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鳳霞
2016年09月12日08:0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原載於《世紀風採》2016年第9期，系《世紀風採》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趙毅敏這個名字，現在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熟悉﹔但是，在延安時期，由於他的資深經歷和同毛澤東的親密關系，許多革命青年都熟知他、敬重他，尊稱他為“趙大爺”。
（一）
趙毅敏，原名劉焜，河南省滑縣牛市屯人，1904年生於一個書香人家，1922年由開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考入河北大學，1924年繼周恩來、鄧小平等之后赴法勤工儉學，1925年因參與聲援國內五卅運動被捕入獄，在獄中加入了共青團，1925年冬被驅逐出境，經德國輾轉來到蘇聯東方大學，與羅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讀書，1926年轉為共產黨員。1928年底，他要求回國，先在滿洲綏芬河共產國際地下交通站工作，專門負責接送來往蘇聯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沈陽出任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長。
九一八事變后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發出了《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這篇宣言的起草人就是時任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長的趙毅敏。
事變發生當晚，趙毅敏就住在沈陽的三經路，他親身經歷了這場民族災難，見証了日本侵略軍的暴行。當夜，當槍聲響起時，他意識到日本人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因為中國共產黨及滿洲省委一直密切關注著日軍的動向，對當時的局勢有著清醒的認識，知道日軍遲早會發動這場戰爭。在日軍徹夜的炮火聲中，老百姓都慌了。“中國共產黨一定要發表宣言，告訴老百姓這是怎麼回事”，抱著這個想法，趙毅敏根據過去開會討論問題時互相交換過的意見，在駐地一氣呵成地寫就了《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因宣言發表在9月19日，所以又稱“九一九宣言”。在這篇宣言中，他傾注了對日本侵略者的極大義憤以及號召人民奮起抗戰的迫切心情。同時，這個宣言也充分顯示出一個二十多歲的革命者，已經具有了堅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銳的判斷力。
宣言首先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悍然發動侵略戰爭，佔領了中國東北大片土地的緊迫形勢﹔然后指出，這次事變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蒙，進攻蘇聯與壓迫中國政策的必然行動，而其為這次事變尋找的借口完全是“三歲孩子都不能相信的”謊言﹔宣言譴責了國民黨政府要求中國民眾在日本制造的各種慘案和侵略事件中“鎮靜”“忍耐”，坐待帝國主義宰割，以及極力壓迫一切反帝運動，從而導致日本侵略者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地公然進攻﹔這一切，直接地危害了工農兵勞苦大眾本來就貧困不堪的痛苦生活，典型的標志就是物價不斷飛漲﹔宣言要求各界群眾覺醒，不要再相信國民政府的欺騙，反對國民黨政府置民族國家利益於不顧，反而高喊“唯一問題是剿共”來混亂群眾視聽﹔宣言指明，隻有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武裝才是群眾自己的武裝，才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武裝，隻有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武裝才能將帝國主義者驅逐出中國﹔最后，宣言針對國民黨的“鎮靜”“慎重”及依賴“國際主義”等任人宰割的口號，號召群眾行動起來，以具體的17條斗爭(“要工錢要米貼”“罷工罷課罷市”“發動游擊戰爭”等)打倒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
這篇宣言語言朴素，通俗易懂，同時不失犀利，無含糊之辭，有助於勞苦大眾明白事變的真相，堅定立場﹔說理直白，簡潔，一針見血地指出事實的前因后果，有效地戳穿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謊言與欺騙﹔宣言與勞苦大眾息息相關(“失業，死亡，流離，恐慌，飢餓，貧困，已達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與糧價突然高漲數倍”等)，直接指出這次事變的危害，把血淋淋的現實擺在人們面前，催人警醒﹔同時，這篇宣言並不是空喊口號，而是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如：“不交租，不還債，不納稅，到地主家分糧去”“帶槍到農村去實行土地革命”﹔它指明群眾該怎樣選擇，直接號召人民群眾該實際行動起來，以英勇的斗爭去完成驅逐帝國主義的偉大任務。
日本兵當時到處搜捕抗日人士、隨意殺人，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宣言不能公開散發。宣言是經秘書處刻字油印，秘密發到中共黨員手中，之后由中共地下黨員巧妙地送到公共場所和群眾的家中。
這份宣言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發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也是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發出的、號召中國人民起來抗日的第一篇宣言。此后，中共滿洲省委又接連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佔領滿洲告全滿朝鮮工人、農民、學生及勞苦群眾書》和《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與目前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這些堅決抗日主張和號召，在日軍的嚴密監控之下，通過各種渠道，利用油印等形式，廣泛地在群眾中傳播，並在廣大民眾中引起巨大反響，從而振奮了民族精神，掀起了全國范圍的、聲勢浩大的抗日反蔣的愛國主義浪潮。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東北學生3000余人成立了“東北學生抗日會”，組織了“敢死隊”，決心“與倭賊拼爭”。從9月24日起，上海有10萬大、中、小學生掀起了反蔣抗日怒潮，舉行罷課和示威游行。上海3500名碼頭工人也舉行了反日大罷工﹔10余萬各界群眾舉行反日大會，組織起抗日救國聯合會。9月27日，北平學生抗日聯合救國會發表了《為東三省事件告全國民眾書》，痛斥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是“坐以待斃的政策與行動”，呼吁全國民眾工農學商聯合起來，武裝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廣州、武漢等城市也都先后組織了規模巨大的抗日反蔣活動。
（二）
1935年初，趙毅敏又重返蘇聯，作為中共的代表之一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后被任命為蘇聯東方民族殖民地問題研究院（前身為東方大學）第八分校校長，負責培訓中共高級干部，曾與李立三、吳玉章、陳雲、滕代遠一起給學員授課。1938年底，趙毅敏向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負責人任弼時提出要求，請求回國參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爭。1939年1月，趙毅敏經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回到延安。
趙毅敏到達延安后，黨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正在開會，請他立即前往。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實際上是總書記）的張聞天把趙毅敏介紹給毛澤東，並說，“我們已經決定讓他到魯藝學院負責工作，我已和學院講了，他相當懂得藝術。”毛澤東聽了之后，意味深長地對趙毅敏說：“我勸你去了以后三個月不要講話，不要作報告。要先了解情況，把問題搞清楚了再講，要講就要解決問題。”毛澤東接著說，“知道你不是搞藝術的，但現在需要你去，解決存在問題，把教師團結起來。據說你能團結干部，待搞好了以后再調你的工作。”
到魯藝后，趙毅敏一邊調查研究一邊與知識分子交朋友，了解到魯藝內雖然匯集了像何其芳、李伯釗、周立波、陳荒煤、嚴文井、舒群、沙汀、冼星海、呂驥等中國革命文化精英，但內部確存在著許多不團結現象，趙毅敏審慎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加以化解。
趙毅敏還很注意培養文化新人，他曾與學院的政治部主任一起介紹冼星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冼星海在魯藝音樂系創作的《黃河大合唱》成為整個延安時期的巔峰之作，至今仍久唱不衰，譽滿全球。
趙毅敏到魯藝一個多月之后，有機會再次見到毛澤東，趙毅敏說：“主席，我去魯藝前您對我講的話，我照辦了，沒有做報告。以后我在工作中讀了您的文章，才真正認識到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道理。現在，魯藝的情況我還沒有完全吃透，還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看來，要作一個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報告，沒有三個月的時間還真不行。”毛澤東聽后非常滿意地點了點頭。1939年4月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時，毛澤東親自與會，趙毅敏在大會上作了報告，反映很好。毛澤東看到魯藝一片興旺團結的景象，揮毫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這無疑是對魯藝及趙毅敏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贊揚。
趙毅敏住在延安寶塔山北面的楊家嶺，離毛澤東的住處很近，不斷有機會見面。
有一次，毛澤東問趙毅敏：“你說共產黨員有什麼能耐？”不等趙毅敏回答，毛澤東接著就說：“有錯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經驗教訓，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這就是能耐。”毛澤東進一步闡釋道：“人能不犯錯誤嗎？馬克思、列寧就不犯錯誤嗎？我看不見得。你仔細看看馬列的手稿，常常一段一段地圈掉，改得很多。沒錯為什麼要改呀？我寫《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中央許多人都看過手稿，改的地方很多，也是為了避免片面性。”趙毅敏十分贊同地點點頭，並趁機匯報了魯藝工作中的一個難題：魯藝的干部以沒有經驗為理由不願服從工作分配。毛澤東略加思索地說：“你問他，他說誰有經驗，叫他回答，我們誰是學會革命來干革命的？不都是在革命中學嘛！我們原來也不會打仗，誰打過仗，誰帶過兵啊？那還不是帶起來再學嗎？都是在干中學，書本知識是間接性的。你說這個沒經驗，那個沒經驗，我們都沒有經驗。你不實踐，經驗能從天上掉下來嗎？”
后來毛澤東就這一問題還對趙毅敏說：“我們有些干部在分配工作時挑挑揀揀。他想象去的地方領導怎麼好，同事怎麼好，下級怎麼好。這樣的空想是要不得的。不要這麼想，要多往壞處想：我的首長犯官僚主義，同事們都看不起我，下級也不服從我。多想想壞的方面，到了那個地方之后，就會覺得還不錯，還挺高興。我們對整個革命事業也應當在壞的方面多做些准備，比如說，紅軍減少三分之二，黨員脫黨百分之六十，大多數人犧牲，准備赤地千裡，寸草不生。把這一切都准備好就不怕困難。壞的我們不歡迎，但我們不怕。這樣，心裡穩了，壞事來了就不張惶失措。我對革命也有兩手：爭取好的，不怕壞的。”
毛澤東的一席話語，使趙毅敏茅塞頓開。有毛澤東的話給他撐腰，干部的分配工作好做多了。
（三）
趙毅敏在魯藝工作一年之后，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先任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參與創辦了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權威的報紙《解放日報》，接著參與創辦了根據地內第一所正規大學延安大學，后任中宣部宣傳科長、副部長。1944年他辦了一件事，令毛澤東大加贊揚。
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到達陝北后，隨著隊伍的不斷壯大和國民黨部隊對延安愈演愈烈的經濟封鎖，使延安農民的負擔越來越大，老百姓雖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生活上卻苦不堪言，逐漸對共產黨產生了一些怨言甚至不滿情緒。據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披露，1942年邊區召開高干會那天，天上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給打死了。消息傳開后，有人竟說，“哎呀，雷公為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毛澤東得悉后，沒有怪罪這位老百姓，而是深入調查這話背后潛藏的真正原因，就是征公糧太多。僅1941年邊區就要老百姓出20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沉重的負擔把老百姓壓得“哇哇地叫”，對共產黨產生了“敬鬼神而遠之”的情緒。鑒於這種苗頭有可能危及根據地的鞏固、發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立即作出決定，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減輕農民負擔，並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加強黨群、干群關系。
趙毅敏思考了作為中宣部機關應採用何種讓陝北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使干部和群眾打成一片，他終於找到了這種方式：扭秧歌。因陝北民間有每逢重大節日扭秧歌的傳統，動員干部與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干群關系自然會慢慢融洽起來。但問題是：大多數干部認為扭秧歌那玩藝兒太低俗，不願意扭﹔許多當地老百姓則因為與干部有一層說不清的隔膜，也不願意一塊扭。趙毅敏認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盡管粗獷，我們不能看不起。他毅然決定動員中宣部機關干部和魯藝的知識分子學習陝北秧歌。一次，趙毅敏了解到延安以北數十公裡的安塞鎮要召開勞動英雄表彰大會，就帶領秧歌隊與安塞老百姓的秧歌隊一起扭，觀看表演的許多老百姓也紛紛加入秧歌隊扭起來，會場一片歡騰。
此后，趙毅敏的秧歌隊又有了新發展：把與群眾扭秧歌作為開場，等觀看的群眾達到一定數量后，就演出秧歌劇，借以激發群眾抗日愛國思想，傳播新的文化科學知識。趙毅敏根據李富春的提議，排演了一出宣傳新法接生的秧歌劇。老百姓看到劇中女主人公生孩子后不知給剪子消毒，剪了臍帶，造成嬰兒死亡，聯想到本村、本人的類似經歷，不少人泣不成聲，甚至有的拉著扮演醫生的秧歌隊員請教如何進行新法接生。
在一次大會報告中，毛澤東高興而又幽默地說：“過去我們有些政策不對頭，老百姓有意見，后來趙匡胤（實指趙毅敏）帶秧歌隊下鄉，跟老百姓一塊跳秧歌，與群眾打成一片，從此天下太平！”
一時間，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劇在延安乃至各個解放區成為一種時尚。
（四）
抗日戰爭勝利后，一方面，毛澤東准備親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一方面醞釀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把一大批干部派赴東北去建立根據地。
趙毅敏認為自己在東北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對東北情況比較熟悉，到東北基層去要比呆在中央機關會對中國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這個想法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和負責宣傳工作的陸定一知道了，兩人都想挽留他。
趙毅敏覺得，盡管自己身體欠佳（在蘇聯給他作腸道手術的醫生曾斷言他隻有五年的壽命），留機關可能會舒服一些，但東北背靠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又有雄厚的工業基礎，在那裡建立穩固的根據地，會為最終贏得內戰、解放全中國奠定扎實的基礎，於是下定決心要到東北去。
機會終於來了。一天晚上，楊家嶺舉辦舞會，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都來參加了。待毛澤東舞間休息時，趙毅敏當面向毛澤東提出了到東北工作的請求。
毛澤東說：“那好啊！開辟東北根據地非常重要，你要去東北開辟工作，我同意。”
“可李富春和陸定一同志都想把我留在他們那裡，怎麼辦？”
“沒問題，我同意了。”
1945年9月22日，趙毅敏協助林楓率1200多人經承德前往東北。憑借他嫻熟的俄語和靈活的協調手段，說服了駐承德蘇軍城防司令，使其突破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條約中關於凡蘇軍解放的我國東北城市，中共軍隊不得進入，需停留在城鎮25公裡之外的約定，允許中共軍隊著裝騎馬過城。
不久，劉少奇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指示，稱“熱河及察哈爾兩省我必須全部控制……才能保障我黨對於東北的控制”，決定成立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由程子華任分局書記，蕭克任軍區司令員，趙毅敏先任組織部長，后任宣傳部長。趙毅敏迅速把從延安來的文藝工作人員組織起來，成立“勝利劇社”，接著又辦起了冀察熱遼魯迅藝術學院和聯合大學，為黨培養了近兩萬名新生力量。內戰爆發后，他又赴農村參加領導土地改革和清算減租。
（五）
1948年11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全境解放，趙毅敏調北平市委任宣傳部長。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趙毅敏與市委書記彭真、第二副書記趙振聲（李葆華）一起進駐北平。
趙毅敏隨市委一班人進駐原德國駐華大使館，立即開展各項宣傳工作。著名京劇藝術家梅蘭芳、程硯秋通過城外解放軍與趙毅敏取得聯系，表示要“唱全本最好的戲”以歡迎解放大軍。趙毅敏對兩位藝術家的義舉表示熱誠歡迎，很快安排他們進行演出。梅蘭芳精湛的舞台藝術和程硯秋的《鎖麟囊》《荒山淚》等優秀劇目開始展示在工農兵面前。
趙毅敏當時最急迫的任務是根據毛澤東指示，盡快創辦《人民日報》北平版。他作為兼職報社社長，對報紙從編輯、印刷到發行都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毛澤東聞訊報紙即將發行，很快審定了發刊詞，囑趙毅敏盡快開印。
辦報伊始，版面由趙毅敏和市委書記彭真、第二書記趙振聲負責審定，后來彭、趙工作忙了，就讓趙毅敏一個人負責審定。趙毅敏常常和衣而睡，在睡夢中被叫醒起床審定清樣，搞得他疲憊不堪。沒辦法，他隻好拉上時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鄧拓幫忙，兩個人一人一天審稿。
趙毅敏作為市委宣傳部長，要統盤考慮全市的宣傳文化工作，制定具體政策和切實可行的辦法。拿不准的問題要請市委定奪，重大問題還要請示中央、直至毛澤東。
趙毅敏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處置過去罵共產黨罵得很凶的舊作家、舊文人，於是他與彭真等請示毛澤東。毛澤東的答復是，新生的人民政權對他們要採取包下來的政策，使得他們都有職業、有飯吃，無非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不能給人以共產黨一來就造成一些人失業的不良印象。趙毅敏和市委按照毛澤東和中央指示，除對個別有極大罪惡的文人進行了必要處置外，對絕大多數舊作家、文人都進行了妥善的安排。
（六）
1949年5月，趙毅敏奉命隨軍南下武漢，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傳部長，中南行政委員會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長、長江日報社社長等職。這一時期的中南局第一書記是林彪，第二書記是鄧子恢，第三書記是葉劍英，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六省和武漢、廣州兩市。趙毅敏在這樣的大區擔任宣傳部長，無疑為他施展才華提供了一個大舞台。他在任的4年之中，在宣傳和文化工作上干出了好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情。
當他看到中南文工團（以原冀察熱遼魯藝人員為骨干）沒有一件像樣的樂器，連演奏《國際歌》都定不准音調，他就專門派人赴香港採購成套管弦樂器，使文工團可以演奏中外著名樂曲。
趙毅敏還主持決定在武漢著名的“西商跑馬場”舊址上興建實驗劇場，包括歌舞、樂隊、話劇排練場、舞台美術設計室及職工宿舍、食堂等永久性、綜合性文化設施。面積之大令具體的項目負責人感到吃驚。1952年工程完工之后，成為全國一流的文化建筑，令各地文藝團體羨慕不已，也成為外國來訪客人參觀武漢的一個重點單位。
趙毅敏愛護和信任文藝家頗負盛名。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和張君秋在香港要求返回內地。但馬連良因在香港負了債，把家底兒全部賣光了還差一億元（舊幣，相當於現幣1萬元），托人向中南行政當局捎信請求借錢還債，保証回內地后如數償還。有的人認為，馬連良有抽大煙的壞毛病，人民政府不能給他個人借錢還債。趙毅敏解釋說，“這樣的人雖有些毛病，但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我們把他們改造過來，他們不是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嗎？台灣方面曾幾次寫信請他赴台他都不去，而願到大陸來，單憑這一點，就証明他有一定覺悟，就應該借給他錢！”趙毅敏親自做工作，及時借給了馬連良一億元錢，使馬連良和張君秋都順利地回到了武漢。趙毅敏還通過多種渠道做工作，促使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從香港返回內地。
朝鮮戰爭爆發后，原籍河南、當時在西安從事演出活動的著名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要求到中南六省組織巡回演出，以便為志願軍捐獻一架飛機。趙毅敏對常香玉的愛國之舉非常支持，遂通知六省有關部門組織巡回演出。演出活動結束后，常香玉將演出收入捐贈出來買了一架飛機，名曰“香玉號”。由此常香玉名揚四海，同時也對中南地區產生了濃厚感情，表示願意留在中南，不再回西北。趙毅敏聞訊，耐心地向常香玉做解釋工作，同時向西北局書記習仲勛通報常香玉在西北演出中遇到的實際問題，請求協調解決。趙毅敏主動送常香玉回到西北，習仲勛責成有關部門敲鑼打鼓歡迎她，並請常香玉擔任了豫劇院的院長。
在此前后，著名京劇演員趙燕俠赴武漢為軍民演出，但中南報紙因為她為抗美援朝捐款少，指摘她“為富不仁”。趙毅敏聞訊后立即予以制止，明確地指出，捐款是自願的，不是強迫的。人家的錢是憑自己的演出藝術掙來的，又不是剝削，決不能一看人家錢多，就認定是資本家，就“為富不仁”。趙燕俠聽說趙毅敏的講話后很受感動，后來成為減薪的帶頭人。
趙毅敏發展中南文化事業的幾大板斧和高超的領導風格，得到了中南文化知識界的一致好評，也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贊賞。毛澤東巡視武漢時頗有感慨地對趙毅敏等人說：“中南海出官僚主義，你們的工作實在可羨慕啊！我在下邊跑了一圈，其實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見啊，是下邊的意見，我把它綜合起來了。”
（七）
1954年夏，中南局撤銷，趙毅敏調任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並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國際指導委員會副書記、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分別協助王稼祥、陳毅工作。他主要負責中共與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友好交往。因為需要經常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訪的外賓，趙毅敏與毛澤東的接觸機會又多了起來。
1956年底，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蘇共牽頭，以一批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名義出版一份理論雜志《在和平和社會主義旗幟下》。中共中央領導人雖然認為當時國際共運已顯示出尖銳分歧，辦一份刊物不僅不可能起到推動各國革命運動的作用，還可能成為蘇共從理論上控制兄弟黨的工具，但考慮到盡可能維護國際共運團結的大局，隻好表示同意創辦這個刊物。
后蘇方提出要中方派人擔任副主編。趙毅敏向中央建議，鑒於當前國際共運的復雜情況，以擔任編委為宜。中央採納了這個建議，遂向蘇共作了通報。
1958年3月7日至8日，雜志創刊會議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19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派代表參加了會議。趙毅敏隨中聯部長王稼祥參加了會議。會議將刊物性質界定為理論性兼報道性，正式名稱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
會后，中共中央決定派有經驗又有理論水平的人前去參加編輯工作，擬定了一個名單，報請毛澤東批准。毛澤東認為，趙毅敏既有工作經驗，又有一定理論修養，還精通俄語，又曉得些英語，此重任非趙毅敏莫屬，就親自點了趙毅敏的名，並將這一意向隨即告知了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
1958年5月5日至23日，趙毅敏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1958年6月，趙毅敏和他的夫人凌沙等共6人先后乘飛機前往布拉格赴任。
果然不出趙毅敏所料，每逢編輯部開會，都要發生理論上的爭論，內容之廣，幾乎涉及到每一篇擬發的文章。而蘇聯主編作風霸道，自作主張，常常引發理論論戰。趙毅敏在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寸步不讓，在非原則問題上，盡可能尊重兄弟黨同志的意見，贏得了許多兄弟黨的尊重，實際上起到了副主編的作用。
據趙毅敏回憶，從1958年雜志創刊到1960年兩年間該雜志共發表中國同志寫的文章12篇，並刊載過中共中央的一些決議，除了少數文章有宣揚極左的觀點外，多數文章對捍衛馬列主義、抵制蘇共控制、宣傳中國黨獨立自主的方針起到了好的作用。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之后，國際共運發生更大分歧，中蘇關系更加惡化。蘇共對《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控制得更加肆無忌憚，甚至編發了攻擊兄弟黨的文章。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以趙毅敏的名義致函雜志編委會，指出，鑒於該雜志已淪為蘇共破壞國際共運團結的工具，中共不能再對該雜志負任何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不久，先期回國的趙毅敏電示所有中國編輯人員撤回國內。
1962年，蘇共和追隨它的一些國家共產黨對中國黨的圍攻愈演愈烈。這一年，意大利和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共產黨相繼召開了黨代表大會。意共為了配合蘇共壓制中國共產黨，隻邀請一位中共代表與會。趙毅敏受命作為中共代表參加意大利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因他當時尚在布拉格，遂徑直抵達羅馬。當他得悉意共在大會上要公開指摘中共后，立即電告中央，請示如何應對，中央電示應旗幟鮮明地批駁蘇共和它的追隨者。趙毅敏連夜對發言稿進行了修改。在大會上，他義正辭嚴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共運的意見，並針對意共的指摘進行了有力回擊。由於趙毅敏話鋒犀利，觀點鮮明，立即招致了一些追隨蘇共的共產黨代表團發言人的攻擊。但趙毅敏正氣凜然，毫無懼色，贏得了不少意大利共產黨員和工人的好感，請他簽名留念的絡繹不絕。當他參觀意共報社時，工人們甚至印出了“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來歡迎他。
伍修權先后率團參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等五國的共產黨代表大會，都受到了與會的蘇共代表及其追隨者的圍攻，甚至在伍講話時採取跺腳、起哄、吹口哨等不禮貌做法，但伍修權仍泰然處之，總是堅持你鬧你的，我講我的，把要講的話講完。
12月26日，毛澤東69歲誕辰那天，他有感於國際風雲的突變和趙、伍二人的大無畏精神，寫出了氣勢磅礡的《七律·冬雲》：
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據趙毅敏后來的秘書田俊杰講，詩中的“獨”字，就是指的趙毅敏，而“英雄”則是毛澤東對趙毅敏不畏強暴的高度贊譽。
2002年7月25日，趙毅敏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9歲。趙毅敏在自己的傳奇一生中始終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忠於革命事業，體現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崇高革命精神，他的革命業績將永遠受到后人的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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