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軍
2016年07月14日08:2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6年1月31日，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具有標志性的先驅者、探索者之一——招商局集團原常務副董事長、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和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等企業創始人袁庚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歲。
巧合的是，袁庚辭世的當日恰逢蛇口工業區成立37周年紀念日，這是一個載入改革史冊的日子，亦為他改革的一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斯人已逝，幽思長存。冬雨中的深圳，人們自發來到蛇口海上世界“女媧補天”廣場，為這位沉寂多年的改革拓荒者點燭、獻花、祈福。當天，路口豎立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標語牌前，前來拍照紀念的市民絡繹不絕。這句著名的口號就是袁庚提出的。
筆者爬梳了數次近距離探訪這位“傳奇老者”的往事，因為撰寫凝固了記憶，記錄是為了前行。
一
2005年2月，我在電話裡與時任香港《文匯報》駐深圳辦事處副主任的涂俏聯絡。“我跟你是同行”，這句話打動了這位以“隱性採訪”而紅遍大江南北的女同行。“三八”婦女節這天，涂俏開著車特地從香港趕到深圳寶安國際機場來接我。
涂俏非常客氣，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今天從香港到深圳過關的人多，時間長，所以接機來晚了。
涂俏一路上都在講話。她講話的內容主要有兩個，一是為撰寫《袁庚傳》，已與時間賽跑近兩年，“實在是苦”﹔二是“袁庚的經驗實在是豐富”。在袁庚還在任上的時候，關於深圳蛇口改革的報道，始終是中國媒體的一大熱點。袁庚離休后，每到某個時間節點，總有當地媒體記者前來，請袁庚“說幾句”。涂俏為盡全力“搶救”、還原這段珍貴的歷史，奔赴他鄉，順著傳主的足跡前行與探訪，她使用的心思和力量，應該說是前所未有的。
從機場開車經廣深高速公路拐上南海大道抵達位於城西的蛇口，花了約30分鐘，卻像穿越了一個微縮版的深圳。隻有突然被稀釋的人口密度，讓這裡顯得跟深圳任何一個街區都不同。
深圳是改革的先鋒，蛇口是深圳的先鋒。這個與香港元朗一水之隔的區域，曾是中國的經濟政治最開放的地帶。
蛇口海濱花園南海小筑A5號樓，是工業區1996年左右開盤出售的連體別墅。這幢別墅的一個單元，為袁庚離任后的寓所。
叩開房門，迎接我們的是袁庚的夫人汪宗謙。她告訴我們袁庚正在接受按摩治療，請我們稍候。不一會兒，正和涂俏與我說著話的汪宗謙，抬起右手指向臥室方向：他來了。
老人一身家常便服，薄毛衣外套著一件藍灰色的運動服上衣。緊緊跟在他身后的，是剛給他做完了按摩的醫生。向著我們，袁庚微微張開雙臂，滿臉笑容。
袁庚非常爽朗、坦誠，是那種記者非常喜歡的、有思想的採訪對象。
老人這樣的待人姿態，是有來歷的。在採訪中，我看到了袁庚兒子袁中印寫給涂俏的一封長信，裡面說到對袁庚一生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有兩個：一個是曾生，還有一個是鄒韜奮——袁庚所在的東江縱隊在抗戰時期組織營救了中國一批大知識分子，其中有鄒韜奮。當年在行軍途中，袁庚深感鄒韜奮的人格力量，雖然行軍之后疲乏不堪，但在休息時，唯有鄒韜奮依然保持端庄的儀態坐著。此事使袁庚十分敬重這位“大知”，並從其身上學到了一些東西，對他日后在外交場合頗有益處。
見袁庚出來，涂俏急步上前，伸手挽住老人胳膊。在一旁的汪宗謙說：“今年他摔過跤，還不止一次呢。”袁庚笑呵呵地應答：“嗨，我現在是‘老摔哥’了。”老人的幽默讓我們都笑了起來。
汪宗謙對我說：“你給張名片，他就認識你了。”我非常恭敬地向著老人遞上自己的名片。袁庚接過，以非常敏捷的速度“審視”之后，與我握手，非常親切地說：“小周，上海來的，你一定很忙吧？”
這時，涂俏將打印好的3章文字，遞交到袁庚手裡。袁庚拿著稿紙，對我說：“她很厲害哦。”我理解，老人所說的，是指涂俏為了撰寫《袁庚傳》，所進行深入採訪的各方人士和把握歷史細節的程度，超過了以往一般性的媒體報道。
袁庚以一種半開玩笑的口吻說著涂俏：“你呀，寫我，你不要浪費自己的青春。”從年近九旬的老人嘴裡聽到“不要浪費青春”這樣的話語，真有聆聽箴言的通透味道。跟隨在“老摔哥”不要浪費青春的話題后面，汪宗謙提到了他們夫婦這一生最大的浪費，“是袁庚在‘文革’中被關了5年半”。
汪宗謙說道，那個時候，“造反派”到我們北京的家來造反，也就是抄家。因為要問我話，所以我可以進自己家的屋子，孩子們都不允許，孩子們都站立在門外邊。造反派問我，袁庚哪裡去了？我說，我不知道袁庚到哪裡去了，我還要問你們呢﹔我的婚姻是經過組織介紹、組織批准的﹔結婚不多日子，他就到越南給胡志明做軍事顧問去了。你們現在說袁庚是個特務頭子，“那當初，為什麼要給我介紹這麼個特務頭子啊？現在人都不見了，反來問我人到哪裡了，我還要問，袁庚到底到哪裡去了？”
涂俏在一邊插話問，你當時哭了沒有？汪宗謙回答：我就是不哭﹔在造反派的面前，在單位裡面，在孩子們面前，我就是不哭，“整完了，他回來了，我才哭”。
袁庚自己寫在“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深圳代表處”信箋上的“個人年表”，有關這段“不見了”的日子及其前后的歲月記錄是這樣的：
1963年4 月，46歲﹔ 派（到）越南破柬埔寨國民黨特務暗殺劉少奇之“湘江案”，人贓俱獲（13人）。
1966年8月-1967年5月，受委派（外交部僑、公安中調）率船隊去印尼接難僑4次，5000人。
1968年4月6日-1973年9月30日（51歲-56歲）被拘於秦城監獄。
1975年，（58歲） 任交通部外事局代局長（葉飛提名）。
1978年8月，（61歲）招商局常務副總經理。
汪宗謙說道，后來我才知道，他被關起來了，我去看望過，但是不讓小孩子去。“在監獄裡，他找到了王光美的頭發”。
汪宗謙又細說道，他是長期搞情報工作的，所以對日常身邊的一切，都觀察得非常細。后來聽他說，進了監獄，關他的房子很小，他習慣了要“觀察一番”。“他在洗臉台盆的下邊找到了一卷頭發”。在一旁始終笑瞇瞇的袁庚，兩手做了個動作，補充說道：頭發是在台盆下邊的一個“凹進去”的地方找到的﹔頭發是整理過的，先是一縷縷順著理好的，最外邊再用頭發從中間橫向繞住，明顯不是被水隨便沖下來的樣子，“這頭發是要派用處的”。
袁庚得出結論，在自己被關進來以前，這監房裡關的是個女性，而且愛干淨，心很細。沒有別的工具來洗刷臉盆，她就用自己一點點脫落下來的頭發，做成了這麼一個刷臉盆的小工具。
袁庚說道：那麼我就接著用這個刷臉盆的小工具，繼續刷臉盆。隨后，他伸出手掌，張開五指：“我在監獄裡被關了5年半。”
在袁庚終於跨出監房的門檻之后，他知道了那間監房的“前任”——王光美。
粉碎“四人幫”后，在一次活動中，袁庚與王光美得以相見。劫后余生的袁庚走向同樣是劫后余生的王光美，說道：那間監房，關在你后面的，是我，“我找到了你的那卷頭發”。
二
在涂俏已經完成的《袁庚傳》的第九章《挂帥香江》中，她這樣寫道：1973年9月30日，無端地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長達5年半的袁庚，終於被釋放回家，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如果，不是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他不知道是不是會把他關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單位工作，在廖承志的幫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長葉飛，被安排到交通部工作。他珍惜新職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中英海事協定、中巴海事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家的11個海事協定，都是袁庚簽署的。他還多次陪同葉飛或是自己單獨出國考察，進行外事活動，對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與歐美國家的差距有非常清醒的認識，思想意識相當開放。
1978年，已逾耳順之年的袁庚，正思謀著“船到碼頭車到站”，回家養老，卻突然臨老受命，被交通部黨組委派赴港參與招商局的領導工作。
1979年新年假期，袁庚把自己關在宿舍裡，“絞盡腦汁修改、補充、推敲”招商局代交通部和廣東省革委會起草致國務院的《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1月10日，招商局派專人將《報告》送交通部部長葉飛，簽發后呈送國務院，並報黨中央。
1月26日，是農歷馬年十二月二十八，第二天就是除夕。涂俏的傳記中這樣記錄：葉飛以急切的心情給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去信，請他抽空聽取袁庚匯報並給予指示。
春節3天假期，袁庚與妻兒在西苑南住宅樓裡過了一個團圓年。吃飯的時候，袁庚向兒女們宣布：“經過我的爭取，你們媽媽年后要調到香港去上班，同我在一起。把你們留在北京，你們要好好照顧自己，好好學習和工作。為你們的父母不當老牛郎織女，干一杯！”
1月31日，大年初四，袁庚接到通知，讓他進中南海匯報。9時30分，一輛交通部的黑色“紅旗”牌轎車載著時任交通部副部長的彭海清和袁庚兩人，穿過長安街，向中南海方向“飛奔”。10時整，兩人跟隨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一起走進李先念的辦公室。
李先念首先詢問招商局的情況，袁庚的匯報就從招商局的百年滄桑開始。他說，從1872年12月23日，李鴻章向清廷奏呈《試辦招商輪船折》，次年1月17日，招商局在上海洋涇浜南永安街正式對外開局營業，到招商局創辦一批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工交金融企業。從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和留港的13艘海輪共600余人正式宣告起義，到如今全部資產僅剩1.3億元，已到了非改革不能圖生存的地步。袁庚表示：改革，就要把香港的有利條件，如資金、技術和國內土地、勞動力結合起來。李先念連連點頭：“現在，就是要把香港外匯和國內結合起來用，不僅要結合廣東，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連起來考慮。”
袁庚從灰色的文件夾中拿出一張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圖，展開來，細心地指著地圖請李先念看，說：“我們想請中央大力支持，在寶安縣的蛇口劃出一塊地段，作為招商局工業區用地。”
李先念仔細審視著地圖，目光順著袁庚手指的移動，從香港地面移到了西北角上廣東省寶安縣新安地界上，說：“給你一塊地也可以。”當他抬起頭來在身邊尋找什麼的時候，袁庚立即起身，從李先念辦公桌上的筆筒裡抽出一支削好的鉛筆送過去，李先念接過鉛筆在地圖上一劃：“就給你這個半島吧！”
李先念繼續說道：你要賺外匯，要向國家交稅，要和海關、財政、銀行研究一下，不然你這一塊地區搞特殊，他們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隨后，李先念拿起交通部與廣東省革委會的《報告》，問谷牧道：對招商局這個報告你怎麼看？
谷牧說：你批原則同意，我去征求有關部門意見好了。
李先念說：“好，我批。”說著，他用那支鉛筆在報告上做出批示：擬同意，請谷牧同志召集有關同志議一下，就照此辦理。先念，1979年1月31日。
11時50分，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李先念說道：交通部就是要同香港結合起來，搞好國內外的結合，可以創造外匯。我想不給你們錢買船、建港，你們自己去解決，生死存亡你們自己管，你們自己去奮斗。
回程的車上，興奮不已的彭海清“批評”袁庚：你剛才主動把鉛筆遞給首長，你這不是逼首長表態嗎？你怎麼能這樣做？袁庚隻對彭海清笑了笑，一句話也沒有說。
48個小時之后，2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西皇城根的一個大院裡，谷牧召集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人商談具體落實招商局建立工業區問題。會議結束，袁庚給北京的基礎工程建設單位打電話，邀請他們於2月4日，到交通部座談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的承包問題。
三
1979年2月，雖然京城的春天已經來了，但冰封的河床尚未解凍，依舊寒冷。袁庚和妻子來到首都機場，准備飛往廣州轉道去香港。
候機廳裡，袁庚和3個孩子話別。30分鐘后，袁庚夫婦所搭乘的這班飛往廣州的班機開始檢票。袁庚站起身，脫下身上厚厚的黑呢大衣，交給兒子帶回家，意思很明確：南邊的氣溫已經升高了。告別時刻，袁庚用自己的習慣方式和孩子們告別，他向面前的3個孩子伸出手臂：“來，擁抱一下。”
涂俏筆下這般記錄： 3個孩子站在候機廳前，目送著他們的父親和母親身影消失在走廊的盡頭。這樣的告別方式，對他們而言，是最為平常不過的事情。在兒子的眼裡，父親從來就不太稱職。小時候，他與父親的關系隻建立在兩件事情上，一次是小學五年級，父親平生第一次參加自己的家長會，會后為了犒賞兒子，特地帶他吃了一頓紅燒肉。還有一次是帶著兒子去大前門換主席紀念章。習慣兼麻木，就是他和父親分離時的感覺。這次兄妹3人傾巢而出的浩大送別，不是替他們的父親送行，而是因為他們的母親也走了。
袁庚親筆書寫的“個人年表”的最后一行是：1993年3月，正式宣布離休，副部級（75歲）。袁庚現在住的這套房子原為招商局的住房，當年建成后招商局干部每人可分得28平方米的面積，連同妻子算上，共計可得56平方米。涂俏介紹，兩個樓面三樓是客廳，四樓是臥室，一共170多平方米，除去分配面積，其余部分面積都是當年袁庚按市場價付的錢。
屋裡的一扇櫥門上，半掩著夾著一張袁庚寫的毛筆大字。我想拍下來，汪宗謙說，這是練習的，沒寫好，別拍。涂俏要袁庚為她“寫個字”，袁庚非常爽快：你想好了，寫什麼，告訴我。袁庚接著說，我的這個門口，上下有個台階，客人來，我總要說的，別絆著了。一位年近90的老人對於后輩的關照，如是周到。
兩年后，為完成大型財經電視紀錄片《激蕩1978-2008》的策劃，我再次飛到深圳，涂俏依舊開著車到機場接機。
這次，我同袁庚談的最多的是那句最廣為人知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之前，涂俏在途中曾經問我一句話：你知道“時間就是金錢”這句口號是怎樣“出籠”的麼？涂俏說話的習慣是不要人家回答的，她會自己滔滔不絕地說下去——
袁庚經歷豐富，對於國內外的各項情況都比較了解。他曾指著自家的樓下說：“這個地方當時全是荒灘、雜草、岩石和偷渡不成被淹溺、又被海水推回來的死尸。我上任后就想搞一些工業，但是香港的地多貴呀，真的是寸土寸金﹔工人的工資也高，一個菲佣的月薪都要3750元港幣，在內地，隻要給500塊錢。所以我想在靠近香港、又有港口條件的內地找個地方。”於是首先想到了東南部的大鵬，但是，大鵬離香港還是遠了，中間隔著海，風浪很大，不合適。在考察了珠海、東莞之后，才選中了蛇口。香港過來這裡隻要1個小時，元朗過來僅半個小時，而且有建港條件。“文化大革命”后，國內的人們對時間沒有概念，對比香港，袁庚感受很深。袁庚上任的第一筆生意，是為招商局買一幢位於香港中環的24層大樓，樓價6180萬港幣，定金2000萬。買賣雙方約定星期五下午2時交付支票。招商局的人先以為總要一起吃頓飯吧，建議把時間推后一些，以便接近吃飯時間。但對方堅持要在下午2時之前。雙方見面、交錢、簽字后，對方3名隨員拿著支票匆匆下樓，他們連汽車都沒熄火，直奔銀行。因為第二天是周六，銀行關門，周日也關門，如果不能在星期五下午3點之前把支票交到銀行，就要損失2000萬元3天的利息。當時的利息是14厘，3天就是上萬元。而內地財務人員把支票鎖進保險箱裡過夜是司空見慣的事，覺得這樣保險，根本不把利息當回事。
一天，袁庚拿出自己擬定的4句話給大家看。這4句話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顧客就是上帝。袁庚說話很有特色：借你們的腦袋用用，看這4句話“怎麼樣”？
討論到最后，前面兩句顯得“比較好”。這是1984年1月下旬，袁庚已經知道，鄧小平即將首次南巡視察深圳、珠海、廈門3個經濟特區。袁庚發話，在路口，立即去做一塊與環境相適應的最大規模的標語，上面就寫上這兩句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助手們整整忙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袁庚到現場，就看到了這塊標語牌。
1月24日，鄧小平乘專列由廣州來到深圳后，經過了這個拐角路口。下午3時，深圳市領導班子成員和一些部門負責人，齊集到迎賓館二樓會議室匯報工作。鄧小平時有插話，但是沒有說到“標語或者口號”。根據安排，匯報即將結束，袁庚說話了：首長，我們在路口豎立一個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話音未落，陪同父親前來的鄧榕答道：我們在進來的路上看到了。鄧小平接著說：“很好。”
袁庚回過頭來，對著負責記錄的秘書說：記錄下來，首長說：很好。1月30日，大年三十，正在廣州的鄧小平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中國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他特意把落款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以表明還在深圳時已經有這個評價。（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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