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從兩河到沙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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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從兩河到沙窩

懋功會師，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合兵一處，總兵力達十余萬人，士氣高昂。這是一支強大的紅色武裝力量，如何保存和運用這支武裝力量，徹底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進而不斷壯大發展，為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奠定堅實的基礎，成為兩軍會師后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而當時全軍所面臨的緊迫問題，是會師后紅軍行動方向指向何處，向何處發展，在何處建立新的紅色根據地，這是關系到紅軍和中國命運的頭等大事。

毛澤東與張國燾在陝北

此刻，正值全國抗日運動新高漲的前夜。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步驟不斷加快，自1935年5月29日起從東北抽調大批部隊入關。蔣介石政府重兵“剿滅”紅軍，對日本的侵略卻步步退讓，於6月9日與日本簽訂了屈辱賣國的《何梅協定》，讓出了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政治、軍事控制權，並於10日頒布《敦睦外交令》，公開聲明要嚴懲一切反日言行和團體。這些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怒，各種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整個國家處於重大事變的前夕，中國的形勢正向有利於革命的方向發展。

紅軍因此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特別是在西北地區，紅軍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追剿”中央紅軍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已遠離中心城市，減員很大，補給困難，士氣頹喪，戰斗力大為下降。川陝甘地區之國民黨軍派系龐雜，協同作戰十分困難。國民黨中央軍薛岳部遠在南面的川西地區，暫時無法對紅軍構成直接威脅﹔位於北面的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主力尚未全部集結，隻有一部兵力部署於川陝甘邊界地區﹔四川軍閥迭遭打擊，士氣頹廢，但求自保，特別是駐守川陝邊境的軍閥田頌堯部，在嘉陵江戰役中遭受重創，元氣大傷，根本無法阻擋紅軍北進﹔西北軍閥則各自為政，矛盾重重。而紅軍兩大主力會合后，力量集中，特別是四方面軍主力在徐向前指揮下，正駐守在岷江西岸的北川、茂縣、鎮江關、片口等地，位置機動，可隨時出動。這就形成了紅軍迅速北上，在川、陝、甘的廣大地區發展壯大的有利局面。

早在兩軍會師之前，毛澤東等中央主要領導人即與張國燾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電報來往，交換意見。張國燾等人多次致電中央，請求“飛示以后行動總方針”、即告“今后兩軍行動大計”。6月12日，兩軍剛剛會師，由徐向前起草、以張國燾、陳昌浩和他三人署名給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電報中提出：“目前我軍之主要敵人為胡宗南及劉湘殘敵，我軍之當前任務必先消滅其一個，戰局才能順利開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劉亟待決定者。弟等意見：西征軍萬裡長征，屢克名城，迭摧強敵，然長途跋涉，不無疲勞，休息補充亦屬必要。最好西征軍暫位后方固陣地休息補充，把四方面軍放在前面消滅敵人為好。究以先打胡先打劉，何者為好，請兄按各方實況商決示知為盼。”

這是一個非常尊重中央、顧全大局的建議。但是，非常可惜，它實際上只是反映了徐向前一個人的意見。而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張國燾卻另有想法，而且與中央的決定背道而馳。

分歧初顯

中共中央此刻所確定的紅軍行動方向是，迅速北上，在川陝甘三省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這一目標是中共中央根據變化著的形勢逐步確定的。在遵義會議上，中央曾把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地區建立新的蘇區，作為紅軍未來發展的基本戰略方向。后來由於國民黨軍攔阻，中央紅軍北渡長江不成，遂改為在雲貴川黔交界地區求發展。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央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指揮中央紅軍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之上，而對未來的發展方向，則隨著戰局的演變而不斷變化。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前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現紅軍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圍的川西北地區，高山窮谷，地瘠民貧，經濟落后，又多系少數民族聚居區，語言不通，風俗習慣不同，存在著復雜的民族問題，不利於紅軍的生存發展，不適於建立根據地。因此，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放棄遵義會議制定的關於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繼續北上，在川陝甘邊地區建立根據地，以推動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發展。

6月16日2時，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致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明確指出：“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后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而當前計劃，則紅四方面軍全部及一方面軍主力均宜在岷江以東，“對於即將到來的敵人新的大舉進攻給予堅決的打破，向著岷（江）、嘉（陵江）兩江之間發展。至發展受限制時，則以陝、甘各一部為戰略機動地區。因此，堅決地鞏固茂縣、北川、威州在我手中，並擊破胡宗南之南進，是這一計劃的樞紐。”同時指出：“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余裡，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游（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隻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長策。”

張國燾不同意中央的決定。在他的心目中，紅軍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或者西進西康、青海、新疆，避開國民黨統治的主要區域和國民黨軍的主力，到“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區域發展，或者是向南發展，“直取成都，出長江，打到武漢”去。這一點，他早在兩大紅軍會師前，就在6月13日撰寫的一篇題為《新的勝利和新的形勢》的文章中有明確的表述。這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消極避戰，一個冒險進攻，反映出了張國燾對紅軍發展的戰略方向的確定，始終沒有擺脫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巢穴，而這正是遵義會議所堅決糾正的。但張國燾對此篤信不疑。西進岷江流域，只是這一計劃的第一步。因而，在強渡嘉陵江戰役勝利后，盡管徐向前迅速擬定了北出甘南的計劃，而且當時胡宗南部在川甘邊界也兵力薄弱，但張國燾還是否決了徐向前的計劃，決定揮師西進。現在，中央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更是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城府很深，並沒有直接向中央表明自己的意見，而是採取了一種迂回的方法，就是同意建立川陝甘根據地，但強調第一步應該向西進攻，在川西北和西康等地站穩腳跟。

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聯名致電中央：同意向川陝甘發展的方針，以及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和集中兩大紅軍主力作戰的設想。但反對中央的“目前計劃”，認為北川一帶地形不利於大部隊行動，且胡宗南部已有准備，不易北進。由岷江向東打或向北打鬆潘，也都不利。主張紅一方面軍沿大金川北上佔阿壩，紅四方面軍折返茂縣、北川，並進至鬆潘以西地區，或先向南進攻，然后再北返。

接到張國燾、陳昌浩的復電時，毛澤東等人已經到達懋功。毛澤東仔細研究了徐向前信中所談的情況，專門向前來迎接的紅30軍政委李先念了解情況。他打開一幅軍用地圖，邊看邊問李先念：“岷江、嘉陵江地區氣候怎樣，地形如何，人民群眾生活狀況如何，還能不能打回川陝蘇區去?”

李先念說：“岷（江）嘉（陵江）兩江之間地區，大平壩子很多，物產豐富，人煙稠密，是漢族居住地區，部隊的給養和兵源都不成問題。從戰略地位看，東連川陝老根據地，北靠陝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進可退，回旋余地大。如紅軍進入這一地區，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得到休整補充，恢復體力，再圖發展。現在茂縣、北川在我軍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則再打過岷江就難了。”他繼續說：“來懋功的一路上，隻看到很少的藏族牧民，籌糧很難，大部隊久駐無法解決供給。大小金川和邛崍山脈一帶高山連綿，谷深流急，大部隊很難運動，不容易站住腳。向西和向北條件更差。”他的意見是，無論從地理條件、群眾基礎，還是從紅軍急需休整補充的實際情況和發展前途看，兩軍會師后都應該向東北方向發展，首先是向岷江、嘉陵江之間地區發展比較有利。

聽完李先念的匯報，毛澤東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決心。他說：全國抗日高潮正在到來，整個形勢對我們很有利。“今后一、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發展。”

6月18日，張聞天、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致電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強調指出：“目前形勢須集中兵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其已過理番的部隊，速經馬塘繞攻鬆潘，力求得手”。否則，兩個方面軍“如此大部隊經阿壩與草原游牧區域入甘、青，將遇絕大困難，甚至不可能”。南下向川康邊之雅安、名山、邛崍、大邑等地發展，“即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因此，力攻平武、鬆潘是此時主要一著”，希望張國燾等人“即下決心為要”。

但張國燾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變，於第二天，6月19日，與陳昌浩再次致電中央，稱平武地形不利紅軍進攻，隻同意打鬆潘。同時提出一個新的作戰計劃，要求一、四方面軍分頭行動，“一方面軍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壩，以一部向西康發展﹔四方面軍北打鬆潘，東扣岷江，南掠天（全）蘆（山）灌（縣）邛（崍）大（邑）名（山）”，並說：“日前給養困難，除此似別無良策。”

雙方電報來往不斷，意見卻南轅北轍。毛澤東等人剖析利害，苦口婆心，但張國燾卻不為所動，雙方意見根本無法統一。兩軍剛剛會師，分歧就如此之大，這是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而戰略方針牽動全局，部隊行動不容拖延，必須盡快確定方針，必須盡快化解分歧。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張聞天等人商議后，決定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具體討論、決定紅軍會師后的戰略方針。

6月20日，張聞天、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指出：“從整個戰略形勢著想，如從胡宗南或田頌堯防線突破任何一點，均較西移作戰為有利”，“如認為絕無辦法，則需暫時拋棄川陝甘方針，改變為向川西南發展，請你再過細考慮”。

為了統一認識，開好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經與毛澤東等人商議，張聞天在到達兩河口后於6月24日撰寫了《奪取鬆潘，赤化川陝甘》的文章，發表在當天出版的《前進報》上。在文章中，張聞天指出，兩大紅軍主力會師，已經造成了“實現我們在川陝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的可能”。而鬆潘、理番、懋功等地，地形不利作戰，經濟落后，物資給養補給非常困難，國民黨軍正想將紅軍首先壓縮在這一地區，然后逐漸壓縮至西康、青海邊緣地區，因而在此停留或西進西康、青海，正符合蔣介石的封鎖政策，對紅軍極為不利。因此，紅軍應該立即北進，集中全部力量，首先奪取鬆潘，突破國民黨軍的北部防線，使紅軍轉入川陝甘的廣大地區，尋求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而“奪取鬆潘和控制鬆潘以北地區，消滅胡宗南的部隊，目前成為整個野戰軍與四方面軍創立川陝甘新蘇區的最重要的關鍵，也是目前我們紅軍的緊急任務”。

張聞天並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闡述了紅軍的作戰原則，不點名地批評了“避免戰爭”的“逃跑主義傾向”，指出：“川陝甘三省是一塊很廣大的地區。在取得鬆潘之后，我們或將首先取得甘肅東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區。到底在川陝甘哪一地區開始創立根據地，就決定於當時的敵情與我們同敵人作戰的勝利及勝利的大小”。他強調，“如果在目前情況下，我們仍然以到達一定地區為我們行動的中心，實際上就是要避免戰爭，放棄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任務，而變為無止境的逃跑”，“必須同這種逃跑主義的傾向做堅決的斗爭”。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兩河口關帝廟裡舉行。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洛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博古（秦邦憲）、張國燾，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凱豐（何克全）、劉少奇參加會議。林彪、彭德懷、聶榮臻、李富春、劉伯承、林伯渠等也參加了會議。會議中心議題是兩軍會師后的戰略方針問題，史稱兩河口會議。

政治局分管軍事的周恩來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作目前戰略方針的主報告。關於戰略方針問題，他指出，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新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關於戰略行動問題，周恩來分析了敵情變化，指出：目前，回頭向南是不可能的，向東過岷江也不可能，向西北也不行。隻有轉向甘肅，向岷山山脈以北發展最為有利。消滅蔣介石的主力部隊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紅軍目前的作戰行動是向鬆潘同胡宗南部作戰，向鬆潘以北轉移，要高度機動，要堅決統一意志。關於作戰指揮問題，周恩來強調：最高原則是：第一，應統一集中，指揮權要集中到軍委﹔第二，使作戰更有力量，須組織左、中、右三個縱隊﹔第三，加強政治工作，克服當前困難，保証戰略計劃的實現。

周恩來報告完畢后，會議轉入討論。張國燾、彭德懷、林彪、博古、毛澤東、王稼祥、鄧發、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凱豐、劉少奇、張聞天等人相繼發言，都表示同意周恩來的報告，同意北上的戰略方針，同意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強調要迅速北上，首先控制鬆潘地區。

會議最后通過了周恩來報告所提出的戰略方針，決定由博古起草政治部訓令，由張聞天起草中央政治局決定。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鬆潘與控制鬆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決定》同時指出：“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地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斗爭中的主要危險。”

同一天，為適應兩軍會師后新的形勢和任務，加強集中統一領導，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決定任命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委員。為促進兩軍的相互了解和團結，會議還決定由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中華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林伯渠、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和周興、金維映等人組成中央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部隊進行慰問。

兩河口會議正確分析了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后的形勢和川陝甘、川康邊的實際情況，確定了兩軍共同北上，在川陝甘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為兩大主力會師的行動指明了方向。這對於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會議進行期間，先頭紅6團已於29日攻佔卓克基。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與位於懋功、兩河口地區的中央紅軍主力、紅四方面軍第30軍第88師主力，翻越夢筆山雪山，於6月29日到達卓克基地區。紅1軍團和紅88師隨即前出至馬塘、康貓寺等地，准備發起鬆潘戰役。

鬆潘戰役

要實現中央確定的戰略方針，迅速、堅決地攻佔鬆潘，打開北進通道，是兩大紅軍主力會師后的首要任務。因此，中革軍委對鬆潘戰役高度重視，決心全力打好兩軍會師后的第一仗。總參謀長劉伯承親自起草了戰役計劃。

紅軍兩大主力會師之時，國民黨軍也在加緊調整部署，共集中近二百個團的兵力，企圖將紅軍圍困於懋功、理番（今理縣）、威州地區，進而予以消滅。6月下旬，川軍劉湘、孫震、李家鈺等部集中九十余個團，固守江油（不含）、威州（今汶川）地帶，阻止紅軍東進﹔中央軍胡宗南所部二十七個團，固守文縣、鬆潘、平武、江油地區，阻止紅軍北上﹔川軍楊森、鄧錫侯等部共約五十個團，由寶興、大川、牛頭山地段，向北筑壘推進，阻止紅軍南下﹔中央軍薛岳部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向綿陽集中，策應川軍行動﹔川軍劉文輝、李抱冰部共十五個團，在康定、丹巴、瀘定地域筑壘，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紅軍向川康邊發展﹔萬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壘待機。

但各路部隊中，追剿軍主力薛岳部從江西到川康邊萬裡轉戰，已經被中央紅軍拖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補充﹔另一支中央軍主力胡宗南部仍分散在鬆潘、平武、文縣地區，尚未完全集中﹔四川軍閥部隊則屢遭紅四方面軍的沉重打擊，士氣低落。這對於紅軍主力奪取鬆潘，迅速北上甘南，實現中共中央確定的在川陝甘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是有利的。

6月29日，中革軍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的名義頒布《鬆潘戰役計劃》，確定：戰役的基本任務是，“迅速、機動、堅決地消滅鬆潘地區的胡敵，並控制鬆潘以北及東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戰和發展”。為此，確定一、四方面軍主力統一劃分為左、中、右三路軍。左路軍由十六個團組成，司令員林彪，副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聶榮臻，副政治委員楊尚昆﹔中路軍由十個團組成，徐向前任司令員兼政委。左、中兩路軍的主要任務是從兩河口、黃勝關迂回攻擊鬆潘地區之敵，堅決消滅之，並先機切斷平武、南坪東援之敵的來路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右路軍由十一個團組成，陳昌浩任司令員兼政委，其中八個團經蘆花、毛兒蓋向鬆潘前進，三個團經鬆坪溝、紅土坡、小姓溝向鬆潘前進，實施正面突擊，會同左路軍、中路軍對胡宗南部形成夾擊之勢。如“胡放堅守城堡，不利攻擊，則我軍應監視該敵，嚴防截擊，並縮短行軍長徑，以利迅速北出甘南作戰”。《計劃》要求三路部隊務必在7月3日以前渡過岷江，按期趕到第一步集中地點，以便發起進攻。另以王樹聲指揮紅四方面軍一部組成岷江支隊，繼續在北川至茂縣一線阻擊川軍部隊，並牽制和吸引胡宗南部南向﹔以紅9軍團一部組成懋功支隊，在夾金山、巴郎山、懋功、崇化地區活動，掩護主力北進作戰，保障后方安全。

7月初，各路紅軍開始行動。由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紅88師編成的左路軍從卓克基、康貓寺、馬塘等地出發，向鬆潘西北黃勝關、兩河口地區開進。紅1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和紅2師師長陳光率紅6團和紅5團3營為前衛，執行探路任務。隊伍從刷經寺出發，經過壤門（甲爾卡）、龍日溝進入草地，向龍日壩行進。草地渺無人煙，夜間寒氣逼人，戰士們飢寒交迫，備嘗艱辛。7月2日，紅6團在龍日壩與青海軍閥所屬西北“剿匪”第1路軍第5縱隊麥桑騎兵支隊相遇。地形開闊，毫無遮攔，麥桑支隊二千多人，全部為當地藏人組成的騎兵，行動迅速，剽悍驍勇，馬上射擊槍法准確，紅6團尚未展開，敵騎兵已經沖到近前。紅6團就地抵抗，激戰兩個多小時，打退了藏兵的進攻，但自身也傷亡四百余人。入夜之后，紅6團在1營的掩護下撤退。當晚，朱瑞與陳光向軍委報告草地行進與戰斗情況。鑒於草地行軍保障困難，且有國民黨軍騎兵不斷騷擾，為加快行進速度，軍委立即決定左路軍主力改道行進，直向黑水、蘆花前進。

7月2日，紅1軍團和紅88師翻越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長板山雪山，進至蘆花、黑水地區，然后經馬河壩、寡古、長生寨、羊茸、昌德等地，再翻越海拔四千二百八十三米的昌德山雪山，經上、中、下三打古，翻越海拔四千七百五十二多米高的塔魯崗（打古山），到達沙窩（今鬆潘縣血洛），進入毛兒蓋地區。

8日，先頭紅268團和紅1軍團偵察連，包圍駐守毛兒蓋之胡宗南部第1師補充旅第1團第1營（加強營），展開激戰。毛兒蓋位於鬆潘以西，是紅軍進攻鬆潘的必經之地。胡宗南接到毛兒蓋被圍的消息后，親自命令守軍營長李日基固守待援。紅軍猛烈攻擊，掃除外圍據點，逐步向鎮內發起進攻，於14日夜攻入李日基營核心據點索花寺，李日基率部突圍。紅軍窮追不舍，於16日下午將之再次包圍於鬆潘臘子山以西五十公裡處，全部殲滅。此戰，紅軍共俘敵三百余名，繳獲各種槍支兩百余支（挺）、電台一部。

在此期間，左路軍其他部隊，紅3、紅5軍團進至黑水、黨壩地區。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由卓克基到達蘆花地區。由紅四方面軍部隊組成的中路軍和右路軍也於7月6日從理番、茂縣出發北上。

紅1軍團由毛兒蓋繼續向鬆潘推進，於7月18日在距鬆潘城約五十公裡的羊角塘與正在構筑工事的胡宗南部廖昂補充旅一部遭遇，展開激戰。與此同時，紅4軍也由鬆潘以南的紅土坡、小姓溝一帶向北發起進攻，擊退胡宗南部丁镕隆獨立旅，推進至距鬆潘十至十五公裡的牟尼溝（托牛溝一帶）。岷江東岸的部隊也向鎮江關以北進攻，與胡宗南部李文部第2旅展開激戰。戰斗在從西到南的弧形戰線上全面展開，戰況甚烈。

鬆潘，是四川西北部的重要城鎮，控制著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紅軍佔領這個地區，可以不經川西北的茫茫草地，直出甘南。這對於紅軍主力迅速北上，創建新的根據地十分有利。這時，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結，出現了奪取鬆潘的有利態勢。如果紅軍后續部隊及時趕到，集中全力進攻，則很有可能獲得勝利。戰機稍縱即逝。但是，張國燾卻置大局於不顧，借口所謂“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開始向中央發難，故意拖延紅四方面軍主力的行動。

鬆潘古城

在兩河口會議期間，張國燾最關心的不是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而是中央紅軍的實力到底有多少，到底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誰的實力大。當得知中央紅軍隻有一萬多人時，他的個人野心開始急劇膨脹。雖然在兩河口會議上支持中央的北上戰略方針，但會下卻千方百計地探聽情況，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及會理會議的情況。中央為加強統一指揮，任命他為軍委副主席，已經遠遠滿足不了他的權力欲望。在他的眼中，不是黨指揮槍，而是槍指揮黨，誰的兵多、槍多，誰就應該決定一切。

於是，兩河口會議結束后，他開始抵制執行北上的戰略方針，以解決所謂的“組織問題”為借口，對執行鬆潘戰役計劃處處作梗。6月29日，張國燾致電中央，強調攻打鬆潘的困難，再次提出他的川、康邊方案，主張分兵進攻，中央紅軍向阿壩前進，以一部向西康發展﹔紅四方面軍主力向西打鬆潘、向南進攻天全、蘆山、邛崍等地。返回紅四方面軍駐地后，他又對前往紅四方面軍慰問的李富春等人公開提出：要“充實總司令部”，徐向前任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治委員，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開始向中央要軍權。10日，張國燾更是直接致電中央，提出：“我軍官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並要挾說：否則“不能以堅決的意志，迅出主力於毛兒蓋東北地帶，消滅胡敵”，甚至會使部隊調動“參差零亂”，而給敵以先機之利及各個擊破和橫截的可能。在電報中，他還再次提出了部隊分路北上的意見。

中共中央拒絕了張國燾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要求，但對他的錯誤始終採取了黨內斗爭的方針，希望他能夠以大局為重，服從中央領導，保証鬆潘戰役計劃的順利實施。7月10日，已進至上蘆花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致電張國燾：“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已經確定，后勿（忽）延遲，致無后續部隊跟進”，切盼紅四方面軍“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並提出：“急盼”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到蘆花與中央會合，“集中指揮”。

然而，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已經極度膨脹，根本置戰役大局於不顧，隻要不滿足他的要求，就不願討論其他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在鬆潘戰役緊張進行的同時，分散精力首先解決迫在眉睫的組織問題。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蘆花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組織問題”。決定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委，博古任總政治部主任，並決定設立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陳昌浩分別兼任總指揮、政治委員。

會議結束后，中革軍委於當日發布通知：“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並以張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21日，中革軍委又發出《關於一，四方面軍組織番號及干部任免的命令》，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兼任參謀長。同時決定，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紅四方面軍第4、第9、第30、第31、第33軍的番號不變。此外還決定，從中央紅軍抽調張宗遜、陳伯鈞、李天佑、李聚奎、李榮等一批干部到紅四方面軍各軍任職，從紅四方面軍抽調紅4軍第11師第32團、第33軍第98師第294團共兩千一百多人，編入紅1軍﹔抽調紅30軍第90師第270團和第89師直屬隊共一千六百余人，編入紅3軍。兩大主力紅軍指戰員的交流，促進了兩軍的團結和部隊建設，增強了中央紅軍的戰斗力。

在此期間，鬆潘戰役繼續激烈進行。7月19日，中革軍委制定了《鬆潘戰役第二步計劃》。計劃指出：“依據目前敵情的變化，証明軍委6月29日鬆潘戰役計劃中關於敵情的判斷，是完全正確和適用的。”然而，“由於我軍調動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氣候、番民關系，致先遣部隊與后續部隊相隔過遠，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協調”。計劃確定，將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混編為五個縱隊和一個支隊，繼續北進，奪取鬆潘。

紅軍繼續進攻，徐向前、陳昌浩也於22日率紅四方面軍從蘆花出發，向毛兒蓋開進。但是，戰機已經錯過。由於紅軍部隊未能迅速集中，完成攻擊任務，國民黨軍已加強了鬆潘地區的防御力量。胡宗南親率司令部抵達鬆潘，並把指揮部也遷到了城南山頭，以鼓士氣，其所屬部隊則加速南下，共在鬆潘城以南，鎮江關以北之岷江東岸一線集結了一個師又五個旅，其中一線四個旅，二線一個師又一個旅，並構筑了較堅固的工事，憑借優勢火力和堅固工事拼死抵抗。國民黨空軍也全力支援，每天都出動飛機對紅軍陣地進行偵察轟炸，有時同一時間、同一區域即有六架次飛機助戰。紅軍雖勇猛進攻，但始終無法取得決定性進展，在西起臘子山、羊角塘，向南經包子寺（今鬆潘之包座）、牟尼構、鎮江關一線與胡宗南部隊形成對峙。不少陣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整個戰線呈拉鋸狀況。

戰至7月底，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又有兩個師趕到，其主力已經全部集結鬆潘地區，並在鬆潘城北的漳臘建起了飛機場，配置了作戰飛機。而薛岳也率吳奇偉縱隊到達江油，先頭第90師等部進抵文縣、平武、鬆潘境內之木瓜墩一線，策應胡宗南部作戰。其他國民黨軍部隊也向前推進，進佔懋功、綏靖（今金川）、北川、茂縣、威州及其岷江東岸地區。國民黨軍已經對紅軍形成了三面包圍，企圖圍困與消滅紅軍於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區。

7月底，中革軍委鑒於敵情變化和紅軍攻佔鬆潘的有利時機已經喪失，決定停止鬆潘戰役。

沙窩會議

鬆潘戰役后，紅軍除紅30軍一部和紅4軍大部與胡宗南部相峙，紅31軍一部和紅33軍大部沿岷江西岸向東警戒，紅9軍一部位於撫邊、黨壩之線外，主力部隊在毛兒蓋、黑水地區轉入籌糧工作，另有部分部隊位於理番、卓克基等地。

川西北地區地瘠人稀，物產不豐，主要居民為藏民，嚴重缺糧。紅軍十多萬兵馬集中此地，糧食供應極為困難。缺糧成為上到中央領導下至普通戰士都十分頭痛的事情。雖然除前線部隊外，其余部隊都全力籌糧，但所獲甚少。當地國民黨政府和反動土司頭人規定：凡是給紅軍當向導、當通司（翻譯）、賣糧食給紅軍的藏民一律處死﹔不把糧食藏起來的，就要沒收一切財產﹔不聽政府和土司命令打紅軍的，按“叛逆”論處。因此，藏民受反動宣傳欺騙、脅迫，逃匿一空，紅軍根本無法購買糧食。

為了生存，總政治部不得不規定：在用其他辦法得不到糧食時，允許部隊到藏民田收割青稞、麥子，自己做干糧。首先割土司頭人的，在迫不得已時也可收割普通藏民的。但規定：收割普通藏民的青稞、麥子，必須將所收數量、收割的原因等寫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來可以憑木牌向紅軍部隊領取賠償金。

紅軍上到總司令，下到戰士，都參加了收割麥子、青稞的工作。毛澤東、朱德等人親自下地同紅軍戰士一起割青稞，就連生病的周恩來也掙扎著參加搓麥子。盡管如此，依舊無法徹底緩解部隊的缺糧困難，官兵們隻能以野菜充飢，面黃肌瘦，體力大幅下降，許多人誤食有毒野菜，全身浮腫。時任紅2師政治部主任的舒同1936年在《蘆花運糧》一文中寫道：“因為糧食已絕，茹草飲雪，無法充飢，餓死凍死者觸目皆是。”

紅軍留給藏民的割麥証

兩河口會議結束，紅軍已經在懋功、黑水、蘆花、毛兒蓋等地區停留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國民黨軍步步緊逼，鬆潘無法拿下，加上缺糧，處境日益困難，必須馬上採取行動，擺脫困境。可是，張國燾到了毛兒蓋，卻採取了一系列反對中央、破壞團結的嚴重活動。

他召集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舉行了一個緊急會議，在會上公開宣布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聲稱要徹底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錯誤。他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工作，並向中央提交了一個名單，要求將紅四方面軍的十余名干部分別批准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企圖以人數優勢來控制中央領導權。他利令智昏，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甚至動用部隊在中央駐地附近搞了一次軍事示威。

同時，張國燾開始採取行動架空中央、獨攬軍權。就任紅軍總政委后，他立即下令收繳原中央紅軍各軍團之間互通情報的電報密碼本和紅1、紅3軍團與軍委、中央通報的電報密碼本。紅軍各軍與中央、軍委聯系，各軍之間聯系，此后都必須通過張國燾和前敵總指揮部溝通，切斷了中央、軍委與原中央紅軍各軍的聯系。

紅軍處境已經異常困難。但如不抵制張國燾的錯誤方針，制止破壞團結、反對中央的行為，則紅軍將面對更為凶險的形勢。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從全局和全黨全軍的團結出發，為求得共同北上，促進張國燾轉變與爭取四方面軍，採取了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策略，與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有理、有節的斗爭。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鬆潘縣毛兒蓋以南約十公裡）舉行會議，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以及組織問題。經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商量，張聞天在會前起草了會議決議案草案，著重闡明了中央北上方針的依據，說明了北上的任務和意義，強調加強兩軍團結的重要性，強調加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性，並對張國燾“西進”“南下”的主張和槍指揮黨的軍閥主義傾向做了不點名的批評。

張聞天主持會議，並首先宣讀了決議草案。毛澤東作補充說明，說：要爭取更大勝利，領導全國革命，就要加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出現了一些問題，經過一個時期的耐心說服教育，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因為我們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軍隊。保衛中國，把全中國放在蘇維埃的旗幟下，是黨和紅軍的神聖任務。

朱德、鄧發、凱豐、劉伯承、周恩來、博古等先后發言，贊同張聞天的報告，並對決議草案的內容提出了一些補充意見，認為一、四方面軍現在應加強相互間的了解與團結，消除隔閡與誤會，融為一體，把不正確的現象引向正確的方面去。要提高黨在紅軍中的威信，紅軍與黨是不能分開的，黨的力量的削弱就是紅軍的削弱，黨中央威信的提高，就是增加紅軍的戰斗力。

朱德說：對面臨的形勢應有正確的估計。要看到敵人追堵我們，已被拖得不像樣子，逃兵很多，內部矛盾增加，錢財消耗巨大。一、四方面軍會師前敵人要找我們決戰，企圖各個擊破。我們會合后，它不決戰而採取堡壘主義。現在我們去找它，用戰斗的勝利去創造川陝甘新蘇區。一、四方面軍都是黨創建起來的軍隊，有著光榮的歷史，經過長期戰爭鍛煉，成了鐵的紅軍。不能說一、四方面軍誰好誰壞，有缺點是可以克服的。

周恩來說：兩軍會師，力量增加，我們能夠依靠這個力量去消火敵人，我們應該相信自己的力量。對於一方面軍，過去國燾、昌浩估計過火了一點，出發點是要整頓我們的部隊，但要注意對下面的影響。現在我們的最高原則是作戰勝利。為了戰勝敵人，實現戰略方針，兩個方面軍要團結起來。

但張國燾在發言中卻聲稱：雖然就全國來說，一方面軍是先進的，有著光榮的歷史，經過一萬八千裡的長途征戰，是應該發揚的。但撤離蘇區后一路打掩護戰，部隊中存在著失敗情緒、疲勞現象，紀律鬆弛。這些問題，看輕了就會影響整頓，看重了就會抓緊整頓。他還提出，要反對“左”的和右的傾向，對在川康邊創造根據地缺乏信心、認為少數民族工作困難、作戰想避開敵人，這些都是要反對的。

陳昌浩在發言時則反對草案中對張國燾的不點名批評，稱他可以“擔保國燾沒有反黨的意思”，並說：四方面軍沒有人說中央路線不正確。國燾批評一方面軍是希望其改好，並非歧視。一方面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干部不負責任，應做專門決議對一方面軍進行整頓。

經過兩天討論，張聞天作總結發言說：“對決議案大家意見無大分歧，同志們也都是一致的，這是一、四方面軍勝利前進的保障。”張聞天著重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正確，強調了遵義會議決議所確定的軍事路線的正確性，要求紅四方面軍中黨的支部應該討論遵義會議決議。關於紅四方面軍同志對一方面軍的批評，張聞天肯定“是好的，是幫一方面軍來糾正缺點的”，同時又指出：“但須注意可能發生的不好影響，過分的批評會妨礙團結的。”他強調，切實緊要的是“現在就是要實際去做”，即通過整頓部隊來糾正缺點。會議最后“基本上通過決議案”。

《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但會議在關於組織問題——“吸收四方面軍干部參加中央工作”的討論中，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張聞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了預先經過磋商的名單，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候補中央委員。陳昌浩為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張國燾對此非常不滿意，說：要堅決提拔工農干部，還可以多提幾個人。毛澤東當即反駁說：四方面軍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們現在提出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黨章規定，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央委員人選，現在是在特殊情況下才這樣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張國燾繼續糾纏，說：本來我們的意見，要提這幾個同志都到政治局的，這樣可以提拔工農干部，他們有實際經驗，又可以學習領導工作。毛澤東非常策略地回答：國燾同志的意見是很好的，四方面軍的好干部將來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機關及其他部門工作。將張國燾的意見擋了回去。

8月6日的會議主要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很久。毛澤東等人看透張國燾企圖以形成多數來控制黨中央的用心，所以在中央委員的人數上堅決不再鬆口。但從大局出發，同時為了團結紅四方面軍的同志，並盡可能地與張國燾搞好團結，還是做了讓步。會議最后決定：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候補中央委員。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任命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為副主任。

會議同時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成立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任命周恩來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從此，中央紅軍改稱紅一方面軍。

其間，即8月5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肯定兩河口會議決定的“向北進攻”的戰略方針“無疑義是正確的”，“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前面的歷史任務”，並進而提出了在川陝甘及廣大西北地區“創造出西北蘇區根據地”的設想。這實際上是對會合以來戰略方針問題的爭論做出了結論，肯定並堅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針，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南下”方針。

《決議》正面回答了兩軍會合以來出現的問題，不指名地批評與抵制了張國燾的種種錯誤，指出：“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更進一步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強調：“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黨中央在遵義會議以后的軍事領導“無疑義的是完全正確的”。在對紅一、紅四方面軍分別做出了全面的估價后，號召“全體黨員和紅軍指戰員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強調要維護“一、四方面軍兄弟的團結”，指出：“一切有意無意破壞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於紅軍有害、對於敵人有利的”，這就有力地抵制了張國燾破壞團結的行為。

《決議》提出了十二項“目前的中心工作”，作為落實戰略方針與上述重大原則問題的具體措施與任務，包括軍隊建設、少數民族工作、白軍工作、地方工作、保衛工作、組織工作、蘇區工作等。

《決議》最后號召全黨和全軍，要堅決地同夸大敵人力量、懷疑中央的戰略方針、企圖“遠離敵人”“避免戰斗”和對創建新根據地缺乏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做斗爭。

沙窩會議及其所形成的《決議》，非常及時，具有歷史意義。它針對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出現的問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分析當前現實情況，做出了深刻而又具體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策略地抵制和批評了張國燾“西進”“南下”的錯誤戰略方針、槍指揮黨的軍閥主義傾向、破壞兩個方面軍團結的行為和避戰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創造了在特殊情況下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范例。

經歷了一個多月的徘徊、磨難，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積極而策略的努力下，兩大主力紅軍終於克服了會師后的第一次危機，重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但是，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已經給兩大會師所造成的大好局面投下了濃重的陰影，這種陰影使得紅軍的北上前途充滿了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