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鋼炮”學者黃紹湘

鄭林華

2016年08月26日07: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湘潮》2016年第8期，系《湘潮》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37年6月，黃紹湘清華大學畢業照

1937年，華北學生獻旗請願團（黃紹湘為第二排左一）

清華大學本科、哥大（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學霸加大學問家。更令人驚奇的是，她不但是一個母親，還是一個被譽為“小鋼炮”的英勇戰士，而且健康活到100歲。她就是中國美國史研究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員黃紹湘。

北平長大的湘妹子

人們常說，英雄不問出身。但學者卻有點不同，通常著名學者往往都有家學淵源，或因其成長離不開家庭環境的熏陶。黃紹湘就是如此，她祖籍湖南臨澧，1915年出生在長沙一個家學深厚的書香門第。其曾祖父黃道讓是咸豐年間進士、晚清詩人﹔其父黃佑昌年少早慧，23歲從日本學成歸國，在北京大學教授民法、羅馬法課程長達18年，著述頗豐，有“黃羅馬”之稱，后又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雖是著名法學家，但詩詞書法均頗有造詣。黃紹湘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家庭的文化烙印深深刻在她的身上。

1917年11月，兩歲的黃紹湘隨家人遷往北平，在北平度過了童年、小學和中學時光。

現在流行“拼爹”一詞，很多人夢想自己能生在豪門世族，黃紹湘雖出生在學者、官員之家，社會階層不可謂不高，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她也有她的煩惱，就是家裡重男輕女。黃紹湘從小就顯示出湖南人敢於反抗的性格。1930年夏，黃佑昌出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大法官，舉家又要遷往南京。這一次15歲的她堅決不去南京，而是與大姐留在北平讀書。這就是黃紹湘人生三轉折中的第一個轉折——與官僚家庭走不同的道路。

但小丫頭畢竟是小丫頭，雖然敢於反抗，有時也不得不跟現實妥協。黃紹湘在北平私立篤志女子中學讀高中時，因對校方要求學生做禱告等宗教儀式很反感，決心另行擇校。此時恰好大姐染上傷寒，她母親來北平照顧大姐。本來黃紹湘從小就喜歡理科，但母親認為稅務是“金飯碗”，鹽務是“銀飯碗”，她頂不住母親的嚴令，隻好考進了國立鹽務專科學校。

然而，九一八事變令千千萬萬愛國學子義憤填膺，一腔熱血的黃紹湘和同學們參加了北平學生支援南下代表的臥軌請願活動。青春期的她思想很活躍，廣泛閱讀了托爾斯泰、高爾基、普希金、莎士比亞、狄更斯、歌德、海涅、海明威、馬克·吐溫等人的文學作品，知識面很廣。同時她開始大量閱讀左翼進步書籍，接受“五四”以來進步思想的洗禮。與此相輔相成的是，黃紹湘在鹽務學校的學習成績也相當好。因為各項專業課成績名列前茅，她還被選為班代表。1934年春，她代表全班同學向校方提出撤換不稱職教員的要求，校方非但不聽，反而給她記了兩次大過。全班同學為她聲援，要求學校撤銷處分，卻遭到校方申斥。深感不公的黃紹湘憤然離開鹽務學校。她從小就向往清華大學，經過考試她以優異成績如願被清華大學錄取，插班進入外語系二年級學習。清華大學為她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舞台，開始了她人生的第二個轉折。

一二九運動的小鋼炮

作為對時局異常敏感的天之驕子，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祖國大好河山備受蹂躪的局面，黃紹湘感到十分痛心。外語畢竟只是一門工具，不能告訴她更多的道理，她想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學習了解中國積貧積弱而被侵略的根源，於是1935年秋季她轉入歷史系學習。這一選擇結下了她一生與歷史研究的不解之緣。

黃紹湘勤奮好學，然而當時的時局卻不能給她一個和平安寧的學習環境。日本帝國主義吞並中國東北之后，得隴望蜀，將魔爪進一步伸向華北，策動所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南京國民政府也准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作為適應日本要求“華北自治”的妥協辦法。華北岌岌可危，廣大愛國志士特別是青年學生莫不扼腕痛惜。

清華大學救國會發表的《告全國民眾書》

就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即將成立之際，痛感華北淪亡迫在眉睫的廣大平津學生在中共北平黨組織的領導和影響下，由北平學聯組織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抗日愛國運動——一二九運動。清華大學救國會的《告全國民眾書》悲憤地喊出了廣大學生的心聲：“現在，一切幻想，都給鐵的事實粉碎了！‘安心讀書嗎？’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2月9日，北平數千名大中學生舉行抗日救國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新高潮。12月16日，北平學生和各界群眾3萬余人在天橋廣場召開市民大會，隨后又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迫使國民政府宣布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

身處抗日風暴之眼的黃紹湘，心潮澎湃地追隨清華的同學們，匯入到這一抗日愛國大潮之中。她參加了12月9日和16日的游行示威活動。國民黨軍警的鎮壓，不但沒有把她嚇住，反而激起了她爭取民族獨立、反對黑暗統治的熱情，她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鋒隊，成了積極投入救國運動的一員。1936年春，黃紹湘還參加了南下擴大宣傳團，但在高碑店遭到軍警鎮壓，身為弱女子的她，居然奮不顧身，用木柄與軍警搏斗。

一二九運動狹義的是指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學生中爆發並迅即傳播到全國的學生救亡運動﹔廣義地說，則是指中共領導的從1935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這一時期大規模的學生救亡運動。在這關系到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黃紹湘以其豪邁的愛國熱忱、過人的口才和干練的個性，成為一二九運動中走在前沿的學生領袖之一。1936年6月，黃紹湘在清華大學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在蔣南翔和牛萌冠的領導下，從事清華救國會和北平學聯的工作，連續擔任了兩屆救國會委員。這是她人生的第二個轉折。

1936年10月，由北平各校學生公開選出的代表在燕京大學舉行北平學聯第一屆成立大會。黃紹湘、王永興和何禮3個人，由清華大學全體學生大會選出，作為清華大學學生救國會的代表參加北平學聯。當時，學聯的分工是北京大學管組織，清華大學管交際（即統戰），師大管宣傳，燕京大學、東北大學、中國大學管總務。黃紹湘即負責交際工作，對於各類人物既敢於斗爭又能極力爭取。比如黃紹湘與何禮代表學聯找北京師范大學教務長兼物理系主任楊立奎說明學聯宗旨時，楊大罵過去的學聯（指秘密學聯）拿俄國的盧布，但被黃紹湘與何禮駁斥后，楊很狼狽，不得不同意學聯的宗旨。

西安事變后，中共決定發動全國民眾請願，逼國民黨做出抗日的決定，於是在北平組織成立了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北五省學聯等團體。華北學聯由陝西、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山東6個省和北京、天津、太原、濟南、青島、西安、張家口7個市的學聯代表參加，聘請教授指導，並由北平學聯代表以黃紹湘、智體潔為首組成主席團。1937年1月底，中共北平學委負責人蔣南翔建議學聯組織一個代表團，去南京向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請願。2月4日遂成立華北學生獻旗團，該團由北平、天津、石家庄、青島、保定、濟南、太原、西安、徐州等地區的25位代表組成。黃紹湘當時是清華救國會派駐北平學聯的代表，一直做公開交際統戰工作，在南京還有一些上層社會關系，於是北平學聯地下黨組織指派她擔任獻旗團團長。

國民黨三中全會定於2月15日開幕。獻旗團乘火車在12日下午抵達浦口，一下車就被軍警包圍，隨后被安排住在中山路華僑招待所，形同軟禁。13日晚，國民黨要員在華僑招待所會客廳對獻旗團訓話，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周佛海和宣傳部長方治分別訓話。翁文灝、周佛海、方治都坐在桌子南頭，獻旗團代表圍繞桌子坐著，黃紹湘坐在桌子北頭。獻旗團身后站了30多名便衣和軍警，軍警都持槍立正，槍都上膛，擺出隨時准備開槍的姿勢。國民黨當局企圖用這個陣勢嚇住學生們。翁文灝講話比較溫和，周佛海則重彈“攘外必先安內”的老調，最后訓話的方治態度最凶狠，措詞蠻橫無理。他惡狠狠地說：不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而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人都是共產黨，學生時代，隻有讀書才能救國﹔學生愛國運動首先應當擁護中央政府﹔現在的學生運動是受了共產黨利用，你們學生必須和中央政府合作，不要受騙。方治還聲色俱厲地說：“受共產黨利用的只是極少數，你們要交出團裡的共黨分子。”

學生代表明白這是企圖分化大家，於是都氣憤不已。黃紹湘當即代表全團團員起立發言，嚴正反駁說：學生愛國運動是自覺的救亡運動，我們都是愛國青年，華北危急，亡國危機迫在眉睫，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御侮圖存，談不到被黨派利用的問題﹔我們都是愛國青年，代表全華北學生的愛國願望，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內戰，開放言論，釋放沈鈞儒等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宣布對日作戰，一致對外，有何越軌……在黃紹湘發言到十分激烈處時，周佛海一拍桌子，軍警立即作開槍姿勢，進行威脅，黃紹湘毫不畏懼，仍然慷慨陳詞。

然而光勇敢還不足以讓國民黨當局改弦更張。經過多次要求，獻旗團於14日舉行了一個極其冷落的獻旗儀式。隨后，獻旗團成員便被押上火車，被強令離開南京返回北平。沿途各地愛國學生冒著凜冽寒風到車站熱烈歡迎和慰勞獻旗團。16日下午，獻旗團在東北大學學生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各報社、通訊社記者10余人參加，黃紹湘介紹了獻旗團的籌辦經過、赴京任務、沿途情況以及在南京受到軟禁和威脅的情況，博得與會記者廣泛同情。但礙於當時新聞封鎖、檢查制度的嚴厲，媒體不可能全部報道。

隨后，北平學聯在西直門內東北大學廣場上召開了一個幾千人的群眾大會，由黃紹湘在大會上作報告。她以親身經歷揭露國民黨繼續阻撓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反共的反動政策，以及對獻旗團行動進行封鎖、對獻旗團進行威脅、軟禁等實際情況。當時還沒有麥克風，面對幾千人的大場面，黃紹湘講得聲音沙啞，喝了些生雞蛋潤潤喉嚨，再繼續發言。當她講到國民黨便衣、軍警用槍對付獻旗團學生代表時，不禁怒火中燒，眼睛濕潤，聲音反而更響亮了。有些同學聽到獻旗團被軟禁的情況，止不住落淚，自發地喊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團結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響亮口號。

此后，根據抗日形勢需要，黃紹湘等還積極組織慰勞二十九軍、向二十九軍獻旗等活動，對激發二十九軍在盧溝橋奮起抗戰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因黃紹湘在一二九運動中的杰出表現，被人送了一個“小鋼炮”的雅號。

隻身赴美留學

由於積極從事抗日工作，學習時間較少，黃紹湘在著名明史專家吳晗指導下，選擇明代鹽法作為畢業論文，於1937年6月順利獲得清華大學歷史系文史學士學位。抗戰爆發后，她轉移到武漢、長沙等地工作，1939年5月她又到重慶進行地下工作。在重慶，她迎來了人生的第三個轉折。

194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行自費赴美留學考試。中共中央南方局敏銳地意識到二戰之后美國將在世界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共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國，因此動員英語很好的黃紹湘參加考試。黃紹湘果然取得優異成績，南方局同意給予她部分津貼，經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親自批准，補助2000美元。此時，黃紹湘已與畢中杰結婚並生了兩個幼女，但完成黨組織分配的任務是第一位的，於是她忍痛離開丈夫和女兒，孤身前往美國留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主攻美國史，從此開始進入美國史研究領域。由於戰火不斷，丈夫和孩子的音信時斷時續，她在日記中寫道：“太思念孩子了，有時跑到廁所偷偷哭一會兒。”但她有一種堅定信念作為支撐，因此鍥而不舍地鑽研大量進步學派的專著，外語水平和思辨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她以“威廉·麥克萊的政治哲學思想”作為碩士學位論文題目，指導教授是一位進步派學者約翰·克勞特，他對黃紹湘的論文評價很高，認為是一篇“傾注了深邃的思想”“寫得非常好”的論文。碩士畢業后，黃紹湘本來有機會在耶魯大學講授中文並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她在1947年春毅然放棄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機會，奔向祖國的懷抱。

此后，黃紹湘一直潛心從事美國史研究。1953年她推出了中國人自己撰寫的第一本美國史專著《美國簡明史》，學界泰斗陳翰笙認為“這部有價值的歷史著作是值得向讀者推薦的”：“這部《美國簡明史》是我國解放后史學中第一部關於外國通史的著作。其內容、組織和筆調都很好。”1957年，黃紹湘又出版了頗具拓荒性質的《美國早期發展史》。這兩本書都成為大學歷史系教員和學生的必讀書，也是我國外交、軍事人員的重要參考書。“文革”結束不久，她在1979年就出版了《美國通史簡編》，此書被譽為“極具標志性、代表性的美國史專著”，是“開創中國美國史研究新局面的力作”。1987年，黃紹湘在72歲高齡又出版了100多萬字的《美國史綱》。黃紹湘的學術成就得到中外學界的好評。美國著名學術刊物《美國遺產》稱：“在中國，黃紹湘是美國史的主要權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黃教授是美國史研究的拓荒者”。著名美國史研究專家、南開大學楊生茂教授也認為：“在國內談到研究美國史，還當首推黃紹湘先生，她是第一位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進行研究的。”

作為學者的黃紹湘具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二是始終堅持學者的獨立觀點，既不隨波逐流，也不人雲亦雲。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與美國尖銳對立，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后，在當時的政治宣傳下，國內產生了仇美和反美情緒。黃紹湘不怕被別人誤解為在美國留過學就替美國說好話，率先在美國史研究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地分析具體情況。她在1951年發表的文章中勇敢地指出：“用簡單地‘罵倒’的辦法，把美國過去的一切都否定，不顧當時歷史具體情況，亂派罪証，針對廣大讀者特別是對學習美國歷史的同學，是極不利的。”改革開放后，由於中美關系越來越緊密，很多人對美國趨之若鹜，於是又出現另外一種傾向，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中國應該照搬美國的制度和文化。年過古稀甚至已到耄耋之年的黃紹湘卻不跟風，多次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創美國史研究新局面”。無論形勢如何變化，她始終如一地堅持運用馬克思理論指導美國史研究。現在，很多學者著書隻為稻粱謀，或者為了博出位而“語不驚人死不休”，市場經濟流風所及，學界也平添不少浮躁的空氣，真正像黃紹湘這樣能夠不為外物所動、始終堅持自己信仰的學者更是值得尊敬的。

在湖南收獲愛情

作為湘妹子，黃紹湘在湖南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只是兩歲前在長沙生活過，抗戰初期在長沙和湘西工作過而已。但湖南不僅是她的故鄉，也是她的福地，她在湖南收獲了愛情，與畢中杰結為革命伴侶。

黃紹湘曾經對子女們說：“想起那些為了革命犧牲的戰友，作為幸存者，很慶幸我還擁有了這麼多年的時光，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並不相信生命輪回。但是，如果真的有來世，真的讓我再次選擇，我還是會走同樣的道路。”這就是真正的信仰。

2015年11月28日，黃紹湘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10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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