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淡泊名利：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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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在完成了不可思議的艱難行軍后，他們被稱為“革命的火種”。

他們是后人口中的“長征干部”。

但在家人眼中，他們是不能再普通的老人。

從貧苦農民到普通戰士到國家干部，在多次身份轉換中，他們依然保持初心——不居功自傲，不搞特權，不追名逐利。

是什麼，讓他們淡泊名利？是什麼，讓他們保持本色？

“我就是普通革命戰士，沒什麼特殊的”

“官兵平等！”

這是老紅軍、滄州軍分區原副政委鐘枝棋在談到紅軍和其他隊伍最大不同時，脫口而出的四個字。

“那時候，干部看見鍋裡的飯少了，就放下碗不吃了，讓戰士們多吃一點。”平淡的話語裡，蘊含著溫暖的力量。

“咱們平級啊，我也是七級。”

這是老紅軍、河北省軍區原政委曾美第一次見到略顯拘謹、木工七級的親家時說的話。

“別管幾級，都是為人民做事。”短短兩句，一下拉近了兩家的距離。

“不能用公家車，你們自己找車去!”這是老紅軍、原北京軍區后勤部四九七倉庫主任張文清去醫院看病時，對兒女們的要求。

“我當過紅軍、年紀大、資格老，就跟其他人不一樣了嗎？就可以搞特殊了嗎？”嚴肅的語氣，讓人肅然起敬。

……

人人平等、不搞特權，經過戰火洗禮和革命錘煉，這些品質，已經融入他們的身體裡、靈魂裡，成為無法為歲月磨滅的底色和標簽。

“剛從舊軍隊起義參加紅軍時，爺爺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不一樣的官兵關系。”老紅軍、河北省軍區原第一副司令孟慶山的孫子孟昱東告訴記者，1931年底，孟慶山隨國民黨第26路軍在寧都起義，加入中國工農紅軍。

“從沒有見過這樣平等、融洽的官兵關系。”孟慶山生前曾對初到紅軍時的感受記憶猶新，“紅軍隊伍裡都以同志相稱，當官的沒有架子，當兵的也不被欺負。”

從那時起，這位曾經的國民黨軍隊副營長，就決定“一輩子跟著紅軍干”。

而對於老紅軍、原鐵道兵石家庄工程學院院務部副部長魏傳遞來說，官兵平等不只是一種感受，更是一段挽救生命的深刻記憶。

因為長時間忍飢挨餓和負重行軍，在長征過草地時，24歲的魏傳遞病倒了。

“一天晚上，我發起了高燒，到早上部隊出發的時候，兩隻眼睛已經腫得什麼都看不見了，隻能牽著戰友的衣襟走。”魏傳遞生前回憶，“這時候黃營長看見了，他二話沒說跳下馬，想扶我騎上去。我說什麼也不肯，黃營長大聲說：‘這是命令！’”

就這樣，身為普通戰士的魏傳遞騎著營長的馬，跟著營部一起行動。三天后，魏傳遞走出了草地，高燒退了，眼睛也看得見了。

“這就是我們的干部，這就是我們的戰友！”晚年的魏傳遞已經記不清黃營長的全名，但“黃營長這樣的紅軍干部”和他們的作風，卻成為千萬紅軍干部的縮影，深深烙在了每位紅軍戰士的心底。

在長征隊伍裡，即便是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也只是隊伍中的“普通一員”，他們和普通戰士一樣艱難行軍，他們和普通戰士一樣忍飢挨餓。唯一不同的是，他們還要考慮隊伍的去向，革命的前途。

“長征路上，我父親是中央警衛連戰士，所以和領導人接觸相對較多。”老紅軍、原北京軍區后勤部第七五八倉庫主任張峰雲的兒子張京生告訴記者。

“開始，他們每個人都騎著一匹馬。過了些日子，部隊沒糧食吃，毛主席讓把自己的大白馬殺了給戰士們吃。”張峰雲回憶，“那時候經常有戰士過來問，‘毛主席的大白馬呢’，知道原因后，每個人都覺得難過又感動。”

“除了紅軍，世界上去哪找這樣的隊伍，這樣的領袖？”生前每談及此，張峰雲都會激動。

除了“毛主席的那匹大白馬”，在張峰雲長征記憶中，印象深刻的還有王稼祥。

“父親生前曾多次跟我提起王稼祥：‘他臉瘦瘦的，戴著一副金絲眼鏡，斯斯文文的，對戰士們很親切。’”張京生說。

時任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帶著重傷參加長征的。但他從不和戰士提自己的傷勢，反而時常關心戰士們的身體。

“看到我們，王稼祥總是主動打招呼。晚上，他不顧身體不適，經常到我們的宿營地看望戰士們。有時在宿營地遇到王稼祥，他也會問上一句：‘晚上洗腳了嗎？’”多年后，張峰雲仍記得王稼祥每一句簡單而平常的問候。

王稼祥的平易近人不僅體現在言語上的關心。“過草地時，經常遇到風雨交加的天氣，王稼祥便打開擔架上那塊僅有的雨布，讓擔架員、警衛員和衛生員同他擠在一起，相互取暖。戰士們身上暖，心裡更暖。”

“我就是普通革命戰士，沒什麼特殊的，更沒什麼特權。”見証過紅軍高級將領作風的張峰雲，一生都在用這句話提醒自己。

在萬裡征途中，每位戰士都用自己的方式感受並傳承著這支隊伍的組織、紀律和作風，經歷著精神的磨煉和思想的升華。

而在張文清的記憶裡，讓他心靈最受震撼的，是“第一次見毛主席時，他身上那件破舊的軍裝”。

“我記得那是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剛在陝北甘泉縣與我們紅二十五軍會合不久，我在徐海東軍長的窯洞裡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他穿著一身破軍裝，是繳獲的國民黨軍裝，在烤火時不小心還燒壞了。”雖然之前對中央紅軍的艱苦處境有所耳聞，但張文清仍不敢相信，“毛主席居然穿得如此寒酸，幾乎和普通戰士無異”。

“父親當紅軍前學過裁縫，當時在紅二十五軍后勤部門工作，徐海東軍長便讓父親給毛主席做一身新軍裝。”張文清的小女兒張亞勤告訴記者，“沒想到，毛主席居然立刻拒絕了，他操著一口湘音說，‘男子漢干女同志的活兒蠻好，我們做革命工作就不能分高低貴賤，但給我做衣服就不必了。現在中央紅軍都在講艱苦奮斗，勤儉節約，我怎能搞特殊呢？’”

“作為中央紅軍的領導人，讓人做一身得體的軍裝，都成了‘搞特殊’，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啊？”張亞勤感慨。

“毛主席都不搞特殊，我們這些人又有什麼特殊呢？”張文清這句發自內心的話，至今震撼著人們。

“我能活下來就算幸運了，還要求什麼別的嗎？”

“在2015年去世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父親都是在河北休養的級別最高的軍隊干部。所以很多不了解我們的人會覺得我家不一樣，有點‘特權’，其實根本沒有。父親的生活和普通離休干部沒區別，就是普通的一日三餐，養花、種菜，鍛煉身體。”曾美的大女兒曾麗明告訴記者。

“父親從不追求名利，物質上的東西他都看得很淡。他總說：‘國家給了我地方住，讓我能吃得飽就行了，多余的東西咱不圖。’”

在曾麗明看來，這是一種歷經生死之后的超然。

“長征時犧牲了多少戰友啊，我能活下來就算幸運了，還要求什麼別的嗎？”曾美生前曾這樣感慨。

而讓曾美最難以釋懷的，是他犧牲在長征路上的兩個親兄弟。

“父親的兩個兄弟都犧牲了，連葬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他生前每次提到這件事，都會眼圈泛紅，聲音顫抖。”曾麗明的語調低沉了下來。

“父親有兄弟五人，其中三人參加了紅軍。父親說，他弟弟參軍時才十五六歲。”曾麗明回憶。

因為年紀小、身體弱，長征開始不久，曾美的弟弟就因生病掉隊了。“我們住下后，他知道我在紅軍總部工作，就找過來了。他又黑又瘦，發著高燒，背個米袋子，還有個軍號。一進門他就躺在地下了，我扶他到我們睡覺的稻草上面。他只是要喝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曾美生前清楚記得這些讓他痛心的細節。

拂曉時分，部隊要出發了。曾美的弟弟還是無法行走，萬般無奈的曾美隻能忍痛跟部隊出發。

“我當時告訴他，‘你慢慢走吧，之后跟過來。’”曾美回憶。

然而，他的弟弟再也沒有跟上隊伍。直到解放后，曾美四處打聽，才知道弟弟病死在了半路。而曾美的哥哥，參軍后就再也沒有見過面。“肯定也犧牲了，我們兄弟從小感情就很好……”

對紅軍戰士來說，遇險和犧牲，曾是他們每天要經歷和面對的常態。

“父親戎馬一生，不知經歷了多少次生死考驗，光在長征中就幾次和死神擦肩而過。但他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救過他命的兩位戰友。”老紅軍、河北省軍區原顧問張方明的兒媳秦保華說。

在四川的一次戰斗中，張方明所在部隊和敵人遭遇激戰小腿受傷，倒在地上無法動彈。

“敵人沖上來了，感覺那刺刀光芒都臨近了，可是偏偏怎麼也跑不動。我當時想，這次完了，要犧牲在這裡了。”張方明回憶，“危急時刻，一個前兩天剛負傷、頭上還纏著繃帶的戰友沖過來，背起我就跑，把我從死神手裡搶了回來。”

“后來父親被送到醫院救治，但剛剛換完藥，因前面戰斗失利，敵人又沖了過來。父親動也動不了，這時候進來幾個人，其中有個大個子，背起父親就跑。”秦保華告訴記者，張方明直到去世都不知道那兩位戰友的名字。“這也成了父親生前最大的遺憾。”

“我的命都是戰友給的，不然都不知道死過多少次了，還圖什麼？”秦保華對張方明的這段話記憶猶新。

歷經生死考驗的人，看待名利往往不同常人，那是一種境界，一種超越生死的人生感悟。

99歲的老紅軍、河北省物資儲備局原局長秦光安然地靠在椅子上，滿臉的笑容，慈祥的眼神，讓人感到溫暖。這樣的秦光，看上去和任何一位普通的和藹老人沒有區別。外人很難想象，他是一位經歷過長征、殺敵無數、幾次死裡逃生、至今身體內還殘留著許多彈片的戰斗英雄。

“九死一生都不足以形容父親的經歷。”秦光的女兒秦愛華告訴記者。

長征期間，作為部隊旗手的秦光就多次經歷惡戰。但他經歷過的最危險的時刻，不是在長征途中，而是在后來的抗日戰場上。

那是后來被評價為抗戰期間魯西最慘烈戰役之一的“蘇村阻擊戰”。在那次反掃蕩戰役中，八路軍魯西軍區特務第三營第九、第十連共131名指戰員犧牲123人，僅8人生還。

秦光就是幸存者之一。

“敵人攻勢凶猛，但是我們寸步不讓，戰斗從上午打到下午，從陣地戰打成了巷戰，我們特務營也僅剩下了20多人在蘇村西南角頑強抵抗。敵人向我們施放毒氣，我們用濕手巾蘸上肥皂水和大蒜汁，捂在鼻子和嘴上，堅持戰斗。后來，敵人扔進一顆毒氣彈，我們暈了過去。”秦光回憶。

醒來后，秦光發現自己和戰友們被反綁雙手集中在一起。侵略者不顧國際公法，將這20多個中毒受傷的八路軍戰士分批壓到蘇村東南麥地進行屠殺。

“我和另外6個同志被分到最后一批，我被押在最后面。我見敵人用刺刀捅我的戰友，倒在地上的戰友還被敵人補刀。敵人用帽子擦刺刀上的血。”慘烈的場面讓人不寒而栗。

“當時我想，不能像綿羊似的死在敵人屠刀下，就算死也得浪費敵人幾顆子彈。想到這，我大喊：‘同志們快跑！’大家立即分散跑開，敵人慌忙中向我們開槍。”秦光仿佛回到了當年。

剛跑了幾十米，敵人的一顆子彈穿透了秦光的左肩。他踉蹌著繼續跑，又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右背，秦光一頭栽倒在地。秦光仍不甘心，掙扎著猛一翻身，他看到敵人明晃晃的刺刀正對著他的頭。秦光對著敵人破口大罵。“啪”的一聲槍響，子彈從秦光的右脖頸進入，左背打出，他當即昏死過去。

萬幸的是，敵人離開后，秦光奇跡般蘇醒，還被老鄉救了下來。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長期擔任領導職務。但他從來沒有以權謀私，生活上也沒有提過任何要求，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飯。現在他年紀這麼大了，每天固定的‘營養品’也只是兩個煮雞蛋。”秦愛華說。

對這些歷經無數生死考驗的紅軍戰士來說，一切名利，不過是眼前的浮雲。

“黨安排我做什麼工作，我都服從”

此次記者採訪涉及到的大多數老紅軍戰士，都曾有過被降級使用的經歷。

建國后，曾美本來擔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河北省軍區組建時，領導說，那裡力量比較薄弱，你去當政委，干幾年，把班子建起來。

按正常人的理解，這一職務調整是降級了。可曾美二話不說，打起行李就出發了。

抗日戰爭開始后，張峰雲被派往靈壽縣陳庄鎮當營長，組織敵后抗日游擊隊。1937年冬，晉察冀軍區供給部接收了阜平縣被服生產合作社，想從部隊中選調懂技術的老紅軍充實到工廠（此后改稱被服廠），領導想到了張峰雲。

在作戰部隊打了一輩子仗，誰願意去被服廠工作呢？可張峰雲接到通知就去赴任了，還把被服廠辦得紅紅火火。

1957年8月，張峰雲調任后勤部石家庄倉庫管理處副處長，主持日常工作，管轄河北、山西的八個倉庫。但沒有多久，倉庫分歸各部門管理，石家庄倉庫管理處就被撤銷了。上級決定將張峰雲留任石家庄七五八倉庫當主任，張峰雲又是欣然受命。

“這已經是父親第三次被降職使用了，他就是這樣，從不講條件，哪裡需要組建新單位，開辟新局面，領導就派他到哪裡去。”張京生說。

秦光也曾被多次降級使用。在東北民主聯軍，他被總后勤部派到綏芬河新建油庫當主任。到了以后，當地口岸辦主任說，我們找了一個會俄語的同志當主任，你當副主任行嗎？行！秦光的回答干脆利落。

“按今人的眼光，像父親這樣的老紅軍，對他們降級使用是無法理解的。可父親卻不這麼看，在他心裡，一切服從組織安排、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這項紀律，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秦愛華說。

“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資歷老、經驗多，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但其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后來在一些崗位上可能不如年輕人，根據實際情況降級使用沒什麼，這樣才對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更好嘛。”秦光說起這段話來很平淡。

一些老紅軍，后來在平凡崗位上工作，默默無聞、甘於平淡。

今年105歲高齡的華北制藥廠離休干部陳發雲是我省目前已知唯一健在的女紅軍。

“母親是四川通江人，1933年參加紅軍，跟隨紅四方面軍完成了長征。她轉業較早，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在幾個企業工作過，后來調到華北制藥廠。”陳發雲的女兒尹春光告訴記者，“母親對往事幾乎隻字不提，她參加長征的經歷，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都知之甚少。”

陳發雲的愛人、1995年去世的尹金生也是一位老紅軍。

“我父親也是四川人，隨紅四方面軍參加的長征，到達延安后任中央干部大隊總務科長。西柏坡時期，他曾擔任中央行政處（辦公廳）業務處處長，主要負責中央領導的行政生活及安全保衛工作。上世紀50年代華藥籌建時，他從石家庄市總工會主席的職位上調任華藥副廠長。”尹春光介紹。

“在外人看來，華藥副廠長已經算高級領導干部了。但實際上，按他的資歷，本來可以有更好的去處，是他說自己文化程度低，主動要求降級使用，這才去了華藥。”尹春光說。

從1952年工資待遇定級，到1982年從華藥離休，尹金生有過5次工資調級的機會，但他都拒絕了，而且是老兩口都不調級。“把機會留給普通工人吧。我們一個人不漲工資，可以給七八個普通工人漲。”

更難能可貴的是，長期在華藥擔任領導職務的尹金生，從沒想過給自己同為“長征干部”的愛人特殊待遇——直到離休，陳發雲始終是華藥行政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黨有黨的紀律，國家有國家的考慮。我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黨安排我做什麼工作，我都服從。”因為身體原因，陳發雲已經無法接受採訪，但她之前和兒女們講的這番話，卻言猶在耳。

什麼是平凡而偉大？陳發雲和眾多老紅軍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給出了最好的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