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權為民所賦

馳騁十三年疆場，縱橫八百裡秦川。雄渾壯美的西北黃土高原，不僅孕育了博大精深的華夏文明，而且孕育了“人民共和國”的基因。到延安參觀過的同志或多或少都有這樣一種感受，假如這座古城缺少了十三載“人民共和國”建設的歷史印痕，就好像喜馬拉雅山沒有珠穆朗瑪峰一樣，會失去一種高聳入雲的精神感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一路篳路藍縷、櫛風沐雨、浴血奮戰，真可謂“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場場酸甜苦辣。敢問路在何方？”幸好，當年劉志丹、習仲勛等堅守住了西北這塊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也提供了深層思考中國革命未來的空間和機遇。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明確提出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隨之相應地調整了黨的若干政策。

從“工農”到“人民”，不僅是兩個字的改變，而是一次思想的升華，是一條通道的拓寬，是一個方向的確立。從此，帶著瑞金中央蘇區余溫的“人民共和國”的理念、組織、制度、政策在這裡開始付諸實踐。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雖然沒有冠以“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但中國共產黨此間13年的局部執政，在這裡形成了人民共和國成熟的雛形，為后來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風雲變幻，日月消長。80年過去了，腐朽的落葉化作一黃泥，堅硬的種子長成了參天的白楊，生生不息的山丹丹花，不管人間風雨，歲歲年年，如火如荼。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前夕，筆者再次來到延安，站在延河畔的寶塔山上，背對著宏大人間的一切繁華和熱鬧，仿佛穿越時光隧道，循著年輪的軌跡，遠眺當年解放區那晴朗的天，聆聽那久違的“人民共和國”建設的號角聲。

“清清的天、白白的雲，大家選舉要留神，選舉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與壞人，選上好人大家好，選上壞人都糟糕。”

這是一首當年陝甘寧邊區十分流行的選舉小調。

那天來到延安棗園、楊家嶺參觀，聽到了幾位頭上裹著白色羊肚巾的當地老鄉深情地唱著這首歌。從這些蹦蹦跳跳的歌詞中，我還能感受到當年邊區老百姓直接參加選舉邊區參議會時臉上洋溢著的喜悅。參議會是當年陝甘寧邊區的民意機關和立法機關，也是人民參與國事管理的機構——最高權力機關。它與邊區政府和邊區高等法院一起，組成了邊區的基本政體框架。1937年7月開始，邊區舉行了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的投票選舉，成立了縣、區、鄉各級的民選政府。同年9月6日，西北辦事處改組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基本上實現了由工農蘇維埃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的轉變。

“共和國是人民的事業。”這是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給共和國下的一個經典式的定義。人民的事業自然要由人民來掌握政權，這是與君主制的根本區別，也彰顯了“權為民所賦”的本原思想，並且很大程度體現在它的選舉制度上。作為合法政治權威的共和國，公職人員不是某個私人化小團體的權力安排，而是直接體現國家權力結構的制度安排，必須為公職人員的選任訂立標准、制定程序。

當時，安定縣中區一位70多歲的老太太，手拄拐杖，高高興興地去參加選舉，可那天正值揚沙天氣，人們勸她別去了，但她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而執意不從，並且邊走邊說：“活到70多歲，總沒做過主，今天要咱做主，咱自然要去選個如意的。”

為了最大限度地體現“權為民所賦”的政治主張，1937年、1941年、1945年，陝甘寧邊區舉行了3次大規模選舉，都是通過發表競選演說、差額選舉、看政績、發揮新聞輿論作用等形式，由老百姓選出自己信任的政府和官員。這3次普選，一次比一次參選率高，平均達到80%，最高的地區達到了96%。為了使不識字的選民能夠行使選舉權，不少地方還使用了“碗裡放豆”“香頭燒洞”等便於操作的選舉方式，開創了“草根民主”的先河。實行“三三制”后，以前那些曾經是“專政對象”的地主、富農、國民黨黨員也有資格被吸納到政權機關，使他們一方面感受到禮遇而生出感激報答之心﹔另一方面，他們希望借此機會一展才華，讓人們認識到其存在的價值。這不僅使邊區政權人員的構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而且兼顧了各方面的利益，吸納了大量優秀人才。

1944年，作為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重慶的英國記者斯坦因，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當他問到李鼎銘作為一個非黨人士是否有職有權時，李鼎銘爽朗而又驕傲地笑了：“我有職有權！”頓時，斯坦因來之前認為共產黨讓聲望極高的李鼎銘做政府副主席不過是把他當作贊美新民主主義的傀儡使用罷了的猜疑，隨之煙消雲散。事后，斯坦因多次說：“李鼎銘副主席真正有職有權，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面笑心也笑了。”是啊，當選舉真正代表民意的時候，它就會如雨水彌漫，然后積蓄成大海，摧毀和淹沒一切陳腐落后的東西，包括專制、暴力和血腥。

失敗的后遺症，常常是畏縮﹔勝利的后遺症，可能是狂躁。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之后，中國共產黨人既沒有畏縮，也沒有狂躁，而是在思考，思考如何走出一條中國革命的新路。基於當時的特殊環境，實行了既不同於國民黨也不同於蘇聯以及英美模式的執政體制，而是符合當時中國實際的政治體制。

歷史從昨天走來，融入了今天的輝煌。

新中國成立后，不論是人大組織、立法、監督、決定、任免、選舉、代表、會議等自身制度機制，還是在此基礎上創制、構建和延伸的國家各方面制度機制，基本上是從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制度逐步完善起來的。這一政治體制的本質和核心，就是體現人民共同意願和根本利益、保証人民當家作主。（顧伯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