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俠父在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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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俠父，189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早年留學日本，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自1925年10月至1927年3月，宣俠父在甘肅工作了一年多，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是中共甘肅黨組織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黨甘南歷史的開篇人物，也是最早到甘南藏區和全國藏區開展革命活動的共產黨員。

參與創建中共甘肅特支，領導工農革命運動

1924至1927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影響下，中國大地爆發了一場席卷全國的革命運動。這場革命運動聲勢之浩大，發動群眾之廣泛，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們通常把它稱為中國的“大革命”。這場革命的宗旨如同當時普遍流傳的一首歌曲所唱的那樣：“打倒列強，除軍閥”。

宣俠父在甘肅的革命活動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宣俠父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1925年畢業，被黨組織安排到李大釗處工作。其時，李大釗是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負責人。中共北方區委對西北地區的局勢予以極大的關注。1925年，李大釗針對西北地區軍閥割據、政治混亂、經濟衰敗、人民企盼革命的狀況，利用馮玉祥傾向革命的有利時機，向馮部國民軍中派遣大批共產黨員開展革命工作。同年10月，馮玉祥的國民軍暫編第二師師長劉郁芬入甘代行（代馮玉祥）甘肅省督軍職務，在該部任職的宣俠父、錢崝泉等隨軍來到蘭州，會同張一悟開展革命工作。

同年冬，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的第一個組織———特別支部誕生，張一悟任書記，宣俠父、錢崝泉為委員。從此，甘肅人民有了強有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甘肅人民的革命斗爭開始書寫嶄新的篇章。

在擔任特別支部委員期間，宣俠父利用自己在軍隊工作的方便條件，熱情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在地方和軍隊中發展黨員，擴大黨的組織。他採取集體培訓和個別教育相結合的辦法，確定對象，培養進步骨干分子，秘密發展共產黨員。從1926年初至1927年4月，甘肅特支發展省立一中教員王陶、蘭州中外大藥房老板娘秦儀貞加入中國共產黨，發展女師附小教員韓芝惠、談仲瑜、馮玉潔、竇香菊等人入黨。1926年冬，特支利用國民軍駐甘總司令部政治處在蘭州創辦政治人員訓練所的機會，向學員宣傳、灌輸共產主義思想，講述俄國十月革命的過程及經驗，轉變了學員的思想。政訓所結業時，發展了28名新黨員。

此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宣俠父等聯合時任劉郁芬部政治處處長的國民黨左派延國符，廣泛開展群眾工作，積極宣傳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介紹南方革命斗爭及蘇俄革命的經驗。他們大力開展工農運動，在國民黨臨時黨部設立了農工部、婦女部等機構，並在蘭州的挑水、理發行業中成立了工會，在天水、皋蘭等縣組織了農民協會，還成立了學生會、天足會等群眾性組織，積極開展打倒列強軍閥，鏟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宣傳活動。同時，中共甘肅特支還創辦《民聲周刊》和《醒社周刊》，在學校組織進步劇社等團體。

宣俠父還幫助國民黨整頓和發展黨務。1925年3月，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派田昆山等人到甘肅建立國民黨組織。同年7月，國民黨在甘肅秘密成立臨時黨部，但成效甚微。中共甘肅特支決定，由宣俠父、錢崝泉利用國民黨黨務特派員和政治宣傳員的身份，幫助國民黨整理和發展黨務，在學校師生中公開發展國民黨員，並於1926年冬在蘭州創辦了政治人員訓練所，培養黨務干部。

宣俠父思想活躍、性格開朗、坦蕩剛毅、文採飛揚，善於辭令，活動能力極強，活動范圍極廣，在國民黨軍隊黃埔系、西北軍、浙江系的上層軍政人物中，影響很大。馮玉祥曾贊嘆：“宣俠父一張嘴頂得上二百門大炮。”

宣俠父在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方面取得的出色成績，在社會上造成的重大影響，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田昆山一伙的慌恐和不安。他們信口雌黃，肆意歪曲“三民主義”，對青年人接受新思想，熱情參加社會活動橫加指責，進而企圖迫使張一悟、宣俠父、錢崝泉等人離開蘭州。面對國民黨右派挑舋，中共甘肅特支決定予以還擊，宣俠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支持少數民族群眾，開展反抗封建軍閥欺壓的斗爭

中共甘肅特支非常重視民族工作，努力貫徹黨的民族工作方針政策，使藏族人民擺脫了馬家軍閥的欺壓。

1918年，青海省寧海鎮守使馬麒派軍進入甘南，燒殺擄掠，橫征暴斂，蹂躪百姓。藏胞多次上訴北洋政府及各方要人，均無結果。國民軍到蘭州后，拉卜楞地區的藏民推舉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樣之兄黃正清率領10名藏族代表團赴蘭再次上告。宣俠父和代表團團員有很多交往，並成了朋友，黃正清給宣俠父起了一個吉祥的藏族名字———扎西才。

為了提高藏族同胞的覺悟，宣俠父向黃正清提議在蘭州成立藏民文化促進會，黃欣然接受。文化促進會很快創辦起來，宣俠父每周必有兩天參加活動。除了給大家講革命形勢、啟發藏漢青年的階級覺悟外，他還和另一位漢族教員給藏民教漢文漢話，教唱“打倒列強”等進步歌曲，激發藏漢兩族青年的革命熱情。

為了組織和發動廣大藏民反抗馬麒，1926年7月，黨組織派遣宣俠父等前往甘南草原。來到藏區，宣俠父會見了各方面人士，深入地進行調查研究，進一步了解“馬家軍”對藏民血腥的殺戮與窮凶極惡的掠奪。他在《西北遠征記》一文中這樣記述：“西寧的騎兵，突然圍攻拉卜楞寺，嘉木樣在亂兵中出奔甘邊剛察寺。嘉木樣的父親，漢名黃位中，藏民稱他為‘耶夫’，他當時號召附近的藏民部落，共計五萬余騎，和馬麒在剛察附近的草原激戰。最初的交鋒，藏民勇悍異常，他們都脫得一絲不挂，裸體持著長矛，奮馬向前直沖，使馬麒的騎兵，受了極大的損失。后因甘督陸洪濤派員傳令雙方暫時停戰，靜候督署察辦。敦厚的藏民，以為督辦既然前來察辦，一切當然可以靜候解決，便毫無防備地屯扎在無險可據的草原上。然而馬麒卻從來沒有將命令不出蘭州的陸洪濤放在眼裡，於是乘藏民毫無准備的時機，促兵進攻。當馬麒的騎兵沖擊藏民的營壘時，許多藏民尚鼾聲呼呼，在睡夢中，驀地被一陣槍聲所驚醒，手足無措地東西亂竄，無抵抗地被馬麒殺了幾千人，其余的也隻好保護著嘉木樣向川邊潰退。馬麒的騎兵，於是摧毀了附近藏民的村落，焚燒寺院三十幾座，被殺婦孺共計七千多人。”

該文將軍閥馬麒的陰險、狡詐、殘忍公之於眾，入木三分。

在甘南草地的參扎寺，宣俠父會見了嘉木樣五世及其父親黃位中。宣俠父強調:“一個弱小的民族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和解放，就必須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反動軍閥的欺壓。”他說:“第一步是團結近地的藏胞，再由近及遠，聯絡所有藏胞，在整個組織下，集結起來，然后提高人民的文化，充實自身的武力，隻要這樣，就有十個馬麒也不敢壓迫你們了。”

在宣俠父的提議下，黃位中召集了四百裡內230多名部落頭人會議，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在成立大會上，宣俠父宣講了大同盟的重要性，大力宣傳黨的民族團結、民族平等的思想，鼓勵藏族僧俗群眾團結起來，依靠自身的力量，推翻馬麒的殘暴統治。在講話中，他彎腰從地下拾起一扎青草，邊講邊比劃說:“一兩根草，一拉就斷，捆在一起用力拉，拉不斷。”

會議討論通過了宣俠父起草的“大同盟”宣言，推選黃位中為盟主，號召大家“團結起來，自求生存”。

宣俠父幫助甘青藏民大同盟起草上告的狀子，並親手擬定了向全國散發的《甘邊藏民泣訴國人書》，淋漓盡致地揭發馬麒軍閥在甘南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這討馬檄文，像重磅炮彈，射向馬麒軍閥一伙，使之惶恐不安。

如今，甘肅省博物館珍藏的“甘邊藏民后援會宣言”手稿，也出自宣俠父之手，起草的時間為1926年八九月間。宣言的內容有三：一是揭露軍閥馬麒的滔天罪行，二是深刻分析這一事件造成的惡劣影響，三是准確地反映甘南藏民要求解決拉卜楞事件的決心與願望。《甘邊藏民泣訴國人書》與《甘邊藏民后援會宣言》，沉重地打擊了反動軍閥馬麒的囂張氣焰。

1926年底，宣俠父離開蘭州，隨軍北伐途經西安，與國民黨元老、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於佑任會晤，鄭重地請於佑任責令馬麒撤軍。於佑任即電令劉郁芬立即解決。此時擔任督辦公署政治處處長、共產黨員賈宗周也親往甘南協助黃位中。就這樣，在宣俠父等的幫助下，1927年春在蘭州談判訂立了《解決拉卜楞案件的條件》，決定設立拉卜楞設治局和拉卜楞番兵司令部，直屬甘肅省政府，脫離西寧道管轄﹔寧海軍全部撤走。馬麒迫於形勢，不得不有所收斂，將部隊撤回西寧。持續近十年的甘南藏民反馬斗爭終於爭取得了勝利。

這場斗爭開創黨的民族工作的先河。

結束了軍閥馬麒的血腥統治，甘南藏族同胞從心裡感激宣俠父。后來，曾任全國政協常委、甘肅省政協副主席的黃正清說:“當年如果沒有俠父的幫助，我們和馬麒的那場官司是難打贏的，說不定甘南會變成馬麒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