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歷史性轉折的遵義會議

李東朗

2016年09月22日08:00 來源：學習時報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的轉折點，是中國革命由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走向成熟的轉折點，並因此而彪炳史冊。

遵義會議召開的背景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使黨和中央紅軍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它宣告了博古、李德領導的破產。但是，博古、李德沒有因此而改變錯誤領導。“黎平轉兵”后，中央紅軍迅速進軍，於1935年12月底佔領烏江南岸的猴場，准備渡烏江北上黔北。這時，博古、李德再次主張前往湘西：“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貴州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否定了他倆的意見，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在實際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嚴酷的現實說明，博古、李德教條主義的思維和領導能力的巨大缺陷，不僅不能突破危局、使紅軍擺脫危險，而且可能使紅軍遭受滅頂之災，進而給中國革命造成全局性的災難，他們已經擔負不起領導全黨和紅軍勝利前進的責任。並且慘重的失敗，在紅軍中引發很大的不滿，使他倆喪失了繼續領導的威信。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就此回憶說：湘江戰役后，“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親歷這段長征過程的羅明也回憶說，當時“干部們對軍事指揮有很多意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上的激烈爭論和越來越多的人反對他們的意見，就說明博古、李德的領導難以為繼了。

長征出發后，為使紅軍爭取主動、尋機發展，毛澤東、彭德懷等曾多次建言獻策，但遭到博古、李德拒絕。在目睹錯誤領導將紅軍帶入危局的嚴重情勢，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不斷向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提出意見和批評。周恩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

其時，糾正錯誤領導、統一黨內意志，以擺脫困境，是黨和中央紅軍面臨的最大問題和當務之急。為此，黎平會議決定到適當的地區召開會議，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在突破烏江天險后，智取黔北重鎮遵義。其時，國民黨大軍已被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相對和緩的軍情，給召開黎平會議決議中的會議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和比較安全的環境。

遵義會議的主要內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義會議”召開。與會者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高級將領，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於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史稱“正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由於敵人力量強大、黨的各項工作沒有做好等客觀原因，而基本否認他和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周恩來接著在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軍事工作報告（史稱“副報告”）中，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圍剿”戰爭中在戰略戰術方面存在的問題，誠懇地進行了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隨后，張聞天根據會前和毛澤東、王稼祥討論的意見，作批判“左”傾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史稱”反報告”），他尖銳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

毛澤東接著發言，他運用事實駁斥了博古所講的各種客觀原因，認為紅軍具有粉碎敵人“圍剿”的有利條件。並且就具體的戰術問題和軍事指揮問題，如對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運動戰、游擊戰、戰爭的持久戰和戰役戰斗的速決戰、保持有生力量和保衛蘇區領土的關系、戰略轉移與實行突圍的問題等，作了深刻的論述。

王稼祥在發言中旗幟鮮明地支持和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擁護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朱德、李富春、聶榮臻、劉少奇、陳雲、彭德懷等紛紛發言，“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認為博古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隻有凱豐替博古辯護，“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博古“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博古后來都認識了他們的錯誤，為黨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德“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並辯解說他本來只是作為顧問提提建議，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

會議最后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還“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

遵義會議是黨在危急時刻召開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實事求是，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面臨的重大的、關系全局的問題。

遵義會議的最大功績，是改變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會后張聞天根據會議討論內容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明確指出李德和博古執行了“左”傾軍事路線，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的重大損失“是要負主要責任的”。隨后，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由此，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對全黨的領導。

遵義會議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進入黨的領導核心，開始對全黨的領導。雖然其時，毛澤東沒有成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一方面，由於當時黨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軍事斗爭，軍事斗爭是覆蓋全黨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澤東參與軍事工作的領導，實際上就是對全黨工作的領導。另一方面，黨的領導人張聞天、周恩來都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接受他的主張和建議，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員的高度重視和普遍尊重，他的作用和影響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擔負的實際職務。從指導思想上講，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成為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決策，在黨的各項決策中，他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從影響力方面講，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中，實際上處於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因此，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事實上開始形成。對此，親歷長征歷史過程的周恩來、張聞天、陳雲、鄧小平、楊尚昆都有明確的論述，這些基於他們親身感受的認識，反映的是一個歷史的真實。

圍繞遵義會議和毛澤東領導地位形成的問題，有一點必須看到，就是形式和實質的問題。從形式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職務上，沒有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但從實質看，如前所述毛澤東發揮了主要的領導作用。

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遵義會議的最大成果，對長征勝利和中國革命勝利產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這是歷史已經証實了的，這是遵義會議彪炳史冊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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