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慶超
2016年07月11日08:1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充分証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法寶之一，就是深入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建立強大的革命隊伍，最后贏得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仍然需要堅持群眾路線，依靠群眾路線，發展群眾路線。隻有這樣，黨才能具有堅實的群眾基礎，永葆青春活力，立於不敗之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共中央在新的實踐中對群眾路線不斷進行新的豐富和新的發展，凝聚全黨全國人民的集體智慧，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圖為古田會議會址：福建上杭縣古田曙光小學。
紅軍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項任務，這是紅軍區別於其他性質軍隊的重要標志之一。一位紅軍戰士在這個筆記本中記載了這方面的內容。
1945年5月14 日，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依靠群眾，開辟中國革命新局面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共二大通過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就指出，要搞好群眾工作，使“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裡面去”。中共中央的一個決議案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群眾中進行，“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引導群眾”。大革命時期，黨多次掀起工人運動高潮、農民運動高潮和學生運動高潮。八七會議后，黨開始武裝奪取政權的歷程，中共六大提出，“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但是，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1929年6月，紅四軍黨的七大前后，紅四軍黨內有一些爭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種意見認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打仗之外還要做群眾工作，幫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權和黨組織等。另外一種意見認為，紅軍隻管打仗，要求流動游擊，走州過府。在紅四軍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的意見被否定，也沒能繼續當選紅四軍前委書記一職。會后，毛澤東離開紅四軍，指導地方工作。在此期間，紅四軍一方面召開紅四軍黨的八大，一方面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中央聽取紅四軍匯報后，在《中央對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的，其他同志的意見是錯誤的。紅軍一切要接受黨組織領導，應該仍然由毛澤東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其中還提到：籌款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沒收地主豪紳財產要“經過群眾路線”，紅軍給養及需用品問題也要“漸次做到由群眾路線去找出路”。紅四軍代表回部隊傳達中央指示后，大家一致同意中央意見，並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工作。毛回來后，召開了基層干部座談會、士兵座談會和群眾座談會等，把黨內各種問題一一梳理清楚。在此基礎上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九大（古田會議）。《古田會議決議》強調，紅四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不僅要打仗，還要深入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幫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權和共產黨的組織。黨的工作要“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從此，群眾路線深入人心，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到長足的發展，開辟了中國革命新局面。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主張發動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不分政黨、階級、階層、信仰，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共御外侮。這就是中共的全面抗戰路線，其實質就是依靠人民群眾抗戰，這是最徹底的群眾路線。黨的洛川會議要求黨要站在抗日戰爭的前列，深入發動人民群眾，廣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區要大力支持人民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會后，八路軍三個師挺進華北前線實行戰略展開，平型關首戰告捷，陽明堡夜襲日軍飛機場，產生很大影響。這時毛澤東指出，八路軍要把主力部隊分散，深入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根據這一戰略方針，八路軍創建了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據地、晉綏抗日民主根據地、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等。由南方紅軍游擊隊組成的新四軍開創了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在華南，東江縱隊創建了抗日游擊根據地﹔在海南島，瓊崖縱隊創建了瓊崖抗日游擊根據地﹔在香港九龍，活躍著東江縱隊香港九龍游擊大隊（簡稱港九大隊）﹔在東北，東北抗日聯軍浴血奮戰。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黨組織、人民軍隊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血肉相連、親如一家、情同手足、團結抗戰，鑄成了抗日戰爭的堅固長城。
1943年6月，毛澤東總結抗戰時期群眾路線方面的豐富經驗而深刻闡述道：“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大生產運動就來自正確對待人民群眾的牢騷。一天，陝甘寧邊區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天上打雷把延川縣代理縣長劈死了。一些群眾借機發牢騷：“天上打雷怎麼把縣長給劈死了，為啥沒把毛主席劈死？”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聽到后要抓人。毛澤東說，不要抓人，把情況弄清再說。經了解，當年征收公糧較多，一些群眾有意見。中央迅速召開會議，決定減少公糧征收任務，開展大生產運動。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再次對群眾路線作了深刻闡述：“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黨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黨的七大通過的新黨章，明確規定了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基本內容和基本要求。中共七大閉幕時，毛澤東講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並強調：“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因為黨在抗日戰爭中實行了最徹底的群眾路線，團結了中華民族的各個階層，抗戰勝利時，黨的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奠定了贏得中國革命勝利的堅實基礎。
解放戰爭時期，群眾路線得到進一步發揮、發展和豐富。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華東戰場，華東野戰軍發起一場重大戰役時，解放區人民群眾全力以赴，奮勇支前。一天，華東野戰軍某部要經過一條河增援，河邊村庄的男性都已支前去了，留在村裡的女人扛著門板跳到河裡，用肩膀架起了一座人橋。華東野戰軍騎兵部隊發起沖鋒前要把戰馬喂飽。沒有馬草，就找到一位村長，但村裡能夠支前的東西都已送上前線了。村長環顧四周，隻有幾間新蓋的草房上的草可以喂馬，就號召村民們拆草房，喂戰馬，得到大家的一致響應。一位基層干部在沖鋒時受了重傷，人民群眾組織的擔架隊冒著槍林彈雨把他抬了下來。此時，他已近昏迷，隱約聽到旁邊一個人說：“這個小青年快不行了，要趕快搶救。”又有人說：“趕快喂小米稀飯”。於是，一位擔架隊員取出一罐小米稀飯，但風刮日晒，小米稀飯已變成飯團。這位受重傷的干部嘴也張不開，一個女擔架隊員掀起上衣把乳汁擠到飯罐裡，又用樹枝把飯團攪了攪，稀釋一下，一點一點喂給傷員，然后把他送到醫院。這名傷員傷愈后逐步成長為人民軍隊的高級將領。后來他多次來到沂蒙山區，尋找這位“紅嫂”。但當年的解放區到處都有這樣的“紅嫂”。
解放戰爭時期的西北戰場，國民黨軍20多萬人進攻陝甘寧邊區，西北野戰軍隻有兩萬多人。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說，別看敵人貌似強大，他們脫離人民﹔陝甘寧邊區這個地方雖然貧窮，但是人民群眾和我們站在一起，這就是我們的鐵桶江山。敵軍雖然貌似強大，最后必然會被我們所戰勝。國民黨軍佔領延安后，西北野戰軍“三戰三捷”。第一仗青化砭戰斗，消滅國民黨軍隊一個旅，活捉旅長和一大批國民黨軍官兵。西北野戰軍打掃戰場后，立即撤離戰場，國民黨軍增援部隊很快開了過來。這時，彭德懷和西北局書記兼西北野戰軍副政委習仲勛站在黃土高原上觀察，看到國民黨軍無論走到哪裡，都有人民群眾發信號，指明國民黨軍走到什麼地方了。彭德懷看了，興奮地說：什麼是天羅地網，這就是天羅地網啊！我們有人民群眾的支援和幫助，必然戰勝國民黨反動派。
在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原戰場，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攻克河南省會開封。硝煙未散，劉伯承、陳毅、陳賡就發出入城布告：保護一切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護一切文化教育機關和學校，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贊譽。人民解放軍從開封撤出時，大批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學者和河南大學進步師生投身革命，進入解放區。剛剛安頓下來，這3位司令員就前去看望。這些大學教授、名流學者過去認為將軍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現在和他們談笑風生，簡直難以置信。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研究決定，以這批名流學者、進步師生為基礎，建立中原大學，為解放區培訓干部。陳毅自告奮勇，擔任中原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開學典禮上，陳毅暢談國內外形勢，中原大學師生聽了很受鼓舞。陳毅做報告后問大家還有什麼意見，一位學員說，從中原大學畢業后能不能當個縣長啊？陳毅說，你隻要有本事，將來整個中國我們都要解放，你何止是一個縣長啊！但是，共產黨的縣長，要靠自己去開辟新的解放區。還有一個學員問，如果想家了怎麼辦，能不能讓回去？陳毅說，來者歡迎，走者歡送，夏天天熱，我還要送你一個草帽。陳毅邊說邊把頭上的草帽取下來，做了個送出的動作。中原大學師生聽了陳毅的報告，所有疑慮煙消雲散。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中原大學為解放區培訓了大批干部。
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場，1946年7月初，中共中央東北局通過陳雲起草的《關於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七七決議》），號召廣大干部走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以下鄉的干部要統統到農村，深入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東北地區各級黨組織遵照《七七決議》精神，派出數萬名干部組成土改工作團、土改工作隊到農村發動群眾，扎扎實實做群眾工作和建設東北根據地的工作，通過“四保臨江”“三下江南”等戰役戰斗，有力地扭轉了東北戰局。東北野戰軍由3萬多人發展到兵強馬壯的100多萬人。隨著東北野戰軍的進軍，人民群眾組成民工團。部隊打到哪裡，民工團就跟進到哪裡，從東北到華北，一直到中原。
由此可見，黨的發展要依靠群眾路線，建立革命根據地要依靠群眾路線，人民軍隊發展壯大要依靠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中共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圖為毛澤東在全會上作報告。
“兩個務必”的核心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群眾路線的勝利。用3年時間奪取解放戰爭勝利的決策就是堅持群眾路線、問計於民的結果。1948年中共中央從陝北遷到西柏坡后，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地下工作的胡愈之來到解放區，聽說中央預計用5年左右打敗國民黨反動派、奪取革命勝利的計劃后，就說，國民黨現在已經徹底腐朽了，國民黨統治區的人心，期待著人民解放軍盡快進軍，早日解放被國民黨統治的地區。胡愈之的談話情況報到中央，毛澤東看后，把胡愈之請到西柏坡，聽他講述國民黨政治崩潰、軍事崩潰、經濟崩潰，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群眾盼望人民解放軍盡快解放的詳情。然后，毛澤東又征求了各方面意見，召開中央會議，果斷決定，縮短解放戰爭進程，用3年從根本上打敗國民黨反動派，奪取中國革命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的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的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就是“兩個務必”。既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它的核心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完全相信人民群眾，一切為了人民群眾，把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作為黨的奮斗目標。
新中國建立后，進軍西藏、恢復國民經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規模經濟建設等等，任何工作和任何事業都離不開群眾路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承擔進軍西藏的任務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兼第二野戰軍和西南軍區政委鄧小平指出，進軍西藏要嚴格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所謂群眾路線，包括調查研究等。十八軍堅決貫徹中央“慎重穩進”方針和鄧小平的要求，首先了解西藏的民情民風，調查研究西藏的實際情況，為進軍西藏、服務西藏群眾、和平解放西藏、爭取西藏群眾，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進軍西藏過程中，十八軍大力宣傳和實踐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團結政策和人民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充分尊重西藏群眾的宗教信仰，保護喇嘛寺廟，規定未經許可不准進入寺廟，更不准住經堂﹔不得在寺廟附近捕魚、打獵﹔不得到神山砍柴、放牧等。積極幫助西藏群眾解決生產問題和生活困難問題，為西藏群眾背水、掃地、打柴、修補房屋、免費治病，發放無息或低息農業貸款，進行社會救濟、救災，修橋、修路、辦學校，穩定市場物價，供應部分民需物資等。為了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十八軍指戰員遇到缺糧寧可挨餓，絕不拿西藏群眾一顆糧食﹔遇到風雪嚴寒，堅持搭帳篷宿營，絕不住西藏的喇嘛寺廟。十八軍對群眾路線的具體實踐，體現了人民軍隊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贏得了西藏群眾的擁護，增進了民族團結，確保了進軍西藏的勝利。
群眾路線是剿匪平叛的重要法寶。解放初期，甘南部分地區發生國民黨特務暗中操縱的叛亂。甘肅軍區派出騎兵團剿匪，由於甘南是少數民族區域，騎兵團對地理、民情皆不熟悉，效果不大。於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負責人兼西北軍區第一政委習仲勛會見了甘南藏族代表人物黃正清。黃正清家族不僅是甘南地區有影響力的家族，而且在四川、青海的少數民族地區，甚至在西藏地區都有一定影響。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宣俠父曾到甘南和青年黃正清有過接觸，兩人一見如故，關系很好。黃正清讓宣俠父住到自己家裡。宣俠父一面開展工作，一面教黃正清學漢語、寫漢字，給他講述中國共產黨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革命道理，在青年黃正清心中播下了革命種子（抗戰時宣俠父在西安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被蔣介石密令國民黨軍統局西北站特務秘密殺害）。彭德懷、習仲勛指揮第一野戰軍進軍大西北時，黃正清迅速和第一野戰軍取得聯系。彭德懷、習仲勛立即派人把他接到西北局和第一野戰軍總部。他宣布起義，加入革命陣營，一切行動聽從西北局和第一野戰軍的指揮。在彭德懷、習仲勛親切關懷下，他擔任了甘肅省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南部分地區發生叛亂后，他向習仲勛表示：願意到甘南地區平息叛亂。習說：好，我授予你平息甘南地區叛亂的全權，任命你為甘南剿匪副司令員。並把隨身佩帶的手槍解了下來讓他使用。習的高度信任，使他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到甘南地區后振臂一呼，少數民族群眾紛紛騎著快馬帶著獵槍聚集到他的駐地。他把這些群眾編成藏族剿匪騎兵團，配合人民解放軍騎兵團布下天羅地網窮追猛打，把叛亂分子一網打盡，活捉叛亂頭子，交給了人民政府。國民黨從台灣空投的特務電台台長，鑽到一個山洞裡不出來，被藏族剿匪騎兵團當場打死，甘南地區平叛取得徹底勝利。這時，習仲勛已調到中央工作，捷報傳來，他立即把黃正清這一貢獻報告中央予以表彰。1955年，中央軍委授予黃正清少將軍銜。
共產黨執政后要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群眾路線。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總結了中國革命時期堅持群眾路線的歷史經驗和黨執政后發展群眾路線的新鮮經驗，對群眾路線做了新的闡述：“黨章草案的總綱，著重地指出了黨必須不斷地發展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並且指出了這個任務由於黨成了執政的黨而有更加重大的意義。”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第一次寫上了“群眾路線”四個字。他說：“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主張的實現，都要通過黨的組織和黨員在人民群眾中間的活動，都要通過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的自覺的努力，因此，必須不斷的發揚黨的群眾工作中的群眾路線。”他強調，堅持群眾路線，要注意建立制度，要加強監督。這是黨執政后對群眾路線的豐富和發展。建國十周年之際，劉少奇親切會見全國勞動模范、北京市掏糞工人時傳祥時說：“你做掏糞工人，我做國家主席，咱們都一樣，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都是為人民服務。”劉少奇將兩者的地位並列在一起，顯示出很高的思想境界和群眾觀念。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隻有深入群眾才能了解基層的真實情況。20世紀6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中央號召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春天，劉少奇在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后，回到湖南家鄉調查研究。他擔心到其他地方聽不到來自農村的真話。他首先來到一個人民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去看宣傳的“萬頭豬場”，看到的卻隻有幾頭餓得很瘦的小豬。他說，這就是你們宣傳的“萬頭豬場”啊，咱們的調查研究就從這裡開始吧。於是，他住在村裡走村串戶了解真實情況。他對曾為幼時伙伴的一個農民說：你說真話，現在農業減產、農村困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個農民說，有天災的因素，但是要讓我看呢，不是天災，主要是人禍。人禍就是由於人們主觀上的原因才出現農村經濟困難局面。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調查44天，真正了解了農村的真實情況后，胸有成竹，回京后在中央會議上大聲疾呼，要採取果斷措施扭轉危局，迅速解決國民經濟出現的嚴重困難。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他本來准備了書面報告，又臨時做了即席講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的原因，提出了扭轉危局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劉少奇表現出一個共產黨人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充分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實事求是的崇高精神風貌。
凝聚集體智慧，推動改革開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性轉折。這次全會本身就是堅持群眾路線的結果。在三中全會和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同志暢所欲言，不論發表怎樣尖銳的意見都可以在會議簡報上充分反映。中央工作會議的原定議題是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農業問題和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陳雲則明確提出，首先需要解決61人所謂“叛徒集團”問題、為陶鑄等同志平反問題、為彭德懷恢復名譽問題、正確評價“天安門事件”問題、揭露康生問題等。這實際上涉及糾正“文革”中及以前的“左”傾錯誤的重大問題。與會同志還提出許多在“文革”中被顛倒了的重大是非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決定，應當放手讓大家講話，使與會同志敞開思想，敢於講心裡話，講實在話，這樣才能更好地總結工作，肯定成績，批評錯誤，分清是非。於是，許多老同志實事求是地指出了“文革”的錯誤，對一些重大決策提出了積極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認真研究后，對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作出了明確回答。鄧小平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宣言。據與會同志回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會前中央工作會議的簡報，相當於兩部《紅樓夢》、三部《三國演義》那麼厚。中共中央集思廣益，吸納與會同志的集體智慧，代表全黨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了歷史性轉折，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壯麗征程。
中國改革以農村改革為起點，農村改革來自人民群眾的創造。粉碎“四人幫”后，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裡在調查研究中發現，農村落后的症結在於生產關系的發展和頻繁變動超越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大鍋飯”“大呼隆”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嚴重束縛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就在這時，1978年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生產隊18戶農民舉行秘密會議，做出“分田單干，包產到戶”的決定，並起草一個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保証完成每戶的全年上繳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果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証，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參會者都在契約上摁下手印。就這樣，“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改革的實踐中應運而生。鄧小平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農民的創造，引發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大潮。安徽、四川等省堅持“實踐第一”，一馬當先，典型示范，取得經驗。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各自情況和特點，積極趕上，很快形成萬馬奔騰之勢。在改革開放大潮推動下，農村改革猶如“星火燎原”，由點到面，迅猛展開，率先突破。對此，鄧小平多次講過，農村改革不是我的發明創造，是來自人民群眾的發明創造，我的作用只是把人民群眾的發明創造總結出來、推廣開來。鄧小平堅持用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看問題，是堅持、豐富和發展群眾路線的典范。全黨全國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關於農村改革的一系列指示，推動著農村改革蓬勃發展，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跡。
享譽中外的中國經濟特區是堅持群眾路線的結果。習仲勛主持廣東工作期間，首先遇到的突出問題是“逃港風”。廣東一些經濟落后地區，許多農民離開家鄉逃到香港打工，在一段時間內甚至成為一種風潮。無論採取什麼措施———拉起鐵絲網或派武警部隊站崗都制止不了。有些地方甚至一個又一個村子的青壯年都跑光了。於是，習仲勛發揚革命戰爭年代挨村挨戶做群眾工作的老傳統，帶著省委的同志到這些經濟落后的農村走村串戶，拉家常，開座談會，了解實際情況。當時，在人民公社體制下，一個農民一天的勞動價值隻有幾毛錢，如果逃到香港打工，一天可以掙十幾塊甚至幾十塊港幣，迅速脫貧。他了解到這些真實情況后，主持廣東省委進行認真研究，向中央提出，劃出一塊地方給予特殊政策，建立特區，迅速把經濟搞上去，把農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從根本上解決“逃港風”問題。他還當面向鄧小平闡述這些想法。中共中央和鄧小平完全同意習仲勛和廣東省委的意見，經濟特區應運而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通過幾十年的建設，經濟特區基本實現現代化，城市和鄉村融為一體。歷史發展証明，經濟特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獨特創造，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產生了非常好的經濟效益、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到中國，首先要到首都北京訪問，然后就要南下到中國的經濟特區去“取經”。
經濟特區建立后並非一帆風順，有一段時間各種議論都有，有的說經濟特區是資本主義的，有的說深圳經濟特區除了國旗還是社會主義外其他都已變質。1984年鄧小平親自到深圳、珠海、廈門經濟特區實地考察，深入企業、碼頭、農村、漁村、機關、公司等，同領導干部、各行各業人員，甚至與住地的服務員廣泛接觸，面對面交流，從群眾中汲取政治智慧。最后得出結論，經濟特區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姓社不姓資。“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他回北京后，中央立即召開會議研究進一步對外開放問題。根據中央決策，經濟特區得到進一步發展，還陸續開放了沿海14個城市，實行沿海開放、沿江開放、沿邊開放，使經濟特區和沿海地區、沿江地區、沿邊地區的對外開放蓬勃發展，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邁上一個新台階。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劇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蘇聯共產黨解散。1992年初，鄧小平再次視察深圳和珠海經濟特區等地，實地到一些機關、工廠、公司、農村廣泛接觸各方面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農民、工人、企業家、港澳人士，問計於民。他通過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從中得出結論：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經濟特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完全正確，確立了穩住陣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立足於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的戰略方針。在鄧小平指引下，不管世界風雲如何變幻，在中國大地上經濟蓬勃發展，經濟實力逐步增長，中國人民的幸福指數日益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一系列豐富、發展群眾路線的重大舉措，並且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他用堅持和發展群眾路線的一系列重要決策和身體力行的實際行動，表現了來自人民群眾、植根人民群眾、服務人民群眾的堅定政治理念和決心。他提議並由中共中央作出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決定、關於深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等重大決策，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
從中共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群眾路線確實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指出：“黨堅持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群眾，並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中共十四大黨章對群眾路線進行了新的表述：“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從此，每次黨代會通過的黨章，對群眾路線的表述都被延續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共歷史就是一部堅持和發展群眾路線的歷史，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我們就一事無成，一無所有。群眾路線是中共的獨特創造，是推動革命、建設和改革順利發展的重要法寶之一，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具體體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歷史經驗還是現實發展都証明，無論革命戰爭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新時期都需要依靠群眾路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仍然需要依靠群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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