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由來和體現

2015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陝西考察時指出：老一輩革命家和老一代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留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

革命戰爭年代，各根據地尤其是陝甘寧邊區的共產黨人，通過領導人民進行民主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建設等經驗的積累，形成了帶有體系的觀念和作風，即后來概括的延安精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

陝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民主政治

實行民主政治，是陝甘寧邊區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第一步工作是進行由鄉到邊區議會的選舉。邊區的民主選舉並沒有因為全國抗戰的爆發而停止進行。凡居住在邊區年滿16歲的民眾，“無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實際投票中，群眾有許多創造，採取了投豆、畫圈、畫杠、燃香在紙上燒眼等辦法。到1937年10月底，鄉、區、縣三級選舉完成，有70%的選民參加了投票。12月選出500多名邊區議會（1938年11月改稱參議會）議員，進而組成了邊區政府。

邊區貫徹執行“三三制”政權，即共產黨員、黨外進步人士和中間派各佔1/3。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大會在延安召開，開明紳士李鼎銘當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在選舉的18名邊區政府委員會委員中，共產黨員7名，超過了1/3，當選的邊區政府委員徐特立（共產黨員）立即聲明，請求“退出”，得到大會的贊同和同意，並按原選得票多少，遞補了一位非黨人士，使邊區政府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人數完全符合“三三制”原則。

李鼎銘先生是一位熱衷於陝甘寧邊區建設，積極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人士。面對抗日根據地所遇到的嚴重困難，他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提案，正好切中了邊區內兵多糧乏、政繁賦重的現象，大會以165票多數通過並交政府速辦。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精兵簡政》的社論，認為精兵簡政“不僅在解放區，即在各敵后抗日根據地，也是非常恰合適宜的主張”。要求全黨普遍地執行精兵簡政。這樣，精兵簡政作為陝甘寧邊區的中心工作之一實施起來。同時，為密切軍政、軍民關系，還開展了“擁政愛民”和“擁軍優屬”運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三制”等民主政治方針的實行，使邊區各級政權有了廣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調動了社會各界團結抗戰的積極性，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方。毛澤東曾總結過陝甘寧邊區的“十沒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是對陝甘寧邊區社會風貌的真實寫照和熱情稱贊。朱德總司令也寫詩贊頌當時的黨政軍民關系：

歷年征戰未離鞍，贏得邊區老少安。耕者有田風俗美，人民專政地天寬。實行民主真行憲，隻見公仆不見官。陝北齊聲歌解放，豐衣足食萬家歡。

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

1940年5月朱德從華北回到延安后，在協助毛澤東指揮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事斗爭的同時，十分關心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情況。朱德看到，邊區的“財政經濟建設雖有某些成績，實在是入不敷出，以致幾月來未發一文零用，各機關、學校、軍隊幾乎斷炊。”他深感如不採取重大措施，就很難扭轉局面。

經過調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陝甘寧邊區蘊藏量很大、又是人們生活必需品的食鹽上來。

邊區境內有五個鹽池，邊區內部消費不了。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用鹽去換錢以積累資金。朱德想，如果把鹽銷到附近需要食鹽的陝西、山西、河南各地，不是可以換回大量資金嗎？朱德明確提出：“現在，自力更生是目前全黨全軍之極重大任務。”“我的意見先從鹽下手。”“定邊鹽池為陝北經濟策源地。”“我們下緊急令，派軍隊全體動員。首先從鹽井來沖鋒，沖破這些困難。”

毛澤東贊成朱德等提出的積極發展生產的方針，主要是投資鹽業的發展。他說：“鹽的第一個好處是解決出入口平衡的問題。出入口一解決，則物價、幣價兩大問題即解決了。”毛澤東、朱德雷厲風行地抓經濟工作，措施有力，很快推動邊區經濟工作出現了新的面貌。

1941年和1942年，是各抗日根據地物質困難空前嚴重的時期。當時邊區隻有145萬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區。在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下，要擔負數萬名干部、戰士以及全國不斷奔赴革命聖地的青年學生的吃穿住用，實在成了一個大問題。為打開困難局面，各抗日根據地掀起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

邊區經濟困難中最緊迫的是吃飯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朱德提出一個重要主張，就是在不妨礙部隊作戰和訓練的前提下，實行屯田軍墾。當時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的李維漢回憶說：“軍隊實行屯田是朱德倡導的。他從前線回延安后，非常關心部隊的生產，主張以部隊強壯眾多的勞動力，投入到生產運動中去，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密切軍民關系，同時幫助邊區的建設，也改善部隊本身的生活。”

三五九旅是八路軍的一支主力作戰部隊。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1941年3月起，王震率三五九旅官兵高唱“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的戰歌，浩浩蕩蕩開進荒無人煙的南泥灣。七一八團政委左齊在戰爭中失去了一隻手，開荒時拿不起鋤頭，便在營裡給戰士做飯，挑上山去給戰士們吃。七一八團模范班長李位，在開荒大競賽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在一次全團組織的175名突擊手的開荒競賽中，他揮舞著一把4斤半重的大板镢，每分鐘落地48次，經11個小時的激烈“戰斗”，創造了日開荒三畝六分七的最高紀錄，被人們稱為“氣死牛”的英雄。

毛澤東既是大生產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又是大生產運動的參加者。他參加警衛班召開的生產動員會議，並且要求戰士們在訂計劃時，給他分一塊耕地。他告訴戰士，我不能走遠，你們在近處給我分一塊。戰士們勸毛澤東就不要參加勞動了，毛澤東堅決地說：不行，大生產是黨的號召，我應該和同志們一樣響應黨的號召。他在自己住的窯洞周圍開了一畝多荒地，播種、栽植、施肥、除草和收獲都自己動手。對一些不懂的農業技術，就拜懂行的戰士和農民為師。毛澤東衣著朴素，粗茶淡飯，經常廢寢忘食，忘我工作。他使用的鉛筆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了還不忍丟棄，思考問題時總把小煤油燈的燈芯撥小，節省煤油。警衛人員見毛澤東總是穿著打著補丁的舊棉衣，就利用雪天打了一些銀狐，做了一件狐皮大衣給他，而他卻婉言謝絕，並建議把珍貴的大衣賣到國統區，為延安換回一些緊缺的物品。

年近花甲的朱德處處以身作則。他紡的毛線質量很好，還和身邊幾位勤務員一起組成生產小組，在王家坪開墾三畝菜地，種上白菜、水蘿卜、菠菜、蔥、蒜、韭菜、南瓜、黃瓜等十幾種蔬菜。每天清早和工作之余，他就到菜地裡澆水、施肥、鋤草。朱德是位種菜能手，幾位勤務員年紀輕，沒有種過菜，他就手把手地教他們，還經常背著筐拾糞積肥。朱德種的菜質量好，產量高，品種又多，在當地很有名。老部下去看望他時，他常留他們吃飯，用自己種的蔬菜招待大家。朱德種的菜吃不完，經常用來送人。

1943年，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舉行紡線比賽，任弼時奪得第一名，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給參加大生產運動的干部戰士以很大鼓舞。

由於大生產運動廣泛深入的開展，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自給程度竟達到財政總支出的84.44%，人民負擔明顯減輕，軍民生活明顯改善。到1945年，邊區農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農民所交公糧佔糧食總收成比重逐年下降。

陝甘寧邊區的文化建設

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界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戰勝敵人的一個方面軍。毛澤東曾風趣地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這裡的“魯總司令”的部隊是指根據地的文化大軍。

延安成為“紅都”后，像一塊磁石一樣，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通過不同的渠道奔向這裡。在延安，他們呼吸著自由和民主的空氣，煥發出巨大的創作熱情。

到延安來的文藝工作者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就是想見見毛澤東，親耳聆聽毛澤東的教誨。毛澤東日理萬機，日夜操勞，但仍擠出時間來滿足大家的要求。曾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后關押在南京的著名女作家丁玲，1936年被釋放后輾轉到達保安。中央宣傳部在一座大窯洞裡開會歡迎她。毛澤東也來了。

會后，毛澤東問丁玲打算做什麼，丁玲回答：“當紅軍。”隨后，她到前方總政治部工作。毛澤東填寫《臨江仙》詞一首送給丁玲：“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毛澤東同文藝界交往的另一條渠道，就是同文藝界人士建立廣泛的通信聯系。在毛澤東給文藝界人士的信中，既有體現個人情誼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藝創作、文藝理論方面的意見。老同學蕭三寫信問可否提供一匹馬作交通工具。毛澤東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問一下”，同時答應，如果蕭三“在邊區范圍內行動，那我可以拿我的馬給你用一下”。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告訴郭已將《甲申三百年祭》當作整風文件看待。他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運用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教訓的文章。他誠懇地告訴郭沫若：“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

1942年，整風運動逐漸在延安各單位展開。而這時的延安文藝界出現了“暴露黑暗”等問題。毛澤東感到有必要解決這些問題，通過文藝界的整風，澄清一些是非。為此，他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4月間，毛澤東約請艾青、劉白羽等幾十位文藝界人士談心。通過交談，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文藝的方向、道路和未來，有了完整的構想。5月2日下午1時半，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會場氣氛十分活躍，大家爭相發言。5月16日召開了第二次全體會議。5月23日下午召開最后一次會議。在朱德講話后，毛澤東作總結講話。由於聽報告的人越聚越多，室內十分擁擠，便將會場移到室外廣場，臨時用三根木椽支個架子，吊上一盞汽燈。報告結束時，已是深夜。毛澤東的總結講話，闡明了革命文藝為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系統地回答了文藝運動中許多有爭論的問題，強調革命文藝工作者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立場、態度的問題。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廣大文藝工作者紛紛奔向抗戰前線，深入工廠、農村、部隊，接觸群眾，體驗生活，創作了《白毛女》《兄妹開荒》《夫妻識字》《逼上梁山》《王貴與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現實生活的群眾喜聞樂見的好作品，發揮了文藝在革命斗爭中應有的作用。

黨的“半獨立性的”外交工作的開展

在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外國人慕名來到延安，中國共產黨也隨即開始了“半獨立性的外交”工作。

1936年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踏進了中國紅色區域的大門。雖然蘇區曾有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但從嚴格意義上講，斯諾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位“外賓”，外交部是第一次從事接待外國人的具體活動。

7月15日，毛澤東請斯諾到他的窯洞裡談話。他們的談話范圍很廣，內容極其豐富。正是在這種涉及面甚廣的談話中，毛澤東談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的關系，第一次面向一名外國人論述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

紅色區域的大門終於敞開了。

1944年2月16日，駐華外國記者聯盟直接上書蔣介石，要求國民黨政府允許外國記者到陝北及延安訪問。幾天之后，蔣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國記者的請求。3月4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給延安發來一份電報，詳細報告了有關情況。對於外國記者的來訪，黨中央、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很重視。收到八路軍辦事處的來電后，毛澤東當即批給十幾位同志傳閱。4月30日，記者團的行程大體確定，毛澤東又特地致電董必武，請他轉告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

中外記者團5月17日離渝，於6月9日抵達延安。記者團共有21名成員，實際隻有6名外國記者。這6人之中，一人是蘇聯塔斯社記者，名叫普羅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國兩三家有影響的報社的記者。

12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中外記者並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毛澤東暢談國際國內形勢，並對記者們說，要戰勝日本法西斯，中國必須實行民主。以后，毛澤東還抽空與一些外國記者進行深入的個別交談。在談話中，毛澤東除比較詳細地介紹中國的抗戰形勢和中共的各項基本政策外，還根據每個記者的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講了一些問題。例如，向蘇聯記者普羅岑柯談了中共的組織和發展等﹔向美國記者史坦因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方針，主張中國與美蘇都保持友誼的關系，以便使中國在戰后能成為美蘇之間的一座橋梁。毛澤東有一段著名的話——“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談話時講的。

外國記者還到晉綏抗日根據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採訪。經過幾個月的訪問，記者們發現邊區是一個與國民黨統治區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據親身經歷，他們每人都寫了不少描述根據地斗爭生活的生動報道。特別是福爾曼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和史坦因寫的《紅色中國的挑戰》，是兩部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的書。夏南汗神甫也認為邊區是好的，國民黨想利用他反共，沒有成功。外國記者訪問的結果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此后國民黨當局重新對邊區實行了新聞封鎖。

1944年七八月，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分兩批派遣美軍觀察組18人抵達延安。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接見並設宴招待。美軍觀察組有關人員通過訪問，寫了許多調查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況。美軍觀察組這樣評價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國人不可思議的有三點。一是延安人對金錢不感興趣，美國飛機經常往返印度、重慶和延安，延安沒有一個人托過飛機乘務員帶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東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虛文，和一般中國人愛講面子的傳統不一樣。三是延安人沒有開口要美援。”

美軍觀察組團長駐華美軍司令部包瑞德上校后來也回憶說：“許多人，包括我本人，對延安共產黨政權基本上持贊賞態度的一個原因是，那裡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傾向於贊同的。在重慶，我們所到之處都能看見警察和衛兵﹔在延安，我所見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都沒有一個衛兵。在毛澤東朴素簡陋的住處前面，即或有什麼人在站崗，這對於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

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今天，全面從嚴治黨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貫穿始終，提高辯証思維、系統思維能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為黨和人民事業艱苦奮斗、不懈奮斗。

（作者李穎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