級領導——平原省委和政府是負有一定責任的，“他們應當認真負責地徹查濮陽運糧事件，應當使與這次事件主要有關的負責人員，在群眾中、在報紙上公開進行自我批評。對嚴重違犯群眾利益的分子必須適當處分，堅決執行紀律。對受害群眾應進行道歉並適當地補償他們的損失”。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日報》第一次使用社論用語對一個省的領導機關進行批評。
要求批評對象檢討，公布處理結果
平原省是新中國成立前夕於1949年8月新成立的省，轄地在魯西南、豫北、冀南銜接地區，有1600萬人口。潘復生為省委書記，趙時真為副書記﹔晁哲甫為省政府主席，賈心齋、韓哲一為第一、第二副主席。
平原省歷史上就是貧苦區域。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平原省、地領導沒有將新糧入倉工作抓緊抓好，而是粗放管理，籠統布置，結果在1948年12月間濮陽、聊城兩地公糧入庫時發生嚴重混亂，運糧農民與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數天不能卸糧入庫，有人受凍發病死亡，運糧牲口也大批死亡。此事暴露出某些干部的嚴重官僚主義作風。
3月11日，《人民日報》在2版再次發表批評平原省的報道：《平原省聊城專區在運糧工作中發生嚴重官僚主義，農民受到重大損失，負責人員熟視無睹應受處分》，指出那裡發生了與濮陽相似情況，運糧農民嚴重傷病，牲畜死亡，收糧過程中浪費驚人。
這篇報道后面，加了“人民日報編者按”：
平原省聊城專區在運糧工作中犯了這樣嚴重的官僚主義錯誤，使農民遭受重大損失，是決不能容許的。聊城專署2月24日的通報中沒有即時提出對這個事件的處理辦法。我們要求聊城專署進行檢討，並對與此事件有關的負責人員迅速予以處分，採用有效辦法，補償農民的損失。並將處理結果公布。
“人民日報編者按”是加重語態，表示對文章所述內容的關切和重視。《人民日報》的批評強烈地震撼了平原省領導。
批評報道很快延續。3月15日《人民日報》1版報道：《中共中央華北局指示平原省黨委和省政府黨組糾正工作中所犯錯誤應接受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注意領導生產》。報道說，中共華北局於2月26日向平原省委和省政府黨組發出指示，要求切實制訂符合實際的生產計劃和落實辦法，逐戶組織群眾生產，重視救災工作，負責同志應親自參加，還要反對強迫命令和軍閥主義作風，黨員干部犯法要受法紀的制裁。指示中點名批評原陽縣委書記卞誠毆打該縣各界代表會代表的行為，“必須迅速給以應得的處分”。各級黨委負責人應以身作則，對自身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應嚴肅地進行自我批評，以養成民主作風。
平原省運糧事件批評報道的高潮
1950年3月15日，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晁哲甫，副主席賈心齋、韓哲一聯名致函《人民日報》稱：“茲送去本省關於濮陽專署運糧事件檢查及對失職干部處理的報告一份。該件系向政務院之報告，內有本府對干部處理、請示處分的意見，和對該事件的檢討。煩公諸報端，以教育全體同志。”
1950年3月24日，《人民日報》1版以大半個版面刊登對平原省運糧事件的批評性報道。右上角頭條位置是《對濮陽聊城運糧事件平原省委進行檢討，報告中共中央華北局請求處分，向省各界代表會公開承認錯誤》，全文刊登平原省委向華北局的檢討。
檢討書承認，濮陽、聊城運糧損失，“主要是由於我們平原省委員會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及對運糧工作重視不夠的結果”。據查，共死4人，死牲口355頭，傷病牲口59頭。
檢討書說，省委在思想上簡單地認為糧食入倉是省政府業務，未認識到它是完成秋征的最重要關鍵，未認識到糧食由分存農村到集中入倉是關系到全省1600萬人民的一個重大的群眾性行動。省委未協助省政府布置工作，致使運糧陷於自流，產生混亂，遭受了損失。檢討書說：
直至華北局一再督促批評，我們才逐漸認識這一錯誤事件的嚴重性，才開始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處理它。
平原省運糧事件錯誤，已造成了黨和人民不可彌補的損失。為糾正這一錯誤，除省委已開會深入檢查反省，在各界代表會向人民公開承認錯誤，並建議省政府賠償群眾損失（現已賠償）外，特請華北局給我們處分。
《人民日報》同一版左上位置發表題為《公開檢討運糧工作中的錯誤，平原省府處理濮陽事件》的文章，全文刊登3月15日平原省政府領導人向政務院遞交的檢查報告。全文4000余字，簡述了濮陽公糧入庫時，冬寒中造成的農民疾苦和損失。
檢討書承認，問題首先是省政府領導沒有足夠重視，沒有統一領導，事件發生后才派員檢查。濮陽專署對此也未重視，專員劉鏡西事前不布置，事后未過問﹔副專員李立格沒有親自領導掌握，只是委托區庫秘書等人來管﹔濮陽縣倉庫正副主任沒有共同研究，意見未能一致。上下一系列麻痺忽視，是造成重大損失的基本原因。
檢討書指出，干部犯了官僚主義，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互相推諉，管理混亂。為此，平原省將處分失職干部：對濮陽專署專員劉鏡西記大過處分，報政務院批核﹔專署副專員李立格，身負財政任務，問題發生后推卸責任，擬予撤職處分，報政務院批核﹔濮陽專署財政科長兼區庫主任劉雲程，記大過處分﹔濮陽專署區庫副主任謝林生，對於群眾遭受風雪中凍餒之苦負有責任，給予記過處分。
對王際雲、靳文卿、趙洪奎3位直接責任人給予撤職處分。其中對趙還給予連續6個月扣除部分薪金處分。另有幾人，給予記大過或警告處分。
檢討書承擔自身責任：“省府對此工作同樣認識不夠，對情況估計不足，忽視困難的一面，……除做檢討外，並報政務院請求處分。”
這份報告還提出，濮陽清豐縣倉庫主任馮凌雲，工作積極努力，減少了損失，“給予通令表揚”﹔“濮陽八區李家屯村干部，在困難條件下，領導群眾親自背糧40余裡，以此完成送糧任務。這種不怕困難，不畏艱苦，為群眾服務的精神，亦予表揚”。
《人民日報》社論闡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
當天同一版面，《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指出平原省委、省政府的檢查是認真的，值得歡迎，對造成錯誤的原因做了正確的分析。社論說：“平原省政府報告中，特別指出了兩點目前在我們各種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的毛病，應該引起各方面工作干部的警惕。這就是缺乏群眾觀點和缺乏統一的具體的領導。由於缺乏群眾觀點，就必然產生官僚主義，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不負責任，不肯努力去克服困難來完成工作任務。”“應該深刻地領會這一痛苦的教訓，並利用這個教訓來改進我們的工作。”
社論闡述黨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意義：
也許有人說，像這樣一個省的領導機關，竟然這樣公開地檢討錯誤，“太不好看了”。但是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這種說法代表著一種人的思想。這種人隻喜歡聽人們說他的好處，而不喜歡人們說他的壞處﹔隻喜歡夸張自己的“功勞”，而不喜歡提到自己的錯誤。因此這種人經常是報喜不報憂，或者可喜之事說十分，可憂之事說一分。對批評與自我批評抱這樣看法的人，一定會養成自以為是、高枕而臥的官僚主義。當中國人民已經取得了決定的勝利，正在進行極艱巨的國家建設工作的時候，官僚主義傾向乃是我們當前的大敵。如果我們沒有勇氣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並對自己隊伍中或自己身上的官僚主義傾向開火，我們就不可能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就不可能推動工作前進。
《人民日報》社論還指出：“暴露缺點和錯誤，不怕被人民的敵人所利用、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嗎？我們的回答是：我們不怕國內外敵人利用我們的缺點來攻擊我們，因為我們自己承認與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正是消滅缺點，堵塞反革命利用我們缺點的機會。”
善始善終的經典性系列批評報道
1950年4月7日，《人民日報》1版發表報道《堅決糾正官僚主義作風，濮陽專署和中共地委檢查運糧工作的錯誤》，全文刊登濮陽專署和地委的檢查書。檢查書內容與平原省委、政府的檢查一致，糾正措施則更加具體，包括賠償農民損失的牲口，向他們賠禮道歉，調整財糧部門干部，表示堅決糾正官僚主義和粗枝大葉的作風等。
濮陽地委在檢查中明確，分管糧食事務的地委委員李立格責任較大，將予以當眾警告處分，建議行政記大過一次。
《人民日報》同一版面還刊登了《運糧工作中使群眾受巨大損失，聊城專署檢查錯誤原因，處分失職人員並自請省府處分》的報道，公開聊城專署於3月17日向平原省人民政府作的檢查。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報道導語寫明：“平原省聊城專署專員陶東岱、副專員馬景漢並於3月25日致函本報稱：‘人民日報社負責同志：關於我區去冬在運糧工作中，傷人、死牲畜的事情，自接到人民日報625期上批評以后，我們當即作了檢查，現整理出來，特寄去，請在人民日報上公開予以發表。’”
這表明了當事受批評者的平和姿態，這是一種對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用於隨時糾正自己錯誤的精神。
該檢查在說明將處分有錯誤的干部的同時，也向省委自請處分。
至此，對濮陽、聊城運糧事件的批評報道落下帷幕。在一個月內，《人民日報》刊登相關報道8篇，除1篇在2版刊登外均在1版顯著位置刊登。為此發表了3篇言論稿，其中2篇為社論，1篇為“編者按”。就在這個3月份，《人民日報》總共刊發不同內容的批評報道51篇，對平原省兩地區運糧事件的批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后，平原省委書記對濮陽、聊城運糧事件承擔了責任。當年7月，省委書記潘復生降職為省委副書記，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接受黨中央機關報公開批評后降職的省委書記。中央調吳德前來擔任省委第一書記。
潘復生出身山東文登貧苦農民家庭，1931年入黨，解放戰爭初期是冀魯豫根據地重要領導人之一。經受了黨報批評后，潘復生對下屬說，“濮陽事件”是相當嚴重的錯誤，他雖非直接當事人，也應該負主要責任。他改任副書記，就是中央給他的處分。吳德來當第一書記，應該給以大力支持，把工作做好。
這件事沒有影響潘復生繼續努力工作。他的兒子劉國凱回憶說，當時他雖然還沒有上中學，但已經記事。“濮陽事件”看來沒有給家庭帶來什麼影響，沒有影響父親的情緒。他和新任命的省委書記吳德相處得很好，很支持他的工作。1952年1月，潘復生再次擔任平原省委第一書記。
潘復生晚年時，對一生經歷多有回顧，但是沒有向兒女談起“濮陽事件”，看來已經將它淡忘了。
1952年11月，潘復生接替張璽任河南省委書記，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潘復生后半生有許多起伏，值得研究。他在受到黨報批評降職后，繼續勤奮踏實工作，后來又得到組織信任，重新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是當年黨報開展批評取得良好結果的極佳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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