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過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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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過草地

兩大紅軍主力的會師，使得蔣介石分別聚殲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企圖完全破產，這使得他非常懊惱。但紅軍進入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又使他重新看到了困死和消滅紅軍的希望。他在成都連續召見薛岳部師以上高級軍官開會，分析紅軍會師后的動向，認為：紅軍如果北上，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從毛兒蓋、鬆潘經臘子口出甘南，一是從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陰平佔道再出文縣、武都，與在陝甘活動的紅25軍徐海東部會合。無論紅軍走哪一條路，在蔣介石看來都是縱虎歸山，后果難以預料。他的基本意圖是，徹底堵住紅軍可能北上的路線，將紅軍封死、困死在川西北。

根據蔣介石的命令，薛岳8月上旬將前敵指揮部進至文縣，以周渾元縱隊進至武都，堵截紅25軍﹔吳奇偉縱隊北進至平武、青川，策應胡宗南部作戰，並調胡宗南第2縱隊歸薛岳指揮，集結於鬆潘、漳臘、黃勝關，構成了第一道封鎖線。另外，蔣介石對西北“剿匪”重新部署，以蘭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為第三路總司令，楊虎城為副總司令，統一指揮楊虎城、鄧寶珊、馬鴻逵、馬鴻賓等西北各省所有的國民黨軍隊，並從豫皖邊調第3軍王均部入甘，在夏河兩岸的和政、臨桃、渭源、武山、天水一線構筑第二道封鎖線﹔從江西調第37軍毛炳文部至甘肅靜寧、會寧、華家嶺、隆德地區構筑第三道封鎖線。

國民黨軍各部陸續行動，紅軍所面臨的形勢日趨緊張。必須立即行動，出奇制勝，方能搶在國民黨軍形成新的封鎖線之前，走出川西北，實現在川陝甘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1935年8月3日，中革軍委在毛兒蓋舉行會議，重新討論北上路線。除中革軍委成員外，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等人也出席了會議。

會議認為：國民黨軍似已判定紅軍有改道進入甘肅、青海的企圖，故胡宗南部重兵鏖集鬆潘，防止紅軍北進﹔川軍從東、南面步步緊逼，企圖牽制紅軍﹔薛岳部則意圖先期控制夏河、洮河流域，以達緊縮和圍困紅軍於現在地區之目的。而陝甘各省國民黨軍亦在調集中，准備阻止紅軍北進。紅軍的鬆潘戰役“由於預先估計不周，番民阻礙及糧食困難，頗失時機”，未能實現預定目的。因此決定，立即分兵兩路，改道北進，穿越人跡罕至的草地，“攻佔阿壩，迅速北進洮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向東壓迫敵人。以期於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敵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

同日，中革軍委發布“夏洮戰役計劃”，決定：以紅一方面軍第5、第32軍和紅四方面軍第9、第31、第33軍共二十個團，編為左路軍，“以主力一部迅速經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壩道路，消滅番兵馬隊。阿壩攻下，則應急以主力向北探進，以一部兵力打通阿壩到墨窪路，以接引我右路軍”。另以一部兵力在撫邊、黨壩“堅守要點，積極打擊，以掩護我軍主力轉移。同時川敵如進，應堅決遏阻，在有利時機應集中兵力一部，實行回擊而消滅之”。

以紅一方面軍第1軍和紅四方面軍第30軍共十二個團，編為右路軍，“向班佑、阿西（巴西）偵察，准備走此路，遭遇和消滅胡敵一部，然后向北轉移，以爭取進佔夏河流域的先機”。

紅四方面軍第4軍第10、第11師和第35團共七個團，為牽制部隊，“沿小姓溝至羊角塘，牽制鬆潘之敵，以掩護我左右兩路軍及一切后方前進”。

紅一方面軍第3軍和紅四方面軍第269、第29團共六個團，為總預備隊，“策應各方，並首先打通茨壩、雜窩到波羅子道路，以便在有利時機，經此路循右路軍后北進”。

計劃還規定：后方地區以雜谷腦、卓克基、阿壩為中心，“目前仍以卓克基地區為總后方，一切器械資材及傷病員統向該方轉移。黨及蘇維埃工作應在這一地區特別加強，首先准備迅向阿壩開展”。

隨后，中革軍委根據敵情和我情，對各路部隊的行動兵力與方案進行局部調整，決定將牽制部隊和總預備隊全部編入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指揮，共轄紅1、紅3、紅4、紅30軍計四個軍﹔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指揮，共轄紅5、紅9、紅31、紅32，紅33軍計五個軍。中共中央機關隨右路軍行動。紅軍總部隨左路軍行動。

“夏洮戰役計劃”發布后，紅軍各部立即分別向集結地域開進。右路軍部隊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左路軍部隊則集結馬爾康、卓克基。

紅軍在毛兒蓋修建的關卡

風波再起

沙窩會議結束后，張國燾雖然在會上對中央確定的北上方針表示贊成，但會后卻在與徐向前、陳昌浩的交談中，對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表示極大不滿，表示要與毛澤東等人斗爭到底，提出了“在比較更西北地區來創造根據地的戰略意見”，企圖拖延部隊行動。對此，徐向前明確表示反對，說：“現在的問題是部隊在這裡沒有糧食吃，吃黃麻吃得嘴都腫了。我們不能待在這裡挨餓，得趕快走，等找到有糧食吃的地方，你們再爭吵去!”

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勉強同意部隊北上，並與朱德率紅軍總部及軍委縱隊一部離開毛兒蓋南返卓克基，准備指揮左路軍行動。可到了卓克基后，張國燾再次對北進的方針產生懷疑，重新提出了西進甘肅、青海的方案，拒絕執行中央確定的北進路線。朱德后來回憶說：“當時他（張國燾）願意北上，又不願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爭官做。到了毛兒蓋后，他悲觀失望了，他感覺革命沒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遠遠地去躲避戰爭，他卻不曉得，在那裡人煙稀少，……隻想取巧，採用脫離群眾的辦法。他最錯誤的觀念是想到一個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因而，張國燾不但想要西進，而且拖延右路軍部隊集中時間，並向中央提出了對北上行動路線的意見，甚至想要讓已經北進的部隊掉頭再佔撫邊、理番。

在此期間，敵情發生了重大變化。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紅軍最初決定左路軍向阿壩方向進攻，右路軍配合行動。因而，8月10日，前敵總指揮部擬定了《右路軍行動計劃》，要求右路軍派兩個團作為先遣隊向班佑偵察前進，准備佔領並控制班佑、撒路、包座地區，以掩護左路軍北進，同時向鬆潘之敵佯攻，吸引胡宗南大部於鬆潘附近，配合右路軍北進。

但就在紅軍各部開始行動的時候，南線之國民黨軍劉文輝、李抱冰等部加緊進犯紅軍，黨壩、耿達橋相繼失守，紅軍后方受到嚴重威脅。毛澤東在分析了敵情、地形、氣候等因素后，做出了一個重大決策。他認為，要搶在國民黨軍部署調整之前迅速前出至夏河、洮河流域作戰，紅軍必須集中全部主力，以最快的速度經班佑北上。因此，主張調整戰役計劃，以右路軍前進路線為主要方向，左路軍立即向右路軍靠攏，同出班佑，向北前進。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徐向前、陳昌浩等人的贊成。8月11日，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周恩來電示紅1、紅3軍首長：“我軍前進道路，一經阿壩，一經班佑。阿壩情況尚不明，但由班佑到夏洮，行程約十二日，我軍主力有出右路的極大可能”，要求“一、三軍應准備在七天到十天內經班佑前進，”為全軍探路。

8月15日，中央正式將改變行進路線的決定電示朱德、張國燾：“不論從地形、氣候、敵情、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急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軍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同時指出：新麥雖收，總數不多，除備行軍十五天干糧外，所余無幾，班佑以北則糧、房不缺，而且目前洮、夏敵各尚薄，遲則堡壘線成線。因此，“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動，難乎為繼”。而毛兒蓋到班佑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隻出一部，掩護后方前進”。“目前應專力北向，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

8月18日，徐向前、陳昌浩再次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左路軍大部不應深入阿壩，應從速靠緊右路，速齊並進。”

張國燾卻根本不屑回答，堅持左路軍經阿壩北進，進而西進出青海、青海邊遠地區的方案，直到19日才令紅5軍軍長董振堂率軍主力，於19日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北進平行路，為先頭縱隊由班佑向西前進作准備。但同時回電徐向前、陳昌浩，為經阿壩北進辯護：“阿壩仍需取得，一是財糧策源，必要時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進路，三是后方根據地”，並稱：“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條平行路向阿壩北進，人糧甚多，比蘆花、毛兒蓋好多了”。“右路對鬆潘，對夏、洮都須單獨作戰”，反對兩軍平行北進，集中兵力對敵。同一天，他再次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強調“查理寺情況不明，由查理寺至班佑路更不知。事實上，右路與左路聯絡困難，左路若不向阿壩攻擊，將無糧並多番騎擾害。”

張國燾擁兵自重、對抗中央的傾向越來越明顯。為了確保中央的領導權威和工作機制，對今后的工作實行有力的領導，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窩召開了會議，討論常委的工作分工問題。張聞天、毛澤東、博古參加會議，周恩來因病未出席，王稼祥列席。會議決定：張聞天兼管組織部，李維漢輔之﹔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同時決定，應該加強常委會的工作，發揮常委會的作用，每周至少開會一次，各部有臨時發生事件，由各部與書記商量，必要時召集臨時常委會。這一決定，使得中央在黨內矛盾趨於尖銳的形勢下，將統一領導的權力集中於常委會和黨中央書記。會議同時決定，加強對宣傳工作的領導，《干部必讀》和《斗爭》分別成立編委會。《干部必讀》由張聞天兼主編，編委李維漢、陳昌浩﹔《斗爭》由博古主編，張聞天、王稼祥為編委。

會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張國燾做斗爭。但為了保証兩軍團結，確保北上方針的實現，毛澤東反對在軍事行動壓倒一切的情況下開展黨內斗爭，說：斗爭是需要的，但目前開展斗爭是不適宜的。目前我們應採取教育的方式。寫文章，要不指名，不引証。

毛兒蓋會議

為了確保實現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同時統一中央和紅軍高級指揮員對改變夏洮戰役計劃的認識，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專題討論戰略方針問題，明確夏洮戰役的行動方向。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等十二人參加。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已去左路軍，葉劍英帶右路軍先頭部隊先行，彭德懷率部殿后，未參加會議。

毛澤東首先做報告，說明改變夏洮戰役部隊行動方向的情況：我們向北行動，存在著兩個方向：一是向東到陝西，一是向西到青海、新疆。向東是轉入反攻，向西是退卻，紅軍主力不應向黃河以西。向東發展的理由是：第一，從敵情方面說，如果我們向黃河以西，敵人則在黃河以東構筑封鎖線，把我們限制在黃河以西地區。這個地區雖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將會發生很大的困難。因此，我們要迅速攻破敵人逼我向黃河以西的封鎖計劃，第一步佔洮河，第二步佔天水，第三步佔平涼一帶，向陝西發展，求得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第二，從地形方面說，由蘭州至潼關一帶地域廣大，符合我們在廣大的區域建立政權、創造后方的需要﹔第三，從經濟條件說，西北要比黃河以東差，同時氣候寒冷，給養困難﹔第四，從民族條件說，黃河以西大部分是回族、蒙古族，漢族很少。我們到西邊去，隻能擴大回民的人民革命軍，而不能擴大紅軍本身。基於上述四點，紅軍主力應向黃河以東，隻以支隊到黃河以西，這樣就能破壞敵人的封鎖計劃。

他強調，奪取洮河流域東岸，是夏洮戰役的主要目的。目前洮河作戰步驟，極大關系著將來的行動。我們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建立陝甘革命根據地。這一區域背靠草地，四川軍閥很難來﹔西背靠黃河，便於作戰﹔同時又可以黃河以西為退路。將來向東大力發展時，后方應移到甘肅東北與陝西交界的地方去。

參加會議的人員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王稼祥、博古、凱豐在發言中指出：不應把向東向西看成一個小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向東是轉入反攻，轉入新的形勢，是創造蘇維埃新中國﹔向西不僅是軍事上的退卻，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卻，是縮小蘇維埃運動。因此，應克服一切困難，堅決向東發展。徐向前提出，紅軍北出甘南后，應堅決沿洮河右岸東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線，向東發展﹔萬一不成，再從河左岸向東突擊。陳昌浩在發言中，也主張快速北進，然后集中最大兵力向東突擊，實現中央既定方針。

關於左、右兩路軍的行動路線問題，發言者都認為，要達到戰略目的和戰役計劃，應以右路軍為基准決定左路軍的行動，左路軍一定要向右路軍靠攏，而不應以右路軍靠攏左路軍。因為從敵情、時間和地理條件來看，右路軍配合左路軍是困難的，紅軍需要集中最大力量前進，否則向岷州前進是困難的。

毛澤東在對討論作總結時說：今天討論意見是一致的。第一，向東、向西是個關鍵問題。如果不採取積極方針，將要被敵人逼迫向西。所以我們應採取積極向東的方針﹔第二，為配合全國紅軍和全國的革命運動，亦應向東﹔第三，戰役方針究竟從洮河左岸前進還是右岸前進，應當依照實際情況而定。但我們目前需要有這樣一個方針，就是我們到包座后，調查去岷州的道路，應採取包座至岷州路線。昌浩同志提出的最大限度集結兵力的意見，是正確的。佔領西寧，目前是不對的，在民族政策上不應該，從兵力上說也不夠﹔第四，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阿壩要迅速打一下，后續部隊應不經阿壩，向右路軍靠攏。左路軍應當看成是戰略預備隊，而不是戰役預備隊。作戰役預備隊，它趕不及，我們不應指望他。我們應堅決向東打，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不應因一些困難而轉移向西。

會議最后通過了以毛澤東的報告為基本內容形成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指出：“為實現6月28日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基本的決定，要求我們的主力迅速佔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續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為著實現這個戰略決定，當前的戰役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關鍵，目前戰役之疏忽與失著，將使整個戰略計劃之實現困難，甚至失敗，因之當前的戰役應力爭控制洮河，首先是其東岸地區，粉碎敵人蘭州鬆潘封鎖線之計劃，以處於有利的機動地位，而便利於繼續戰勝敵人。集結最大限度的主力於這個主要方向，堅決與果敢作戰，靈活與巧妙的機動，是這個戰役勝利之保証。機會主義的投降困難，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將不僅喪失這個戰役之勝利，並使戰略的實現成為不可能。”

針對張國燾關於紅軍主力西進的主張，《決定》不點名地進行了批評。指出：“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並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這個地區去活動）。”“如果我們目前採取這種方針，將使蘇維埃與紅軍遭受損失，並限制其發展。所以政治局認為目前採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的來源，是畏懼敵人，夸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毛兒蓋會議重申了紅軍北上，開辟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並最終改變了夏洮戰役計劃的具體部署，變右路軍為北進主力，具有重大意義。后來的歷史發展，完全証明了毛澤東關於戰略方針和改變戰役部署的主張是正確的。

穿越草地

川西北草原，即毛兒蓋草原，歷史上一直為鬆潘所轄，所以又稱鬆潘草地。它位於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聯結段，范圍大致包括熱爾郎山（今若爾蓋縣北部）以南，浪架嶺（今鬆潘縣西端）以西，查針梁子（今紅原縣南部）以北，面積約一萬五千平方公裡，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地勢傾斜，起伏很小，一望無際，一些緩坡平崗在其間隆起，白河（葛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縱貫其間，河道迂回蜿蜒，水流滯緩，河汊眾多。由於排水不暢，形成大片的沼澤，水草盤根錯節，形成片片草甸覆於沼澤之上。面似平坦，實則險沼處處。在色彩絢麗的野花叢中，到處都是深不可測的泥潭。人行其上，極容易陷溺而亡。草地氣候惡劣，年平均氣溫在零度以下，雨雪風雹來去無常。時而晴空萬裡，時而雨雪交加。自然條件的惡劣，使得草地成了絕地，人煙渺見。

對於過草地的困難和危險，中央領導人與紅軍總部高度重視，多次召開會議，並下達一系列指示，要求所有部隊都必須進行細致的思想動員和物質准備工作。各部隊也採取了各種措施，組織征糧，收購青稞，炒麥磨面，縫制御寒衣物。毛澤東親自給探路部隊部署任務，事無巨細，一一檢查、叮囑。

8月7日，紅軍左路軍先頭紅25師74團率先進入草地，佔領大藏寺，並繼續向查理寺推進。隨后，紅軍主力經過准備，陸續向草地進軍。左路軍先頭縱隊紅5軍、紅9軍25師、紅31軍紅93師於15日兵分兩路，從卓克基地區出發，開始穿越草地，向阿壩前進。

以堅強意志走過長征的部分女紅軍1949年在北京合影

與此同時，右路軍也兵分兩路，向班佑推進。紅30軍、紅4軍為右翼，由洞啞、臘子山入草地﹔紅1軍為左翼，由毛兒蓋經曲定橋、徐支梗沙入草地，經色既壩（色迪）、年朵壩等地北進。毛澤東、張聞天率中央機關與前敵總指揮部、軍委縱隊、紅3軍隨紅1軍后跟進。8月18日，右翼先頭部隊紅30軍三個團，在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和紅30軍代軍長程世才的率領下，進入草地。21日，紅1軍軍長林彪率左翼先頭部隊紅2師，以紅4團為前衛，進入草地。22日后，中央機關和右路軍其他機關、學校、部隊相繼出發。

8月，是草地繁花似錦的季節，自然景觀絢麗多彩。但對紅軍指戰員來說，草地之行則是一次死亡之旅。為了克服行軍中的困難，黨中央、前敵總指揮部和各軍領導人想了許多辦法，命令前鋒部隊在沿途插上安全路標，指示道路﹔組織有經驗的人挖野菜、嘗“百草”，個人不准亂挖亂吃﹔嚴禁丟棄傷病員，盡量減少一切不必要的輜重和干部坐騎，騰出馬匹、牦牛，運送傷病員。盡管如此，紅軍的草地之行，依舊成為長征途中最艱辛的一段歷程。

草地無路可循，隻有在向導的指引下，沿著牧民留下的痕跡，踏著掩蓋千年沼澤的草甸緩緩而行。部隊進入草地后，幾乎無日不雨。雨水不僅淋濕了官兵的衣衫，也淹沒了前進的路線。有些地段連續幾十裡水深沒膝，連向導也難以辨清道路。草地中，除偶見灌木叢出現於緩坡平崗，明顯地標很少，使人方向莫辨，隻能憑指北針行進，有時艱難地行進了幾個小時，才發覺又回到了原地。許多官兵因此偏離路線，陷於沼澤中身亡。

行路之難阻滯著部隊的行動，缺食之苦則直接威脅著官兵的生命。過草地前，部隊普遍開展了籌糧工作，並要求每人准備十天的干糧。但川西北物資貧乏，根本無法滿足十萬大軍所需。絕大多數部隊遠未籌到規定的糧食，有的僅籌到了兩天的干糧。因而行程未及一半，眾多單位即告斷炊。草地中無法補充糧食，甚至喝水都成了問題，澇淤之水被水草經年腐蝕，不僅飲之中毒，而且浸泡過久或傷口接觸，都會感染腫潰。干部們紛紛殺掉坐騎，給官兵食用，但杯水車薪，根本無法緩解缺糧困難。官兵們不得不吃野菜、草根，甚至於煮食皮帶、鞋底、馬鞍等，連糞便中沒有消化的青稞粒也有人撿食。

天氣也是變化無常。一會兒晴空萬裡，烈日炎炎，一會兒黑雲密布，雷電交加，暴雨夾著冰雹扑面而來。夜間氣溫則降到攝氏零度以下。單衣單薄的紅軍官兵行進、露宿在空曠的草地上，無處避雨，無物御寒，隻能在淒風秋雨中頑強硬撐。

參加長征的小紅軍王東平，他參加紅軍時僅12歲

風雨、泥濘、寒冷、飢餓、缺氧的折磨，使得紅軍官兵的體質迅速衰弱，減員大幅增加。許多紅軍官兵最終沒有走出草地。據統計，有上萬名紅軍指戰員長眠在草地。許多經歷過草地之行的紅軍官兵，后來回憶往事，都心緒難平。紅4團政委楊成武回憶說：“草地，茫茫的草地，殘酷無情的草地，你奪去了我們多少戰友寶貴的生命，不少同志在草地的短短幾天經受飢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熱、每一分力氣都消耗盡了。他們在死前的瞬間還非常清醒，還念念不忘革命，還希望北上抗日，邁完征途的最后一步。可是，缺氧、風雪、飢餓、寒冷卻奪去了他們的生命。”

第一梯隊紅1軍政委聶榮臻到達班佑后，曾致電紅3軍軍長彭德懷、政委李富春並轉周恩來：“一軍團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體過弱，以至連日來犧牲者約百人。經過我們目睹者均負責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還有。你們出動時，請派一部攜帶工具前行，沿途負責掩埋。”十天后，周恩來回電：“據三軍團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體統計，一軍團掉隊落伍與犧牲的在四百人以上。”而紅3軍由於最后出動，過草地時，沿途的樹皮、野菜都已被採光，因而處境更慘，損失更大。紅3軍帶隊擔任收容任務的王平回憶說：過班佑河時，他看到對岸有數百人，背對背坐著，一動也不動。過河后才發覺，他們都犧牲了。隻發現一個小戰士還有點氣，但沒有等到背出草地，也犧牲了。

“身無御寒衣，肚內飢﹔暈倒爬起來，跟上去，走到宿營地。”“天當被，地當床，暴雨來了當蚊帳。”“天上無飛鳥，地上無人煙，茫茫草原，藍藍的天，隻有紅軍親眼見。”這些紅軍留下的詩歌，真實記錄了草地的困苦。在如此艱巨的考驗和惡劣的環境中，支撐著紅軍戰勝困難、走出草地的，是一種堅決跟黨走的革命信念，是一種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革命意志，是紅軍官兵親如兄弟的團結友愛之情，是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紅軍長征回憶書籍和文章中，可以看到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故事。

同是轆轆飢腸，但干部級黨員主動取過戰士的槍背在身上。指揮員無論職務高低，一律讓小坐騎，馱運傷病員，自己與戰士一起行軍。一個干糧袋，一條軍毯，這雙手傳給那雙手，再傳給了另一雙手，誰都不願自己留下，都想送給最困難的戰友。許多收容隊官兵全力幫助掉隊的官兵走出了草地，自己卻永遠躺在了草地上。

每當夜幕降臨，紅軍部隊都會點起篝火，官兵圍坐一起，靠相互的體溫抵御草地的嚴寒，共度長夜。在一個夜晚，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等人與戰士們坐到了篝火旁。彭德懷開口：“我們請毛主席講故事好嗎?”話音未落，毛澤東就欣然帶著濃重的湖南鄉音講起了故事，講完后，又點名要張聞天、成仿吾講留學國外的生活，毫無造作，完全與官兵融為一體。先遣部隊進入草地后，遇到風雨，葉劍英、程世才和官兵們坐在濕地上，整整坐了一夜，全身都濕透了。葉劍英給大家談古論今，並帶著人家唱起了《國際歌》，“談笑歌吟到明天”。在當時，《國際歌》是最好的政治動員，一曲《國際歌》，常常能夠讓官兵們熱血沸騰，士氣重振，雖然有的官兵尚未唱完，就永遠閉上了眼睛。

就這樣，熬過了一天又一天，告別了一個又一個倒下的戰友，紅軍終於戰勝千難萬險，走出了人跡罕至的茫茫草地。

左路軍先頭部隊紅93師經龍日壩向阿壩前進途中，在檔格哈裡瑪山西南約15公裡處與凹北“剿匪”第1路第5縱隊麥桑支隊司令、阿壩游擊司令楊俊扎西率領的2000余藏民騎兵遭遇。紅軍以優勢火力擊退藏兵，進至石匠宮（四寨）一帶。由紅5軍和紅25師組成的左路軍先遣縱隊主力，從馬爾康、大藏寺一帶出發，經卡爾古，翻安得山，過龍爾甲，在石匠宮與紅93師會合。8月19日，紅軍先頭紅25師佔領查理寺。青海軍閥馬步芳接到紅軍向阿壩推進的報告后，一面嚴令楊俊扎西固守，一面調嫡系精銳馬彪旅火速增援。但楊俊扎西遭受紅軍打擊后，自知無力拒阻紅軍，收拾細軟，毀棄官寨，逃往果洛。阿壩已經是一座空城。8月21日，紅25師佔領阿壩。

右路軍先遣部隊走出草地后，於8月23日在班佑附近貢巴龍山一帶與國民黨軍游擊指揮部第2支隊張萊孝部及毛爾蓋藏民部落之一千余名藏兵遭遇。24日晨，紅軍發動進攻，經兩小時激戰，將敵擊潰，乘勝佔領班佑。次日，國民黨軍與藏兵再次來襲，葉劍英令紅265團佔領有利地形，以密集火力阻擊敵軍，同時令紅264團增援。兩團合力打退國民黨軍騎兵的進攻，並繳獲許多馬匹。

班佑是個隻有二三十間牛屎房的藏民游牧集散地。葉劍英在班佑抓緊調查通往甘南的道路，了解到如按照原定計劃由班佑至拉卜愣，還有四天的路程，且需再次穿越草地，沿途會經常遇到國民黨軍騎兵的騷擾。而如果由班佑轉向東北，經巴西至包座，則可以直趨甘南，且不需要再次穿越草地。

葉劍英向隨后到達班佑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徐向前、陳昌浩等人報告了這一情況，並正式提出了轉道行進的建議。毛澤東聽取匯報后，仔細研究了地圖，果斷地說：“劍英同志的意見很好，我們就從這裡轉彎，向巴西、包座、俄界開進，打開一條北上通道。”

右路軍部隊隨即轉向東北方向擴展，至27日相繼佔領巴西、上藏寺、牙弄寨、甲基、潘州等，切斷了求吉寺和阿西茸之間的交通。28日，紅軍一部向阿西茸發起攻擊，再敗潰敵張萊孝部和胡宗南部一個連，佔領阿西茸。

包座戰斗

包座位於鬆潘以北（今屬若爾蓋縣）之包座河畔，分為上、下包座，包座河橫貫南北，河寬兩丈，時值雨季，水深湍急，且岸邊坡陡。包座距離巴西、班佑五十多公裡，鬆（潘）甘（南）古道北出黃勝關，經兩河口，翻浪架嶺，蜿蜒於包座河沿岸之山谷中。國民黨軍胡宗南部設兵站於下包座的求吉寺，並以補充旅一個團駐守，利用險要地形，構筑了比較完善的防御體系。

胡宗南接到紅軍佔領班佑的報告后，十分震驚。這位志大才疏的將軍自認為卡住了鬆潘，就斷絕了紅軍北上的道路，做夢都沒有想到紅軍會穿越茫茫草地，絕地出擊，突然出現在自己的后方，頓時慌了手腳，連忙於8月24日深夜電令漳臘的伍誠仁第49師迅速向包座、阿西增援，務必將紅軍阻止在包座河一線。27日，伍誠仁率部向包座開進。

紅軍要北上甘南，必須打下包座。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前敵總指揮徐向前與政委陳昌浩派人前往包座偵察，開始部署戰斗。鑒於擔負后衛任務的紅3軍還沒走出草地，紅1軍又比較疲勞，徐向前主動向中央與毛澤東建議，由紅四方面軍部隊擔負進攻任務。毛澤東批准了這一請求。

前敵總指揮部隨即作出部署：以紅30軍89師264團攻擊上包座大戒寺之敵﹔以紅30軍主力設伏於援敵必經之地——上包座西北地區的山林中，並以小部兵力控制河東岸制高點，准備殲敵援軍﹔以紅4軍一部攻擊下包座求吉寺。紅1軍集中於巴西和班佑待機。

形成部署后，徐向前帶紅30軍政委李先念和代軍長程世才到中央駐地阿西，在一座喇嘛寺廟裡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寺內沒有桌椅，毛澤東把地圖攤在地上，聽取了徐向前的匯報，又詳細詢問了紅30軍部隊的情況，部隊掉隊的人數，各連有多少人，戰士的情緒高不高，生活怎麼樣，是否解除了疲勞，缺糧食的困難解決了沒有，所有能想到的問題都問到了，然后才對即將發起的戰斗作指示，批准戰斗部署。

從班佑、巴西到包座，全是難行的山路。任務緊急，程世才率紅88師為前衛，李先念率軍部和紅89師跟進，迅速向包座開進。途中，徐向前急電紅30軍，通報國民黨軍第49師增援的消息，要求紅30軍做好遭遇戰的准備。李先念看完電報，命令部隊加速前進，並將軍部機關交給參謀長李天佑，自己趕到前衛師預作部署。紅30軍官兵克服缺糧、疲勞等困難，快速前進，於8月28日搶在國民黨軍援兵到達前到達了包座，在城邊森林中隱蔽集結。

紅30軍是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原有兩萬余人，兩軍會師后調給紅一方面軍一千六百余人，加上過草地時嚴重減員，隻剩下一萬三千人，並取消了紅90師番號，隻保留了兩個師的建制。而國民黨軍第49師則齊裝滿員，全師人員一萬兩千人。兩軍兵力相差無幾，裝備卻不可同語而論。第49師原屬第十九路軍，參加過上海抗戰，“福建事變”后為蔣介石收編，編入胡宗南部隊，裝備雖不及胡宗南嫡系第1師，但也配備很強，且各級軍官都屢經沙場，經驗豐富，部隊戰斗力較強。紅30軍既要對付包座的敵人，又要對付第49師，任務非常艱巨。

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親臨前線指揮戰斗。李先念召集部隊進行動員，大聲說道：“包座之戰關系到紅軍能否打開前進通道。這是兩軍會師后的第一仗，徐總指揮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30軍，是對我們最大的信任，兩大方面軍都在看著我們。我們是代表整個四方面軍部隊在作戰，隻能打好，不能打壞。我們要用勝利來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捷。”

29日晚，紅264團向上包座守敵一個營發起攻擊。經徹夜激戰，連克敵軍外圍據點，殲敵兩個連，但殘敵退居大戒寺，固守待援，雙方形成對峙。天亮之后，程世才與李先念得到消息，國民黨軍第49師已經逼近包座，遂令紅264團以一部兵力對據守大戒寺之敵圍而不攻，迫其求援呼救，軍主力隱蔽進入上包座西北山地的預設陣地，准備打援。

國民黨軍第49師沿著鬆潘通向包座的大道開進，於30日下午4時半到達了距上包座約十五公裡之鬆林口。伍誠仁為黃埔軍校畢業生，並在第49師整編后被蔣介石親自委任為師長，傲氣十足。雖然其部屬在中央蘇區作戰時曾領教過紅軍的厲害，力勸其小心推進，避免夜戰。但伍誠仁堅信走出草地的紅軍已經是疲憊之師，根本不相信紅軍還有能力與他的師抗拒，因而下令部隊連夜進攻，以一個加強團迅速前進，佔領包座河西岸高地，掩護師主力前進﹔以一個團主力向上包座、大戒寺進攻，與守軍會合﹔自己率一個團和直屬隊隨后跟進。

下午7時，戰斗打響。國民黨軍291團附一個營進入大戒寺地域，猛攻紅264團。李先念、程世才立即令紅264團稍作抵抗即向大戒寺東北后撤，誘敵深入。8時，國民黨軍291團佔領上包座，與大戒寺守軍會合。伍誠仁志得意滿，將師部及師直屬隊移駐大戒寺，邊向胡宗南報捷，邊下令部隊“向當面之匪攻擊前進”，“迫匪於下包座附近而殲滅之”。

31日，第49師全線向北推進，兩個團位於包座河西岸背水而戰，一個團位於包座河東岸。紅30軍部隊沉著應戰，以一個團節節阻擊，依托一些小的山頭邊打邊撤，逐步將敵誘入了即設陣地。同時也在戰斗中，漸漸摸清了第49師的作戰特點：連、排分隊戰術比較靈活，也相當頑強，火力也很強。程世才邊看邊對李先念說：“這個49師不簡單，戰術上有一套，要收拾它得費點工夫。”李先念回答：“它再硬也硬不過紅軍，隻要把它誘進來，避開它的火力，靠近它，我們就有辦法。”兩人商議后，決定部隊進攻採取多梯隊的疏開隊形，同時集中所有火力打其一點，先攔腰斬斷，打亂其隊形，再各個殲滅。

下午3時，第49師全部被誘進了紅30軍的伏擊圈。這裡是一個山谷，山上全是原始森林，粗大的鬆樹滿山遍野，紅30軍部隊隱蔽在鬆林之中。伍誠仁將紅軍的邊打邊撤看成是節節后撤，他命令全軍全力進攻，全殲“共匪”。其屬下團長經過一天的戰斗，也認定紅軍的戰斗力大不如前，所以督促部隊放膽前進。

紅30軍本來計劃黃昏發起總攻，但國民黨軍前進較快，先頭分隊很快就要沖破紅軍的最后一道阻擊陣地。李先念和程世才商量后，決定提前發起進攻。下午5時，李先念一聲令下，沖鋒號四起，隱蔽在樹林中的紅30軍部隊一齊出擊，沖下山坡，扑向敵群。

“百戰百勝團”紅268團直扑第49師陣線的核心包座橋，如一架鏵犁在國民黨軍的部隊中犁出了一道血路。前面是幾挺機槍開路，后面全團官兵呈疏開隊形，手持大刀跟進，遠了用槍打，用手榴彈炸，近了用大刀砍，很快沖上橋頭，將國民黨軍的三個團切成了三段。伍誠仁見勢不妙，親自組織部隊進行反扑，從包座河兩岸對紅268團進行夾擊。紅268團左沖右突，以白刃拼殺打垮敵軍的數次沖擊，死死地卡住了包座橋，使得第49師部隊無法靠攏。程世才后來回憶說：戰后，“當我們經過這段陣地時，幾乎每一步都會踏到烈士的鮮血。有一個烈士，一隻胳膊打斷了，另一隻手裡還緊緊攥著大刀片”。

第49師戰斗力也是名不虛傳。雖然遭到突然打擊，但很快穩住陣腳，佔據幾個小山包，利用鬆樹與灌木叢掩護，就地轉入防御。紅軍沖到哪裡，國民黨軍就在哪裡頑抗，並拼命地反擊。戰斗從一開始就呈白熱化。官兵們經過草地行軍，槍彈所剩很少，難以壓住敵人，隻能拼死向前靠近敵人，用手榴彈、大刀同敵厮殺。前邊的倒下了，后面的繼續前進。戰場上到處硝煙彌漫，殺聲動地，雙方戰成一團，各個角落都展開了肉搏戰。

李先念命令所有人員包括機關的干部、宣傳員、炊事員、飼養員都拿起槍沖鋒，自己和程世才開始時還在后面通過電話指揮，后來也拔出手槍帶著警衛員上了最前線。紅30軍從軍長、政委到普通戰士，都沖向了敵群，一往無前。

紅88師第263團、第265團緊隨紅268團前進，並在紅268團的協助下，猛攻包座橋西北的國民黨軍第291團，僅激戰一小時，即全殲敵軍四個營。紅89師第266團、第267團對包座橋以南的國民黨軍第289團實施圍攻，逐漸將敵壓迫於包座河畔的一個小山頭上，最后全部殲滅。紅89師第264團則與紅268團一部，並肩進攻包座河東岸的國民黨軍第294團主力和第49師師部及直屬隊。

伍誠仁見包座橋已丟，各團損失慘重，率師部退守大戒寺。紅264團包圍大戒寺，不停頓地連續猛攻。戰至9月1日凌晨2時，重傷的伍誠仁在夜色掩護下，率余部逃往踏藏。留下的二百余名守軍在紅264團喊話下，全部繳械投降。

包座戰斗，剛剛走出草地的紅30軍，以疲勞之師攻擊精銳之旅，以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重創國民黨軍第49師，斃傷敵四千余人，俘八百余人，繳獲長短槍一千五百余支，輕機槍50余挺以及大批糧食、牛羊，取得了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第一個重大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將紅軍困死於川西北草地的企圖。

在紅30軍與第49師激戰的同時，紅4軍第10師也在師長王友均指揮下，對駐守下包座之國民黨軍一個團發起進攻。國民黨軍固守求吉寺，憑借堅固的碉堡、工事進行頑抗。紅10師四面圍攻，但因缺乏重武器，無法摧毀敵軍工事，加上守敵火力強大，始終無法靠近寺院。王友均打紅了眼，親自將機槍架在警衛員肩膀上射擊，掩護部隊攻擊，不幸中彈犧牲。為避免更大傷亡，徐向前下令停止進攻，轉為圍困。

至此，紅軍右路軍部隊完全走出草地，並掃清了北上的通道，打開了北進甘南的門戶。包座戰斗后，紅4、紅30軍位於包座地區，紅1軍由阿西進至拉界地區，紅3軍進入班佑、巴西、阿西地區，中共中央、前敵指揮部進駐潘州，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軍向班佑地區集中，共同北上。

紅軍終於擺脫了川西北的苦寒之地，前面北上前景一片光明。然而，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時，空前的危機正向黨和紅軍逼來。張國燾不但拒絕兩路紅軍會合迅速北上，而且提出並頑固地堅持南下主張，導致了黨和紅軍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