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火劫

大火前長沙城俯瞰（20世紀初的長沙）

被大火焚毀的東牌樓

張治中

酆悌

天心閣，長沙最著名的古城標志。這座城市之古，在於自春秋以降，兩千多年其城址未變。可惜，兩千多年積累的古城遺存、地面文物，在78年前的大火中付之一炬。

現在的天心閣復建於1984年。每年的11月12日，當年火起的日子，天心閣都會敲響鐘聲，幽遠厚重，像是在訴說那段往事。

1938年，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刻。國民政府決定實施“焦土抗戰”，制定了焚燒長沙的計劃。11月12日深夜——更確切地說是11月13日凌晨兩點，計劃還處於准備階段，古老的長沙城卻突然陷入一片火海，大火燃燒了五天，最終導致長沙90%以上的房屋被焚毀，僅國民政府公開承認的死難者就達3000余人。由於12日在當時的電報代碼中稱為“文日”，大火又發生在夜間，史稱“文夕大火”。

因為文夕大火，長沙這座始建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城與斯大林格勒、廣島、長崎一起，成為了二戰中被毀最嚴重的四個城市之一。隻不過，斯大林格勒是被德國軍隊所毀，廣島和長崎是被美國的原子彈毀壞，而長沙卻是被國民黨軍隊自己燒毀的。

大火過后，官方文告宣稱起火原因是軍警“誤信流言”，市民激於民族義憤“自焚其屋”，長沙市警備司令酆悌等三人被問責槍斃。民間流傳的一副對聯卻將矛頭暗指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而張治中則回憶稱12日當天曾接到蔣介石的焚城密電……

離奇大火究竟因何而起？眾多當事人的回憶雖不乏歷史細節，然而，言人人殊，直到今天，這個疑案依然沒有確切答案。

“焦土抗戰”

1938年，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的第二個年頭。這一年的11月7日至9日，在長沙小吳門外的容園，蔣介石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幾乎都是當時國民政府軍委會的首腦人物，包括軍委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參謀總長何應欽、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等。此外，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長沙市市長席楚霖、長沙市警備司令酆悌也參加了會議。

馮玉祥后來回憶這次會議時，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會議從開始到結束，幾乎都是蔣介石一個人說話。他問張治中：“敵人來了，你們長沙怎麼辦？”張還沒來得及回答，蔣即說：“還有什麼可思索的，都用火燒掉了！我們不能住，也不能讓敵人來住。”說完蔣又強調：“不論糧食、器材，凡不能帶走的東西都用火燒掉，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一番話說完，在座者無人敢插口。

長沙，這座歷經2000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自此與“焦土抗戰”的政策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所謂“焦土抗戰”，顧名思義，即放火燒掉任何可資敵用的財物、設備和房屋，達到以空間換時間的目的。理論上講，這是一種犧牲局部、保全大局的壯士斷腕式的悲壯手段。抗戰期間，最早提出“焦土抗戰”的李宗仁也是國民黨主戰派將領。1933年，面對日寇的大舉侵略，他發表了《焦土抗戰論》一文，隨后又陸續發表一系列文章，明確提出“要舉國一致痛下決心，不惜流盡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

顯然，李宗仁主張的“焦土抗戰”暗含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抗戰決心。然而，蔣介石在長沙軍事會議上要求的“焦土抗戰”，卻在幾天后意外地演變成了“賊未臨城先自焚”的荒唐慘劇。

此前的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武漢展開了四個多月的大規模會戰，雙方出動兵力150萬人，艦艇160余艘，飛機600余架。武漢淪陷前，蔣介石曾命令陳誠焚城，實行“焦土抗戰”，結果陳誠執行不力，蔣還為此在后來的長沙軍事會議上大發脾氣。

10月25日，武漢被日軍佔領，長沙的北面又少了一層屏障。而在長沙南面，就在武漢會戰結束的四天前，華南的日軍也從大亞灣登陸，侵佔了廣州。此時，沿著粵漢鐵路這條交通大動脈，日軍從廣州和武漢南北夾擊。一旦長沙失守，粵漢鐵路被打通，中國西南大后方與東南沿海的聯絡將徹底被切斷。是堅守，還是放棄？長沙的命運舉國關注。

11月7日，已在南岳建立全國抗戰總指揮部的蔣介石親赴長沙，蔣的姿態讓長沙市市長席楚霖一度對時局充滿了希望。可是，在長沙軍事會議上，蔣先批評陳誠沒有按照“焦土抗戰”的方針燒掉武漢，是“既不從令，又不受命”的蠢人，接著長篇大論援引1812年俄國主帥庫圖佐夫火燒莫斯科大敗拿破侖的戰例，借以論証長沙應效仿此例。事后，席楚霖不由感嘆：原來蔣介石此行並不是布置如何保衛長沙，抗拒日寇，而是面諭張治中火焚長沙……

高層軍事會議的內容，對普通老百姓自然是高度保密的。只是出於對戰爭的本能恐懼，市民逃離長沙者早已有之，或去郊區，或去雲貴川等大后方。11月1日，省市政府開始動員市民疏散，並決定將省政府遷沅陵，市政府遷邵陽，市內隻留下省主席張治中及必要的軍警等人員。

曾經一片繁榮的長沙城，就像席楚霖描繪的那樣，變成了一隻在狂風巨浪中顛簸著的破船。

就在一年多前，由於上海、南京、武漢等沿海沿江城市的戰事，工廠、機關、學校、醫院等紛紛內遷長沙，長沙甚至比和平時期更加繁榮，30多萬人口一度激增至50多萬。

隨著廣州、武漢相繼陷落，長沙短暫的戰前繁榮消失了。無論是機關人員，還是普通百姓，都紛紛涌向火車站、渡口。可是，火車站內外人山人海，火車車廂內塞滿了旅客，車頭車頂到處都有人攀著，仍有人死命往車上爬﹔湘江渡口處，控制全市大部分渡河工具的劃業工會理事長任紹梅為圖私利，竟暗中與保安團合作，勒索高額過河費，大發橫財﹔逃難的普通百姓隻能肩挑步行，不分晝夜地奔走在長沙至湘潭的公路上。

到了11月12日，混亂和恐慌籠罩下的長沙城，隻剩下3萬多人。這3萬多人中除了前線撤下來的傷兵病號，大多數都是受雇於人留在長沙為他人看守財產者。亂世之中，但凡能逃難的都走了，這些看守者多半是無牽無挂的孤寡老人，且被認為是最忠實可靠的人。可憐這些看守者根本沒有想到，一次始料未及的滅頂之災很快就要來臨，而帶來這滅頂之災的，不是日軍，而是國民黨當局正在計劃的一場全城大火。

縱火計劃

11月10日晚，也就是長沙軍事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張治中召開了一次緊急的省政府秘密會議。

據席楚霖在《長沙文夕大火前后》一文中的敘述，張治中首先講話，大意是日寇進逼長沙，難於堅守，但長沙決不能資敵，准備將全城焚毀，一點物資都不留給敵人。席楚霖記得，張治中講話的語氣“很堅決，好像不是開會征求大家的意見，而是傳達命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省保安處處長徐權在會上提出了放火的辦法：“先放警報，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燒彈放火，這樣就好像是日本鬼子燒的。”徐權講完后，屋子裡一陣沉默，有人委婉表示燒長沙值得考慮，張頓時怒容滿面，隻說“放不放火是軍事機關的事，我們管不著”，似乎是暗示放火一事是受了委員長蔣介石的指示。最后，會議通過了“必要時焚毀長沙市”的議案。

何時才是“必要時”，會上沒有明說，參會人員也無法預測，但在蔣介石的一條密電傳來之后，長沙的焚城准備工作開始付諸實際。

湖南省歷史學會常務理事、史學家梁小進從1992年開始訪問“文夕大火”的相關當事人，搜集研讀大火相關史料，他告訴記者，這條關鍵的密電至今無人看見過，台灣方面對此也諱莫如深，但在張治中、張治中胞弟張文心以及時任長沙市警備司令部參謀處處長許權等人的回憶中，都提到了這條密電。

11月12日上午9點，張治中正在集合軍管區兵役干部訓練班學員點名訓話，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林蔚的電話到了：“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張又接到蔣介石從南岳拍來的電報，電文說：“限一小時到，長沙張主席。密。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准備，勿誤！中正文侍參。”

梁小進認為，密電只是要求妥密准備放火事宜，尚未下達放火命令，但在當時蔣介石一再重申的焦土政策下，長沙實際上已經注定是一座棄城，火燒長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幾個小時之后，張治中就召集了長沙市警備司令酆悌和省保安處處長徐權討論縱火事宜。張治中將起草縱火計劃的任務分給了警備司令部，省保安處則負責籌備器材和縱火燃料。

起草縱火計劃的具體負責人是警備司令部參謀處處長許權。上世紀90年代末，梁小進輾轉找到了許權並與其多次通信。在許權的來信中，當時擬定的縱火計劃被還原了出來，計劃共十三條，全稱為《破壞長沙計劃大綱》，其中關於縱火有這樣三條關鍵的內容：

第三條，警備第一團和社訓總隊務於11月13日凌晨兩點以前，以連為單位，進入准備位置。

第五條，起火命令必須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為依據，由湖南省會警備司令部發布書面命令，方算為起火命令。

第六條，起火信號——首先，聽警報，其次，看天心閣上火炬。聽到，看到，方准起火。

除此之外，計劃還明確規定了引火材料的發放和控制，以及起火的秩序、人員行動的紀律等，比如加強保密，不准封鎖渡口、管制船隻，嚴禁趁火打劫等。

紙面上看起來，這似乎是一份細致周到的計劃。但當酆悌和許權帶著縱火計劃找到省保安處處長徐權時，徐提筆就將計劃原定的放火部隊“警備第一團和社訓總隊”改為“警備第二團”，隨后又將“以連為單位”改為“以班為單位”。酆悌提出以班為單位恐怕不好控制，徐權卻隻答了一句：“不在郊外，在市區嘛。”

這樣的改動看似無關大局，但在后來的研究者梁小進看來，將原本駐扎在郊區的警備二團臨時調進城裡執行任務，一則浪費時間，二則易生混亂，再加上以班為單位發放汽油等材料，實際上已經將危險因子變得更難控制。

晚上7點半，修改后的《破壞長沙計劃大綱》送到了張治中辦公室。張治中很快批准了計劃，並在上面批示13個字：“限明晨四點准備完畢，我來檢閱。”根據安排，酆悌擔任縱火行動的總指揮，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為正指揮，許權和社訓總隊隊長王偉能為副指揮。

許權記得，張治中交待完任務后特意囑咐：“謹慎從事，不許失敗。”酆悌回到警備司令部向徐昆、王偉能二人傳達檢閱指示時也強調，現在是准備階段，不是正式行動。布置完任務，酆悌便去睡覺了，其他人則開始緊鑼密鼓地准備起來。這時大約是晚上8點，距離張治中要求的凌晨4點的檢閱，僅僅剩下8個小時。就在這短短幾個小時內，一場本應處於准備階段的大火，突如其來地燒了起來。

夜半火起

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的誕辰紀念日，一片惶恐中的長沙還是舉行了一次火炬游行來慶祝。晚上10點多，活動結束時，汽油和干柴已經發放到100多個放火小分隊手中﹔12點，放火隊員們已進入指定位置，他們在等待張治中來檢閱。

13日凌晨兩點，距離檢閱還有兩個小時，突然，南門方向起火了！

此時，忙著准備接受檢閱的許權尚未就寢，他登上平台一看，第一判斷是意外，想到南門附近由徐昆所率的警備第二團負責，當即打電話找徐昆，徐昆卻不在團部。

許權的第二個電話打給了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請他派消防隊救火。如果消防隊來得及時，這一處意外起火應該不至於打亂整個計劃。可讓許權意外的是，長沙城內的警察和消防隊此時竟已經撤走了。

原來，早在幾天前，文重孚就憂心忡忡，他憂慮的倒不是中日戰局的惡化，而是長沙警察的大批逃亡。據時任湖南省會警察局機要秘書吳世佶回憶，12日下午5點多，他和文重孚一起吃晚飯時，文著急地說，“值勤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值勤，結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派一班人去追，連追的人也跑了，約計已陸續逃跑了好幾百人。”

晚飯后，文重孚讓吳世佶到各分局跑一跑，摸摸情況。吳世佶出門打聽，帶回的消息更令人忐忑，一位分局長告訴他今晚有撤退的可能。緊接著，他又發現，行人稀少的馬路上，一個個佩戴有藍色“警備”袖徽的士兵，正提著一桶桶汽油，往商店門鋪上淋……消息傳回警察局，文重孚慌了，連日來，縱火的傳言時有耳聞，莫非今晚真的要放火？為了盡早得到消息，吳世佶和警察局的幾位科長、秘書都聚在文重孚的會客室裡，文重孚則不時與外界保持電話聯絡。

午夜后，文重孚打電話給酆悌，電話卻總是佔線，好不容易打通，警備司令部總機卻答復司令不在。“不在”的真正含義，是指酆悌正在睡覺，但聽在提心吊膽的文重孚耳中，卻理解成了酆悌已經從長沙撤走。文重孚又硬著頭皮聯系張治中，結果對方偏偏無人接聽。文當時並不知道，這天夜裡張治中恰好搬家到了唐生智公館。他隻覺得心驚肉跳，再也按捺不住，當即決定上街查看，這一看又嚇了一跳，除了南門的火光，街上還有多處著火點。

一場震驚中外的大火就這樣在警察局長文重孚眼前開始了。此時，如果這位局長尚未忘記自己的職責，還保有一絲查清事實的冷靜，那夜的大火至少不會如此慘烈。然而，歷史無法假設，文重孚的選擇不是弄清真相，也不是救火，他竟然命令警鐘樓鳴鐘，號令各分局警員撤退，而他本人，也像他的眾多下屬一樣，臨陣脫逃，連夜撤去了湘潭。

找不到警察和消防隊的許權這時也發現，僅南門附近已有三處起火。這位縱火計劃的副指揮登時一頭霧水：若說是純粹的意外，太過巧合﹔若是縱火計劃變成了正式行動，他卻完全不知情，並且起火顯然與計劃中的四重規定不符。按照計劃，省主席發布命令，警備司令部發布書面命令，警報器發出有節奏的叫聲，天心閣上有火炬，四個條件同時滿足，行動方可開始。現在沒有聽到或看到信號，火已經燃起，怎麼辦？

許權又分別打了張治中和酆悌的電話，張治中的回答是“我並未下過命令”。而酆悌仍在睡夢中，許權隻聽到電話裡傳來佔線的聲音。

如此折騰下來，牆上的鐘表指針慢慢爬到了3點的位置，許權著急地趕去酆悌住處。而在窗外，整個長沙城已經到處起火，顯然，放火隊員們都把南門的火光當作了信號，開始跟著放火，幾百個火頭幾乎同時躥向空中，無法控制的火勢迅速蔓延……

這一夜的長沙古城，變成了許多老一代長沙人永遠的噩夢。

千年締造，毀於一炬

梁小進的父親梁賜龍這年15歲，大火發生前幾天，他跟隨母親轉移到了距離長沙20多公裡的鄉下，得以幸免於難。幾十年后，他向梁小進講述文夕大火，依然心有余悸，他說，大火發生那天，自己好奇地爬上鄉下的山頭，遠遠地就望見長沙上空一片火光，濃煙滾滾，過了一會兒，竟有大火燒過的碎紙片飄了20多公裡過來，一伸手就能捉住。

大火之夜，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和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也在長沙，他們住在壽星街2號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凌晨火起時，負責兩人安全保衛工作的警衛員邱南章先被爆炸聲和人們的哭叫聲驚醒。他后來回憶說，當時是穿著衣服睡的，睜眼一看窗外火光沖天，馬上起來叫醒周恩來和葉劍英，拉著他們就往外跑。下樓跑到門口時，火已經燒上來了，沖出大火后才發現，大家的“眉毛都燒掉了，頭發都燒焦了”。

第二天，周恩來在寫給妻子鄧穎超的信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昨夜長沙火起，全城一炬，倉促出火城，衣被盡失，步行二十余裡，始遇卡車轉來湘潭。”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幸運地躲過這一劫。

目睹大火現場的席楚霖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大火發生時，市民從夢中驚醒，面對熊熊烈火，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老少婦孺的哭喊聲和火燒房屋發出的爆炸聲匯成一片，構成一幅極端悲慘的景象。”

長沙市政協文史辦根據文史資料、各方來稿和座談訪問所整理的《“文夕大火”受災情況記略》一文中，提到一位60多歲的向老太太，她住在長沙喻家巷老三號，大火那晚，被逼無奈，老人爬進一口冷水缸裡躲避，結果熊熊烈火把水缸裡的冷水煮得沸騰。大火結束后，人們從廢墟中找到她時，老人竟已被活活煮死了。

1938年10月周恩來、葉劍英在長沙。

大火前的天心閣西軒門。

被大火燒毀的長沙明德中學樂誠堂。

從湘江對岸看，長沙城烈焰騰天。

還有一個位於藥王街的傷兵收容所，夜半火起時，10多名傷兵還在睡夢中，醒來后無處逃生，隻好鑽進一口廢井避難。結果一堵高牆在烈火焚燒中轟然倒下，砸在枯井上，枯井頓時成了傷兵們的集體墳墓。

最讓人痛心的是，大火之前，傷兵管理處曾接到盡快疏散傷兵的命令，原本預備有大批車輛供運傷兵之用，誰料傷兵管理處運輸大隊隊長沈紹三喪心病狂，竟將這些車輛挪作他用，謀取私利。可憐剛從戰爭前線撤下的傷兵們，沒有死在敵人的槍彈之下，卻稀裡糊涂地殞命於大火之中。

那些拼命沖出火窟、跑到湘江渡口的人們，遭遇淒慘的也不在少數。11月，湘江已經進入枯水期，即便如此，寬闊的江面也有幾百米，人們必須借助小船渡河。可是，人多船少，有人被擁擠的人群擠到了江裡，有人因小船超載而沉入江心。天亮時，人們看到的便是一具具順江漂流的尸體。

長沙大火中究竟有多少無辜的冤魂葬身火海，又有多少人命喪湘江？梁小進的回答是，至今都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數字。他解釋說：“由於戰爭年代的混亂局面，加上從淪陷區逃難的外地民眾和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傷病員，人口流動性太大，此外大火中很多人被焚燒徹底，尸體根本無處尋找。”如今，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是大火過后十幾天，湖南省政府行署宣導處發布的一條消息，公開承認死於火災者為3000余人。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除了直接死於火災的人們，整家整戶因火災而傾家蕩產、流離失所的，至少還有30余萬民眾。大火過后，一些幸運地逃出火窟的老百姓陸續回到長沙，滿眼都是焦土瓦礫、斷壁殘垣，白天，腳下踩的麻石路面還燙得無法落腳，入夜，全城無電，一片漆黑，仿佛一座死城。

新中國建立初期，長沙市的房地、稅務兩部門曾對文夕大火中被毀的房屋進行過調查評估。結果顯示，文夕大火時，全市有1100多條街巷，被燒得片瓦不留的有690多條，幸存房屋不到5棟的有330多條。綜合統計，全市幾乎90%的街道都在這場大火中嚴重受損，燒毀房屋約計56000余棟。

這樣的結果對於始建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名城長沙而言，幾乎是毀滅性的。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陳先樞介紹說，大火之前，長沙還保存了大批明清以來的著名建筑，包括明朝吉王府牌樓以及清中期后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將帥的府邸等，但都隨著大火化為了灰燼。

人們熟悉的天心閣，也在這次大火中毀於一旦，徒留閣樓下的一段明城牆承受著歷史的滄桑。令人唏噓的是，此后到長沙的外地游客中常有人疑惑，古城長沙卻看不到太多古建筑，殊不知，千年締造的長沙城，已然毀於文夕一炬。

三顆人頭

面對焚毀殆盡的長沙，國民黨最初的評述卻是正面的。11月14日，大火還在肆虐，國民黨中央社就發表了題為《堅壁清野，長沙已成廢墟》的短評，文章評述道：“依據既定計劃，誘敵深入，而成為敵軍進犯目標之長沙，則不得不為堅壁清野之計，使敵縱能深入亦無所得，於是當局自13日凌晨3時起，即自動毀城……此次大火，長沙將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

諷刺的是，當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時，百余公裡之外的前線卻安穩如故，日軍根本沒有任何向長沙進攻的動靜，輿論頓時一片嘩然。辛亥革命元老仇鰲、前湖南省主席何鍵等500多名湘籍名人，紛紛要求國民政府徹查大火真相、嚴懲禍首、救濟災民。汪精衛則趁機兜售他“再戰必亡”的無恥論調，在《中央日報》發表講話，說什麼“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不知論過多少次了，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

許多年后，梁小進在日本防衛廳公開披露的史料中發現，1938年11月10日，當時日軍主力第十一軍曾發布一系列命令，“決定中止在岳州（今岳陽）、通城一線附近的追擊”，“轉向警備態勢”……

“這意味著，日軍當時已經決定暫時停止向長沙的進攻。”梁小進感慨，長沙大火不僅沒有起到阻敵困敵的作用，反而使廣大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災難。

11月13日，大火發生當天，正在廣東韶關的蔣介石就得知了消息。16日夜間，蔣抵達長沙。第二天，在張治中等人的陪同下，蔣到市區視察災情，沿途所經，滿目瘡痍。等他登上全城最高處的天心閣，舉目眺望，頓覺“精神上之打擊，十百倍於戰敗之痛苦”。

這幾天來，來自全國的輿論壓力，也讓蔣介石不得不盡快找到承擔責任者。回到寓所，他立即叫人將酆悌、文重孚、徐昆3人抓了起來，收押在他所居住的容園，組織軍法會審。

11月18日上午7點，審訊開始，當時擔任審判官的張耀辰記錄下了審訊的經過。在審訊中，徐昆、文重孚兩人一口咬定，一切行動都是執行警備司令部的命令。而酆悌則供稱，不能否認這次大火的起因是由於他“疏忽失慎”發生的，“違犯了機宜”，是一個不可赦免的罪行。結果，審訊很快以縱火罪判定酆悌為首犯，判處有期徒刑20年，文重孚、徐昆系從犯，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0年、5年。

酆悌怎麼供認得如此爽快？梁小進告訴記者，有兩種說法，一種是酆悌脾氣暴躁，剛愎用事，據說他平時睡覺時無論發生怎樣重要的事情，下屬誰都不敢叫醒他。這次大火發生在凌晨2點，當時酆悌如能及時制止，或許不致成災，但那時酆悌正在沉睡，左右和家人懾於他平時的粗暴，誰也不敢驚動，直到他本人驚醒后，欲派人制止已不可能。梁小進認為，酆悌自知有罪，不敢抵賴。

還有一種說法，是說張治中與酆悌私下達成一致，讓酆悌“背黑鍋”，張則從中緩頰，保住酆悌的性命。此說不知真假，但據張耀辰回憶，張治中確實曾提出，能否將文重孚重判，將酆悌的刑期減至10年以下。不過，由於陳誠對長沙大火不滿，與張治中意見相左，主張嚴懲，審判官不敢自作主張，便將判決書呈送蔣介石。誰料，蔣介石當即用紅色鉛筆批示：

酆悌身負長沙警備全責，疏忽怠惰，玩忽職守，殃及民眾，著即槍斃。

文重孚身為警察局長，擅離職守，率警逃遁，著即槍斃。

徐昆玩忽職守，殃及民眾，著即槍斃。

三人的判決全都加重，且將“縱火罪”改為“辱職”，張耀辰連夜與其他法官重擬了“辱職殃民各處死刑”的判決書。11月20日一大早，酆、文、徐三人便被執行了槍決。

在長沙城裡刻下永久傷痕的大火案，就這樣在幾天之內，以三顆人頭的落地匆匆結束了審理。與此同時，張治中因“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被予以革職留任的處分﹔徐權以“驚慌失措、搖動人心”被革職查辦。不過，大火過后，徐權很快下落不明，查辦也就成了一紙空文﹔許權被判無期徒刑，后被減刑﹔席楚霖作為行政長官也被革職留任。然而，這一連串的查處結果依然沒有徹底揭開火災的真相。

“整個團體的錯誤”

酆、文、徐三人伏法后，長沙城裡有一副對聯傳誦甚廣，上聯“治績奚存，兩大方案一把火”，下聯“中心何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批“張皇失措”。取橫批和上下聯的首字，恰是“張治中”三字。“兩大方案”，即張治中治湘所制定的《湖南省政府施政綱要》和《湖南省組訓民眾改進政治加強抗日自衛力量方案》，“一把火”當然是指文夕大火，“三顆人頭”即指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之死。顯然，對聯對官方的審判不甚滿意，認為張治中甚至更高的領導人應該為大火負責，而酆、文、徐三人則被認為是代人受過，死得冤枉。

事實上，僅就酆、文、徐三人在大火之夜的表現，實在算不上死得冤枉。梁小進認為，關於這副對聯，值得討論的大概隻有張治中在大火中的責任。

文夕大火，在全城范圍內整整燃燒了三天三夜，接下來兩天，城內還有不少余火，一直到17日，大火才徹底熄滅。這樣一場燃燒范圍廣、持續時間久的大火，顯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大火之前，張治中、酆悌等也的確正在籌備縱火。令人不解的是，南門附近的第一把火，究竟是何人所放，以至於尚在計劃中的縱火籌備演變成了一場驚世大火？

大火發生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軍委會政治部聯合發布的《關於長沙大火經過真相之說明》中，是這樣解釋起火原因的：

（一）由於地方軍事負責人誤信流言，事前准備不周，臨時躁急慌張所致﹔

（二）由於曾從事破壞准備之人員及人民（自衛團員丁森等）……激於民族義憤，以為敵寇將至，乃即自焚其屋。

后來的各種官方文告，對於文夕大火的說明幾乎與上述說法如出一轍。然而，梁小進、陳先樞查遍史料，都找不到這位“自焚其屋”的丁森的任何線索，他們不得不懷疑，這只是當局為平息民憤而杜撰出來的一個人物。

至於“誤信流言”，倒是與民間流傳最廣的說法有吻合之處。據說，12日深夜，日寇到了距離長沙120公裡的新牆河，卻被誤聽成距離長沙5公裡的新河。新牆河，是位於岳陽的一條河流，新河，則是長沙附近的一片水域和陸地的地名。一字之差的誤聽，導致放火隊員點燃了南門附近的第一把火。不過，是誰誤聽了地名，誰放了第一把火，又是眾說紛紜，至少有四五個版本。

梁小進為此查閱了眾多回憶錄，結果卻發現，12日晚上12點之前，也就是南門起火前的兩個小時，“敵人已到新河”的謠傳已經在負責放火的警備二團中傳播開了。他認為：“這個謠傳加劇了放火隊員們的恐慌是無疑的，但沒有証據表明有人因謠傳而直接放火或下令放火。”

由此可見，官方文告中的兩個原因都經不起推敲。那麼，有沒有可能是事發突然，縱火計劃的主要負責人臨時下了放火命令？

跟長沙流傳的那副對聯一樣，大火發生時身在長沙的陳誠也將張治中視為罪魁禍首，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張治中心裡先就慌了。后來又聽錯敵抵新牆河之情報為敵抵新河……一方面他自己趕緊登上汽車，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電話告訴酆悌照預定計劃行事。酆氏不該單憑電話就轉知徐（昆）、文（重孚）二人干起來……”

但是，據當時的調查結論和現在已經披露的資料，並沒有發現張治中當晚下令放火的記載和証據。張治中在大火過后寫下的《長沙市火變一日記》一文，記述了他從11月12日上午9點到13日凌晨4點的日程活動。根據該文記載，將近凌晨2點，毫不知情的張治中就寢，剛入睡，副官來敲門報告，說城內很多響聲，已經起火。張治中披衣起床，看到已有三四處火起。再過不久，約凌晨3點，火勢更大，電話已經打不通。大約4點，酆悌來報告：“各處起火，電話已斷，文（重孚）局長找不著。究竟放火者何人？……”

從張治中所寫的這篇文章來看，他一直都在長沙，沒有“落荒逃走”，且他與酆悌都沒有下令放火，也搞不清楚起火的原因。這與陳誠回憶錄的說法是矛盾的，但與許權的回憶卻是一致的——張治中曾在電話中回答許權說“並未下過命令”﹔大火之夜酆悌被許權找到時剛從夢中驚醒，此前應該不會在睡夢中接聽張治中的電話，或者自己下令放火。

“不過，長沙大火是在張治中主政湖南時發生的，張治中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這是肯定的。”梁小進補充說。此外，從許權、吳世佶的回憶可知，文重孚並不在縱火計劃的指揮圈內，計劃中的縱火者也沒有包括警察局。如此，陳誠回憶錄中“酆氏不該單憑電話就轉知徐（昆）、文（重孚）二人干起來”的說法，可信度就要打個問號了。

張治中、酆悌、文重孚三人之外，便是12日夜間行動的正指揮徐昆，最早起火的南門附近正是他的警備第二團負責的范圍。放第一把火是徐昆下的命令嗎？歷史也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大火后沒幾天，徐昆即被槍斃，沒有留下任何與文夕大火相關的供述材料。唯一與他相關的，隻有時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參謀處副處長史說的側面回憶。大火燒起來后，史說曾碰到徐昆，徐昆當時哭喪著臉說：“我……我……我也不清楚怎麼燒起來了。”

第一把火是如何燒起的，竟成了文夕大火中最大的謎團，直到今天，真相依然扑朔迷離。有人懷疑當事人回憶的可信程度，也有人傾向於認為第一把火的確只是個意外，但是，無論真相如何，蔣介石在大火案后說的一句話都不容否認：“就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說不屬於哪一個個人的錯誤，而可以說是我們整個團體的錯誤。”

長沙涅槃

大火過后，流離失所的長沙百姓陸續返回故土，渴望在廢墟之上重建家園。這時，已經遷往沅陵的省政府還沒有任何動靜，先趕回長沙辦理善后的，卻是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政治部第三廳負責人郭沫若等人。

11月16日，全城還有余燼未熄，周恩來便從湘潭返回長沙，約同張治中、陳誠等人視察災情，並調集田漢、郭沫若等人率領的三廳人員組成“長沙大火善后突擊工作隊”。17日深夜，田漢、洪深率三廳人員共計130多人趕到長沙，展開了清理廢墟、救護傷殘、開設粥場等賑濟工作。11月19日，郭沫若又奉令帶著200多名后續人員趕到長沙，參加救災工作。

數天后的22日，省政府組織的長沙市火災臨時救濟委員會才終於成立。“救濟會”的主要工作一是設立收容所，並辦理災民登記，二是發放救濟金，每人5元。此外，對於受災房主，也有些許津貼費。

時任湖南省財政廳廳長、救濟會主任委員尹任先回憶，開始撥付的救濟金總額為五十萬元，其中省政府籌集三十萬元，中央撥款二十萬元。但是，受災的民眾太多，發放款項時，每天都是從清晨開始，直到深夜12點才結束。

在一張記錄了當時情景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等待領取救濟金的災民聚集在發放地點，人頭攢動，至少有幾萬人。后來據統計，整個救災期間，國民政府及湖南省政府等機構先后發放的救濟金為92萬元，救濟災民12萬4千人。

滿目瘡痍的長沙城還是慢慢地開始復蘇了。

11月19日，大火熄滅沒幾天，長沙城的廢墟上就出現了第一個菜市場，其中賣肉者3人，賣菜者2人。

11月29日，長沙火車站開始恢復營運。

12月22日，救濟會宣告各項工作結束。

善后過程中，張治中還發起成立了一個“長沙市善后建設委員會”，決定“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湖南省建設公債項下撥一千萬元”作基金，以重建和復興長沙。但是，他還沒來得及實踐這一宏大願望，就於1939年2月調離湖南。

而剛剛從大火劫難中復蘇的長沙城，甚至沒有來得及喘口氣，就不得不面臨新的災難。從1939年9月到1944年，日軍向長沙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進攻，轟炸長沙百余次。災難深重的長沙城，在漫長的抗戰拉鋸中，又一次變得千瘡百孔，艱難地等待著新的復蘇。

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也沒有兌現它曾經的諾言——

文夕大火善后時，國民黨《中央日報》曾發表社論說：

長沙一切損失與犧牲，實為爭取最后勝利所付最悲壯、最偉大的代價，而長沙一切公私損失已記入抗戰總賬中。換言之，將來總清算時，全國必能在中央領導之下，首先完成長沙之復興。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歷盡滄桑的長沙才真正地開始重建和復興的步伐。歷史的車輪行進到今天，長沙早已從烈火中涅槃，長沙城內關於那場大火的印記也越來越少。

2005年11月12日，文夕大火67年后，高樓環抱的天心閣公園裡豎起了一座“文夕大火”警世鐘，大鐘在每年的11月12日敲響。警世鐘的背后不遠，就是1984年復建的天心閣，還有曾歷經大火洗禮留存至今的明城牆。現代化的長沙城裡，這是文夕大火留下的為數不多的歷史遺跡之一。（記者 楊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