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國鈺：從紅軍戰士到優秀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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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榮安

2016年07月13日08:4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著名外交官丁國鈺，1916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縣南溪鎮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1929年投身革命后參加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屢建戰功，成為我軍高級將領。抗美援朝中擔任志願軍首席談判代表，后又歷任中國駐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4個國家的大使。他是一位從大別山走出來的、由紅軍戰士成長起來的優秀外交家。

立夏烽火起兒童鬧革命

1929年5月6日是農歷立夏節。這一天，在位於大別山腹地的金寨縣西部原屬河南商城縣南鄉的吳家店、斑竹園、南溪等地，中共商（城）羅（田）麻（城）特別區委領導的震撼全國的立夏節革命武裝起義（又稱商南起義），取得了全面的勝利。5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二師在斑竹園成立。隨后，開始創建豫東南革命根據地，南溪是紅三十二師師部和商城縣臨時革命委員會的駐地。丁國鈺的父親、哥哥都參加了革命，在鄉村蘇維埃政府工作。年僅13歲的丁國鈺也參加了鄉兒童團，積極參加站崗放哨、文藝宣傳、檢查人口等革命工作。

丁國鈺雖然隻上過兩年私塾，但由於其爺爺和叔伯爺爺、伯父都是塾師，從小受到熏陶，識字不少，口才很好，在兒童團中顯得與眾不同，是個活躍分子。

這年，在丁家埠二區蘇維埃政府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丁國鈺作為兒童團的代表上台發言。

這時的丁國鈺個子不高，有些清瘦，眉清目秀，落落大方。他不慌不忙地說：“我們干革命好比是在建房子，你們縣區鄉蘇維埃、赤衛隊好比是打房基的大石頭，我們兒童團好比是小石頭。大家都曉得房基隻有大石頭是不穩固的，大石頭之間的縫隙要靠小石頭填實才牢固。我們兒童團的作用也很大，是不能缺少的。我們要積極努力地工作，共同為擴大蘇區建設蘇區奮斗。”

丁國鈺聲音洪亮，比喻生動，語言流暢，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和夸贊，也引起了縣區領導的關注。不久，他就被調到區兒童團擔任大隊長。

由於丁國鈺工作積極主動，表現突出，1930年夏，組織上決定將他調到鄰近的金家寨擔任安徽省六安六區兒童團宣傳部部長兼體育部部長。

金家寨是皖西的重鎮，也稱金寨鎮，有千余年的歷史，自然形成水陸交通樞紐，是皖西通往湖北、河南的門戶，向有“三省通衢”之稱。這時的金家寨剛剛召開過六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綱實施細則》《森林辦法》等多項規定，各項工作井井有條，有序進行，成為皖西蘇區建設的典范。以金家寨為中心的六區實際上也是個特區，是按縣級體制設置單位，兒童團設有團部。

丁國鈺從商南的鄉下上調到團部機關，確實是屬於組織上對他提拔重用，重點培養。

戰火多艱險難忘戰友情

丁國鈺在六區工作認真負責，成績顯著。1931年初，被調到皖西北特委保衛局偵察科工作。中共皖西北道委從金家寨遷駐皖西重鎮麻埠不久，丁國鈺又調任少共皖西北道委機關任總支部書記、巡視員。

1932年6月，國民黨調集30多萬軍隊對鄂豫皖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9月上旬，在敵人向皖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心區步步進逼的嚴峻形勢下，丁國鈺隨中共皖西北道委和道區蘇維埃政府機關撤出麻埠，向西南轉移。

根據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的指示，皖西北道委書記郭述申、蘇維埃政府主席吳寶才與東路游擊司令員劉士奇、紅二十七師副師長徐海東率領部分武裝掩護紅四方面軍主力南下轉移。完成任務后，10月1日，機關和部隊在英山縣金家鋪會合。

在這裡，郭述申按照中央分局來信指示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員會，決定將匯集在金家鋪地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統一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軍長劉士奇，政治委員郭述申，副軍長吳寶才。全軍下轄第七十九、第八十一2個師。第七十九師師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王建南。丁國鈺調任第七十九師師共青團團委委員。

這是丁國鈺正式參加主力紅軍隊伍，也是他在徐海東領導下工作的開始。此后，隨著部隊改編，他先后擔任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三師師部文書，跟隨徐海東、吳煥先等首長英勇轉戰，在戰火中成長，於1933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在敵人反復進行的殘酷“清剿”中，紅軍戰士們隨時都面臨著生命危險，丁國鈺也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

在一次戰斗中，敵我雙方殺紅了眼，展開了白刃戰。在與敵人拼殺中，丁國鈺消滅了好幾個敵人。搏斗中，丁國鈺的后腦勺被敵軍用槍托擊中，他頓感天旋地轉，暈倒在地。敵人迅速又用刺刀向他捅來。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隻聽一聲槍響，敵人搖晃著倒下了。原來是后面的戰友沖上來，一槍結果了這個敵人，丁國鈺得以揀了一條命。

還有一次戰斗，丁國鈺和戰友們沖到一個鎮子裡，與敵人短兵相接，展開了混戰，丁國鈺和一個敵人扭打在一起。丁國鈺個子小，幾個回合后，他體力不支，被敵人摁倒在地。敵人猛掐丁國鈺的脖子，丁國鈺拼死掙扎反抗。就在這危急時刻，一個戰友趕來打死了敵人，救起了他，丁國鈺又一次死裡逃生。

1933年9月，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丁國鈺隨紅二十五軍轉戰到皖西北，在雙河山與敵人展開激戰。紅軍奮勇殺敵，打退敵人一次次進攻。敵人出動飛機狂轟濫炸，彈片橫飛，丁國鈺左手的小手指被彈片削掉了，鮮血淋漓，留下了終身殘疾。

丁國鈺常對來訪者講述戰友救他的情景，說自己是個幸存者，充滿著對戰友的感激之情。他對自己的老首長徐海東更是難以忘懷，因為徐海東不僅對自己很關心，而且還救過他的命。

那是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一次轉移中，丁國鈺生病后，身體很虛弱，在翻越一座大山時走不動。正在這時，徐海東走了過來，詢問情況后，他讓丁國鈺拉著他的青騾子尾巴，翻越了山岡。當時如果掉了隊，后果不堪設想。

1934年4月，紅二十八軍和紅二十五軍合編為新的紅二十五軍。時任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的丁國鈺正生病住院。不久病愈出院后，剛回部隊就遭遇“肅反”，他被打成“AB團”成員，繳了槍，關押起來，其根據竟然是丁國鈺有點文化。

丁國鈺被關押后，心中既緊張又害怕。但他相信自己和黨組織，因為自己確實不是“AB團”分子，確實沒有做過對不起黨組織的事，相信組織上總會查清楚的。這時紅二十五軍要出發長征，丁國鈺堅決要求和紅軍走。

長征時，“肅反”對象是手連著手被捆起來行軍的。遇到戰斗，解開繩子被監督著參加戰斗，戰斗結束后還要抬傷員，運物資，特別艱苦。有個營長因忍受不了，悄悄解開了繩扣，在過河時跳河自殺。而丁國鈺信念是堅定的，毫不動搖，忍耐堅持。

不久，紅二十五軍副軍長徐海東看到了行軍中被捆著手的丁國鈺。他了解情況后，當即對有關人員說：“丁國鈺我是了解的，在南溪葛藤山時我到過他的家，是很窮的，家裡人都參加了革命，好幾個被國民黨殺害了。丁國鈺參加紅軍到現在的表現，我都很清楚，他不可能是‘AB團’。”隨后，丁國鈺被釋放了，到軍部交通隊當文書。

丁國鈺后來常常感嘆說：“要不是徐海東軍長救了我，如果不死在長征路上，也要到陝北后才能摘掉‘AB團’的帽子。”

長征智克難處事細而實

1934年11月16日，丁國鈺隨紅二十五軍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出發長征。長征途中，丁國鈺不怕犧牲，英勇作戰，還想方設法，克服千難萬險，確保行軍不掉隊。

長征就是長途跋涉，草鞋非常重要。沒有草鞋穿，腳磨破了，跟不上隊伍，就隻能留在異地，生死難料，凶多吉少。可丁國鈺偏偏不會打草鞋，怎麼辦？他靈機一動，運用自己的一技之長解決了這個問題。

丁國鈺很會做干糧，他將飯放上鹽炒干磨成粉，裝進袋子帶在身上，宿營時抓一把，開水一沖，就能當飯吃，香甜可口，大家都愛吃丁國鈺做的干糧。於是，他就和會打草鞋的同志合作，他幫會打草鞋的戰友做干糧，戰友幫他打草鞋，這樣相得益彰，都解決了難題。

長征中生活沒有規律，連續行軍最怕拉肚子，一拉肚子就容易掉隊，有的紅軍戰士就是因此掉隊，最終找不到隊伍了。丁國鈺在途中也拉了幾次肚子。怎樣保証不掉隊呢？他反復思索，終於想出了辦法。晚上宿營時，他就打聽明天哪個團哪個營哪個連走在最前面，打聽清楚了，就搬到那個連去休息，說明原因，請他們出發時喊上他。這樣，就算路上拉肚子耽誤了時間，仍可跟著后續部隊走。等部隊休息時，他又趕到先頭部隊行軍。這個“病鳥先飛”的方法，使丁國鈺沒有因拉肚子掉隊。

長征途中常常缺乏糧食，沒有飯吃。在這種情況下，丁國鈺自想辦法，邊行軍邊注意尋找能食用的野菜、野果充飢。

有一次行軍，干糧已經不多。邊走邊搜尋的丁國鈺發現一棵野生的枯黃的南瓜葉下有一個小南瓜，於是他將它摘下來，揣在兜裡。后來，全軍斷糧，幾天沒有飯吃，飢不可支，有的同志餓昏倒地。丁國鈺餓急了，就掰一塊南瓜放到嘴裡細細地嚼嚼，再慢慢地咽下去。就這樣，他靠一個小南瓜，堅持了三四天。從此，丁國鈺對南瓜懷有特殊的感情，稱之為“救命瓜”，直至晚年還經常吃。

紅二十五軍進入陝南后，開始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建立了鄂陝、豫陝兩個特委。丁國鈺服從安排，積極參加橫掃民團、宣傳“五抗”、發動群眾、鎮壓豪紳惡霸、摧毀保甲組織、建立蘇維埃基層政權等工作，圓滿完成了任務。在粉碎敵人兩次“圍剿”的戰斗中，他英勇作戰，受到表揚。

1935年7月中旬，紅二十五軍主力北出終南山威逼西安時，從國民黨的報紙上得到了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並有北上動向的消息。7月15日晚，時任中共鄂豫陝省委代理書記、紅二十五軍政委吳煥先在長安灃峪口主持召開緊急會議，通觀全局地分析斗爭形勢。根據會議決定，16日，省委率紅二十五軍主力從灃峪口出發，西征北上，准備與陝甘紅軍會師，爭取陝甘蘇區的鞏固，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后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北延川縣永坪鎮，成為最早到達陝北的紅軍隊伍。

留下的鄂陝、豫陝兩個特委，於9月9日合並為陝南特委（又稱鄂豫陝特委），並將各游擊師和游擊大隊合編為紅軍第七十四師，繼續堅持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丁國鈺開始在紅七十四師五連任政治指導員，因在根據地開展的游擊戰爭和反敵人三次圍攻的斗爭中表現突出，被提拔為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

1937年1月，紅七十四師與由紅二十五軍和陝甘紅軍組建的紅十五軍團在商縣張村會合，並歸紅十五軍團指揮。隨后，紅七十四師在長安縣大峪口駐防整訓。在此期間，丁國鈺到第五團處理了一個問題，深得領導和同志們的好評。

當時，第五團的團部駐在大峪口的一戶地主家，與房東相處得很融洽。團長孫光是個駝背，很愛面子，有些忌諱別人叫他“駝子”，可房東的年輕俊俏兒媳婦愛開玩笑，居然喊他“孫駝子”。

過了幾天，孫光買了塊布料，請房東兒媳婦做件上衣。房東兒媳婦開玩笑說：“我這針線活恐怕做不了。你看你身上穿的衣裳，前面衣襟耷拉老長，后面又吊在腰眼以上，就是到鎮上的裁縫鋪，怕也沒哪家肯做這活！你這背鍋衣裳，活活氣死裁縫咧！”

這幾句話傷了孫光的自尊心，他面紅耳赤，感到無地自容，怒氣沖沖地扭頭就走。一氣之下，還下令將團部搬走了。

這件事情發生后，不知情的好事者將團部搬家當作一起風流案件添油加醋地傳播開來，甚至說是孫光調戲房東兒媳婦，被攆了出來。

師政治部得知后，當即委派丁國鈺到五團進行調查。丁國鈺認真細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如實地向組織進行了匯報，並進行了澄清，還積極向孫光做工作，讓他不要傷了與當地老鄉的和氣。

與此同時，師供給部從長安縣城請來兩名裁縫，決定給團以上主官每人做一套制式軍服。孫光心裡有疙瘩，師部幾次派人請他量尺寸，他就是不去。沒想到，數日后，師供給部卻給他送來了一套嶄新的灰布軍服。他穿上一試，長短肥瘦都合適，前襟后腰一般長短，就連那駝背處也處理得十分得體恰當。孫光不由得稱奇叫絕，心中十分高興。

原來，這是丁國鈺出的點子。他見孫光不肯量尺寸，了解他心病所在，於是就找一個和孫光身材差不多的人做替身，並在背上扣個臉盆，讓裁縫照准量好尺寸，精心做成。孫光得知后，感動不已。

不久，第五團政委調走，丁國鈺調來當政委。孫光高興地說：“丁國鈺，咱倆可以尿到一個壺裡。今后的工作，都會是機關槍打鴨子，呱呱叫！”

抗戰在延安兩次見主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1937年8月，丁國鈺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8年8月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四團政治處副主任，后任一旅二團政治處主任。

在延安，丁國鈺兩次到楊家嶺向毛澤東匯報工作，這個經歷讓他終身難忘。

一次是1938年。當時國共合作，在鄜縣（現富縣），中共領導的鄜縣抗日救國會（實為縣委、縣政府）與國民黨領導的縣國民政府同駐鄜縣城內。丁國鈺所在的警備四團駐扎在鄜縣交道鎮，而國民黨馬步芳的部隊也駐扎在此，雙方劃地為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丁國鈺注意做好統戰工作，避免與對方產生摩擦。馬步芳的隊伍多為西北人，喜歡吃羊肉。為搞好關系，丁國鈺特意讓部隊打了一些黃羊給他們送去。一來二去，雙方關系良好，和睦相處。毛澤東對鄜縣這個離延安很近、又極為敏感、容易產生矛盾的統戰區高度關注，故特地召見警備四團的領導成員，當面聽取匯報。

第二次是丁國鈺和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參謀處處長曹裡懷、警備第一團團長賀晉年一起向毛澤東匯報部隊調防的事情。

在匯報時，賀晉年抱怨：“最近不對勁啊，現在老百姓有房子住，有糧食有肉吃，可我們就隻能吃黑豆，因為征糧困難，現在老百姓都欺負我們了，我看這個事不好。”

沒想到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他說：“這其實是個好事。自古以來，都是當兵的欺負老百姓，沒聽說過老百姓敢欺負當兵的。如果你們說現在被老百姓欺負了，這正是我們革命的目的。老百姓不怕當兵的，說明部隊有嚴明的紀律，讓老百姓放心。你們要從這個角度看問題。”

毛澤東這麼一說，大家茅塞頓開，沒有怨氣了，無不感慨地說：“還是主席站得高，看得透徹。”

毛澤東又說：“如果讓部隊的戰士沒地方住、吃不好也不行，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讓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和蕭勁光一起發了一個文件，提出要擁政愛民，擁軍優屬。

丁國鈺兩次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感受很深，很受教育。他常感嘆：“毛主席看問題准確，分析問題精辟，高瞻遠矚，非常人能及，比不了。”

實際上，毛澤東對相貌堂堂的丁國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幾年后，丁國鈺擔任了新中國的駐外大使，一次在外交部參加使節會議后，在人民大會堂受到毛澤東和陳毅的接見。丁國鈺是倒數第三個進去的，毛澤東見到他就問：“丁國鈺，你現在在哪裡呀？”丁國鈺和毛澤東握手后，趕緊簡單匯報了自己的工作情況，毛澤東笑著連連點頭。

散會后，其他大使將丁國鈺圍住了，紛紛問：“你怎麼和主席這麼熟，主席一見到就能叫出你的名字啊？”

其實，丁國鈺也不大清楚，因為直接見毛澤東是十幾年前的往事了，毛澤東日理萬機，能記得嗎？

后來，丁國鈺有一個機會見到了毛澤東的衛士長葉子龍，他趁機詢問道：“是不是主席在接見我們前，你們把被接見人員的資料都提供給主席看了？”

葉子龍說：“不是這樣的。主席有一個特點，和他見面握過手的人很多，但他不一定都記得。但隻要是干部向他匯報工作，特別是兩次以上的，他必定記得這個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