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票”緣何引得人人爭著要

在可歌可泣的長征歲月裡，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工作者也進行了英勇的斗爭。他們與戰士們一樣流血流汗，忍受著種種傷病和磨難，甚至犧牲了個人生命。同時，牢記金融業務的使命，排除萬難開展工作，為長征勝利作出了特殊貢獻。

肩挑馬馱“壇壇罐罐”

銀行“大搬家”不輕鬆

1934年10月初，成立兩年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接到突圍的命令：十天內，整裝待發，把整個國家銀行帶走，隨中央紅軍主力行動，不得有誤。此時，國家銀行工作人員身上的擔子很重——這不是幾塊金條幾塊銀元的事情，而是關乎整個蘇維埃共和國的命運問題。

財政部和國家銀行被編成第十五大隊，隨中央縱隊行動。國家銀行干部職工的任務是把所有的金銀珠寶、紅軍票、印鈔機、鑄幣機、制幣原料等打包帶走，絕不留給國民黨一台機器、一張紙幣、一個毫子。被通知參加突圍轉移的人員有毛澤民、錢希均、曹菊如、莫均濤、任遠志、曹根全、黃亞光、呂漢勛、劉建堂、章水柏、張達遠、郭金水、楊來生和挑夫啞牯共14人。印好的鈔票和印刷鈔票、鑄銀元的機器一起，打點成120副擔子，配備近200名運輸員。

這是一個肩負特別重任的長征大隊。他們即將肩挑、馬馱著整個國家銀行在突圍中前行，承載著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金融命脈。為確保一路安全，中央軍委特給他們配備了由116名黨員官兵組成的警衛連。

按照突圍前的規定，每人除了自己的日常用品和換洗衣服外，還要攜帶15斤重的銀行資產。運輸員的擔子平均70斤左右，整個大隊隻有一匹黃棕色的腳騎，另外還有十幾匹運輸物資的騾馬。十五大隊隊長是袁福清，毛澤民任政治委員，曹菊如任黨支部書記。

十五大隊跟在中央縱隊后面，用不著直接跟敵人拼殺。雖然表面看來他們搬運壇壇罐罐，似乎很輕鬆，其實不然。某種意義上，他們肩挑著整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所有家當。尤其是每台三四百斤重的印鈔機、鑄幣機，用手臂粗細的竹竿六個人抬一部，也會把人累得夠嗆。這樣的情形，嚴重影響了行軍速度。

聶榮臻回憶：“開始出發時，紅星縱隊（即中央縱隊）真像大搬家的樣子，把印刷票子和宣傳品的機器以及印好的宣傳品、紙張和兵工機器等壇壇罐罐都帶上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很龐大很累贅的隊伍，以后進入五嶺山區小道，擁擠不堪，就更走不動了。有時每天才走十幾裡或二三十裡。”

后來，毛澤東找到張聞天、王稼祥等提出，打破壇壇罐罐，把束縛手腳的東西統統扔掉。這個主張得到許多領導人的贊同。於是，輕重機器被全部埋掉了﹔把抬機器的戰士分派給戰斗隊。整個十五大隊如釋重負，行軍的速度明顯加快。進入遵義之前，袁福清調離，曹根全繼任大隊長。同時，警衛部隊也調離了，十五大隊編制縮小。

清查軍閥劣紳不義之財

籌備在遵義發蘇區貨幣

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未廢槍彈，智取遵義城。1月8日，紅軍總政治部下發進遵義城沿途呼喊的口號及進城八項注意。1月9日下午，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由南門進入遵義城。

紅軍進入遵義之后，部隊獲得短暫的休整。同時，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支部書記曹菊如向黨中央請示並建議：立即發動遵義各族貧苦群眾，清查沒收地主、官僚、反動軍閥盤剝來的資財，用以救濟貧苦百姓並增加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資金儲備。中央和各軍團成立沒收征發委員會，林伯渠任中央沒收委員會主任，毛澤民任副主任。

當時，遵義是貴州較為富庶的地區，也是軍閥、官僚、大地主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兼並大量的土地，壟斷許多工商業，對百姓進行殘酷剝削和壓迫。根據這一情況，蘇維埃國家銀行首先決定對反動軍閥王家烈、柏輝章家的米行、鹽行、布庄等，進行查抄和沒收。資料記載，僅王家烈一家，就沒收了其經營之鹽行價值幾十萬元、向上海南洋煙草公司所定購之香煙值5萬元等。

除了對大軍閥的資財進行拍賣外，蘇維埃國家銀行還積極組織群眾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田產財物進行清查沒收，將不義之財大部分發給貧苦群眾，少部分留作銀行資金。同時，蘇維埃國家銀行和遵義縣革命委員會財政委員會，還組織、發動開明紳士、工商業者向紅軍募捐軍餉、資金。其中，地主兼自由職業者佘伯容一次就向紅軍捐大洋一百元。

由於特定的戰爭環境，決定了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貨幣發行准備，大部分來自於沒收官僚、軍閥、資本家及土豪劣紳的不義之財。同時，通過募捐，蘇維埃國家銀行也籌集了一部分資金。這些資金和物資，在特殊時期為貨幣的發行、流通和回籠等工作的開展，作了充分的物質准備。

布匹銀元食鹽增加信譽

撤離前夜鬧市收兌紙幣

遵義是紅軍長征途中經過的一個較大城市。為了補給后勤，隨紅軍長征的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遵義臨時發行紙幣，規定紙幣與銀元等值，用於購置各種物品。長征出發時，曾規定禁止使用這些攜帶的蘇區紙幣。然而，紅軍進駐遵義后，情況發生改變，因而決定發行一定數量的紙幣。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進駐遵義后，辦公地址設在老城楊柳街。1935年1月12日，蘇維埃國家銀行開業，以布匹、銀元及遵義緊缺的大量食鹽作為發行貨幣的保証。同時，成立臨時物資供應處和貨幣兌換處。這種正式的發行貨幣俗稱“紅軍票”，面值有壹元銀幣券（1934年版）、伍角銀元輔幣券（1933年版）、貳角銀幣券（1934年版）、壹角銀幣券（1932年版）、伍分銀幣券（1932年版）。以上五種銀幣券均有毛澤民親筆簽名，用於防偽。

1月18日，蘇維埃國家銀行接到轉移的命令后，開始收回發行的“紅軍票”。蘇維埃國家銀行貼出布告，通知社會各界人士持紙幣到指定地點兌換銀元。部隊撤離的前一天，國家銀行工作人員在鬧市區丁字口、萬壽橋、獅子橋等處，擺上銀元及布匹、棉紗、糧食、食鹽等貨物，通宵達旦讓群眾兌換或選購。交易中規定，以白區通用紙幣2元或銀幣1.2元收兌蘇區紙幣1元，並以大量食鹽平價供應，換取蘇區紙幣。

曹菊如回憶：“要離開遵義的頭一天晚上，銀行工作人員用現洋兌紙幣，兌到將近天亮才結束。雖然大家熬了一個通宵沒有休息，還是心情振奮地離開遵義，趕上隊伍繼續向前進發。”用現洋兌回紙幣或用商品把留在群眾手中的“紅軍票”突擊收回，減少了遵義群眾的損失，怎能不令人覺得欣慰？

1月下旬，大隊到達赤水河邊。在土城戰斗中，為防止蘇區貨幣散落被敵利用，奉命燒毀了大部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鈔券，還埋掉了一部分銀毫。2月下旬，紅軍再度進入遵義城。這次，遵義群眾不僅不躲避，還主動前來慰勞。蘇維埃國家銀行利用原有的信譽開展營業，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回收此前留下的“紅軍票”。不過，部隊在遵義隻呆了兩天便掉頭北上，擺脫敵人重兵“圍剿”，三次渡過赤水河，進入四川邊緣地帶。

堅決杜絕亂用現象

避免損害群眾利益

蘇維埃國家銀行進駐遵義僅有十余天，此前當地群眾對“紅軍票”也沒有一點認知，隻熟悉大洋、銀元。很多人不禁要問，為何這麼短的時間，遵義老百姓就能接受“紅軍票”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黨和紅軍注重提高、維護蘇區貨幣的信譽。

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的紙幣，以布匹、銀元及食鹽為保証，同時成立臨時物資供應處和貨幣兌換處，取信於民。當時，遵義的食鹽緊缺，且均被官僚、軍閥、地主和奸商壟斷，價格很貴。這一生活必需品成為貴重的稀有商品，讓很多貧苦百姓吃不起鹽，患粗脖子病的現象特別普遍。

蘇維埃國家銀行採取一系列措施，如高價購買生活用品，卻又低價將食用鹽賣給老百姓，且專收蘇區貨幣。同時，把打土豪得來的物資，指定用蘇幣低價賣給窮人，並允許用蘇幣到蘇維埃銀行換取銀元。資料記載：“每紅軍鈔洋1元可買鹽7斤，可買白金龍香煙4罐，價值遠賤於平昔。”1斤鹽在當地市場的價格為1塊銀元，而1元蘇幣可以買鹽7斤，這使得“紅軍票”順利流通且信用很高，甚至人人爭著要。

為維護“紅軍票”的信用，黨和紅軍還堅決杜絕亂用現象，要求“不在沒有兌換處的地方使用蘇幣”，避免損害群眾利益。1935年2月10日出版的《紅星報》發表《不要亂用蘇維埃國幣》 明確強調：“最近在我們的部隊中，有些同志表現著不重視蘇維埃國幣，亂用蘇維埃國幣的現象，甚至有請運輸員、請向導也用紙幣的。這不僅是浪費，而且是脫離群眾的現象。我們國幣應該是有信用的，更是十足兌現的，但我們不一定每到一處都設有兌換處。假使不設兌換處的地方，也用紙幣，必使群眾受到損失，而發生對我們不滿，結果是幫助了敵人。因此，為了爭取群眾，維護蘇維埃國幣的信用，必須反對浪費，節約蘇維埃國幣來買必需的東西。”

總之，雖然蘇維埃國家銀行進駐遵義后的貨幣發行、流通時間較為短暫，但在中共領導的金融事業中具有重要的歷史作用和意義。國家銀行工作人員和其他相關人員克服重重困難，勝利完成任務，樹立了一面金融戰線上的光輝旗幟，也為今人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為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