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精神的洗禮

　　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舊址。記者 王 晉攝

　　位於寧夏固原市原州區開城鎮的青石嘴戰斗紀念碑。記者 拓兆兵攝

　　湖南通道縣，通道轉兵會議舊址。記者 崔國強攝

　　今年9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英雄史詩 不朽豐碑”主題展覽時強調，“銘記紅軍豐功偉績，弘揚偉大長征精神”。我們一定會永遠牢記。紅軍長征鑄就的偉大長征精神，集中展示了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撓的英雄氣概、敢於勝利的革命風范，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生動體現，是始終激勵黨和人民奮勇前行的強大精神力量。

　　我走這條路已有10多次，其中3次是全程。這3次都是從北京出發的。

　　第一次，是在我42歲那年，1984年9月26日凌晨，我獨自一人背起背包，離開北京虎坊橋館前街6號向瑞金出發，跨過於都河，踏著紅軍足跡，同紅一方面軍一樣，走了1年零3天，走到了吳起鎮。

　　第二次，是在我59歲那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我和同事鐘勁從北京紅樓出發，歷時兩個多月，寫下了“革命聖地行”19篇，其中13篇都是在長征路上寫的。

　　第三次，是在我67歲領到退休証的第4天。我在熱愛紅軍的志願者祝賀幫助下，從北京廣安門乘車到福建，從二萬五千裡最遠的福建長汀縣中復村出發，歷時3個月，到達吳起鎮。

　　許多人問我，你為什麼那麼熱愛長征路？我覺得這同我的經歷和受到的感動有關。說來也巧，前幾天的《北京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了解長征，才知道好日子從哪來》的文章，一下子點中了我幾十年想說而說不清的話。

　　緣 起

　　1961年9月我參軍成為鐵道兵一員后，一直在江西、貴州、雲南、四川等地修向塘、成昆鐵路。這些線路正是當年3個方面軍長征經過的地方。我見到許多當年留下來的紅軍傷員，聽到許多長征故事，也到過許多烈士墓進行祭奠，心情激動，很想寫下來。

　　1966年11月，我調入中央軍委直屬鐵道兵報，參與報道北京乃至中國第一條地鐵的設計和修建。這期間，我也見到了許多老紅軍，他們談起30多年前的長征情況，令我印象很深。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在北京召開。與此同時，我所在的《中國財貿報》全國記者會也在北京舉行。會上，時任國務院財貿領導小組負責人王磊宣布：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決定，要在《中國財貿報》基礎上創辦《經濟日報》，以適應黨的中心工作的轉移，要求我們用3個月時間籌備，1983年1月1日出報。在這個會上，我提出徒步採訪長征路的想法。

　　后來，中央任命安崗同志為《經濟日報》總編輯。我向他寫了書面報告，很快得到批准，明確了我的3項任務：用新聞形式再現當年紅軍偉大的長征，從而填補歷史上沒有報紙對紅軍長征作系統的真實報道的空白﹔反擊當年反動派在報紙上對紅軍長征的污蔑和歪曲﹔給今天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新長征以啟示。安崗同志還提出，紅一方面軍從江西出發到陝北的長征路線與紅二方面軍長征路線基本重疊，與紅四方面軍長征經過的四川、甘肅、寧夏、陝西四省區，更是重疊。所以要我主要走紅一方面軍路線，報道3個方面軍的情況。

　　具體要求是：紅一方面軍長征是1934年10月16日跨過於都河，至1935年10月19日走到吳起鎮。為紀念長征勝利50周年，要我在50年后的當天，即1984年10月16日開始徒步走原路，並要有向導簽字，每天寫篇見報稿，直至第二年即1985年10月19日，50年前紅軍長征到達吳起鎮的那天止。安崗同志特別囑咐我：“希望你輕傷不下火線，重傷繼續堅持，直到真不行了再換人。”

　　歷 程

　　1984年10月16日傍晚，我與於都縣向導邱勛志、謝登泉等一起跨過於都河走上了長征路。第一天走下來，我腳上就已經磨起血泡，第二天更重，走完第三天，下了祁錄山在井前村寫完稿才發現，腳上的血泡磨破后竟和襪子粘連了，襪子脫不下來。沒法子，隻好把襪子剪了，但粘在肉上的碎襪片還留在腳上。天亮前，祁錄山鄉鄉長肖錫美找來醫生給我消毒傷口，在我的腳上分別包上3隻大口罩，減少摩擦。

　　走到第65天是12月19日，我在侗族向導胡炳益、吳庭玉和縣委辦主任歐陽昌美陪同下攀登貴州黎平的高洋雪山，當天大家都受了傷。我左腿跌傷，又腫又紅不能動彈（后來診斷是小腓骨骨折），被跌破的照相機碎片刺進鎖骨的傷口一直在流血。幾位侗族老人為我擦了藥酒，又給我吃了幾顆他們自制的止痛藥丸。我點著蠟燭堅持寫完稿子。

　　第二天一早，寨子裡派來兩位身強力壯的侗族向導石光智和周修琦。他們專門為我制作了鑲上冰刀的一雙拐棍，因為我的左腿疼得不能著地，完全靠他們扶著向前移動。黎平縣的同志把我交給劍河縣的向導顧先球等人后，扶著我走。縣裡還派來了醫生陪我邊走邊治療。一站交一站，我這樣走了73天后，終於能靠拐棍單獨行走了。這期間沒有住過一次醫院。這次經歷讓我對“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有了更深的體會。

　　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不畏艱險、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在鼓舞著我們開拓前進。

　　1985年5月29日，老紅軍楊成武和安崗等領導同志到瀘定橋看望我時，要求我測量紅軍爬過的雪山海拔高度並公布。紅軍翻過的雪山有20多座，在近百位藏族、羌族、漢族同志的幫助下，我丈量了紅軍翻越的雪山埡口的海拔高度。海拔4000米以上的有5座，依次是夾金山、夢筆山、長板山、倉德山、打鼓山。其中最高的是長板山，主峰海拔4800多米，紅軍爬的埡口是4445米。

　　紅軍過的草地地處川西北。下了倉德雪山，就進入草地了。

　　有報道說，現在草地沙漠化了，他們見到的是真的。不過這只是在草地邊緣，離草地腹心地帶還有兩百多裡。整個雪山草地82000多平方公裡，比浙江省小一些。草地24000多平方公裡，沼澤地又佔了二分之一。其中的腹心地帶日干喬、多瑪大沼澤自紅軍穿越后，我是第一個由9位向導、報務員、醫生等幫助下穿越的。

　　進入草地才知它確實危險。首先是變幻莫測的氣候。一般早晨是5攝氏度左右，中午20攝氏度，如果出太陽就升到30多攝氏度，如果沒有太陽，下了雨雪，很快降到0攝氏度。其次是沼澤地沒辦法走，全靠跳。這些沼澤原來也是一片草地，不知從何時開始，因千年流水的沖刷，草甸變成沼澤，僅留下了草根密集的泥墩。泥墩上長滿齊膝深的青草，墩與墩之間距離不一，全憑自己估計：跳得過去就跳，跳不過去或跳不准就落入泥潭中。

　　1985年8月10日，我們一行在阿壩州委宣傳部丹泊和紅原縣委常委、宣傳部長阿塔爾帶領下，帶著電台、發報機、發電機、支天線的鋼架、柴油、帳篷、米面油、鹽、干牛糞等用品走進了草地。8月17日，我們10人全都陷進日干喬沼澤地的泥潭。我們隻好解開馱在牦牛、馬匹背上的物品袋上的缰繩，分著把物品扛在肩上或頂在頭上。小心翼翼不敢多動，動得不好，下沉就會更快。因為牦牛腿短，沒陷多深，就被泥水嗆了鼻孔，突然發起性子，亂掙亂蹦起來。丹泊、阿布索都是一米八左右的個頭，眼疾手快，把頭頂的東西交給其他人后，趁勢把一頭正在發怒的牦牛從泥漿裡往潭邊推﹔這時又過來幾個人，一起幫著往上抬，牦牛乘勢大發牛勁，死命往潭外爬，盡管連連從泥坎上滑下來，弄得土塊往下掉，但最后還是爬了上去。丹泊抓著牛尾巴，也被順勢扯了上去。阿塔爾從泥潭裡找到一團粗繩子，甩給了丹泊。丹泊把繩子捆在牛后腰上，吆喝它往前拉﹔繩子的另一頭綁著各種物品，由人托著，陸續被拉了上去﹔然后各人拉著繩子，也陸續脫了險。

　　然而，離真正脫險還遠著呢。在擺脫了泥潭的“滅頂”之險后，面臨的飢餓同樣威脅著大家的生命。所有的鹽巴、面條、作柴火用的干牛糞都泡濕了。我們劈了床板和幾截木頭，用僅剩的幾根臘肉骨頭熬泡過水的面塊吃。木板燒光了，剩下的羊肉就隻好生吃。我們還到麥曲河裡戳魚，切塊生吞。直到8月22日，班佑寨的巴爾登等兩名藏族婦女送來兩大筐干牛糞和一小包鹽巴，還有一些酥油、糌巴等，我們才算解了困。當我們喝上燒開的有鹽味的茶湯時，本來已被飢餓和缺鹽折磨得連講話的力氣都快沒有了的向導秋托，突然喊了起來：“啊！終於回到了人間！”

　　這一次經歷讓我對紅軍過草地所經歷的艱難困苦，又有了新的體驗，那就是紅軍遇到的惡劣環境和困難超乎想象。

　　據史料記載：在過草地時，飢餓的紅軍吞嚼著火燒水煮后的皮帶、槍帶、馬鞍等，甚至在人糞、馬糞中尋找沒有消化的青稞粒。據統計，整個紅軍約有一萬人沒有從草地裡走出來。

　　我進一步明白，我們的黨和軍隊在經歷過這些艱難困苦后，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感 動

　　今年8月底，中央網信辦組織了56家媒體走長征路，我到於都為他們送行並接受採訪。大家提得最多的問題是：這一年多的徒步採訪，你的最大收獲是什麼？我說，對我是一次精神的洗禮，也使我感受到了肩上沉沉的責任。我要用事實告訴人們什麼叫共產黨，什麼叫紅軍！共產黨、紅軍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窮苦百姓的人。

　　1984年11月7日中午，我走到湖南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一進村，我就注意到一位裹著小腳的老人不遠不近地跟著我、看著我。我看出她想跟我說什麼，但因為採訪的地點分散，直到下午3點多我要離開前，才有空去找到她。

　　這位老人名叫徐解秀，50年前的一個夜晚，3位紅軍女戰士和她一起睡在廂房裡，4個人蓋著她床上的一塊爛棉絮和一條女紅軍自帶的被子。第二天（1934年11月7日）下午3點多，紅軍要開拔了，3位戰士把她們僅有的一條被子剪下半條給她。她不忍心，也不敢要。3位戰士對她說：紅軍同其他當兵的不一樣，是共產黨領導的，是人民的軍隊，打敵人就是為老百姓過上好生活。

　　在她們互相推讓的時候，部隊已開始翻山。徐解秀和丈夫朱蘭芳送她們走過泥濘的田埂，到山邊時，天快黑了。她不放心，想再送一程，因為是小腳，走路困難，丈夫就和她講好，送紅軍翻山追上大部隊后就回來。誰知丈夫當天沒有回來，跟3位女紅軍一樣，從此沒了音訊。年年這幾天，她都要在與丈夫和紅軍分別的山腳下等好久。她問我：“你能見到紅軍嗎？”我答：“能見到。”她說：“那就幫我問問，她們說話要算數呀，說好了，打敗了敵人要來看我的呀！”她說到這裡，流下了淚水。我和在場的人都沉默著，眼角也都濕了。

　　徐阿婆一邊擦淚，一邊自語著：“那3個紅軍姑娘不來看我，他（指丈夫）為什麼也不回家呢？那時我才34歲。說好的，送紅軍翻過山就回來，還要我燒好洗腳水等他啊。50年了，我不知燒了多少盆洗腳水，涼了又燒，燒了又涼，就是等不到人啊！是不在人世了？好心人該給我送個信，我好為他上炷香呀！”

　　停了一會，老人說：“3個姑娘長得很漂亮，有一個還不到20歲，心也好。你們說，一條被子能剪下半條給窮人，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人！她們上山時，還在一步三回頭地對我說，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勝利了，我們會給你送一條被子來，說不定還送來墊的呢。現在我已有蓋的了，隻盼她們能來看看我就好。”

　　我踏著當年3位女紅軍的足跡翻山走到裡田鄉，點了幾根蠟燭，帶著起伏不平的心情，寫下了題為“3位紅軍姑娘在哪裡”的稿件。稿子見報后，我把報紙寄給了徐解秀的孫子朱和榮，也回了信。5年后，當我背著鄧穎超大姐等多位紅軍送給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趕到沙洲村時，老人3天前剛剛去世了。朱和榮告訴我：“奶奶臨走前斷斷續續地說，那3位姑娘和你爺爺會回來看我的。我現在太想3位姑娘了，是她們讓我知道了共產黨和紅軍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啊！奶奶最后還說，‘爺爺回家時你要告訴他，幾十年了，我每天都在等他啊！我實在等不動了，我先走了，叫你爺爺不要怪我啊’。”

　　（羅開富 《經濟日報》原常務副總編輯。本文摘編自作者2016年10月9日參加北京市委宣傳部有關座談會上的發言）