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黎平轉兵

曲愛國　張從田

2016年08月08日16:5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節選自《長征記》一書，系華夏出版社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全書目錄）

第四章　黎平轉兵

渡過湘江之后，西進的中央紅軍籠罩在壓抑、悲傷、憤懣的氣氛之中。曾經縱橫馳騁、靈活機動的紅軍，自戰略轉移之后，何以變得如此步履蹣跚，處處被動，雖一路拼殺，卻始終無法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誰應該對湘江之戰的失敗負責，誰應該對紅軍的巨大傷亡負責!?各種議論在部隊中愈來愈多，不但高級干部和指揮員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完全喪失了信心，而且普通官兵中間要求改變軍事指揮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最高“三人團”的權威受到嚴重挑戰。

老山界

面對紅軍歷史上最慘重的損失，博古情緒低落，陷入深深地自責之中，但卻繼續頑固地堅持“左傾”錯誤路線，堅持將富有戰爭指揮經驗的毛澤東等人排斥在軍事領導圈之外，盲目地信任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把軍事指揮權繼續完全地交給李德。而李德在湘江戰役之后，絲毫沒有檢討自己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失誤，將失敗的原因完全歸咎於中央和軍委沒有及早執行他的決策，認為是在湘南的戰略方向上因意見分歧而貽誤了戰機，他動輒暴跳如雷，指手畫腳，甚至無端指責部隊作戰不力，要懲處一些為強渡湘江做出巨大貢獻的高級指揮員，這種做法引起了紅軍官兵的強烈反感。在最高“三人團”中，隻有周恩來堅持工作，苦苦支撐著困難的局面，與朱德共同籌劃著紅軍的具體行動。而許多高級干部在血的現實面前逐步覺醒，開始堅定地反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要求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統帥崗位的呼聲日益高漲。

中共中央的領導層開始醞釀著重大變化。中央紅軍的長征行動開始著重大轉折。

通道會議

西渡湘江之后，中央紅軍進入了廣西越城嶺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今資源縣境），准備在此短暫休整，然后沿紅6軍團西進老路，由大埠頭出湖南城步，到湘西北與紅2、紅6軍團會合。

這是一條絕路。早在湘江之戰前，蔣介石即已判定紅軍西進的最終目的是與紅2、紅6軍團會合，因而除在湘江地區部署重兵之外，還制定了在“湘水以西地區剿匪的計劃大綱”，設想如果在湘江以東無法消滅中央紅軍，就在黎平、錦屏、黔陽以東，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將紅軍最后“剿滅”，並具體劃分了湘、桂、黔三省國民黨軍部隊的守備區。湘江之戰后，蔣介石立即將計劃付諸實施，令湘、黔、桂三省國民黨軍按照劃定的區域迅速展開“堵剿”行動，同時將原“追剿”軍第一、第四、第五路軍等部編為第一兵團，任命劉建緒為總指揮﹔將原“追剿”軍第二、第三路軍嫡系中央軍部隊編為第二兵團，任命薛岳為總指揮，分別由黃沙河、全州一帶向新寧、城步、遂寧、靖縣、會同、芷江地區開進，對紅軍展開平行追擊。同時令黔軍王家烈部在錦屏、黎平一線堵擊紅軍，令桂軍部隊尾追紅軍。

湘、桂兩省的國民黨軍從紅軍的行進路線已經判斷出了紅軍下一步的行動將是出大埠頭經車田出城步，桂軍以兩個師實施尾追，以兩個師進駐龍勝實施堵擊﹔湘軍以第一、第二兵團十五個師又一個支隊，沿大路向新寧、城步、綏寧、武岡疾速推進，並在湘西北地區設置了四道碉堡線，准備配合桂軍前堵后追，合擊紅軍。

中革軍委獲悉了國民黨軍的企圖，決定放棄在西延地區休整和北出湖南城步的計劃，繼續西進，深入越城嶺山區，繞道桂北地區，首先進至湖南西南的通道地區，擺脫敵軍，然后再繼續北上。12月5日，紅軍繼續西行，翻越長征之后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進入廣西龍勝縣境，暫時擺脫了敵軍。

黃孟矮在才喜界石壁刻下的詩

桂北地區，山高林密，民族雜居，經濟非常落后。當地的苗族、瑤族、侗族居民長期受反動政府的欺壓，與漢人隔閡很重，加之國民黨特務不斷造謠滋事，對紅軍部隊的到來非常恐慌。在紅軍到達前，當地群眾紛紛逃入山林，紅軍行進非常困難，且麻煩不斷，常常遭到反動武裝的襲擾。紅軍嚴守群眾紀律，以模范的行為很快消除了少數民族群眾的戒心，贏得了各族人民的擁護。逃入山林的群眾紛紛返回家園，不少青壯年參加了紅軍。紅軍離去后，一位叫黃孟矮的瑤族人在才喜界的石壁上刻下了一首頌揚紅軍的詩：“朱毛過瑤山，官恨吾心歡。甲戌孟冬月，瑤胞把家還。時遇恩人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

12月11日，紅軍走出越城嶺山區，到達了湖南通道地區。但危局並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嚴重。在紅軍通過桂北地區的時候，國民黨軍新的“追剿”部署已經完成，中央軍、湘軍、桂軍、黔軍等追堵部隊均已到位，湘西北工事密布，十余萬國民黨軍正張網以待。紅軍如繼續北行，將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而博古、李德在這樣的時刻，依舊執迷不悟，在作戰命令中一再重申“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硬要指揮紅軍撞入國民黨軍張開的大網。

在關系紅軍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毛澤東毅然挺身而出，與“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執行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向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建議：立即放棄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轉兵入黔，向國民黨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跳出敵軍的包圍圈，扭轉危局。

通道縣紅星亭

這是紅軍擺脫險境的唯一抉擇。在各路國民黨軍中，黔軍最弱，不僅兵力單薄，而且武器裝備較差，缺乏訓練，紀律渙散，戰斗力低下，且省內派系林立，王家烈、侯之擔、猶國才、蔣在珍等軍閥各據一方，矛盾重重，難以形成統一的作戰力量，便於紅軍各個擊破，爭取主動。同時，中央紅軍入黔，能夠與川北的紅四方面軍和湘鄂川黔的紅2、紅6軍團形成鼎足之勢，並有廣闊的機動發展空間，在戰略上極為有利。而北上湘西北，則要與五六倍於己的優勢敵軍決戰，對於減員嚴重、極度疲勞的紅軍來說，后果不堪設想。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員在通道地區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毛澤東的建議。出席會議的李德強烈反對毛澤東的建議，主張是否“讓那些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系。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區創建一大片蘇區”。

但是，李德的威信已經由於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的作戰失利，特別是湘江之戰的失敗而喪失殆盡。失敗，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愈加成熟，開始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腳踏實地地求生存、求發展。在中國革命和紅軍面臨生此存亡的嚴峻時刻，李德已經再也無法憑借共產國際的“金字招牌”壓制正確意見了。他的主張第一次遭到了出席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數委員們的反對。

通道會議會址

在會議討論中，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建議。在決定大政方針的“三人團”中，周恩來明確表示應採納毛澤東的建議，而博古在嚴重的敵情面前，也不得不承認隻有先西入貴州，然后再北上，“才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會議最終部分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通過了將紅軍行進路線轉向貴州的決定。

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首次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多數領導人的支持，並被部分地得到採納。特別是“三人團”中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具有重大的意義，李德的軍事指揮決策權因此第一次受到挑戰。

但通道會議並沒有完全解決紅軍的戰略方針與戰略行動方向問題，也沒有最終做出放棄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完全轉兵向西，在敵軍兵力薄弱的貴州圖謀新的發展的決定。紅軍的西行，只是為爾后北上湘西所採取的機動行動。依舊把持紅軍指揮權的博古、李德雖不得不同意西入貴州的決定，但依舊頑固地堅持既定目標，堅持北上會師紅2、紅6軍團的方針不變，否定了毛澤東建議中最重要的成分。

12月13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中央紅軍“迅速擺脫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

第二天，中革軍委又電示賀龍、任弼時、蕭克、王震，令紅2、紅6軍團“以發展湘西北蘇區並配合西方軍行動”為目的，主力向沅江上游行動，以調動或牽制黔陽、芷江、洪江的敵人，並以一部前出桃源，牽制與迷惑湘中之敵，配合中央紅軍的北上。

黎平會議

12月13日，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路，由通道地區出發，繼續西進，於15日突破黔軍防線，進入貴州，攻佔黎平與老錦屏。16日，前鋒紅1軍團部隊前出至柳霽地域，准備渡過清水江，沿湘黔邊界北上，與紅2、紅6軍團會合。

黎平會議會址

在部隊行動期間，關於紅軍戰略方向和行動路線的爭論繼續進行，毛澤東的建議得到越來越多的同志的贊成。在通道會議中途退會的李德得知會議決定后，曾嚴厲質問周恩來為什麼要西入貴州。周恩來自長征以來力撐危局，每天都要處理軍務，通宵達旦，睡覺隻能在行軍的擔架上解決，他對李德的太上皇作風早已厭惡，但為了黨內團結和軍事決策的統一，一再忍讓。此刻一向沉穩鎮定的周恩來再也無法忍受李德的態度，激動地回答：中央紅軍需要休整，這隻能在貴州進行，因為那裡敵人的兵力比較薄弱。

12月17日，軍委縱隊進駐黎平。在此期間，敵情又發生了重大變化。紅軍繼續西進，破關入黔，使得國民黨軍在湘西南城步一線張開的口袋陣瞬間失去了作用。蔣介石急忙調整部署，以黔軍退守黔東的施秉、台拱（台江）一線，繼續堵擊紅軍﹔以“追剿”軍兩個兵團迅速向銅仁、玉屏、天柱一線開進，企圖構成新的防線，配合黔軍，攔截中央紅軍北上。桂軍也趁火打劫，以一個師向榕江推進，企圖對紅軍進行側擊，並趁勢入黔。

國民黨軍正在黔東北、湘西北地區形成新的口袋陣。紅軍如繼續北上，堅持與紅2、紅6軍團會合計劃不變，不僅將困難重重，而且是自投羅網，前景吉凶難測。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再次討論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根據國民黨軍已經在湘西北布下重兵，並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敵情，再次力主放棄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建議紅軍繼續西進，進入敵人力量空虛的黔西北地區，在川黔邊創建新蘇區。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支持毛澤東的建議，因病缺席會議的李德則托人帶來意見，主張紅軍折向黔東，繼續尋機北上。

會議最終否決了李德的意見，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確定放棄北上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繼續西進，進軍黔西北，創建川黔邊新蘇區。同時決定在適當時機召開會議，決定審查以黔北為中心建立新蘇區根據地的決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軍事指揮下的經驗教訓。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並確定，“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遭遇時，則應堅決打擊之，保証我向指定地區前進”。《決定》並“責成軍委依據本決定，按各階段制訂軍事行動計劃，而書記處應會同總政治部進行加強政治工作，以保証決定及軍事作戰部署之實施”。

這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會議。從湘南到通道，經過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採納，從而解決了紅軍迫在眉睫、至關重要的部隊行動方向問題，不但避免了中央紅軍全軍覆沒的危險，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等黨政軍機關的大批干部得以幸存，這就為中國革命保留了最寶貴的財富。

黎平會議及其形成的《決定》，同時也標志著紅軍的軍事路線終於開始轉向正確的軌道。經過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以來的挫折，特別是湘江之戰的巨大損失，左傾路線的軍事方針已經被証明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所堅持的軍事路線則被証明是完全正確的。全軍上下在挫折和失敗中，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重新開始在紅軍的行動中佔據主導地位，中革軍委在指導戰爭和部署行動時，都充分征求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開始重新參與軍事指揮。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在會后則被逐步剝奪，再也無法在紅軍的軍事決策中扮演太上皇的角色了。中革軍委第一次有了自主決定軍事行動的權力，作戰指揮趨於靈活。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開端。

周恩來

所有這一切，匯成了紅軍長征后的第一次真正的轉折，也為爾后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准備了條件，奠定了基礎。猶如黎明前的曙光，黎平會議使得紅軍官兵重新看到了光明，中國革命的前途再次呈現希望。

在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召開期間，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還做出了另外兩項重大決定。

一是進行整編，充實作戰部隊。決定軍委第1、第2縱隊合並為軍委縱隊，任命劉伯承為軍委縱隊司令員，陳雲為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鐘偉劍為參謀長，下轄三個梯隊，而以干部團、保衛團為獨立的作戰部隊，直轄縱隊司令部﹔撤銷紅8軍團建制，除營以上干部外，人員全部補入紅5軍團。同時決定，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期間因反對李德錯誤指揮被貶任紅5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重新出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

二是徹底清理輜重行裝，將從中央蘇區一路帶出的“壇壇罐罐”全部“砸碎”丟棄，部隊輕裝上路，同時撤銷擔任搬運任務的教導師建制，人員分別編入紅1、紅3軍團。消息傳出，全軍雀躍，無不拍手歡迎。時任國家保衛局駐教導師特派員的裴周玉回憶道：“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包裹箱子打開，裡面有印刷機、修理器械、醫療器械，還有許多沒用的廢舊槍支、槍托、槍柄、子彈殼、鐵錘、鋼條、蠟版、鐵球，等等。最可笑的竟還有掃帚、擦槍布、破工作服、爛手套，真是應有盡有。見到這一堆破爛，大家怒不可遏，義憤填膺。回想出發以來，這些破爛東西把我們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拖死了。那麼多的戰友沒死在敵人槍炮下，卻為搬運這些破爛喪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就是這些破爛拖累我們這個有六千人的教導師隻剩下兩千人了，而為掩護我們和這些破爛而犧牲的兩翼部隊的戰友們，更是不計其數。我們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鐵錘上，向著這些該死的東西狠狠砸去，砸得稀爛，放火把它們燒成灰燼還不解心頭之恨。”

劉伯承

12月19日，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發布《關於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決議之通電》，對西入貴州的第一步作戰行動作出部署：以紅1、紅9軍團為右縱隊，以紅3、紅5軍團和軍委縱隊為左縱隊，大致於23日前出到劍河、台拱、革東地域。在12月底，右縱隊進佔施秉，左縱隊進佔黃平。並規定：“在前進中，如遇黔敵應消滅之，如遇尾追之敵應擊退之，在不利條件下則應遲滯之。”

紅軍總政治部也於12月21日發出《關於實現在川黔邊創造新蘇區根據地的訓令》，指出：“黨中央明確地決定，我主力紅軍當前偉大的任務，是要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區。”要求各級政治機關及全體政治工作人員，深入到連隊之中，做好宣傳解釋工作，使廣大指戰員了解黨的行動方針，以百倍的勇氣與信心為實現創建新蘇區而奮斗。

大軍未動，政治動員與解釋工作即全面展開，且將黨的方針與行動方向傳達到每一位官兵，這與長征伊始的層層保密、官兵不知所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軍事行動部署也表現出了新的特征，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對各軍團何時以多少兵力進至何地都要具體規定，而是在確定總的行動方向與原則的前提下，把行動的機斷權完全交給了一線指揮員。正如周恩來回憶的那樣：黎平會議之后，“軍事指揮與以前大不相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隻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

由此，紅軍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盡管人員減少，但作戰部隊更加充實，指揮更加靈活，力量更加集中，士氣更加高昂，戰斗力更加堅強。

猴場會議

12月20日，中央紅軍部隊以“奪取先機，首先消滅黔敵”為基本作戰指導原則，兵分兩路，向黔西北推進。

貴州境內，山高林密，氣候多變，當時經濟十分落后，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裡平，人無三分銀”。當地軍閥部隊，官兵幾乎人手一杆鴉片煙槍、一支步槍（手槍），人稱“雙槍兵”，體質虛弱，訓練極差，裝備落后，加之大小軍閥各霸一方，相互混戰，根本無法形成抵抗紅軍的統一力量。而國民黨軍“追剿”部隊重兵集結湘西，正等待與紅軍決戰，貴州防務非常空虛。

猴場會議會址

紅軍入黔后，如入無人之境，黔軍防線一觸即潰。右縱隊前鋒紅1軍團經劍河西進快速推進，於25日攻佔鎮遠，26日進佔施秉﹔紅9軍團隨后跟進，北渡清水河，配合紅1軍團奪取鎮遠，並警戒全軍的右翼。左縱隊前鋒紅3軍團經南加、南哨地區，於24日進佔台拱以南地區。

國民黨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自知根本無力抵擋紅軍，在紅軍進佔黎平時，即向各省軍閥發出通電，請求各省出兵貴州，聯合“扑滅”紅軍。同時致電蔣介石，懇求“中央飛令到湘各軍，西移黔境，及桂省部隊越境‘會剿’，以期聚殲該匪，挽救黔難，無任感禱”。

紅軍大舉入黔，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也使得他精心籌劃的湘西決戰計劃頓時落空，但他並沒有驚慌，反而有些得意。紅軍西入貴州，雖然使他失去了一舉根除“赤患”的機會，卻給予他以“剿共”之名收拾西南各省軍閥的天賜良機，而貴州軍閥成為他的第一個目標。因而，他嚴令在湘西等候紅軍的“追剿”軍，立即轉道向西，全力追擊紅軍。但又令湘軍追擊部隊隻進至黔東地區，桂軍隻沿黔桂邊界防御，而密令嫡系薛岳部一路追擊，深入黔境，相機解決王家烈等貴州地方軍閥。

薛岳依計行事，率部大舉入黔，經晃縣（新晃）、玉屏向施秉、凱裡方向追擊，先頭吳奇偉縱隊於27日進至鎮遠。當時的黔軍鎮遠行營參謀長黃烈侯在戰斗詳報中記載，國民黨中央軍入黔時，曾張貼標語雲：“不問匪竄方向如何，本軍總以入貴陽為目的。”黃烈侯埋怨道：“中央追繳軍”並不追剿，直接沿貴（陽）、龍（裡）大道前進，開往貴陽，使得紅軍安全渡過了烏江。而湘軍何鍵對蔣介石的心思一清二楚，且湘西之紅2、紅6軍團攻勢正盛，他也不願此刻分兵西進，遂令劉建緒率兩師兵力入黔，先頭於28日進至錦屏。黔軍王家烈部則集中六個團在施秉、黃平地區布防，准備阻止紅軍西進貴陽。

在國民黨軍重新部署的時候，紅軍部隊晝夜兼程疾速西進，執行中革軍委所確定的搶渡烏江，攻佔遵義的任務。12月28日，右縱隊紅1軍團第1師第1團佔領余慶，第2師佔領老黃平（舊州）﹔左縱隊紅3軍團佔領黃平，紅5軍團進至台拱。29日，紅軍向烏江方向繼續推進。前鋒紅1軍團兩路行進，紅2師進佔猴場（草塘）、陳家寨，31日進至木老平及其東北地區﹔紅2師於30日到達龍溪，進抵烏江岸邊，並立即展開北渡烏江的准備。大軍隨后跟進，野戰軍總部於31日到達猴場。

然而，就在這時，黨內的爭論卻再次發生。黎平會議雖然解決了紅軍最為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但並沒有來得及對中央的領導體制和軍事指揮體制作出調整，因而會議決議的實施缺乏必要的思想保証和組織保証，黨內、軍內的認識並未完全統一。

李德對否決了他與博古轉道黔東，繼續北上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主張大為不滿，加之毛澤東的軍事路線開始逐步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毛澤東重新參與軍事指揮，而他則在軍事指揮上再也不能頤指氣使，決定一切，因而大發脾氣，經常無理指責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和中革軍委的軍事決策，這種野蠻、無理的行為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也使得他日益成為孤家寡人，唯有博古等人依舊將他奉若神明。紅軍進入貴州腹地，特別是逼近烏江后，李德不相信紅軍有能力突破天險，渡過烏江，更反對在川黔邊建立新蘇區，與博古重彈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老調，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審議黎平會議的決議，建議紅軍不過烏江，首先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然后掉頭向東，重走老路，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從而再次挑起了黨內爭論。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瓮安縣猴場（草塘）召開會議。會議分析了自紅軍黎平西進以來的新形勢，完全肯定了這一戰略行動，認為它帶來了“開始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最后階段”。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進一步的肯定，而博古、李德的主張則被堅決地否決。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們保証能打過烏江，要是向別的方向走，就是上敵人的當。”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不過烏江，不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而要回頭和紅2、紅6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了黎平會議關於創建川黔邊新蘇區的決議，決定紅軍立即搶渡烏江，攻佔遵義。

會議通過了《關於野戰軍通過烏江以后到達行動方針的決定》，確定：紅軍要准備在川黔邊地區轉入反攻，“目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第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發展，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要求在全體官兵中進行“深入的宣傳鼓動，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的戰斗情緒，增強他們的作戰意志與勝利的信心”。

《決定》同時指出：突破烏江，佔領遵義之后，“要盡量利用我們所爭取到的時間，使部隊得到短期的休息，並進行整頓補充的工作，特別是加強在連隊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實戰斗連的原則下，應縮編我們的部隊。軍委縱隊應繼續縮小，以適應於新的作戰環境。”

為了防止博古、李德以中革軍委的名義發布命令，改變中央政治局決定的情況發生，同時也為了解決最高“三人團”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大權獨攬，使政治局的決議難以得到堅決貫徹，以及軍事指揮上的機械呆板、消極避戰等問題，《決定》中特別作出了三項規定：

一是要求“軍委必須特別注意敵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敵情的偵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時機，並不失時機地求得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來有把握的取得勝利”，並且指出，“新蘇區根據地隻有在艱苦的、殘酷的、勝利的戰斗中才能創立起來，反對一切逃跑的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緒”。這就明確界定長征中的走與打的關系，對戰略轉移中的逃跑主義作出了初步的糾正。

二是明確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一規定，實際上收回了最高“三人團”的軍事決定權，自然也就等於取消了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以來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獨斷專行權，為毛澤東重新執掌紅軍的指揮權作了鋪墊。此后，李德基本上被剝奪了指揮紅軍作戰的權力。正如周恩來后來所回憶的那樣：“經過不斷的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裡所指的“遵義會議前夜”，就是猴場會議。

三是“責成書記處與軍委保持同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的密切的通信聯絡。加強對於他們的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領導，使他們以積極的行動，來配合我們的反攻”。中央政治局因此而重新恢復了對全國紅軍的最高領導權，並明確書記處與軍委——實際上是最高“三人團”必須在政治局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長征之后，最高“三人團”撇開政治局獨自決定一切，政治局不過問軍事的不正常狀態得到糾正。

猴場會議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的繼續，也是隨后召開的遵義會議的重要准備。經過這次會議，不僅紅軍新的戰略方向得到進一步確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在思想上加強了反對“左傾”錯誤路線的斗爭，在軍事指揮上“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者的軍事指揮權”，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同，這就為遵義會議徹底解決軍事與組織問題，順利實現黨和紅軍最高領導的改組，奠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直接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