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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蛇口精神”奠基者袁庚遠去的背影

(下)

周軍

2016年09月12日07:3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黨史縱覽》2016年第7期,系《黨史縱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追思“蛇口精神”奠基者袁庚遠去的背影(上)

追思“蛇口精神”奠基者袁庚遠去的背影(下)

袁庚在蛇口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是徹底突破了干部管理體制,在蛇口取消了干部的等級制度。在蛇口主管人事的喬勝利說,無論來蛇口之前是局級、處級、科級,不管是哪一級,總之到了蛇口,他的行政級別“就冷凍到檔案裡去了”。

“這確實是一件驚心動魄的事情。”喬勝利說。來蛇口的都是精英,為什麼?因為這一批人不會把行政級別當成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他們來到特區,就是來實現自我的。蛇口提出取消干部等級制度,引起全國嘩然,有的人不敢來了,有的人卻踴躍前來,認為這個地方不講論資排輩,不講個人的資歷,有更多發揮能力的空間。

對袁庚來說,敢於這樣做,或許是對當時干部體制的不認同,或許是63歲老人對“級別”一詞有了新的認識。不過,他這樣做的出發點,卻是想著怎麼激發活力,將蛇口的事干好。

有一天,喬勝利收到中央組織部對袁庚的一個任命文件,任命袁庚為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副部級)。接到這個通知后,喬勝利就趕到袁庚家裡,說:袁董啊,中組部給你出了一個難題。袁庚問:什麼難題?喬勝利將文件遞給他,袁庚拿著文件一看,坐在椅子上,等了一會兒,站起來一邊走,一邊把這個任命通知撕成條,扔到垃圾筒裡。

喬勝利說:“我為什麼說中組部給他出了個難題呢?因為,他在蛇口取消干部的等級制度,現在中組部給了他一個副部級,他怎麼向廣大員工解釋?”

在正廳(局)的級別,袁庚也算老資格的黨員了。袁庚原名歐陽汝山,193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加入東江縱隊,在東江兩岸和港九地區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為了不連累家人,他隨母親袁姓,改名袁更,后因護照筆誤為袁庚,這個名字便一直沿用下來。

1940年3月至9月中旬,袁庚隨惠陽游擊大隊與東莞大隊東移至海陸豐地區,參加了黃譚戰斗。1941年,被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隊長曾生派到東莞寶太線開展工作,開辟大陸與香港的秘密航路,為游擊隊運送藥品。

1942年,香港淪陷后,袁庚和他的戰友們利用這條秘密航路,營救出8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被稱之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此后,又陸續營救出許多盟軍被俘人員、國際友人、對日作戰遇險的美軍飛行人員。1944年8月,袁庚任東江縱隊聯絡處處長,負責廣東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敵佔區的情報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9月,袁庚以東江縱隊港九大隊代表的身份,被派往香港,與英方就港九游擊隊撤離九龍半島問題進行談判。袁庚提出,為處理抗擊日軍傷亡撫恤善后事宜,需在港設置相應機構,在取得香港軍政府的同意后,東縱在香港彌敦道設立駐港辦事處,袁庚任辦事處主任,該辦事處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1945年至1949年期間,袁庚隨部隊北撤山東煙台,歷任三野二縱隊四師參謀處副處長,兩廣縱隊偵查科長、作戰科長,炮兵團團長等職,先后參加了南麻臨朐戰役、昌濰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等。1949年,袁庚率部隊沿湖北、江西,一直打到現在的深圳。

1949年11月,袁庚與100多位團以上軍隊干部被調往北京,參加中央軍委情報部武官班受訓。1950年,作為情報和炮兵顧問,袁庚將組織關系留在軍情部,自己奔赴越南,參加了高平戰役。1952年,又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亞任中國駐雅加達總領館領事。1955年,國民黨特務企圖暗殺赴萬隆參會的周恩來,因周恩來縝密安排,暗殺陰謀未能得逞。在此背景下,袁庚負責情報工作,為保衛中國代表團的安全做出了突出貢獻。1959年,袁庚調往中調部任一局副局長等職。

就是這樣一個才華橫溢、有先進經濟觀念的十三級干部,63歲時,對“級別”已經不再看重了。

任仲夷從最初響應真理標准大討論到執政廣東后,對袁庚的精明能干印象很深。1981年4月,任仲夷視察深圳,考慮到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梁湘一肩挑壓力過大,就想找個能力強的分擔市長職務,他想到了袁庚。任仲夷找其談話,袁庚以“能力有限,難當重任”為由推脫,但任仲夷仍決定推薦其為廣東省副省長兼深圳市市長,並且得到了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的支持。

不過,袁庚考慮了幾天,決定堅守蛇口,哪兒也不去,就要在這裡搞出點名堂。

就這件事,袁庚與兒子袁中印有過一次交流。袁中印問父親:“您到底怎麼想的?”“我不想去當市長,”袁庚說,“我隻想在蛇口干出成績來。”

明確了自己的想法,袁庚找到宋任窮,努力解釋了半天,最后說:“宋部長,你就讓我在蛇口好好干一番事業吧。”得到宋任窮同意后,袁庚又找任仲夷,硬是把自己留在了蛇口。

1978至1993年,在袁庚身上烙下最為激越的注腳:1978年,蛇口還只是不足千人的小鎮,而到他離休的時候,香港招商局集團的家底已壯大到200億元。此時的蛇口,人均GDP已經達到了5000美元,堪比“亞洲四小龍”。

1993年,深圳市完全收回蛇口工業區的自治管理權,蛇口完成試管使命。1998年4月8日,《深圳商報》發表了《蛇口怎麼了》一文,歷數蛇口種種頹跡。進入2000年,蛇口淪為一般性的開發區,2004年,蛇口開發區被撤銷。

然而,蛇口精神果然死了嗎?答案或許在蛇口之外。這場充滿夢幻色彩的改革確乎中斷了,但是作為這場改革直接產物的市場經濟原則和在此原則下分娩出的企業留存下來。

2014年,中國平安——這家國內金融牌照最齊全、業務范圍最廣泛、控股關系最緊密的個人金融生活服務集團,總資產逾4萬億元,全年實現淨利潤達479.30億元,同比增長33.1%。在2014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強”中名列第62位。此外,中集集團、招商銀行等同樣出自蛇口的企業,也已是其所在行業的翹楚。如今,蛇口更成為廣東自貿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樣留存下來的,還有蛇口的精神。在原《蛇口通訊》總編輯韓耀根看來,所謂“蛇口精神”,遠非一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麼簡單,真正的“蛇口精神”是“敢想、敢言、敢試、敢闖、敢為天下先”的“五敢精神”。

韓耀根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次,是《蛇口通訊》點名批評袁庚,而袁庚要求一字不漏照登。當時,袁庚面對批評的坦然、甚至因意外而有些興奮的態度令韓耀根至今難忘。

那是1985年大年三十,《蛇口通訊》編輯部收到一篇署名甄明伲的來信《該重視管理了——向袁庚先生進一言》。

大年初一,剛從上海“空降”到任不長時間的總編輯韓耀根去向一些讀者朋友拜年,就來稿是否發表征詢意見。結果幾種不同看法與編輯部內部意見基本吻合:贊同者有之,憂慮者有之,勸罷者也不乏其人。

大年初二夜裡10時,韓耀根幾經猶豫,終於撥通了袁庚家裡的電話,說有篇批評他的文章,要送給他審。

袁庚說:“不要送審,編輯部有權發表……我們就是要在這塊地方締造一個讓大家暢所欲言的民主社會,否則,要我們1000多干部來干什麼?”

盡管袁庚的回答干脆利落,次日晚上,韓耀根還是親自趕到袁庚家中。主人不在,他便把稿件留下。

這一天夜裡11時許,他接到袁庚的電話。袁庚說:“稿件已經看過,我認為可以一字不改,照發。”

韓耀根問:“可否做些技術性修改?”

袁庚回答:“不必。”

大年初四早晨,韓耀根取回稿件。2月28日,《蛇口通訊》第三期在頭版發表了這封題為《該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進一言》的信件,果真一字不差。同時還配發了短評《“恐懼”,告別吧!》。

1985年3月23日,《人民日報》四版頭條,用《蛇口工業區管委會主任袁庚發揚民主———支持報紙指名道姓批評自己》為題報道了“進一言”的新聞,並且用黑體字在文首導讀:他(袁庚)認為群眾有意見就應該公開講。隻要不是對黨和政府進行惡意攻擊,不是人身誹謗和造謠中傷,便應當歡迎。當天的《人民日報》評論那是“蛇口的第一聲春雷”。袁庚也因“寬容‘納諫’”,且“不用送審”的批示,而再次成為“政治明星”。

這一事件的沖擊波,讓當年的年輕人感受到“像原子核受到中子轟擊一般”的激蕩。一年之后,這個還未獲得“准生証”的內部刊物,憑借“輿論界的第一聲春雷”摘下“1985年度中國好新聞”特等獎。

此后,袁庚繼續鼓勵報紙刊登批評文章,特別是批評領導的文章。他說:“權力必須受到制約,領導應當受到監督。”很快,蛇口的“新聞沙龍”等紛紛而起,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圍。袁庚說:“我們提倡蛇口人的政治風格和民主風度,蛇口建設和改革要有良好的透明度,蛇口人要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的蛇口才會朝氣蓬勃。”

我對袁庚說:人家都說你膽子大,天不怕地不怕。袁庚回答說,其實,他是非常謹慎的。1988年,蛇口免稅公司購進了一批彩電,辦公室主任和財務總監沒有向時任總經理的袁中印請示,就賣給了內蒙古一家公司,這在當時被列為投機倒把行為。袁庚把兒子叫過去劈頭蓋臉地痛罵了一頓。他批評袁中印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屬下出這種事說明管理有漏洞,應引咎辭職。袁中印咬牙辭職承擔責任,自此在私營企業工作。他也聽從父親的告誡,在外辦事從不打父親的旗號。

交談中,涂俏抬腕看表,我知道,一個多小時,對於年已90的袁庚來說,算是相當長的待客時間了。涂俏先站起身,我也緊跟著從沙發上起身,我們向著夫妻倆告辭。袁庚起身,握著我的手,抬高了聲調,看著我說:“往前走,別回頭!”

臨到房門口,他又再次對我們說了一句:往前走,別回頭。我應答:是,往前走,別回頭。

走出房門,袁庚和汪宗謙共同站立在門外,我和涂俏走到樓下,回頭望去,夫婦倆依舊站立在陽台上,向著即將跨進車內的我們揮手。我高揚起拱起的雙手,大聲說:回去吧,太打擾了!猛然間,再度聽得袁庚大聲說:小周,往前走,別回頭!

台階已經在后,中國南方溫暖的小院裡綠草成茵,有紅色的花朵在開放。往前走,別回頭。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經驗,更是經歷了驚濤駭浪之后的一位聰慧老人的歷史囑托。

2008年,借著中國改革步入而立之年的春風,涂俏歷盡數年心血的《袁庚傳——改革現場“1978-1984”》出版。(2016年2月,由海天出版社再版,筆者注)

事實上,袁庚對於外界的採訪與書寫向來超脫。但有約訪都極度配合,卻也不管你到底說些什麼。1998年,是改革開放20年,在接受採訪時,袁庚回顧說:“沒能通過人大立法來保護開發區的許多制度創新。”不過,“蛇口的改革,10年之內沒有一個人攜款逃跑,干部作風廉潔。我們敢於承擔自己的責任,暴露自己的弱點,因為如果不改善,就沒有前途、沒有希望”。

1998年12月13日,深圳特區改革的另一巨擘梁湘去世。袁庚到羊城參加了梁湘的葬禮。曾經改革陣線上的同僚逐漸離去,恩怨也都放下。2005年時,他還承認自己與梁湘之間有關深圳經濟特區該大該小的爭論,是自己錯了。

2003年7月,86歲的袁庚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予“金紫荊勛章”﹔10月,又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中國改革之星”的稱號。2005年,他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制作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2008年9月3日,袁庚坐著輪椅被推進位於蛇口沿山路21號招商局歷史博物館,觀看《春天的故事》展覽。他看上去十分興奮,像個孩子一樣笑著,對著鏡頭開心地與前來拍攝的記者揮手。不過這一次,他的身體沒那麼硬朗了。當時,他的病症已經越來越嚴重了,記憶已大不如前。

我與他在展廳內合影,雖然數次探訪,但這是我倆第一次合影。沒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見他。而這次我為老人最后一次照相,照片也沒有馬上發表,一直留存著,直到中國“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的首月最后一天,才第一次隨拙稿提交報刊。

又在深圳一周。涂俏送我去機場。她拿出一摞紙張已經泛黃的材料,而她的話更讓我大吃一驚:這是袁庚在秦城監獄的5年半裡,寫下的“所有資料”。這些東西,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物歸原主”的,袁庚交給了自己兒子,袁庚當時對兒子說:你拿去吧,你看看,有用你就留著,沒用就隨你處理。

為了讓體現“傳記最有價值的核心”,袁中印將這些材料交給了涂俏。

機場的停車處風大,涂俏用手摁住這一堆材料,我則拿著照相機拍照。周圍的人都以非常奇怪的眼光看著我們的舉動。我對涂俏說:他們怎麼知道,這是“特區第一人”在某個特殊階段書寫下的中國歷史﹔今天到機場的這些人們,其實都是追隨著這個人的腳印而來到此地的。

……

袁庚這位“蛇口精神”的奠基者平靜地走了,而他卻留下一個最大財富——堅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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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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