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黨的紀律建設

長征途中，毛主席與群眾悉心交談。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大轉移，也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重要轉折點。在長征過程中，黨一方面領導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進行殊死斗爭，另一方面不斷加強紀律建設，維護黨的團結，提高紅軍戰斗力。長征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與黨始終重視紀律建設密不可分。

強調嚴守政治紀律

由於王明“左”傾錯誤的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撤離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長征初期，由於准備不足，加之黨內“左”傾錯誤依然嚴重，黨和紅軍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險境地。面對嚴峻形勢，一些黨員和紅軍戰士對革命前景產生了疑惑，革命信仰發生了動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滋長。

面對黨和紅軍內出現的這一情況，中央高度重視，將堅定理想信念當作最重要的一項政治紀律和政治工作來嚴格落實。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給蘇區中央分局的訓令》中明確提出，“黨應及時的預先的反對這種右傾情緒，集中力量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反對任何‘左’的傾向”。此后，中共中央和總政治部又多次發文，作出一系列具體指示並對思想消極、逃跑投敵行為進行嚴肅處理。隨著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軍事斗爭的勝利，廣大黨員干部和紅軍戰士士氣逐步提升，革命必勝的信念愈發堅定。

嚴明的政治紀律還要求自覺維護中央權威，長征期間取得的重大成就是粉碎了張國燾分裂黨的圖謀。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張國燾在“北上”還是“南下”問題上與中央產生分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多次致電張國燾，勸告其遵從決議率軍北上。但是張國燾卻未聽勸告，仍率軍南下川康，另立“中央”。對此，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對他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和軍閥主義傾向進行嚴肅批判。迫於中央壓力和南下后的軍事失利，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分裂主張，同意率部北上。

嚴格執行群眾紀律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黨在長征中能夠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克服各種艱難險阻，靠的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廣大人民群眾之所以支持我們黨，關鍵就在於嚴格執行群眾紀律，時刻維護群眾利益。

黨始終重視宣傳和維護群眾紀律。1934年10月9日，總政治部在《關於准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確要求，“保証部隊與群眾的正確關系，堅決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作斗爭”。在紅軍進入湖南及雲貴川邊后，針對這些地區比較窮苦和多民族的特點，中共中央和總政治部通過《紅星》報連續發表《關於瑤苗民族工作的原則指示》《消滅隨意破壞紅軍紀律的行為》等一系列文章，要求紅軍各部隊嚴格遵守群眾紀律，保証不損害群眾利益。

黨還注重提升紅軍在群眾中的形象，違反群眾紀律將受到嚴厲懲罰。1934年11月7日，《紅星》報發出號外，提醒紅軍戰士要注意部隊在群眾中的形象，要求做到“不亂拿群眾一點東西”“不強買強賣，買東西要給錢”等，號召紅軍戰士爭創群眾工作的模范連隊。《紅星》報也登載反面典型，例如“紅三軍團某部上士袁子何，率領運輸員一人，故意逗留后面，槍殺群眾的豬雞，亂拿群眾東西，經察覺糾正，竟不服從命令，仍故自由行動，有意破壞紅軍紀律，現已經上級機關執行槍決”。長征中隻有保持鐵的紀律，紅軍才能保証命令的堅決貫徹執行，才能贏得群眾支持，在部隊中不斷凝聚起高昂的革命情緒和戰斗力。

高度重視軍隊紀律

紅軍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直接代表黨的形象。嚴格執行軍隊紀律，是擴大紅軍和黨的影響、增強群眾革命信仰的良好方法。

黨中央和紅軍總政治部多次發布訓令嚴明軍紀，要求全體紅軍官兵遵守紀律。例如，1935年1月5日，在進攻遵義、桐梓等城市之際，聶榮臻向所轄各部發出《關於進入城市執行政策的規定》，要求部隊遵守紀律，保持軍容，給群眾“以更好的影響”，“擴大蘇維埃紅軍的影響，以便順利創造這一地域的新蘇區”。緊接著，紅軍佔領遵義后，總政治部發布《關於進入遵義城的通令》，提出紅軍進遵義城要嚴格遵守整齊武裝服裝、不掉隊落伍、不脫離部隊不自由行動、到宿營地后外出要請假等八項注意。此后，中革軍委和總政治部又連續發布多項規定和命令，對嚴格執行軍隊紀律加以反復強調。

長征中我們黨高度重視紅軍紀律建設，反復強調嚴守紀律的重要性，始終堅持對紅軍戰士的紀律教育和紀律檢查，使紅軍保持了嚴守紀律的良好風范，在提高軍隊戰斗力的同時，也提升了黨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