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善用底線思維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報告。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毛澤東是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戰略大師。1945年5月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結論”中，面對抗戰即將“勝利”的大好形勢，卻一口氣列舉了我們可能遭遇的“十七條困難”，並據此提出應對之策，就是成功運用底線思維的典型一例。

　　“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

　　七大召開時，中國共產黨的面貌已發生重大變化，國際國內形勢一片“光明”美好。但是，就在人們准備大聲歡呼、慶祝“勝利”之際，毛澤東在其作的七大“結論”中，闡述“國內形勢”時，卻強調要“准備吃虧”，在看到“光明”的同時“更要准備困難”。他還一口氣列舉了可能出現的“十七條困難”：

　　第一條，“外國大罵”。第二條，“國內大罵”。第三條，“准備被他們佔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斯科比是當時英國派駐希臘的英軍司令，1944年12月，斯科比指揮英軍並協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軍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就是說，有外國力量干涉中國內政，幫助蔣介石打我們。第八條，“不承認波蘭”，即我們黨的地位“得不到承認”。第九條，“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第十一條，“天災流行，赤地千裡”。第十二條，“經濟困難”。第十三條，“敵人兵力集中華北”。第十四條，“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第十五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第十六條，“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舉這些困難的時候，毛澤東還批評“從前我們黨內有一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他提出“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黨的高級負責干部，更要有“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的“精神准備”。

　　“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面對“光明”已現、“勝利”將至的大好前景，毛澤東迎頭潑了一瓢涼水，一口氣講了“十七條困難”，並非無的放矢，也非故作姿態，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根據。

　　從歷史上看，我們黨多次發生過因“勝利”而“驕傲”，因“驕傲”而“吃虧”的錯誤，留下了慘痛教訓。從黨的現實處境看，雖然黨及其領導的隊伍前所未有地發展，但是中國革命畢竟還沒有勝利，相較於敵人而言，我們的“力量很小，前面還有困難”，我們的處境還很嚴酷。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既“要英勇奮斗”，“又要謙虛謹慎”，不要重犯歷史上“小了就舒舒服服，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裡也躁了”的錯誤。

　　在講了十七條困難后，毛澤東緊接著就講了保証“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八個方面的“光明面”，包括：第一，“暫時吃虧，最終勝利”﹔第二，“此處失敗，彼處勝利”，“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第五，“經濟困難就學會做經濟工作”，“自己動手，發展生產”﹔第六，“克服天災，太行有經驗，共產黨會捉蝗虫”﹔第七，“黨內發生糾紛，使我們獲得鍛煉，來一次大糾紛，就是一次大鍛煉”﹔第八，“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等等。

　　在把“困難”和“光明”都估計充足的基礎上，中共七大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制定了一整套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為黨領導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深厚基礎。

　　“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作最壞的准備，歸根結底是為了謀得最好的前途和結果。

　　在毛澤東看來，凡事從最困難、最壞處准備，努力去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一個思維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都是要始終堅持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於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又提出要准備發生預料不到的事情，他再次談到了“十七條困難”，要求各省、各部黨組就國際國內可能發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險談一談，列出一個單子來，不是十七條，十六條也可以。

　　但遺憾的是，隨著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上逐漸發生“左”的偏差，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和對“最壞的可能”估計嚴重不足，驕傲了，輕敵了，我們在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又犯了錯誤，吃了大虧，留下了嚴重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