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與福建三年游擊戰爭

1938年1月，閩江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圖為第二支隊舉行抗日誓師大會。

1937年10月初，中共閩贛省委抗日軍政委員會代表同國民黨江西省當局代表在光澤縣大洲村舉行談判，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定。圖為談判地點。

1935年5月，葉飛、阮英平、范式人等在壽寧縣含溪召集各地堅持斗爭的負責人參加的會議，重新健全中共閩東特委領導機構。圖為含溪村。

中共閩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阮英平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張鼎丞

核心提示：

福建三年游擊戰爭的殘酷性、艱巨性都是無與倫比的。長征對南方包括福建的三年游擊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該得到充分肯定和反映。三年游擊戰爭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游擊戰爭精神是長征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福建人民為長征精神的孕育鑄就作出了重要貢獻。

貫徹中央指示，實現向游擊戰爭戰略戰術的轉變。長征中廣大紅軍指戰員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戰勝了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取得了偉大勝利，對堅持福建三年游擊戰爭的黨員干部、紅軍游擊隊指戰員和廣大人民群眾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於1934年10月開始的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實行戰略大轉移——長征，這是中國甚至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詩篇。長征中，廣大紅軍指戰員在黨中央領導下，發揚團結一致、艱苦奮斗、敢於戰勝一切困難的大無畏英雄主義精神，粉碎了數十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在飛機掩護下的圍追堵截，戰勝了傷病折磨和惡劣的自然條件等困難，付出了巨大犧牲，最終會師陝北，實現了戰略大轉移的目標，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長征對於福建三年游擊戰爭來說，首先是貫徹長征前后中央關於游擊戰爭的指示，結合各地實際，實現了向游擊戰爭戰略戰術和領導方式的轉變。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提出：群眾的游擊戰爭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游擊戰爭是牽制、擾亂、疲憊和分散敵人，幫助主力紅軍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重要工具之一。號召蘇區軍民“武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讓我們全蘇區幾百萬工農群眾都成為牢不可破的武裝部隊”，規定中央分局的行動方針和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來反對敵人與保衛蘇區，而游擊戰爭應該並且必須成為目前戰斗的主要方式”。特別是在長征途中的1935年2月間，中央在遵義會議后連續指示，“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中區全黨面前的任務是堅持游擊戰爭，是動員廣大群眾用游擊戰爭堅忍地頑強地反對敵人的堡壘主義與‘清剿’政策”，重申要改變組織方式和斗爭方式，“游擊隊應緊密聯系群眾，為群眾切身利益斗爭”，“徹底改變斗爭方式，一般都應由蘇區方式轉變為游擊區的方式”，“極大地給予地方黨及游擊隊以獨立領導權並培養他們這種能力，即使長期隔斷，也要能獨立存在”，“在游擊活動中，必須特別反對關門主義，反對機械地使用老蘇區的一切辦法的傾向，廣泛地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此后，中央分局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作出立即實行徹底的戰略轉變的決定。福建各游擊區也是在此前后，從實際出發，實行戰略轉變。到1935年春夏，福建各游擊區域先后完成了這種轉變，為游擊戰爭的堅持創造了條件。

其次，是對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干部和指戰員起著鼓舞作用。對於長征來說，這是已經不可能在蘇區范圍內粉碎國民黨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的無奈之舉，是被迫進行的大搬家式的突圍轉移。但在當時的宣傳中，這隻不過是為了粉碎“圍剿”而進行的戰略行動。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的訓令指出：正確的反對敵人的戰斗與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必須使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人后面去進攻敵人。這樣將在離開堡壘的地區中得到許多消滅敵人的戰斗機會，創立新的蘇區。這樣的行動也將吸引進攻中央蘇區的敵人在主力紅軍的周圍，而極大地便利於中央蘇區內部的紅軍、地方部隊與廣大群眾去開展勝利的游擊戰爭，來保衛蘇區。在長征途中，中央也一直沒有承認第五次反“圍剿”遭受失敗，而是將長征納入反“圍剿”行動之中，認為長征中創建新蘇區是“開始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最后階段”。戰略轉移的說法從宣傳的角度看是成功的，表明長征並不是一種失敗之舉，而是“在新的策略之下的有計劃的自動的退出”，“採取了新的進攻策略，集中主力打擊敵人的一面，向敵人弱點進攻，以創造新的根據地，更適當地與其他紅軍取得配合與一致的行動，爭取蘇維埃新中國道路的勝利”。同時中央要求，適時地在黨內干部中進行重大的解釋工作。

福建各塊游擊區的黨組織按照中央要求，在紅軍長征后，在干部和紅軍指戰員及廣大群眾中進行了宣傳和解釋工作，從而消除了游擊戰爭初期產生的悲觀失望的情緒，穩定了隊伍和人心，有利於游擊戰爭的開展和堅持。

可以說，長征每個前進的步伐，每次戰斗的勝利，都對福建三年游擊戰爭產生了鼓舞作用。盡管當時各游擊區都處於被封鎖狀態，信息不靈，但各游擊區都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從白區的報刊中，獲得一些有關黨中央和紅軍長征的消息。就是從這些隻言片語的消息，從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中，指戰員們得知中央紅軍不斷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不斷取得新的勝利。當時游擊區宣傳材料提到：今年以來紅軍在各個戰線上的勝利與蘇維埃新的開展比任何一年都大些，首先是紅四方面軍與野戰軍在川陝方面的勝利與會合，擊潰和消滅敵人十幾師之眾，佔領川西康昌城及川西北幾十縣，威脅成都。最近又向陝甘發展，打開紅軍北上抗日的道路，這與正在一日千裡發展中的陝甘蘇區會合起來，將造成中國蘇維埃在西北幾省首先勝利的新形勢。各游擊區既把它當成宣講革命形勢發展的重要內容，又作為部隊開展政治工作的素材。這些工作收到很大成效，使游擊區的部隊政治素質進一步提高，信念更加堅定，更加團結友愛，從而提高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激發他們敢於克服各種困難、粉碎敵人的殘酷“清剿”、取得游擊戰爭勝利的勇氣。

再次是對游擊區人民群眾起著重要的鼓舞作用。中央紅軍退出中央蘇區進行長征后，國民黨當局大肆宣傳其“剿匪”的“勝利”，同時在群眾中散布謠言，認為紅軍長征是窮途末路，企圖以此自欺和欺騙廣大群眾，打擊群眾對黨的信仰和革命信心。但長征的勝利打破了國民黨的美夢，也証明其欺騙宣傳的破產。

各游擊區向廣大工農群眾揭穿國民黨的無恥欺騙宣傳，指出革命斗爭形勢的發展與有利的條件，紅軍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在全國各省廣播了蘇維埃種子，到達了抗日目的地——甘、青、寧、晉等省，創造了抗日根據地，在各個戰線上獲得空前的勝利，消滅敵人幾十個師”。同時也告訴群眾，紅軍的勝利就是人民群眾的勝利，紅軍的困難也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困難，這樣來鼓舞人民群眾與紅軍游擊隊一道克服困難，進行游擊斗爭。

正如黨中央所指出：“蘇維埃與紅軍在新的正確的策略之下，開展了驚人的活動與獲取著偉大的勝利，這更推動著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斗爭的情緒與決心。”這也包括堅持游擊戰爭的福建工農群眾。廣大群眾堅信，共產黨和紅軍是不會被消滅的，隻要黨和紅軍還存在，革命就一定能取得勝利。所以紅軍長征的勝利和游擊區游擊戰爭的堅持，都成為鼓舞人民群眾擁護黨組織，積極參加革命斗爭，堅持游擊戰爭的重要力量來源。正因為如此，人民群眾才會舍身掩護和支持紅軍游擊隊，幫助解決糧食和食鹽缺乏困難，提供和傳遞敵人情報，站崗放哨，購買物資，隱蔽和照護傷病員等等，為此付出鮮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長征以北上抗日為號召，始終高舉起抗戰旗幟，並完善抗戰的方針政策，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對堅持福建三年游擊戰爭的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起了重要的方向引領作用。

中國共產黨以反帝反封建作為歷史使命。“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提出願在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保証民眾的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條件下，工農紅軍准備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與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訂立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934年7月，中央蘇區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在轉戰福建途中發表了北上抗日宣言。

紅軍長征期間，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先后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抗日救國宣言》等，指出：紅軍到達陝北，“將開始以中國工農紅軍為主力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新的歷史階段”，發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些提議在社會各階層中激起了強烈反響，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抗日救亡運動高潮。

紅軍長征以北上抗日為號召，高舉北上抗日旗幟，“把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聯系在一起”，成為抗日的宣言書與宣傳隊，實現了黨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增強了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信心和勇氣。

福建各游擊區黨組織在宣言或布告中發出指示：蘇維埃中央政府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為了挽救中國的危亡，特決定紅軍北上抗日，規劃陝西、甘肅、山西、綏遠、寧夏、青海等省為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根據地。現在中央紅軍已到達陝北，向山西兼程前進，正在匯合東三省人民革命軍、義勇軍，向河北日本駐軍進攻，首先挽救華北五省的淪亡，然后再收復關外失地。“英勇的主力紅軍堅決北上抗日，與最近獲得全國主力紅軍整個會合，及在甘、陝、寧、晉、川、康的偉大勝利，這不但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上有偉大的意義，而且給全國抗日戰爭以極大的推動。”紅軍長征北上抗日的信念也同樣影響著福建游擊區黨員干部和指戰員們對於游擊戰爭的堅決態度。

長征北上抗日，對於堅持福建三年游擊戰爭的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發揮了重要的方向引領作用，主要表現在：

一是加強了抗日的宣傳和組織，推進了福建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福建各游擊區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在失去與黨中央聯系的情況下，延續中央蘇區時期黨的有關抗日的方針政策，秉持北上抗日先遣隊和紅軍長征所號召的抗日理念，大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揭露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壞抗日的企圖，號召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各游擊區堅決地為著創造反日反蔣的下層統一戰線而斗爭，在“武裝保衛福建”“武裝保衛廈門、漳州”等口號下，在城市和鄉村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普遍在游擊區農村組織各種各樣的反日群眾團體如反日會、救國會等，組織農民抗日義勇軍和自衛軍，並把反日運動與群眾日常斗爭結合起來。這些活動推進了福建民眾抗日救亡情緒的不斷高漲。

二是調整了政策，爭取了各方面力量，顯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強大威力。

1935年12月中下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正式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為了適應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決議規定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同時，對不適應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作出改變和調整。為了更快地建立反日統一戰線，以領導廣大民眾走上抗日戰場，中央適時把“抗日討蔣”的口號，改為“迫蔣抗日”，把“打倒國民黨”的口號，改為“要求國民黨南京政府放棄誤國政策，一致抗日”，提出國共合作的具體方法。

西安事變后，福建各塊游擊區根據中央的歷來指示及后來通過各種渠道得到的中央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抗戰方針政策，發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最強音。各游擊區都完成了從“抗日討蔣”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探索過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關於閩西南人民抗日救國綱領》，發起聲勢浩大的和平運動。向粵軍致送公函，向閩西南各界發出公開信，提議彼此停止一切敵對行動，以保存雙方救國力量，避免社會摧殘。各游擊區將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抗日游擊隊或義勇軍。同時提出“爭取保甲長，改變保甲制度為赤色聯盟”“爭取壯丁隊為農民抗日自衛隊”“爭取白色堡壘為隱蔽的赤色堡壘”的口號，爭取民團壯丁隊、保甲長、土匪綠林、白軍士兵等。改變土地政策和針對地主、富農的政策及做法。對商人、手工業主，仍舊貫徹保護自由貿易、公平買賣的政策。這些政策和策略的轉變，不僅使紅軍游擊隊的處境得到很大改善，而且“的確引起了粵軍中愛國官兵與閩西南人民的同情和擁護”，“這一時期的確建立不少地區的和平聯合，這是我們在政治上的偉大收獲，這是我們極大的勝利”。

反過來，南方包括福建在內所開展的游擊戰爭，對全國抗日宣傳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是實現了國共和談，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實現了北上抗日的目的。

福建各游擊區在黨內和紅軍中進行抗戰方針策略的大力宣傳，同時開展反對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左”右傾錯誤的斗爭，不斷壯大紅軍游擊隊的力量，加強人民武裝建設，從而奠定了游擊區成為“蘇維埃與抗日紅軍，是人民抗日的中心力量”的地位。

正是紅軍游擊隊這一抗日力量的存在，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同意進行國共和談。福建各游擊區貫徹中央關於國共和談和保持獨立自主的指示，先后與福建和江西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經過有理有利有節的反復斗爭，達成了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協議。閩西、閩粵邊、閩北、閩東、閩中和閩贛邊的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二、第三支隊的4個團，總人數近5000人，幾乎佔新四軍整編人數的一半。這樣，與長征北上的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一樣，福建紅軍游擊隊也終於實現了北上抗日的願望。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共產黨領導下馳騁於抗日敵后戰場的兩支模范軍隊和重要力量。

福建游擊戰爭的發展進程，是貫徹中央指示的結果，與紅軍長征北上抗日的進程相一致，與投身抗日疆場，最終實現民族解放的目標是緊密相連的。

長征精神應該包括游擊戰爭精神。福建三年游擊戰爭對長征起到了有力的戰術支持和戰略配合作用。長征精神的孕育鑄就也有堅持福建三年游擊戰爭的廣大黨員、紅軍游擊隊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的重要貢獻。

偉大的長征，孕育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福建、閩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及軍區領導蘇區軍民，轉戰在閩西長汀、武平，以及寧化、清流一帶，積極抗擊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圍剿”，開展游擊戰爭，阻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還有紅八團、紅九團、紅十團、紅三團在閩西、閩南敵后開展遠殖游擊戰，紅七團、紅十一團等轉戰江西各地，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展開了頑強阻擊。這些都有力地牽制了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進攻，掩護和策應了主力紅軍和中央領導機關的集結准備和戰略轉移。

在福建三年游擊戰爭中，福建各塊游擊區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採取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同國民黨軍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吸引和抗擊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箝制和消耗了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兵力。閩粵邊區紅軍游擊隊在兩年中與敵人作戰1000多次，粉碎了敵人10余次大舉“圍剿”。其他游擊區也進行了無以計數的大小戰斗。

中央曾指出：紅軍主力退出來的中央蘇區，根本不像國民黨所吹噓的那樣，盡被“蕩平”，而依然在英勇的紅軍與數百萬工農勞動群眾的手裡！閩西、閩北、閩東、贛南等地的英勇紅軍與赤色戰士，還在到處打擊敵人，使國民黨不敢把數十萬軍隊調開，這事實上對紅軍長征是一種有力支持。“應認識中區的斗爭對於全國仍然有極大的意義”。福建三年游擊戰爭打擊了國民黨反動勢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成為可以和偉大長征相媲美的戰爭典范。三年游擊戰爭，“在中國革命斗爭史上，是和二萬五千裡長征同樣的輝煌昭亮”。

福建三年游擊戰爭的殘酷性、艱巨性都是無與倫比的。廣大黨員干部、紅軍游擊隊指戰員及人民群眾，克服了令人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紅軍指戰員以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堅定理想信念，粉碎了國民黨重兵的“清剿”圍堵，戰勝了一切艱難險阻，終於取得游擊戰爭的勝利。三年游擊戰爭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即無比堅定的必勝信念、百折不撓的斗爭意志和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游擊戰爭精神，成為中國革命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一脈相承的，是長征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福建人民為長征精神的孕育鑄就作出了重要貢獻。

福建三年游擊戰爭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史和中國革命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福建應該打造並打響這一重要的紅色文化品牌，以推進經濟社會跨越發展。

（執筆人：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王盛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