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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鞏固與擴大陝甘蘇區

曲愛國 張從田

2016年09月02日17:5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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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含圖片)節選自《長征記》一書,系華夏出版社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全書目錄)

第二十二章 鞏固與擴大陝甘蘇區

長征到達陝北后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自右向左)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使得國民黨軍西北“剿總”十分震驚,不敢輕舉妄動,並調整部署,全力阻止紅一方面軍向外發展。在南側,西北軍主力第17路軍以兩個師主力駐守宜川、韓城、白水地區,東北軍將主力兩個軍一個部署於延安、甘泉、鄜縣、洛川一帶,一個軍部署於甘肅合水、太白鎮地區並擬東調進入陝西黃陵地區,阻止紅軍向南發展﹔在北部,陝北軍閥以一個師部署於榆林、橫山、靖邊、定邊一帶,不斷向南襲擾,企圖奪佔陝甘蘇區的安塞、安定、瓦窯堡等地﹔在東部,陝北軍閥一個師據守米脂、綏德和清澗地區,山西軍閥閻錫山晉綏軍的步兵四個旅、騎兵一個旅進入陝西,分別位於吳堡、義合鎮和神木、府谷地區,並對神府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進行“清剿”。在西面,國民黨軍在寧夏、甘肅邊境地區部署了兩個師。國民黨軍從四面對陝甘蘇區形成了封鎖、圍困。

如何鞏固與擴大蘇區,當時中央和紅軍內部有兩種意見:博古等人主張紅軍應該“穩固地向前發展”,也就是繼續實行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行之有效的“以鞏固求發展”、“波浪式推進”的方針,以鞏固陝甘蘇區為主,逐步向南,與東北軍、第17路軍作戰,尋求向渭水以北地區發展。毛澤東此刻則放棄了自己所獨創的“波浪式推進”的方略,主張紅一方面軍充分利用當時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大舉東征,東渡黃河向山西發展,不是“以鞏固中求發展”,而是“以發展求鞏固”。

毛澤東的主張在中央和紅軍內部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場爭論。爭論的本質,在於是採取機械地、教條化的思想路線,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想路線。博古等人雖然擺脫了“左傾”路線的束縛,堅決地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在具體問題上卻難以擺脫程式化、教條化思維,認為“以發展求鞏固”是“冒進”、“冒險”。更多的人則是不理解毛澤東,更不理解紅軍為什麼要放棄一貫實行的“以鞏固求發展”的方針。

毛澤東在戰爭指導上,從來都是不拘一格的,一切以奪取勝利、發展紅軍為第一要務。他東征山西的軍事戰略設想,是建立在客觀現實的分析之上,同時又基於對軍事形勢的細致解剖,高瞻遠矚,是為紅軍找到的一條既求生存,又求發展的切實可行的軍事方略。他因此說服眾人,最終形成了東征的戰略決策。

瓦窯堡會議

直羅鎮戰役勝利后,紅一方面軍主力集中在鄜縣以西、羊泉鎮以北地區進行休整,並派出一部協同陝甘蘇區地方武裝圍攻甘泉、圍困延安。

正在此時,原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張浩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經蒙古輾轉來到陝北蘇區。他也是受共產國際派遣成功到達中國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系的第一人。

張浩帶來了兩條主要的信息:一是共產國際七大關於統一戰線政策的決議精神﹔二是斯大林同意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

這對於一直以來想取得蘇聯援助的中共中央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好消息。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於11月20日和25日兩次致信毛澤東,主張迅速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蘇聯的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

毛澤東考慮到紅軍需要休整、擴大,根據地需要鞏固,於11月30日復電張聞天,主張“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繼而,他又於12月1日給張聞天寫信,進一步詳細地指出: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去達此目標﹔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今子長縣縣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制定新時期策略路線和軍事戰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鄧發、劉少奇、凱豐,以及張浩(即林育英,1935年12月由蘇聯回國,到達陝甘蘇區)、郭洪濤等人出席。會議全面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並相應地調整了黨的各項具體政策。

會議於25日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三省之后,現在又在並吞整個華北,而且正准備並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的特點”。“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決議還明確指出:“在目前形勢下,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並就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擴大與鞏固共產黨等問題,指明了黨的方針與政策。

確定中國共產黨在新的形勢下的軍事戰略,是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詳細分析了紅軍所面臨的形勢和東征的意義。他指出:在陝甘蘇區的北面,陝北地方軍閥兵力雖不強,但臨近長城和長城外荒無人煙的沙漠,紅軍沒有發展前途。西面寧夏、甘肅邊境地區,國民黨軍兵力也不多,但系地瘠民貧、人口不多的回民聚居區,紅軍發展也是困難重重。南面的關中、渭北地區,物產豐富,人口密集,但靠近國民黨軍的西北大本營西安,有東北軍和第17路軍八個多師駐守,蔣介石的中央軍一部也正向西(安)蘭(州)公路兩側集中,紅軍如向南發展,必將與國民黨軍重兵相抗,前途未卜。隻有東面的山西,提供了紅軍發展的空間。山西軍閥閻錫山號稱擁有十萬人的晉綏軍,但分布在晉綏兩省,缺乏同紅軍作戰經驗。同時山西是日本急謀奪取的華北五省之一,也是紅軍直接對日作戰的重要通道。閻錫山媚日反共,派出五個旅“進剿”陝北蘇區,嚴重威脅著蘇區的鞏固。紅軍東征,師出有名,容易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毛澤東認為:目前形勢正處在全國大變動的前夜,有利於革命力量發展,蘇區必須迅速向外發展,紅軍必須迅速得到擴大,而“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東征山西,可以進一步向北轉進綏遠或東進河北,開赴抗日前線,爭取對日直接作戰,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抗日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推動華北乃至全國抗日救國運動走向新的高潮,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國民黨東北軍、第17路軍作戰,有利於同他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進攻山西,威脅閻錫山的老巢,可以把入陝的晉綏軍調回山西,緩解陝北蘇區的軍事威脅﹔山西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便於紅軍擴大兵員,解決給養以及籌款和征集作戰物資。一舉四得。

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於12月23日以毛澤東報告的軍事報告為基本內容,形成並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形勢下,在中國紅軍和其他革命武裝力量的現時狀況下,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准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1936年主力紅軍作戰的主要目標,應該還是漢奸賣國賊的軍隊,同時應估計到1936年下半年紅一方面軍有可能和必要同日本軍隊發生部分的戰爭。要求紅一方面軍猛烈擴大到五萬人。

陝北地區的紅軍部隊

為貫徹上述戰略方針,決議對紅一方面軍的任務和行動步驟做出明確的規定,指出:紅一方面軍行動部署的基礎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兩大任務上,並把“打通抗日路線”作為中心任務。為此,紅一方面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應確定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並分作三個步驟完成上述任務:第一步,在陝西,為鞏固陝北蘇區和確保東征山西時后方的安全,應給北面和南面進攻的敵人一個打擊﹔擴大紅軍五千人,組建紅28、紅29軍﹔擴大整理游擊隊、赤衛隊等群眾武裝,並著手組織騎兵旅、蒙古游擊隊﹔完成東渡黃河的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准備工作等。以上限於1936年2月5日前完成。第二步,東征作戰,准備以六個月的時間,擊破閻錫山之晉綏軍主力,消滅其一部﹔開辟晉西五縣以上地區為初步的蘇區﹔擴大紅軍,籌措資財﹔調動入陝之晉綏軍撤回山西,恢復陝北蘇區已失的土地﹔完成北出綏遠的各項准備﹔保証必要時回陝所需的船隻﹔加強對河北與陝南等地的游擊戰爭的指導﹔溝通與蘇聯和紅2、紅6軍團的通信聯絡。第三步,依日本帝國主義對綏遠之進攻程度,決定紅軍由山西向綏遠進軍的時機。

決議還對紅2、紅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以及各地游擊戰爭的戰略作用作了充分估計,提出了在長江南北原有蘇區、日本佔領區和“自治”區游擊戰爭的目標與方針,並總結了九年來指導革命戰爭的經驗,系統地闡述了“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集中統一領導,決議賦予“軍事委員會在軍事范圍內完成的權力”。

瓦窯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危亡關頭,是在中國革命的轉折時刻,是在紅軍擴大發展的重要時刻,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會議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制定了全黨全軍進入新階段的基本戰略方針,為紅一方面軍規定了戰略任務,指明前進方向。從此,中國革命開始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紅軍進入了新的快速發展時期,陝甘蘇區進入了鞏固與發展時期。

東征准備

12月24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依據瓦窯堡會議確定的軍事戰略,簽發了《關於四十天准備行動計劃》。隨后,軍委后方辦事處主任周恩來頒布了《第一步行動計劃中的后方工作計劃》。紅一方面軍在陝甘蘇區黨政軍民的支持、配合下,全面轉入東征作戰准備。

首先是擴大、充實主力紅軍與地方武裝。陝甘蘇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擴紅”運動,至1936年1月,五千余名青壯年參加紅軍,另有七百五十多名傷病員出院歸隊,一百八十四名軍校畢業學員分配到部隊,並爭取了二千多名俘虜兵參加紅軍。紅一方面軍以紅1軍團擴編為三個師,除保留原紅2、紅4師之外,以第1、第13團為基礎,加上新建的第3團,重建了第1師(師長陳賡,政委楊成武),其他各部也做了調整充實,方面軍轄兩個軍團六個師,總兵力增加到一萬兩千七百人。陝甘蘇區地方武裝部隊力量也得到加強。在北線,以陝北獨立第1、第2、第4團為基礎組建了第28軍,轄三個團一千二百余人,劉志丹任軍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在南線,以紅軍第1團及中宜、宜川獨立營和華池等縣游擊隊為基礎組建了紅軍第29軍,暫編兩個團,蕭勁光任軍長,朱理治任政治委員。此外,還整理與擴建了六個獨立營、十個基干游擊隊。

為了打擊南北兩線進犯之敵,確保紅軍東征后后方鞏固,同時迷惑國民黨軍,隱蔽東征作戰的准備與意圖,從12月下旬開始,紅一方面軍兵分兩路,展開北征和南征作戰。劉志丹、宋任窮指揮紅15軍團第78師、軍委騎兵團和紅28軍組成北路軍,北出橫山,向進犯蘇區的國民黨軍第86師發動進攻,包圍橫山縣城。彭德懷率方面軍主力南下進至洛河以東宜川、洛川之間,以第1、第13團和第81師圍攻甘泉,紅1軍團主力在宜洛地區掃除民團據守的圍寨,開展群眾工作,並派紅4師進出於宜川、韓城、郃陽(今合陽)、澄城、洛川5縣城之間,發動群眾,擴大蘇區,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

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

中共中央在此期間積極進行了與東北軍的統戰工作,派出李克農與東北軍第67軍軍長王以哲秘密談判,達成了聯合抗日、互不侵犯的協議。為表示與東北軍共同抗日反蔣之誠意,紅一方面軍於1936年1月中旬解除對甘泉之包圍,並由宜、洛地區北撤。這一成功的統戰工作,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圍剿”部署,使得陝甘蘇區所面臨的南部威脅得到緩和。

一切准備都在按照計劃穩步推進。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決定彭德懷、張浩參加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張浩率領中央政治局在東征作戰中隨紅一方面軍行動,另以周恩來、博古、鄧發組成中共西北中央局,周恩來為書記,王稼祥病愈后參加會議,負責紅軍的后方工作,堅持陝甘蘇區的斗爭和開展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

1月19日,軍委下達《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東征山西,開辟山西抗日根據地﹔要求陝甘蘇區的紅軍、游擊隊和人民群眾,配合主力紅軍作戰,支援前線,保衛后方。

但是,東征作戰事關重大,畢竟紅軍長征初到陝北,主力大舉東征,后方力量單薄,如果國民黨軍趁機進攻蘇區,一旦陝甘蘇區失守,而東征作戰又無法到達預定目的,則后果不堪設想。因而,雖然東征作戰准備全面展開,但許多高級指揮員依舊對此憂心忡忡。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致電中央,提出紅軍還是應該把主要力量放在鞏固陝甘蘇區上,可考慮向北發展。如果決意東征山西,必須確保在蔣介石中央軍大舉增援的情況下,紅軍主力能夠撤回陝北根據地。這一建議反映了許多紅軍指揮員的看法,其核心是擔心東征山西,會丟了陝北根據地。彭德懷后來說:“我的這種想法,反映了紅軍當時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當然也有人有其他考慮,李德此時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對戰略意見書》,指責東進山西,並轉進到綏遠,接近中蒙邊境,是“想挑起日蘇戰爭”。

為了進一步統一戰略和作戰指導思想,1月31日,毛澤東在延長縣城主持召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東征作戰的意義、目的進行了詳細說明,耐心說服了持不同意見的同志,並批駁了李德的觀點。他強調:東征山西,討伐閻錫山,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是有利的。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東征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連接,同時解決紅軍的給養和擴大等問題。他充分尊重彭德懷等人的意見,指出:在東征作戰中,一定要保証黃河渡口在我手中,使我進退有據。

會議最終決定,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進行東征,彭德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總政委,葉劍英任總參謀長,楊尚昆任總政治部主任。紅1軍團為左路軍,紅15軍團為右路軍。

在黃河東岸,統治山西二十四年的閻錫山自紅軍直羅鎮戰役勝利一直處於緊張之中,生怕紅軍會乘勝東進,威脅其封建統治。為阻止紅軍東進,他以四個旅一個團連同沿黃河沿岸各縣的十二個“防共保衛團”,統歸晉綏軍前敵總指揮、第34軍軍長楊愛源指揮,布防在黃河東岸黑峪口至禹門口之間三百多公裡的地段上,控制渡口,並構筑大量碉堡,部署各種火器,設置多層工事,力圖憑借黃河天塹阻止紅軍東進。

能否越過黃河天塹,突破閻錫山的黃河防線,是東征作戰成敗的關鍵。延長會議后,根據彭德懷、毛澤東的電令,林彪、徐海東分別帶先頭師師長和先頭團團長到河岸現地偵察,較詳細地掌握了渡河點附近及突破點的敵情、地形等情況。彭德懷、毛澤東也親自到黃河沿岸偵察渡河點情況。

在清澗縣的袁家溝,毛澤東深入調查了黃河沿岸的情況,並親自到黃河岸邊的鋪子窪觀察對岸敵情。他曾經設想利用黃河結冰期指揮部隊從冰上過河,但調查后發現這一年開春早,部分河冰已經開始解凍。考慮到部隊東征后與西岸的交通聯絡和准備必要時回渡,他決定改變渡河點,選擇河面較窄、地形較隱蔽的延水關至福祿坪地段上實施槽渡。

清澗縣袁家溝紅軍總部機關舊址

2月7日,大雪初霽。毛澤東再次來到黃河岸邊。壯麗的北國風光引得他詩興大發,揮筆寫下了千古絕唱——《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指點江山,直抒胸臆,革命領袖、卓越統帥的豪情壯志躍然紙上。就這樣,毛澤東吟誦著“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詩句,指揮紅一方面軍踏上了東征的征程,展開了鞏固與擴大陝甘蘇區的征戰。

東征山西

2月18至20日,紅一方面軍下達東征作戰命令和補充指示。命令規定,方面軍第一步作戰任務是:“東渡黃河,以堅決手段消滅東岸地區之敵,佔領呂梁山脈各縣,首先佔領石樓、中陽、永和等縣,粉碎沿河堡壘線,控制船渡於我手中,在東岸造成臨時作戰根據地”。為達成渡河行動的一致,毛澤東專門下達命令:行動“一律20號20時開始,以聶榮臻之表為准”。

20日20時,紅一方面軍兵分兩路,紅1軍團及紅15軍團第81師為北路,紅15軍團主力為南路,在陝西綏德縣溝口至清澗縣河口一帶,突然發起渡河戰斗。

東征戰役經過要圖1(1936年2月中旬∼4月3日)

紅2師第5團以曾國華為隊長,由二十四名勇士組成突擊隊,在夜色掩護下,乘坐兩隻木船沖入黃河。洶涌的河水夾帶著冰塊直泄而下,船到河心,被對岸晉綏軍發現,槍彈、炮火打得河面冰屑、水花四濺。勇士們毫不畏懼,疏開船距,奮力劃槳,由偷渡轉為強渡,疾沖對岸。在船靠岸邊的一瞬間,曾國華高喊:“跟我上!”帶著二十四名勇士跳上對岸,短兵相接,以猛烈的火力擊退了晉綏軍的反扑,迅速奪取了岸邊的碉堡,牢牢控制了灘頭陣地。在岸邊指揮戰斗的師長劉亞樓立即令二梯隊出發,與突擊隊會合后,全面佔領了晉軍河防陣地,並乘勝追擊,佔領山西中陽縣三交鎮。與此同時,紅15軍團先頭部隊第75師第223團也強渡成功,攻佔了石樓縣賀家凹。紅75師參謀長畢士悌,在指揮部隊攻佔敵灘頭陣地時壯烈犧牲。至21日拂曉,紅2、紅75師全部渡河,以一部掩護后續部隊渡河,主力分別經小算鎮、義牒鎮向石樓前進。23日,紅一方面軍全部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境內,控制了辛關、老鴉關、轉角鎮、三交鎮各渡口,佔領了包括三交、留譽、義碟各鎮在內的橫寬五十余公裡,縱深三十五公裡的地區。

東渡黃河的騎兵

閻錫山苦心經營的黃河防線土崩瓦解,極為驚慌,一面急電蔣介石請求支援,一面調整晉綏軍的部署,令在陝北“清剿”的晉綏軍四個步兵旅撤回晉西,共集中七個師從南北兩個方向堵截紅軍。

毛澤東根本不給閻錫山調整部署的時間,指揮紅軍迅速擴大戰果,完成戰役展開。25日,紅1軍團向呂梁山區前進,對中陽縣城發起攻擊。閻錫山派出獨2旅增援。獨2旅是閻錫山的精銳部隊,裝備精良,經常擔負救援任務,號稱“滿天飛”。獨2旅行動迅速,先頭第4團加強一個炮兵連很快進入關上村,旅主力則集結於石板上。林彪立即決定,改取圍城打援,乘獨2旅立足未穩,集中軍團主力殲滅之。26日下午,部隊發起進攻,紅1、紅4師由西北向東南,紅2師由南向北,合擊關上村之晉綏軍第4團。紅軍居高臨下,攻勢凌厲。晉綏軍退守村北高地上的一座寺廟,紅1師師長陳賡指揮部隊以猛烈火力壓制敵軍,工兵連續爆破,在圍牆上炸開一個豁口,部隊一擁而上,消滅敵人。獨2旅旅長周原健見第4團被殲,帶著旅主力向汾陽逃命。紅1、紅4師窮追猛打約二十五公裡,於27日在郭家庄附近將逃敵大部殲滅。“滿天飛”折戟沉沙,閻錫山大怒,將僥幸逃命的周原健撤職查辦。

在紅1軍團激戰關上村的時候,紅15軍團主力也向隰縣進擊,先頭紅225團在石樓以南殲滅從黃河邊潰退之敵一個營,軍團主力隨后在隰縣西北之蓬門一帶與救援石樓的晉綏軍第69師第203旅遭遇,徐海東指揮部隊先敵展開,猛烈攻擊,激戰一晝夜,殲敵一個營,擊潰一個營,俘敵營長以下三百余人,隨即東進呂梁山區,於27日進佔晉西交通要地隰縣水頭鎮。

這樣,紅一方面軍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裡,傷亡三百余人,殲滅與擊潰晉綏軍五個團,俘虜一千二百余人,奪取了石樓、中陽、孝義、隰縣四縣交界地區,完成了戰役展開。隨后,紅1、紅15軍團主力分別在以關上、水頭為中心的地區進行休整﹔隨軍東征的中共山西地方工作委員會則深入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大力開展創造抗日根據地的工作﹔方面軍直屬隊等部在葉劍英的指揮下,鞏固渡河點,確保后方聯絡線的暢通﹔留在陝北的周恩來指揮紅28軍及陝北地方武裝乘晉綏軍東撤,迅速收復吳堡、葭縣、神木、府谷等被佔的蘇區之地,使黃河東西兩岸連成一片,並繼續發展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保障紅軍鞏固的戰略后方。

閻錫山堵截紅軍作戰受挫,孤注一擲,調集起所有可機動的部隊編為四個縱隊,以石樓為中心,對紅軍發動全面反擊。3月4日,晉綏軍由北東南三面向紅一方面軍逼近。毛澤東再次展現了抓“樞紐”的本領,決心“以關上、水頭為樞紐,背靠石樓,集中兩軍團最大主力,以連續戰斗,消滅其東面之兩路或三路為基本作戰方針”。紅一方面軍以一部兵力分別阻擊南北兩路進攻之敵,主力於兌九峪鎮西南地區隱蔽待機,准備首先殲滅晉綏軍第2縱隊於兌九峪及其附近地區。毛澤東、彭德懷抵達大麥郊指揮戰斗。

9日,晉綏軍第2縱隊由孝義向大麥郊、水頭鎮方向推進,主力進入兌九峪地區。10日7時,紅1、紅15軍團同時發起攻擊。擔任正面進攻的紅1師和右翼紅15軍團主力迅速擊潰晉綏軍一線部隊,但晉綏軍主力佔據有利地形頑強抵抗,第2縱隊司令楊效歐親率衛隊拼死反扑,紅軍連續進攻均無法奏效,戰斗陷入僵持。此刻,晉綏軍援軍第70師兩個團趕到,戰場兵力增至十三個步兵團另一個炮兵團,同時晉綏軍第3縱隊一部則向紅1軍團主力側后迂回。紅軍殲敵時機已經喪失,繼續戀戰將陷入晉綏軍的包圍之中,毛澤東果斷下令部隊撤出戰斗。

兌九峪戰斗雖然未能全殲敵人,並被迫撤出戰斗,但毛澤東卻在戰后迅速抓住了勝利的轉機。他認為,此戰晉綏軍兩個團遭受重創,第2、第3縱隊不得不撤到孝義、汾陽休整補充,閻錫山的反擊計劃已經受挫,正是紅軍全面反擊的大好時機,因此指揮部隊不退反進,全線出擊。林彪指揮紅1、紅4師和紅75師兩個團迅速東進至汾陽附近﹔聶榮臻率領紅2師等部向北逼退晉綏軍第4縱隊﹔程子華率領紅15軍團主力在水頭、大麥郊以南迫退晉綏軍第1縱隊。閻錫山根本沒有料到紅軍會全線出擊,隻得命令部隊暫時停止進攻。晉綏軍的第一次反擊以失敗而告結束。

蔣介石得知紅軍東渡入晉后,既怕且喜。怕的是紅軍出山西得到發展,東進冀豫等省妨礙他推行對日妥協的賣國政策﹔喜的是閻錫山長期在山西稱“王”割據,是他的心腹之患,現在正可借消滅紅軍將蔣系勢力插入山西。因此,閻錫山請求增援后,蔣介石立即做出反應,先后從河南、湖南等地抽調中央軍約十個師,委任陳誠為總指揮,馳援山西。3月上旬開始,中央軍部隊陸續進入山西,而晉綏軍則積極准備對紅軍再次實施反扑。

紅軍面臨被合圍的危險,而且是蔣閻軍隊絕對優勢兵力的合圍。是避敵退卻,返回陝北,還是留在山西,繼續發展?以“發展求鞏固”的毛澤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決定以攻對攻,以方面軍主力向汾河流域及同蒲鐵路南段的出擊,打亂蔣閻軍隊的進攻部署,擴大佔領區,擴大紅軍,發展勝利。3月12日,紅一方面軍在大麥郊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確定:以紅1軍團並指揮第81師(欠一個營)為一路(后稱右路軍),擔負主攻,出擊霍縣,爾后沿汾河和同蒲鐵路南下作戰,並伺機向晉東南發展﹔以紅15軍團第78師、第75師主力和軍團直屬隊為一路(后稱左路軍),向靈石佯攻,掩護主攻部隊南下行動﹔以方面軍直屬隊、第15軍團第75師第224團、第81師一個營和正在組建的第30軍(軍長閻紅彥、政委蔡樹藩)等部(后稱中路軍),統歸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指揮,鞏固已佔地區,保護黃河渡口和后方聯絡線,並以一部控制呂梁山區要點,牽制晉西方向的晉綏軍主力四個縱隊。

3月16日,紅軍開始行動。右路軍突破汾河堡壘線,紅1軍團主力包圍霍縣城,紅5團沿同蒲鐵路向趙城、洪洞方向進擊。左路軍進抵靈石以西地區,並以一部佯攻姚家山和靈石縣城。

第二天,3月17日,晉綏軍新的反扑行動開始。閻錫山命令晉綏軍主力四個縱隊向石樓方向全線進攻,奪回被紅軍佔領的沿河地區及渡口。防守黃河沿岸地區的紅軍部隊力量單薄,很難抵擋晉綏軍主力的進攻,黃河渡口岌岌可危。

但毛澤東鎮定自若,眼睛盯住的不是黃河渡口和退路安全,而是紅軍發展與壯大的有利時機。他斷定,閻錫山將主力投入爭奪黃河沿岸地區,山西內陸的晉南、晉西北和太原等富庶地區防守兵力必定空虛。因此,果斷決定:以小部兵力在中路牽制晉綏軍的主力,主力分兵北上、南下,猛烈擴張,籌款擴軍。18日,毛澤東、彭德懷電示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右路軍迅猛南下,兵出晉南,相機奪取趙城、洪洞、臨汾,並向曲沃、聞喜、運城前進﹔左路軍迅速北上,威脅太原,爾后繼續北進,向晉西北發展。

紅軍各部立即行動。左路軍紅15軍團主力急速北進,於22日進至太原以西的雙龍、岔口鎮地區,襲擊晉祠,逼近太原,嚇得閻錫山緊急調兵加強太原城防,並在綏靖公署的門前壘積沙袋,構筑工事,自己躲在公署內二門不出,見人就罵。就在閻錫山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紅15軍團主力卻瀟洒地繼續北上,進入了嵐縣、興縣地區。

右路軍紅1軍團南下后,至23日,佔領霍縣、趙城、洪洞、臨汾、曲沃等縣的廣大村鎮,切斷同蒲鐵路交通。汾河流域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商業發達,是山西最富庶的地區之一。紅1軍團在此深入發動群眾,建立基層蘇維埃政權,並招收新兵五千余人,籌糧十萬余斤,每人都縫制了兩套嶄新的夏裝。官兵們高興地稱之為“人財兩旺”。

此刻,蔣介石的中央軍十個師已經大舉入晉,加上晉綏軍的四個縱隊,總兵力已經達到五十一個團,超過二十萬人。閻錫山與陳誠會商后,決定將中央軍編為第1路,由陳誠任總指揮,分別部署在同蒲鐵路南段和晉東南地區,主要“進剿”紅軍右路軍,並防堵紅軍向河北、河南轉進﹔晉綏軍編為第2路,由楊愛源任總指揮,分別部署在晉西、晉西北地區,主要對付紅軍左路軍和中路軍。蔣介石為策應山西的“進剿”,還命令駐陝西的東北軍、第17路軍進攻陝北蘇區,從西面封鎖黃河,阻止紅軍西返,企圖將紅一方面軍各個擊破,分別圍殲於山西境內。

3月下旬,晉綏軍以石樓為中心,向黃河沿岸渡口猛烈進攻。紅軍中路軍在葉劍英的指揮下,英勇堅決抗擊敵人的進攻,掩護物資特別是笨重物件西渡黃河。戰至29日,石樓方向的紅軍炮兵營及笨重物件安全西渡,方面軍首長遂決定中路軍暫時放棄義碟及沿河渡口,同時令在陝北神木、府谷、葭縣地區活動的紅28軍迅速東渡黃河,配合左路軍行動。31日,紅28軍於羅峪口附近渡河,進入晉西北。

4月初,晉綏軍佔領黃河渡口后,主力開始向紅軍左、右兩路軍發起進攻。毛澤東、彭德懷決定左、右兩路軍逐步收攏,以便集中殲敵,粉碎敵人“進剿”計劃。中路軍以主力在隰縣、靈石間牽制敵人,以一部兵力在永和以西地區破壞黃河封鎖線,保証與陝北后方的交通聯系。據此,紅軍左、右兩路軍從4月4日開始,邊抗擊敵人進攻,邊逐步向晉西地區集中。左路軍紅15軍團主力在白文鎮與紅28軍會合后,一路沖破敵人的攔阻,並在師庄、三角庄地區擊潰晉綏軍第196旅,全殲該旅第392團,於4月14日進至大麥郊地區休整,並進行整編,將原第75師第223團擴編為第73師,下轄第217、第218、第219團﹔原第75師第225團擴編為第75師,下轄第223、第224、第225團﹔原第78師不變,下轄第232、第233、第234團﹔原第75師第224團三個營分別編入三個師﹔原第81師正式脫離軍團建制,歸方面軍直接指揮。整編后,紅15軍團下轄三個師,每師三個團,每團四個步兵連和一個機槍排。

紅28軍在直羅鎮附近與紅15軍團分手,向西轉進。13日,第28軍開始進攻三交鎮,激戰兩日未克,主動撤出戰斗,向南轉移,於17日進到康城鎮附近,同方面軍總部會合。在三交鎮戰斗中,軍長劉志丹親赴第一線觀察敵情、指揮戰斗,於14日不幸犧牲。劉志丹是陝甘紅軍和陝甘蘇區主要創建人之一,深受陝北人民愛戴。為紀念劉志丹烈士,中共中央於1936年決定,將烈士故鄉陝西省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

毛澤東為紀念劉志丹題詞

右路軍於4月4日開始分路向西轉移。為調動敵人,林彪、聶榮臻虛晃一槍,首先指揮部隊南進,吸引敵人主力於晉西南,爾后急速北進,橫掃鄉寧、吉縣地區,摧毀平渡關至清水關之間約四十公裡的晉綏軍沿河據點,於21日集結於大寧以北、桑壁鎮西南地區隱蔽休整。

至此,紅軍左右兩路軍均擺脫了敵人的追堵和圍攻,完成了收攏兵力、集中作戰的預定計劃,粉碎了敵人分別聚殲紅軍於南北兩線的企圖。在此期間,中共中央開始准備派代表赴莫斯科,同共產國際商議對日作戰彼此共同步驟問題、兩軍委間通信聯絡問題、中國紅軍向綏遠發展創立局面問題、技術幫助以及人員幫助等問題。國民黨軍跟蹤而至,中央軍與晉綏軍採取堡壘主義推進的戰法,以主力構筑從三交鎮起,經中陽、孝義、靈石、臨汾至新繹、河津的弧形封鎖線,並以一部兵力駐守石樓、隰縣、大寧、永和等重要城鎮,企圖壓迫紅軍於黃河東岸狹小地區而消滅之。在黃河以西,東北軍第67軍等部和第17路軍第42師一部也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分別在鄜縣、甘泉和韓城、宜川一線構筑工事,准備從西面封鎖黃河。

周恩來為紀念劉志丹題詞

毛澤東、彭德懷在全面分析敵情之后,認為由於國民黨軍兵力猬集,紅軍繼續在山西順利作戰的條件已經喪失,而陝西的神府區域和三邊(靖邊、安邊、定邊)區域和甘肅的環水區域及其以西均空虛,為紅軍提供了擴大蘇區,鍛煉紅軍,培養干部等有利條件,遂決定避敵鋒芒,暫時撤出山西,返回陝北,轉向西方作戰。

5月2日,彭德懷、毛澤東下達西渡黃河命令。方面軍各部迅速分批由清水關、鐵羅關兩渡口渡河,至5日全部返回陝北蘇區。在紅軍西渡之際,陳誠曾命令國民黨軍三個縱隊星夜追擊,企圖搶佔渡口,殲滅紅軍於黃河東岸。但當他們追到黃河岸邊時,紅軍已經集結陝北的延長、延川、永坪地區休整、總結經驗和作新的戰斗准備。蔣介石、閻錫山圍殲紅軍於黃河以東的計劃徹底破產。

歷時七十五天的東征作戰,紅軍共消滅敵人七個團,俘官兵四千余人,繳獲各種槍四千余支(挺)、火炮二十余門﹔迫使“進剿”陝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恢復和鞏固了陝北蘇區﹔吸收了八千多青壯年參加紅軍,籌款三十余萬元,達到了擴大紅軍、鞏固蘇區的目的。同時,紅軍在山西二十多個縣播下了抗日的種子,發展了革命力量,激起了山西和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熱情,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國運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那樣:東征作戰,“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

紅軍結束東征作戰后,蔣介石不顧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建立了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指揮入晉的中央軍和晉綏軍各一部,以及東北軍、第17路軍主力等共16個師另三個旅,對陝甘蘇區發動新的“進剿”,首攻目標是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為中心的陝甘蘇區東北部。此外,晉綏軍4個多師位於黃河東岸的晉西、晉西北地區,防備紅軍再次東渡入晉﹔寧夏軍閥部隊兩個師位於陝甘蘇區西面,防堵紅軍西進﹔東北軍騎兵軍主力及第51軍等部駐防甘肅境內待機。

中共中央確定,黨在今后的政治任務是:擴大和鞏固西北抗日根據地與抗日紅軍,努力爭取西北地區抗日力量的大聯合,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進而推動全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建立,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在軍事上,陝甘地區黨和紅軍的戰略任務是:第一,造成廣大的陝甘寧抗日根據地,進而向北打通與蘇聯、蒙古的聯系,向南策應紅2、紅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北上﹔第二,爭取東北軍及其他可以聯合的友軍﹔第三,堅決地進行陝甘蘇區的游擊戰爭。執行這三項任務的目的,是爭取時間,爭取空間,爭取力量,為發動全國抗戰和發展革命力量創造條件。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西北地區國民黨軍的情況,中革軍委決定:以紅1、紅15軍團和紅81師、軍委騎兵團共一萬三千余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進行西征戰役,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策應紅2、紅6軍團及紅四方面軍北上﹔以紅29軍主力(兩個團)、紅30軍、陝北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在東線堅持游擊戰爭,阻撓國民黨中央軍和晉綏軍西渡黃河,並牽制上述國民黨軍及陝北、渭北國民黨軍的進攻,保衛陝甘蘇區老根據地,配合紅一方面軍主力西征﹔以紅28軍准備出陝南,協同在陝南堅持斗爭的紅74師,鞏固與擴大鄂豫陝蘇區,吸引蔣軍主力南下,策應西方野戰軍作戰(后因情況變化參加西征)。

5月14日,紅一方面軍在陝北延長縣大相寺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作了形勢與任務的報告,總結東征作戰經驗,進行西征戰役的動員。會后,中央調整了紅1軍團的領導人,林彪調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后改成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長,軍團參謀長左權任代理軍團長。

此刻,在西方野戰軍即將展開作戰的戰場上,國民黨軍部隊總兵力為26個師約30萬人,但在陝甘寧3省邊境地區則兵力薄弱,隻有寧夏軍閥馬鴻賓第35師步騎兵八個團,駐守在環縣、慶陽、鎮原一帶﹔第15路軍總指揮兼新編第7師師長馬鴻逵部步騎兵十二個團,主力集中在黃河以西的寧夏腹地,一部駐守定邊、鹽池、豫旺等地。“二馬”雖然反共堅決,但防區廣人,兵力分散,是個較薄弱的方向。因此,軍委確定的西征基本作戰方針是:對西線東北軍部隊大力進行統戰工作,避免正面沖突,集中力量進攻寧夏“二馬”的兩個師。5月18日,軍委正式下達西征戰役行動命令,規定西征的第一步任務是:奪取並赤化安邊、定邊、環縣、曲子地區。

5月19日,西方野戰軍分左右兩路相繼出動。紅1軍團為左路軍,紅15軍團為右路軍,紅81師、軍委騎兵團和野戰軍機關、直屬隊隨右路軍跟進。5月30日,左路軍紅1軍團進至元城鎮地區,前衛第2師抵近曲子鎮。駐守該地的國民黨軍第35師第105旅旅長冶成章驕橫跋扈,作戰驍勇,綽號“野騾子”。他得知紅軍到來,率特務連及騎兵團一部約300多人搶先佔據曲子鎮。紅2師立即包圍曲子鎮,於1日15時發起攻擊,突入鎮內。冶成章赤膊上陣,率部瘋狂反扑,與紅軍展開混戰。左權、聶榮臻趕到最前沿觀戰,令紅2師師長楊得志投入預備隊,堅決消滅敵人。紅軍官兵邊打邊進行陣前喊話,經過反復沖殺和激烈的巷戰,全殲敵軍,活捉“野騾子”,繳獲各種槍二百余支(挺),汽車五輛。與此同時,紅4師慶陽方向馬嶺附近擊潰第105旅一個營,進佔阜城。6月2日,馬鴻賓以第103旅三個營、第105旅三個營及騎兵團向阜城反擊,紅1軍團主力迅速遷出至阜城附近,對敵猛攻,殲其大部,俘其官兵一千一百余人。

西征部分紅軍將領,左起:左權、彭德懷、聶榮臻、陳賡、孫毅、聶鶴亭

曲子鎮、阜城戰斗,沉重打擊了馬鴻賓的第35師,據守環縣、洪德城之敵軍聞風撤退。紅1軍團控制了阜城、曲子、環縣、洪德城一線城鎮。在此期間,紅15軍團攻佔了寧條梁,包圍安邊堡,主力進至寧夏邊境﹔野戰軍直屬隊及第81師在寧條梁地區大力開展地方工作,政治解決了與紅軍對抗的城川寨、小橋畔等回民堡寨,爭取了回族教民的擁護和蒙民的同情,打破了馬鴻逵防堵紅軍西進的防線。

6月7日,紅軍繼續西進。右路軍紅15軍團第73師第219團於11日攻佔同心城,軍團主力進至王家團庄附近地區﹔左路軍紅1軍團主力於13日進佔七營、上新堡地區,切斷了國民黨軍第35師余部經七營、同心城大道向中寧、石空堡北撤的退路,佔領陝甘寧三省邊境的廣大地區,並進行了創建蘇區的初步工作,勝利完成中央軍委賦予的第一階段作戰任務。形勢對紅軍極為有利。

在西進作戰期間,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彭德懷於6月10日下令,以紅28軍、紅81師及騎兵團組成中路軍(又稱北路軍),由紅28軍軍長宋時輪、政治委員宋任窮統一指揮,擔任奪取安邊、定邊及小橋畔、城川寨、堆子梁等要點的任務,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邊、鹽池,北至內蒙古地界,東與陝甘蘇區連接之廣大地區進行創建蘇區工作,同時控制有力一部,准備消滅敵之增援部隊。

6月14日,西方野戰軍確定西征作戰第二階段的基本任務:“以最大努力赤化佔領區域,摧毀安邊、定邊、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點,打擊敵出擾部隊,肅清民團,解決本部給養、冬服材料”。各路軍隨即繼續西進。

6月16日2時,歸中路軍指揮的紅78師突襲陝寧兩省邊境縣城定邊,守軍馬鴻逵部新7師騎兵第1旅第1團第2營倉皇由西門潰逃。17日,紅28軍主力和騎兵團進駐定邊城。紅78師及騎兵團主力繼續向鹽池進擊,全殲守敵新7師騎兵第1旅第2團第1營兩個連及民團二百余人,於21日3時攻佔鹽池城。中路軍紅28軍、紅81師和騎兵團則完成對安邊堡的包圍,並於7月3日擊潰國民黨軍第86師增援部隊。

右路軍紅15軍團第75師和軍團直屬隊於27日2時攻佔豫旺縣城,殲滅馬鴻逵部兩個騎兵連及反動地方武裝、民團近一千人,俘二百八十余人。隨后轉向韋州城進擊。馬鴻逵派騎兵三個團馳援韋州,並於5日以騎兵三個團另兩個營向南進犯,企圖奪回豫旺縣城。紅75師在紅城水一帶設伏,斃傷敵三百余人,迫敵退回韋州城。

斯諾在豫旺拍攝的紅軍號手

左路軍紅2師於6月20日攻佔七營鎮,逼近東北軍防區。此前,中共中央通過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與東北軍達成了停戰的默契,約定東北軍部隊不超過慶陽、鎮原之線,紅軍則以該線以北地區為根據地,向西進取固原(今屬寧夏)以北及豫旺縣地區。然而,7月初,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指揮東北軍七個師及第35師余部,開始大舉進攻紅軍。東北軍背信棄義,毛澤東於7月14日致電彭德懷等西方野戰軍首長,指出:“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全部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並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於大局”。7月17日,何柱國指揮騎兵第6師向七營地區紅2師陣地進行試探性進攻,紅2師當即將其全部擊潰。此刻,張學良從南京返回西安,鑒於紅軍已做好充分的戰斗准備,無隙可乘,嚴令何柱國停止進攻。

7月27日,中央軍委確定結束西征戰役,西方野戰軍部隊就地轉入休整備戰,准備南下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

在歷時兩個多月的西征作戰中,西方野戰軍共殲滅國民黨軍七個營,擊潰三個團又五個營,俘二千余人,繳獲各種槍支二千余支,戰馬五百余匹,佔領城鎮十余座,在陝甘寧三省邊界開辟縱橫各兩百余公裡的新區,為策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並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起了積極作用。

在西征作戰中,紅軍官兵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風俗習慣,在回民聚居地區建立革命政權和群眾組織,組建回民武裝,採取區別於漢人地區的土地革命政策,打擊群眾痛恨的官僚、土豪和進行分配土地的斗爭,得到了佔領地區廣大回族人民的熱烈擁護。野戰軍的建設也有新的發展,紅1、紅15軍團各組建一個騎兵團,充實了第81師等部,並協助陝甘寧軍區組建獨立師、獨立團,征集了眾多物資。

在紅一方面軍主力西征期間,6月1日,國民黨軍“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在太原成立,總指揮陳誠任命湯恩伯為前線指揮,指揮中央軍第13軍第4、第89師和晉綏軍第72師、第209旅等部,從晉西柳林、軍渡地區西渡黃河,企圖首先肅清陝北紅軍,爾后向西尋求紅軍主力作戰。6月上旬,國民黨軍各部渡過黃河,在駐陝北的第84、第86師配合下,採取堡壘推進的戰法,准備分別向南、向北“清剿”紅軍。東北軍第67軍和第105師主力也隨后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於6月中旬由延安地區分三路向北進攻,企圖進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中共中央和軍委在分析了敵情之后,認為在優勢敵軍的進攻之下,瓦窯堡遲早必失,為爭取主動,保存力量,同時避免與東北軍發生直接戰斗,於15日決定中央各機關撤離瓦窯堡向西轉移,並決定由周恩來副主席統一指揮東線各軍及地方部隊繼續抗擊進攻之敵。7月10日前后,中央黨政軍機關和紅軍大學按照預定計劃,西遷至保安、吳起鎮等地。紅29軍主力、紅30軍在陝北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以積極的游擊戰爭抗擊國民黨軍的進攻。國民黨軍中央軍和晉綏軍部隊在侵佔了陝甘蘇區東北部的一些城鎮,並完成修路、筑碉計劃以后,重點轉為鞏固已佔領地區。東北軍、第17路軍的進攻行動也在張學良從南京返回西安以后轉向緩和。國民黨軍的進攻因此而基本停止。

陝甘寧蘇區一景

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是中國革命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過渡的階段,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斗爭方針與政策面臨調整。與此同時,紅一方面軍剛剛經過長征,實力單薄,又地處貧瘠狹小的陝甘蘇區,受到國民黨軍封鎖圍困,紅軍和蘇區的鞏固發展都受到很大限制,稍有不慎,就難以站穩腳跟。紅軍的發展既面臨機遇又面臨挑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科學地分析了形勢,正確地把握了方向,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和客觀求實的軍事戰略,將“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准備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作為全黨全軍的基本戰略方針。在敵多我少、敵強我弱的總勢態下,把握有利形勢和時機,“以發展求鞏固”,以進攻求穩定,果斷地發動戰略性進攻戰役,以凌厲的攻勢和靈活的戰術縱橫馳騁於三晉大地和隴東高原,勝利地進行了東征、西征戰役,建立起擁有兩百萬人口、約十三萬平方公裡的陝甘寧根據地。紅一方面軍也在這一期間發展到兩萬余人,並與國民黨東北軍、第17路軍建立起日益廣泛、密切的統戰關系。紅軍的東征、西征作戰,鞏固與擴大了陝甘蘇區,為勝利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實現將中國革命大本營根據地放在西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責編:楊文全、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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