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軍隊早期作風紀律建設

紀律是軍隊的命脈。在人民軍隊的早期發展中，工農紅軍的來源主要有兩種：一是舊軍隊中的起義人員，二是農民，因此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和舊軍隊不良風氣在工農紅軍中影響很深。為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干擾，探索如何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人民軍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加強人民軍隊紀律建設”這一重大歷史課題，在實踐中強調以服從命令聽指揮、維護官兵團結和民眾利益為主要內容的紅軍紀律建設。

人民軍隊的初創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特點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進行的長期革命戰爭。國民大革命失敗后，國內局勢發生逆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走向低潮。中國共產黨在血的教訓下，更加認識到開展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重要性。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是被國民黨反動派“逼上梁山”的。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北伐軍兩萬多人發動起義，在南昌城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偉大開端。隨后，按照黨中央的部署，起義軍實施南下廣東的計劃。8月3日起，起義部隊陸續撤離南昌。由於接連發生叛離和逃亡事件，從南昌到臨川兩百多裡的路程中，部隊就損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進入福建后，由於敵情判斷和軍事指揮的失誤，部隊接連戰斗失利，起義軍最終被打散。

南昌起義軍南下作戰失敗后，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朱德挺身而出，主動擔起保存和發展新生人民軍隊革命火種的重任。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廣東饒平召開會議。會上朱德指出：“我們要保存這支軍隊作為革命種子，就要找到一塊既隱蔽又有群眾基礎的立足點。”根據朱德的主張，會議做出部隊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在湘粵贛邊界地區尋找立足點的決定。

起義軍進入贛南后，部分軍人進酒樓飯館吃飯不給錢，甚至搶劫民眾財物，朱德為此在江西信豐進行了紀律整頓。同時，針對部隊軍心渙散、官兵離隊現象嚴重的情況，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在贛南地區先后三次進行整軍，把黨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中，對部隊進行革命信念教育，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

南昌起義后不久，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會后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起義於9月9日發動，組成工農武裝力量約五千余人，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計劃兵分三路奪取長沙。但由於各路起義軍先后受挫，攻佔長沙的計劃無法實現。9月19日，毛澤東在文家市的前委會議上，否定了繼續進攻長沙的主張，決定起義軍沿湘贛邊界向南進軍，以保存革命力量。而在隨后的行軍過程中，士兵掉隊或離隊、長官打罵士兵、士兵刨食農民紅薯等現象時有出現。9月29日，部隊行進至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由原來的三個團五千余人，銳減至不足一千人。此時，部隊官兵成分復雜，政治覺悟參差不齊，軍官對士兵的管理全靠命令和體罰，以致全無民主氣氛，內部關系緊張。為鞏固新生革命軍隊力量，適應斗爭需要，毛澤東決定在三灣實行改編，重建部隊的軍事、政治、組織紀律。三灣改編使黨從政治上、組織上掌握了部隊，奠定了政治建軍的基礎，是黨建設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初步探索。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

10月3日，毛澤東率領三灣改編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向江西寧岡古城進發。臨行前，毛澤東宣布行軍紀律：“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拿群眾一個紅薯。”10月24日，毛澤東在江西遂川荊竹山向部隊動員時指出，上井岡山建立根據地，必須要和山上農民搞好關系，做好群眾工作。為此，毛澤東宣布工農革命軍三項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10月27日，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茨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斗爭。

同年11月，毛澤東利用有利時機，率工農革命軍一舉攻克茶陵縣城。由於工農革命軍在茶陵沒有做細致的群眾工作，12月下旬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反扑下，工農革命軍退出茶陵縣城。在總結茶陵失敗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提出工農革命軍應當擔負起“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

1928年1月，朱德率南昌起義軍余部進入湘南，在當地共產黨人的配合下，發動湘南起義。為擴大起義規模，黨中央明確要求湖南省委調毛澤東部下山予以支援。1月25日，毛澤東率部隊下山，在遂川縣城對工農革命軍提出“一個紅棗都不能動”的要求，並宣布工農革命軍最早的“六項注意”：“還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至此，工農革命軍“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制度基本形成。為使這一制度真正得到落實，毛澤東還在部隊中專門成立了“紀律檢查組”。當部隊離開一個地方后，“紀律檢查組”的成員就分頭到群眾中去了解官兵遵守紀律的情況，並及時處理違反紀律的人和事。

由於朱德部在湘南地區難以立足而轉去井岡山，為策應從湘南地區撤出的起義軍，3月底毛澤東率部進入桂東。4月3日，毛澤東針對部隊中紀律鬆弛、作風不正等情況，在桂東沙田集合部隊進行紀律教育，宣布和解釋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

毛澤東深知沒有紀律或紀律不嚴的軍隊，是得不到人民群眾擁戴的，而失去民心的軍隊必然走向倒行逆施的軍閥主義道路，最終被歷史拋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旨在通過明確人民軍隊的組織紀律，確立黨對革命軍隊和一切革命行動的絕對領導地位，從而保証人民軍隊是黨領導下開展工農武裝割據的軍事集團。

1928年4月底，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5月4日，兩軍召開會師大會，宣布兩軍正式合並，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代表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宣布了“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要求指戰員認真執行。

為使“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真正得以貫徹執行，紅軍各級領導除經常對廣大官兵進行教育，講明執行革命紀律的重要性外，還實行監督機制，對執行好的給予表彰和嘉獎，對違反紀律的則按規定進行處理。工農紅軍實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軍紀得到明顯改善。當時，民眾中流傳著一首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

人民軍隊紀律制度的初步確立

井岡山勝利會師后，工農紅軍兵力已達萬人之多，而井岡山區“產谷不滿萬擔”，日常生活用品過去就十分緊張，部隊人數激增后，士兵的日常生活甚至糧食供應都成了問題。同時，井岡山地形狹長，處於水急江闊的湘江和贛江之間，軍事上回旋余地小，而距此不遠的贛南地區山深林茂，物產豐富，並連接著閩西粵北廣大山區，適合游擊作戰。

1929年1月，為打破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會剿”和解決紅軍給養問題，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主動出擊贛南。下山作戰的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開辟了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但是在轉戰的過程中，由於俘虜兵的大量增加，加之紅軍連續作戰，生活艱苦，得不到及時的教育和整頓，存在於紅四軍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逐漸顯露，軍隊紀律出現鬆弛跡象。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把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下紀律嚴明的人民軍隊，成為黨和紅軍建設的根本性問題。

6月14日，毛澤東在福建連城新泉鎮指出：“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但因一種人主嚴，一種人主寬，效果便相消了。稍微進步一點的軍隊，就需要規律化。”同年12月底，紅四軍在福建召開了古田會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重新確立了紅軍的紀律制度，要求紅軍的一切行動要聽黨的指揮。決議指出，紅軍建立良好的內部和外部關系，必須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決議認為，極端民主化的觀點將會削弱以至完全毀滅人民軍隊的戰斗力，造成革命的失敗。決議提出堅決廢止肉刑，代之以在紅四軍中廣泛開展作風紀律教育，使紅軍指戰員在新型革命紀律下成長。

以“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為核心的紅軍紀律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為創建一支新型人民軍隊而在紀律建設方面進行的不懈努力和執著堅持，體現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是保証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勝利完成革命任務最基本的紀律要求。它在紅軍中的貫徹執行，有效克服了舊軍隊遺留下來的軍閥作風，以及紀律觀念淡漠、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改善了官兵關系，使紅軍隊伍不斷發展壯大。

回顧昨天，是為了更好地創造明天。八十多年來，我軍之所以始終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色作風，經受住各種考驗，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聽從黨的指揮，用鐵的紀律統一全軍意志、規范全軍行動、凝聚全軍力量。在當前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新時期，隻有穩步推進人民軍隊的作風紀律建設，鑄牢思想籬笆，嚴守政治規矩，強化紀律約束，推進依法從嚴治軍，才能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凝聚磅礡力量。

（作者單位：武警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